譚深? 羅琳? 沈紅
2009年5月～8月，一系列關于汶川“5·12”地震一周年的紀念會和研討會陸續召開。會議不約而同提到民間組織和志愿者從災區快速退潮的現象。本文作者曾經在2008年8月和2009年3月到四川災區做過短期考察，接觸過一些在災區工作的組織和個人。回來后我們將所觀察到的組織和項目，歸納為幾種不同的模式；現在半年過去了，這幾種模式有的實際已經解體，有的仍然在探索自己的道路。我們想，考察這些組織的具體運營過程，可能有助于理解民間公益組織和志愿者在災區進退的原因。
遵道模式：“圣地”如何悄然退場
1.“遵道模式”——遵道志愿者協調辦公室
要講“遵道模式”得從“貴州志愿者”說起。“貴州志愿者”是由貴州的一些非政府組織（NGO）組成的救災團隊，也是比較早到達災區的志愿者團隊。在2008年初雪災中，這個團隊發起的聯合救災行動就得到多方關注。2008年汶川地震后兩天，這個團隊便來到成都，與陜西、北京、深圳等地的多家NGO 聯合建立了“聚愛義工聯合救災小組”。后來在友成基金會的幫助和協調下，進入綿竹市遵道鎮，以“友成志愿者”的身份進行救災活動。
友成基金會的全名為“友成企業家扶貧基金會”，成立于2007年5月12日，是由中國大陸、香港和臺灣的企業家發起的非公募基金會。“5·12”地震當天，友成基金會正在召開成立周年慶祝會，得到地震消息，立即投入救災工作，主要地點選在綿竹市。由于在雪災中曾與貴州的NGO團隊有過合作，此時便將“聚愛義工小組”收入旗下。友成基金會的介入，對這個多家NGO聯合團隊的意義，不僅在于提供了救災物資和資金，而且由于企業家基金會的身份，消解了地方對于外來機構的疑慮，使得救災團隊得到接納。不過，盡管這個團隊統稱“友成志愿者”，但它畢竟是由一個一個NGO組成的，如貴州高地研究所、陜西婦女研究會、北京農家女等都是國內著名的NGO，他們的理念和行為方式，與個人志愿者還是有所區別。
5月18日，與“友成志愿者”同時進入遵道鎮的，還有剛經歷過“捐款門”事件的萬科集團。經與當地政府協商，萬科決定把遵道作為其援助賑災和災后重建的第一個鎮，并開始大規模介入綿竹市遵道鎮的緊急救援安置工作。在此過程中，萬科邀請了“深圳登協”（全名“深圳市登山戶外運動協會”）組成民間搜尋隊，最初是幫助尋找尚未取得聯系的員工家屬，搜尋任務結束后，深圳登協的志愿者也留在遵道開展救助工作，后成為遵道模式的一支重要力量。
遵道鎮屬重災區，但因距離成都較近，地震之后路況尚好，因此一時間大量的救災組織和志愿者如潮涌入。按照體制安排，志愿者的組織工作歸口共青團系統，但后者以往只是管理上級組織調配下來的青年志愿者。面對如此之多自發而來的外來組織和個人，年僅22歲的鎮團委書記顯得束手無策。地方政府對外來民間組織和志愿者事實上也持矛盾的態度：一方面歡迎這些組織和志愿者在人力上給予當地的巨大支援，一方面又希望能夠對這些力量實行整合及調度。而此時，諸如友成、萬科以及深圳登協這些早期進入的救災組織和志愿者，彼此間已建立了良好的合作關系，他們對自身的定位也很清楚，那就是配合政府工作，“只幫忙而不添亂，查缺補漏”。應當說政府與志愿者組織雙方的目標是高度重合的。于是經多方協商，2008年5月下旬，一個名為“遵道志愿者協調辦公室”的新的組織形式產生了。
辦公室歸口于鎮團委，其主要發起者和成員是：友成志愿者——可稱為NGO志愿者，萬科志愿者——可稱為“企業社會責任志愿者”，深圳登山協會——在救援方面特別有經驗的專業志愿者，四海同心志愿者——提供醫療衛生服務的專業志愿者。這幾家志愿者組織在辦公室的指導調配下行動，同時還接受資助方和本組織的管理。后來，陸續有國內國際一些NGO和專業組織進入遵道，此外還有經注冊的來自團中央的青年志愿者，以及小型志愿者團隊、個人志愿者等，政府便將來往志愿者的登記和管理工作也交給了辦公室。由此，來路眾多的志愿者組織和個人基本與辦公室建立了聯系，有人稱之為“雜牌軍編入正規軍”。
遵道志愿者協調辦公室的成立在當時確實是一個創舉。在組織形式上，它是在NGO和志愿者聯合體的基礎上發展出的政府、企業和志愿者組織的結合體，辦公室隸屬于政府系列，同時具有相對獨立性；在功能上，它將自發的救災行動納入本地政府的框架，NGO和志愿者的活動通過辦公室成為救災整體的一部分；在管理上，它成為團委一個有效率的助手，也為后來的組織和志愿者搭建了合法化的平臺。于是，一時間，遵道鎮成為NGO組織眼中的“圣地”。6月21日，在有眾多國際國內的NGO組織和學術機構參加的成都重建論壇上，遵道鎮志愿者協調辦公室被作為樣本提及，并且提出了“遵道模式”的說法。此后多家媒體報道，各方都希望推廣遵道模式，探索一條NGO和志愿者參與災區工作的路子。
然而，遵道模式似乎難以復制。本文認為其中重要的原因是其他地方沒有萬科和友成基金會這樣的條件，它們的支持能夠幫助NGO和志愿者取得政府的信任。特別是萬科，由于在重建中的巨大投入和能夠常駐遵道，它在遵道的地位是相當特殊的。2009年3月我們到遵道鎮時，見到公路上滿是 “感恩萬科 情系災區”、“幸福家園 有我萬科”的標語。假如沒有萬科的支持和參與，很難想象這個辦公室能夠順利建立和運行。可以說，在這個辦公室的權力架構中，政府是主導，企業是助力，志愿者組織是實際事務的承擔者。
最早進入遵道的這幾家NGO組織，都是有著豐富的救援經驗、廣泛的社會資源和強有力組織者的專業性組織。他們從投入救災行動始，就致力于提供專業性的服務。比如在救災物資的分發上，他們把目光集中在分散于各居住點的困難人群，而這些人是他們通過一村一戶的調查識別出來的；在組織管理上，他們特別注意了各組織之間的協調和配合，辦公室負責人由這些組織的成員輪流擔任；一系列的管理制度和例會制度也迅速建立起來。同時，辦公室各個項目的進展和其他信息，除了對內部通報外，也隨時在網上向社會公開，提高了組織的公信力，也留下大量的原始資料。而辦公室各組織的成員在他們各自的工作中傾力投入，給當地人留下深刻和良好的印象。我們在訪談當地志愿者李加英時，她就說，早期志愿者辦公室的人是用“心”在工作。
2.“改制”——遵道社會資源協調辦公室
這里需要重提友成基金會。遵道模式得到政府和社會的肯定后，友成基金會提出在此基礎上建立更高級別的社會資源協調平臺的構想。2008年7月，在友成的推動下，建立了“綿竹市社會資源協調機制”，即在市政府一級建立社會資源協調領導小組，具體工作由領導小組下設的辦公室承擔，整個機制吸納了與救災相關的各政府部門作為單位成員，友成基金會、麥肯錫等也加入其中，作為支持組織。
此后，在遵道鎮建立相應機構的設想開始出現，并在當地政府、友成基金會、萬科公司等之間運作，2008年9月，由鎮政府發文，成立遵道鎮社會資源協調小組，由鎮委書記擔任組長，一位鎮委副書記和萬科有關負責人擔任副組長。下設社會資源協調辦公室，由萬科擔任總協調人。
“志愿者”協調辦公室向“社會資源”協調辦公室的轉換，被當地志愿者李加英形象地稱為“改制”。其間能夠看得到的變化有：強化了政府的主導地位和目標，強化了萬科的領導地位和責任；辦公室的主要功能發生了轉化，從側重于NGO、志愿者的平臺，變為側重于政府的代理機構。出于繼續服務遵道的意愿，原志愿者協調辦公室的幾方NGO認可了這一決議，并積極配合工作的轉移，實現了平穩過渡。而后資源協調辦公室盡力配合政府的要求，繼續開展設定的項目。
然而新組建的辦公室各方在理念、目標和行動方式上的差距，還是在工作中逐步顯露出來。2009年1月，辦公室組織了一次對鎮政府、本地居民和志愿者的調查，以制訂新一年的計劃。調查反映出政府對志愿者介入當地社會事務的謹慎，再次提出“志愿者不要給政府添亂”；對志愿者的希望則是“給政府提供一些產業扶持思路及資源”，做一些 “招商引資”的工作（見遵道鎮社會資源協調辦公室：《2009年遵道志愿者工作思考》，該文由萬科志愿者整理）——后者顯然已經超出來自NGO的志愿者的能力和理念。
3.NGO撤離——遵道模式的終結
2009年5月，一份《各方志愿者退出遵道社會資源協調辦公室工作前的報告及相關工作總結》出現在多家網站。報告表示：參與辦公室工作的幾方志愿者將退出遵道社會資源協調辦公室的工作。
2009年5月4日，NGO志愿者們提交了聯合撰寫的報告和兩個辦公室的工作總結，做了最后的工作交接后離開了遵道。而后，深圳登山協會邀請了在遵道服務過的志愿者組織和個人，以及共青團深圳市委、義工聯等，在深圳召開“‘5·12’汶川大地震遵道抗震救災志愿者一周年工作分享交流會”，并將早期志愿者協調辦公室的各種文件重新整理后發在了深圳登協的網站上。
曾經給予人們期待的“遵道模式”就這樣悄然退場了——即使后來的社會資源協調辦公室還能繼續存在，但是失去NGO志愿者、個人志愿者這一方，它的結構發生了變化。這確有幾分的無奈和遺憾。不過，作為一個過程，包括這個模式的產生和退場，以及兩個辦公室的“改制”，卻可看作NGO志愿者、公益組織在與政府和企業的互動中興衰成敗、持守進退的典型案例，值得人們深入剖析。
社工站：是拾遺補缺還是民間培力？
除解放軍、對口支援單位之外，進入災區救援和重建的民間外部力量曾經被統稱為“志愿者”。但是如前所述，稍加了解就會發現，即便是個人志愿者在現有體制下也分為“注冊志愿者”和“非注冊志愿者”。對于這些民間外部力量，四川社科院社會學所所長郭虹有一個分類：1.公益組織；2.志愿者團隊；3.從事慈善活動的宗教團體；4.企業。這個分類從組織自身性質和行為方式來說是比較清楚的，不過，它沒有區分出各類組織與體制的關系，而這一點，對于“志愿者”組織和個人在災區的進退是有直接影響的。
與NGO志愿者的模糊身份不同，社會工作者及其團隊應該是體制內的“正規軍”。因為他們都來自高校的社會工作專業。從在體制內、具有合法性和專業性來說，在災區的救援中，社會工作者應當成為最能提供直接服務的專業人士，但是正如來自北師大的社工王曦影所言，國內社工基本錯過了緊急救援的時機——災區的政府根本不知道這批“正規軍”是做什么的。后來，在社工們的努力和多方的推動下，終于在災區建立起社工工作站。
中國大陸社工團隊正式進入四川災區是2008年6月，其中建立起社工工作站的有：映秀的廣州社工、都江堰的上海社工、綿竹的劍南社工。我們接觸了其中的兩個工作站，這兩個成功案例的建站途徑和工作情況卻大異其趣。
1.映秀社工
映秀社工早期叫“廣州社工”，人員主要是來自廣東中山大學、華南農大、廣東工業大學、廣東商學院、西南農大以及香港理工大學社工系的師生，他們的主要支持也是來自廣州市民政局和廣東對口援建單位。
汶川地震發生后，廣州社工界一邊組織對轉運廣州治療的災區傷員提供服務，一邊討論赴四川開展專業服務的計劃。廣州市民政局決定為該計劃提供50萬元資金。5月28日，第一批廣州社工帶著廣州市民政局的介紹信和廣東獅子會支援的一批物資進入四川災區，沿著民政分管的業務路線，經調查后決定在幾個地方建立工作站，還向廣州民政提交了3年計劃。同時廣州民政局官員也與四川地方政府聯系，但卻遭到拒絕：理由之一是根據中央政府“對口支援”的部署，不希望外地政府介入對口以外地區。
后來，中央明確廣東對口支援汶川，廣州市當時被安排援建映秀鎮。于是，廣州社工以中大學生調研的名義再派五人先遣隊，6月23日出發并進入映秀。
社工站的資源動員和提供服務的專業能力很快在隨后的一系列工作中展現出來：他們幫助當地解決急需的物資，走訪7個行政村，搞各種活動，調解政府與災民之間的矛盾和處理突發問題，使政府感到他們的作用。7月27日，他們得到了自由進入災區的“工作證”（相當長時間映秀鎮不能隨意進出），正式分配了辦公和居住的板房。2008年8月我們第一次訪問時，社工站的幾項工作正在有序并有效地進行。
一年過去了，由于工作站的主要合作對象和資金來源集中在香港理工大學，廣州社工站更名為“中大─香港理大映秀社工站”，服務工作還延伸到汶川縣其他鄉鎮。辛勤而有效的工作使他們在當地建立了良好信譽，當地政府和居民接納了他們，開辟新的工作點也幾乎沒遇到太大障礙。
社工站的工作主要有兩項。一是哀傷輔導，包括學校和社區的心理支持。二是生計重建，主要項目是“映秀母親”的羌繡。早期社工站是通過建立婦女羌繡組，來幫助那些失去孩子的母親進行團體療傷，后來發展成為生計項目，使婦女們建立互助自立的信心。
這些來自中山大學和香港理工大學的教師曾經在云南的一個少數民族山村——綠寨——進行了連續8年的農村發展工作。在汶川的工作是他們在云南的工作理念和方法的延續。2009年8月，社工站將云南的做法和理念移植到汶川草坡鄉金波村，一方面，扶持婦女組織羌繡合作社，一方面開展了“成都—（汶川）金波城鄉交流活動”，向成都居民介紹金波的羌藏繡品和生態蔬菜。他們所推動的金波生態旅游項目，通過強調合作經辦大家受益，也含有鄉村社區重建的考量。
廣州—映秀社工在金波村的項目也有超越云南綠寨的地方，那就是與志愿者結合，整合資源，共同進行鄉村社區的重建。我們在金波村時，就見到了三位志愿者，他們來自不同的省份，有旅行社導游、有水果經銷商、有投資商。他們相識于志愿來川抗震救災之時，災后仍保持聯系，現再度聚首，用他們的職業專長與廣州—映秀社工共同推動生態旅游項目。
2.劍南社工
不同于廣州—映秀社工借助于關系的“平級”進入途徑，劍南社工完全是自上而下進入，有著強有力的政府背景。
劍南社工的主要發起方之一北京師范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包括了社工在內的多方面的專業背景，在國家一級的政府層面有著廣泛的合作及聯系。創辦劍南社工的該學院副院長張強就擔任了汶川地震應對政策專家行動組的秘書長，和國家減災委－科技部抗震救災專家組規劃政策組的副組長。顯然，他們的使命，并不僅僅是理論貢獻和提供服務，更重要的是影響和推動社會政策。具體到災區的社工工作，他們提出的是將社會工作納入災后重建體系。他們把建立社工站的設想直接告知德陽市政府，由政府推薦到下屬的綿竹市政府所在地——劍南鎮。
在2008年11月劍南社工站的揭牌儀式和12月社工站與德陽市政府的第一次聯席會議上，德陽市和綿竹市主要領導以及劍南鎮各部門領導全都參加了。特別是聯席會議，會址設在德陽市政府大樓。2009年5月，正當綿竹市遵道鎮的NGO志愿者撤離之際，綿竹市的劍南社工與德陽市政府的第二次聯席會議卻高調召開，國家民政部和四川省民政廳亦派人參加，會上提出了要總結“劍南模式”。
劍南社工成立后，在社區內提供了多項專業服務：比如在板房區協助政府搞聯歡會、運動會；幫助居民請專業人員進行危房評估；針對劍南鎮政府急于拆板房的方案，做民意調查，力避政府實施最次方案；同時推動召開一些讓鎮政府領導與居民面對面的現場會，等等。劍南社工的工作計劃中還包括與友成基金會合作推動在綿竹的志愿者團體聯席會議，并與綿竹市社會資源協調平臺對接起來。聯席會議于2009年3月、5月和7月分別開了3次，被稱為“綿竹災后重建公益組織聯席會議機制”。
3.社會工作的角色
我們觀察的這兩個社工組織，分別在災區工作了一年有余和半年有余，它們各有特色。或許總結各自的模式也還為時過早。不過我們還是想討論：社會工作究竟在社會建設中能扮演什么樣的角色，是側重于為政府拾遺補缺還是為民間培力？通過社工組織的工作，有沒有可能形成某種機制，使得社工專業服務成為社會福利的一部分？
在社會服務最早出現的英國和中國香港，社會服務作為政府提供的社會福利的一部分一直維持至今。在社會服務機構工作的是一些經過專業訓練的社工人員。社會服務機構少量是政府設立的，大部分是非政府機構，但是經費主要來源于政府的資助。
而在中國大陸，社會工作雖已成為諸多高校的一個專業——目前有200多所高校建立了社工專業，畢業生達10萬人之多，然而，各級政府還很少考慮由專業社工為困難群體提供幫助，社工專業的多數畢業生也已經改行。
進入災區的社工組織通過自己的工作，使當地政府和居民看到了社工是有用的。但是，從目前的情況看，社工站的工作仍然是通過項目在運行，所需的資金也都來自外部（如香港）。劍南社工雖與政府有密切關系，并自認為“首創政府嵌入式組織建構體系”，不過這樣的“嵌入”似乎仍然是從政府的管理出發，與政府提供服務還有距離。映秀社工站若即若離于政府的狀態，雖然使他們能更專注于自己的項目和理念，但是，其所推動的項目不論是婦女刺繡小組還是創始之初的生態旅游合作社，同樣需要巨大的資金和人力投入。事實上沒有多少機構能有這樣的條件，相對于需要幫助的人群來說，“小項目，大投入”的模式也是難以普及的。這些，都是汶川地震中的社工組織留給我們的問題。
謝氏造屋模式和青川的團隊：是社會企業還是志愿者情懷？
在秀麗的青川縣里坪村，我們見到了臺灣建筑師謝英俊在青川的工作團隊。謝英俊是個獨特的建筑師，1999年臺灣“9·21”大地震后，他的團隊承擔了少數民族邵族的家屋重建項目。在重建之中，他將保持族群社區文化和保護環境的理念實踐為“協力造屋”的模式。2008年5月，謝英俊即進入四川災區，與清華大學羅家德教授、歐特克公司和南都基金會調研和探討災后重建，開發出房屋重建設計方案。后謝英俊攜帶著他的理念和技術，開始推廣輕鋼房和建造生態廁所。為在災區展開長期、持續的工作取得合法身份，其助手還注冊了“北京常民世紀科技有限公司”，不過謝英俊團隊還是自稱“鄉村建筑工作室”。近一年時間，謝氏團隊在德陽、汶川、茂縣、青川等地開展了項目。謝英俊的生態輕鋼家屋體系在這次汶川災后重建中獲得大面積推廣。我們調查時在建的農房近500戶，預計2009年5月底達到1000戶。對于謝英俊來說，災區重建給了他在中國大陸實踐“協力造屋”的機會，但是也遭遇了不曾料到的挑戰和爭議。謝氏團隊一般都是通過地方政府進入鄉村的。這一方面使他們獲得了合法性，另一方面，由于其連排房屋的設計與政府建設新農村的集中安置規劃相適應，可借政府行政之力加以較快的推廣。但與此同時，輕鋼房建設中所負載的某些理念也被打了折扣。比如，政府對建房工期的要求，就使得社區互助協力造屋的模式遭遇人力匱乏的瓶頸。此外，對于世代散居的川北山區農民來說，建輕鋼房集中居住一方面實現了居住安全、環保、衛生，另一方面卻意味著會失去較大的宅基地、遠離承包田等需求。因此，雖然在建筑和理念上均集中了不少優點，但輕鋼結構的推展，即使在遠離城鎮、仍保持互助建房傳統的山區，如青川、茂縣，也不是一下子就能被村民接受的。實際上，在建房中協調各方關系，兼顧各方意愿，維護村民的權益，改變人們的某些固有觀念，是需要一個較長時期的努力過程的。
謝氏團隊如何為自己定位也是一件有意思的事情。在與謝英俊本人和負責青川團隊的劉振談話中，他們都非常肯定地說，他們是“企業”、“公司”；但與此同時，這個“企業”又是以“去市場化”、以最大化服務和最小化盈利為理念的。
談及“協力造屋，自助建房”的體系，謝英俊說：我們蓋的房子會比農民自己蓋的更便宜，而且抗震力絕對達到標準；我們提供部分材料和技術，設計一個開放式的架構，怎么用這個架構可以就地取材；我們也跟施工隊結合推廣這個系統，幫農民蓋房子，農民也可以向我們購買材料技術服務，然后他們自己做，我們指導。工業化建造的經驗是針對城市系統的中產階級，在這里，我們強調的是農民的參與創造。
據我們在青川的調察，工作室在援建輕鋼結構房時，會收取一些成本費，以維持企業的運轉；但在建房過程中，工作室所做的遠不止技術指導，而是涉及大量的解說、組織和溝通工作，這些都是當作公益事業去做的。他們認為，純粹的公益操作方式效率是很低的，但是，按照他們的理念運作的“企業”，也是注定沒有什么積累的。謝氏團隊的這種定位困境，讓我們想到兩個方面的問題。其一，在災區重建中，涉及大量資金的運作問題，這些十分敏感、也十分復雜。謝氏團隊對此可能沒有足夠的心理準備。其二，企業可以不追求利益最大化，但是也需要維持企業的生存。謝氏的團隊或許可以定位于“社會企業”（social enterprise）。目前，有一些NGO也籌劃著建立社會企業以自養。因此，如何定位和運作不僅是謝氏團隊所面對的，也是中國的社會企業會遇到的普遍問題。
在2009年3月的游訪中，給我們留下深刻印象的還有謝氏青川團隊的年輕人。謝英俊的幾個助手被分別安排在不同地點，青川項目的負責人是25歲的劉振，他負責的項目點主要有騎馬鄉里坪村和沙洲鎮江邊村，后來又擴展到騎馬鄉巖埝村、廣元市朝天區和大灘鎮敬忠村。據說最初青川的項目就是劉振一個人在負責，后來他招募了一批志愿者，組成后來的青川團隊——這并不是工作室計劃之中的。
劉振組織這樣一個志愿者團隊，從實際需要來說一個人是忙不過來的，他還有自己的想法。劉振，湖北人，“80后”，畢業于某建筑學院。曾經為尋找生活的方向而苦惱過，是謝英俊 “收留”了他（劉振語），給了他一個能夠自由發揮的平臺。劉振希望，通過這樣一個流動的工作站，也給那些“愿意做點事的人”一個可供選擇的地方。
通過網上招聘和熟人介紹，一批年輕的志愿者陸續來到這里。前兩個月屬于學習培訓階段，沒有報酬，劉振給他們提供食宿和交通費，以后有可能轉為員工。這個小團隊是流動的。我們3月份到那里的時候，見到了包括劉振在內的六男兩女八個年輕人，他們都受過高等教育，但是經歷很不相同。
曹貴林，北大碩士，原是著名軟件公司歐特克的程序員；劉小雷，畢業于建筑工程專業，曾在建筑工地做施工員。他們辭了職和同伴一起，準備籌集資金建小學。譚梅，2008年7月放棄了月收入萬元的工作，從廣州來到這個小山村，負責畫圖紙和技術指導。劉威是廣州一所大學的藝術史專業學生，譚金想也是學建筑的大學生，女孩楊鵬飛是青川本縣一建筑公司的，還有畢業于武漢大學政治學系的易文君。在個人志愿者基本退出災區后，能在這里看到真正的志愿者，令人感到十分親切。他們雖說都是技術員，但是經常要揮汗如雨地干一些“好牲口”的活。他們每一個人都有著自己年輕的煩擾，但是在這個團隊里，大家卻生活得溫暖和快樂。這個志愿者團隊的專業性，體現在他們的建筑學、工程技術知識以及他們因地制宜地按照村民需求進行設計方案調整的專業能力，而非表現為言談話語中熟練使用NGO常用詞語的能力。他們也不喜歡“理想”、“理想主義”的名詞，雖然不說，卻也沒有停止內心的追尋。如他們給工作室隔壁的里坪小學建一個圖書館的倡議里說的：
我們不是NGO，也不是慈善團體
我們只是住在這里，生活在這里
對這里的人，這里的山水
有很深感情
所以我們覺得要幫他們做點事情
如果您寄書來這邊
我們不能給您提供什么憑證
也不能給您什么回報
捐書請自付郵費
但是
我們全體工作室的人
和在這里路過的過客都會用心感謝您
當然還有這里的小孩
還有他們的父母
還有我們的馮社長
我們的唐村長
四個月之后，2009年7月，劉振給我們發來郵件，終于，他們就要動工重建里坪小學了。而在這過程中，這個小團隊的人員在流動著。新的成員來了；劉小雷成為謝氏工作室正式的設計人員；曹貴林走了；劉威4月離開，6月受劉振之邀到貴州幫助建生態廁所，后復回廣州。
9月，里坪小學就快完工了，幾個項目點的農房建設也將結束。而在四川幾個村子建設完成后，謝英俊的工作團隊就撤離災區了。9月21日，劉振給我們發來照片，新的里坪小學和新的工作室已然矗立起來，看得出來，它凝聚了劉振及其青年團隊那么多美好的追求。
結語
本文粗描了四個民間組織在四川地震災區進退的過程。所描述的這四個組織的主要活動，是在“5·12”地震后緊急救援期大致結束、重建工作開始之后一年之間發生的。這是一個特定的時期。緊急救援時期所迸發出來的志愿者精神和公民社會的某些元素，仍然影響和推動著這個時期的外來公益組織和志愿者、本地政府和社區居民；但是同時，原有體制、社區、組織內以及彼此之間的格局和利益關系也浮現出來。多種因素和各異的主體結合在一起，形成一些不同的模式。本文觸及的，只是其中為數很少的一部分。
我們觀察到，民間力量的進和退是兩個有所不同的社會過程，各有特點。
外來民間組織如何進入災區是八仙過海、各顯其能的過程，他們都是主動來到災區并主動肩負使命。他們能否順利進入社區和進入預期角色，更多地取決于自身的能力：比如他們如何為自己定位并讓災區接受自己，其中不僅包括針對災民需要開展社區工作、設計援助項目等技術路徑的選擇，也包括采用高調還是低調的進入策略，當然，民間組織和志愿者自身的能力還包括了對政府公關的能力。
外來民間組織如何撤離災區則是另外一個社會過程，不僅僅取決于自身表現，更多地取決于地方政府與他們的關系。各地政府的態度有別：其一在于政府對于特定民間組織重要程度的識別、對他們實力的判斷存在差別，當然其判別標準可能更多基于政府本位的思維慣性而并非出于民間立場；其二政府與民間組織的合作和信任也有差別。與此同時，災區政府自上而下地強調災后重建進度的提速，也和民間組織自下而上的工作出現了目標和進度的不一致，這個因素也直接影響到了民間力量的進退時間表。
值得我們進一步觀察的問題是，這樣的格局如何影響了公益組織自身的理念和運作？本文沒有涉及當地居民的情況，這是一個遺憾。公益組織和志愿者的進入和活動，對于社區來說肯定是個沖擊，但它僅是一種“增量”呢，還是催生了某種變革？它改變了社區的什么？最后，本文忍不住還想再書一筆的是那些年輕的個人志愿者，曾經的志愿者經歷對于他/她們來說，會不會像知青經歷一樣影響著個人的一生呢？通過做志愿者，他/她們彼此間建立了跨越時空的聯系，這種聯系和情懷會不會成為某種變革的推力呢？ ? ? ? ?
（由于版面關系，本文略有刪節，也刪除了本文的引文注釋，全文可參見www.sunyefang.org。本文圖片均由作者提供。）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