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延中
楊德山教授主編的《中國政黨學說文獻匯編》一、二冊即將付梓，他命我在書前說幾句話，這實在不敢當?？伤谠摃昂笥洝敝杏衷俅翁峒笆畮啄昵暗耐拢鎸@種“超懷舊”的誠意，讀者可以想象我還有什么可逃脫的退路可走？
雖然我自知對中國政黨學說的演變歷史一知半解，可覺得向讀者交待一下本書的成書背景，或許對理解一項專題研究所需要的起碼積淀，還不算是一種純粹的綴語。因為我借此想表達的意思是，在電腦技術和資訊事業極其發達的現時代，編史料書，爬故紙堆，說輕了是“替人作嫁”，遇有好事者，還不免惹一身吹毛求疵的譏諷與惡評，“費力而不討好”。可是偏偏就有那么一些無視盲目追求學術GDP的“癡人”，默默無聞地爬梳史料，甘坐幾十年的“冷板凳”。我想，一方面，“功德無量”這四個大字應當饋贈給他們；另一方面，最后能在書架上和電腦中存留住的，很可能也只有他們的作品。
歷史文本中的政黨政治
德山與我同是林茂生教授的學生，只是我比他年長近一輪，早讀了幾年書。我們的真實關系是師兄弟。但他1995年讀博時，我已留校任教十余年，那時林老師身體欠佳，就讓學生們有雜事去找我這個大師兄。由于我十年間失去了晉升職稱的資格，那時還是個講師，所以系里就頒了一個由學校自行規定的博士生“副導師”的頭銜，以示安慰。這樣一來二往，我們之間的關系反倒有點模糊了。
正如德山在“后記”中所說，我們曾一起討論過他的博士論文“清末民初政黨學說考析”的初稿。那時他就對中國政黨學說的起源和發展一脈的歷史和理論表現出了濃厚的興趣。正巧那時我正翻閱《甲寅》雜志，于是就一起探討起秋桐（章士釗）1911年上半年涉及政黨主題的一組文章來。以后在清末民初以來大量的政黨議論中，眾多曠世精英的名字一再閃現，于是在紛繁混亂的故紙堆中，就逐漸顯現出了某些思想線索。自然，那時德山所掌握的資料還遠不如現在這樣純熟，但他十幾二十年用功不輟，以至于將一手史料積累到現在的這個程度，編成專書，實在可嘉。這部《中國政黨學說文獻匯編》，上迄1894年底，下限1929年末，橫跨35載，總計收入文獻419篇，凡130余萬字。再根據歷史脈絡，以1914年為斷線，將此前后劃分為兩個部分，按性質名曰“借用與幻滅”和“本土化與相續性”。不謙虛地說，這兩部《中國政黨學說文獻匯編》扎扎實實地填補了中國政黨學說史研究的空白，為學者們進一步的深入研究帶來了極大便利。
面對這些“陳舊”的思想史文本，我們會看到，眼下人們所關注和探討的許多“時髦”議題，如政治生活中為什么需要政黨？政黨存在的法理基礎和現實需求是什么？政治價值對政黨性質和目標的影響如何？政黨與政治設置（議會、政府、聯邦制）究竟是什么關系？一黨制、兩黨制與多黨制哪一種更好？政黨政治與政治共同體規模呈現怎樣的關系？政黨領袖與普通黨員的關系如何？政黨的內部行為應有哪些規矩和限定？面對中國傳統如何引進西方的政黨制度？政黨政治對革命運動的作用怎樣？我們的前人比今人的思考并不顯匱乏，其水準也未必就低于時人。閱讀這些歷史文獻，不僅感覺并不陌生，反而倒更似感同身受，進而在歷史之手可能造成的停滯與循環中，刺激出強烈的學術好奇心。正如人們所說，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真正陷入一種研究狀態時，往往不是問題一個一個地被解決，反而是牽涉越深，問題越多，也越加地復雜化。
按常識，所謂“party”本來就是指一部分志同道合者的聚會。當這種“興趣小組”帶有政治性質時，顯然就與該組織的特定價值、利益和目的密切相關。無論該政黨如何試圖以“公共意志”之名掩蓋其“部分利益”之實，都不會根本改變現代政黨的世俗性質。我們的先人們曾坦誠地正視這種性質，在此基礎上才要研究限制黨爭（包括黨內惡爭）弊病的惡性蔓延。1927年，陳獨秀曾應瞿秋白之邀寫過《國民黨四字經》，就說過“黨外無黨，帝王思想；黨內無派，千奇百怪”的話，后來，毛澤東又在宏大歷史哲學的角度上斷言：“共產黨和民主黨派都是歷史上發生的。凡是歷史上發生的東西，都要在歷史上消滅。因此，共產黨總有一天要消滅，民主黨派也總有一天要消滅。……我們的任務就是要促使它們消滅得早一點?！庇纱丝磥?，近代以來一些革命政黨在革命過程中出于實現政治理想和抱負的目的，經常對自己做“改造”、“改組”、“清”、“洗”、“整”的處理，的確是為了該黨“煥發生機”，但在終極的意義上，則是為自己的“正寢”創造更加充分的條件而已。
每當閱讀上述史料，我就會隱隱約約地感覺到與美國《聯邦黨人文集》第10篇類似或相同的某些論述蹤影?？珊髞斫涍^一種人為的邏輯建構，本身具有世俗性質的政黨竟堂堂皇皇地穿上了超然至上的“神圣”外衣，光芒四射，不可觸摸，不能質疑，成了一個政治上，甚至思想上的禁忌。作為顧及實現治理目標的政治家，這樣說話還可理解，可是以“明理”為志業的知識人士也無視常識，懸置分析，那就難辭信口雌黃，棄責逐利之怨咎了。當然，至于現代政黨如何從世俗性走向神圣性的思想建構過程，還有眾多需要冷靜分析的問題等待探討，不是一兩句譏諷怨怒所能奏效的?？傊?，在這樣的一種意義上，直面政黨性質，對其加以限制——這一簡單而“實事求是”的透視，與其說是先人敲打后人的一輯警世危言，不如說是他們給我們留下的一份道德遺產。
從目前這兩卷《文獻匯編》所收的目錄看，第一卷以“競爭型政黨”述說篇目為多，但“革命黨”、“革命的政黨”論說篇目亦占一定的比例。而第二卷則“革命黨”篇目漸多，基本與“競爭型政黨”篇目相當，且新“革命黨”開始發聲。再讀德山近日給我發來的后來政黨學說的篇目索引，新“革命黨”的民族化探求，對“黨治”理論的批判，對“競爭型政黨”理論的借用、吸納和改造，使其在政黨學說展現出別具一格的包容性與優勢地位。由是之據，我相信，這些緊隨目前這兩卷之后的內容將會給讀者一個更加全面的中國近代政黨學說發展狀況的輪廓。
眾所周知，在中國，“君子不黨”是孔子遺留下的千年古訓。政黨政治乃是從西方引進的舶來品，其具體路徑大致上是經由日本轉口的德意志思想精髓，英美思想的吸收緊隨其后，俄國思想則是更后來一步的事情。與“國家”、“主權”、“憲政”、“聯邦”、“民主”、“權威”、“合法性”，…… 眾多概念或觀念一樣，“政黨”也是其中的重要者之一。而且，姑且省略宗教因素的底蘊不談，這些概念或觀念也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呈現出一個不可拆解的政治思想系統。這樣看來，如此一種整體性的概念或觀念群叢移植中國，未經消化的水土不服是必然的。在這部資料集中，此種議論與擔憂也比比皆是。于是就又引出了時下學術界所熱議的關于“西學”與“國粹”孰重孰輕，如何相互吸納的討論。
政治思想史里的中西學思維
今年，在我供職的這所學校，一位著名思想史家面對當前復雜的國際關系局面，提出要討論這一政治困局背后之“國家意識”和“國家理性”的問題。這種突破現實沖突而追究理念層面的超敏銳的“問題意識”，使我興奮不已，受益良多，但由于記錯了討論的時間，我坐失聆聽這場精彩討論的機會。正當我沮喪之時，偶遇學校的另一位著名中國近代史家，當我問及昨天那場討論的情況如何時，他劈頭就說，他們主要就“民族國家”（nation state）的性質進行討論，無非就是“人民”、“領土”、“主權”一類老生常談，可問題值得深思。像“民族國家”這樣一個源于歐洲的現代西方政治概念，已傳入中國一百多年了，我們沿用至今?？墒聦嵣?，無論是中國的傳統社會，還是中國的現代社會，顯然都不是歐洲典型的“民族國家”可以概括得了的，這是常識。你們政治學界曾有過幾篇像樣的文章，去仔細地分析這些概念在中國傳播、演變和被解讀（包括誤讀）的過程嗎？對于前人如何理解和使用這些概念有過深刻的清理和反思嗎？這突如其來的當頭棒喝雖然并未把我完全打懵，因為隨即我就本能地反唇相譏說：“你是在說你們中國近代史界研究的不足吧？！”可回頭細想，他的話至少刺激我冒出了兩個聯想：
其一是，如果中日兩國總是停留在“民族國家”的框架內思考政治，那么，遇有諸如“主權”爭議這樣一種非此即彼的硬概念，任何一方都不肯輕易放手，否則在其國內將會被以“賊”相稱，其結果難免按原始暴力的規則處理糾紛。但“主權”的內核其實是利益，當今聰明的人類，為什么不能暫且擱置“主權”概念這樣一種形式約束，而徑直地按利益分割的思維去處理問題，從而避免使用暴力這樣一種在根本上致使雙方受損的結局呢？此時，所謂“思想”或“觀念”等人類認知的要素，就成為一種并不亞于“實力”的硬指標了。
其二是，近幾十年，中國政治學界的研究狀況也的確令人不安。這種擔憂就是，包括我們這一代人在內的往后幾代政治學學者，雖然不好說對國學越來越陌生，但說其掌握的西學知識要大大多于國學知識，恐怕也還算不上危言聳聽。僅以對“腦– 心”關系的論述而言，與西方強調“邏各斯”（Logos）的“理性”相比，中國思維對“心”（它至少囊括了“心思”和“情感”兩個方面）的重視和剖析，起碼在另一個維度上使人類思維的容納空間更加豐滿?？僧敶袊嗄陮W人，卻似乎更加偏重和高看“邏各斯”，而漫不經心地判定中國的“心”學不慎縝密。在二者之間的倚重方面，多有失衡。不用多說，這又與上述“觀念”與“實力”的對子形成關聯。
由以上兩點聯想再回到上面那位著名中國近代史家所提出的質疑，他對中國政治學界的責問就顯得相當地靠譜了。
以上贅述無非是想證明思想史研究對當下政治生活之不可或缺的直接影響。
如今全球化的背景，其實已為中國政治思想史研究鋪墊下了相當優厚的知識基礎。因為強大西學知識日益深入和精致地被探討，就為中國政治思想分析樹立了一個明確或潛在的參照系。在這個參照系的輔助下，中國思想自身的獨有特征就會在比較的框架中被更加醒目地凸顯出來。特別是當研究者所關注的是西方原生概念或理念被中國知識界使用后所發生的“創造性扭曲”時，就像中西合璧的Chinglish，如“good good study, day day up”（好好學習，天天向上）一樣，會釋放出某種“意想不到的韻律”、“生動的幽默”以及“記憶上的深刻”。此時，“他者”已被融化，一個新的多元“自我”就此生成。
可話又說回來，強大的西學知識背景，替代不了對中國原始史料的搜集、整理和解讀。我武斷地推想，眼下對中國現代政黨學說有興趣的人，甚至專此教學和研究的先生，未必都對這些史料了如指掌，就更遑論深入地融匯和分析了。如是，那么，德山教授主編的這套史料書就顯得相當地重要和珍貴了，它為人們深入研究中國政黨思想形成和演變的脈絡與內容，并從中提煉出“問題意識”，提供了一個起碼可以說是“按圖索驥”的基礎。
最后想建議有心治中國近代政治思想史的青年讀者，在“純文本”的意義上，這些珍貴的史料是“死”的，只有把它們投射進其原初的語境中去，在歷史發展之整體脈絡的理解中，才能使它們“起死回生”并“生機盎然”，進而對當下的政治生活產生意義。
（作者單位：華東師范大學政治學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