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超群

與經濟高速增長帶來的滿足和自信相比，中國的政治卻被認為令人沮喪，并常常遭到詬病。人們對中國政治的最主要的批評來自它不“改革”，它的“僵化”姿態甚至被認為是社會經濟進一步發展的障礙。很難說這種批評是毫無道理的，因為不光是批評者，執政者自己事實上也多多少少認可這個判斷，不斷表達的改善政府管理體制與社會治理創新的強烈愿望，就是對這一判斷的政治回應。但這種批評顯然是粗糙的，而且是外在的。因為事實上中國政治一直在不斷地“改革”，不僅改革開放前后的對比非常鮮明，即便我們僅僅從改革開放以來的歷史來看，“改革”也沒有一刻停息過。在立法、司法、行政，在國家、社會與個人的關系，在黨政關系、中央與地方的關系，所有這一切領域幾乎一直在不停地變動。尤其是政府的行政風尚或者行事邏輯，它靜悄悄地發生了幾乎革命性的變化。有時這種變動甚至是劇烈地，乃至同樣的一個機構、一個官員，短短幾年間，他們在面對和處理同樣事務的時候，所采取的態度如此不同，令人驚愕不已，難以辨認，以至人們常常抱怨和嘲諷“朝令夕改”、“頭疼醫頭”的戲劇化后果。

人們之所以對中國政治產生不“改革”的印象，其根源在于中國的政治成為今天的樣子，并不是某個人或者某個集團的成就。改革強烈的實用主義氣質，與相對模糊的未來描述，在中國政治領域表現地最為充分，影響也最為巨大。政治的調整往往是對危機、挑戰和問題的應對，而不是對長遠目標的追求。由于缺乏長遠目標的觀照和約束，這些調整不得不屈從于當時的時勢和力量對比、內外環境，也往往會受到當事者的價值偏好的影響。就此而言，我們的政治不是“深思熟慮與自由選擇”的結果，而是“機運和強力”的作品。因此，沒有人對它完全滿意也就不足為奇了：人們看到的總是臨時調整，而這些調整顯然不是有目標的“改革”。

人們的批評一方面出自自己的意愿，希望政治朝著自己喜愛的方向發展；而更多地是對當下狀態的不滿。也正因此，我認為這種批評是外在的。不滿是普遍的，因為它出現在幾乎每個個體身上，同時又是具體的，因為絕大多數的不滿來自個體或者小群體的感受或者經歷，來自具體訴求的不滿。人們對中國政治的理解和評判也正是基于這些意愿和不滿，他們希望這些不滿和意愿得到妥善解決和充分滿足，并且認為這種不滿應該成為“改革”政治的指針和目標。但事實上，這些意愿和不滿只是“機運和強力”的一部分，它并不能駕馭和指引中國政治的進程。而且，這些主觀的意愿和瑣屑的不滿還常常被不經意地放大，使得我們錯過那些真正發揮重要作用的“機運和強力”，久而久之，就連學者們也喪失了面對真正現實問題的能力。這種令人悲哀的境況，使得人們熱衷于談論，并寄予我們全部希望和熱情的政治，變得更加不可琢磨，更加聽任“機運和強力”的擺布，而我們的意愿只能不斷地落空，舊的不滿更新為新的不滿，或者舊的吹捧不自覺地變為新的吹捧，或許后者更為可悲吧。

因此，對于意愿和不滿的表達，不能替代對于中國政治變化邏輯的理性理解。究竟是哪些“機運和強力”，如何改變了我們的政治，我們正在不知不覺間朝著怎樣的政治方向航行？只有明了了這些機理，我們才有可能決定以怎樣的態度來面對命運和暴力，才有可能深思熟慮地設計我們的政治藍圖，自由地選擇文明的未來樣式。

利益原則如何主導了我們的政治

毋庸置疑，今天中國的政治環境和基本形態是1949年奠定的。中國的共產主義革命創造了一個新的政體，也給了現代中國一個開始。與歷史上所有的王朝不同，這個政體幾乎摧毀了所有的社會組織，宗族、商會、行幫、黑社會、宗教，乃至最后它有力地撕開了家庭，將它的統治牢固地建立在單獨的個體之上。更為令人難以置信地是，它時刻保持著警惕和活力，隨時隨地在努力消滅任何試圖將統治者和被統治者，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分割開來的制度、地位乃至習氣。其所表現出的組織能力和喚醒的個體的激情，令人生畏，甚至使得它認為自己無所不能。它通過兩種完全不同的能力成就了這一偉業。首先是組織能力，這一能力訴諸嚴格的理性和務實精神。無論多么荒唐的指令和計劃，都能得到有效地、一絲不茍地執行。在執行中，整個組織處處保持著清醒和精明，它無畏任何困難，具有根據實際條件最大限度地挖掘人力和自然的潛力來完成指令的能力。敢于面對問題，極少蒙混欺騙。直到當賦予它的任務完全超出其能力的時候，才會出現弄虛作假。為了達到目的，它甚至不憚于利用人性的弱點，如果這些弱點能準確地得到控制。因此，這個政體既能成就不可思議的偉大工程，有時也能造就驚天的災難。人們往往被狂熱、荒誕的指令和計劃所吸引，而忽視了在實施這些指令和計劃的過程中，那些嚴格得有些冷酷的現實主義屬性。它的另一項也許更為卓越的能力則是動員民眾，這一能力訴諸激情和道德自覺。它有著深入每個個體靈魂深處的本領，能夠激勵人們不懈地追求政治忠誠和道德純潔。人們認為通過形形色色的運動，通過集體生活，而不是個人的反省慎思才能真正完善自己的生命，純潔自己的道德，進而建立一個美好世界。而被中國化了的馬克思主義，在當時中國人看來就是一條切實可行的內圣外王之道。在人類歷史上，還很少有人能如此熟練地將這兩種能力結合在一起，并運用自如。

這兩種能力之間的張力也不可避免地給新生的中國帶來極大的不安和動蕩。但真正給這個政體帶來巨大風險的并不是它們兩者之間的纏斗，而是激情的消退和對道德信仰的懷疑。這種變化發生在1971年9·13事件，精英階層的懷疑達到了頂峰，它幾乎將共和國推向絕境。

應該說，面對“文革”結束后的政治險境，飽受凌辱的老干部們表現出了難得的克制和審慎，他們成功地壓制、化解了復仇和泄憤的沖動，將整整一個階層的悲慘遭遇置于政治的總體考量之下，將追究和懲罰罪行的沖動成功地導向了對于未來的美好憧憬。作為統治精英來說，他們是自覺的，也是明智的。不過，這一政治決斷也開啟了一個實用主義的時代，國之是非被權宜之計代替。

在改革最初的幾年時間里，通過歷史決議和平反冤假錯案，統治階層在思想上、政治上成功地將革命道德隔離開來，并且迅速修復了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重大打擊的組織能力。恢復社會秩序，并達成基本共識以后，中國共產黨就逐漸開始針對自身的實質性改造。這一改造可謂脫胎換骨。簡而言之，從黨自身來說，就是從一個道德精英的團體轉變為一個以才能之士，后來尤其是經濟才能為主的團體。黨性不再表現為對共產主義事業的忠誠，而更多的是一種樸素的正派的道德觀念：諸如簡樸、勤政、不搞陰謀詭計等。與此同時，政治斗爭、路線辯論成為需要竭力避免的政治惡行。政治上的分歧不再向全黨公開，而且要嚴格地限制在組織的紀律和日常運行的程序和慣例之下。因此，路線分歧常常會以人事斗爭的方式展開和終結，而不像以前，人事斗爭往往會演變或者被夸大為路線分歧。

值得注意的是，在將革命道德懸置起來以后，中國共產黨雖然放棄了對于整齊劃一的、帶有超越意義的意識形態的追求，但卻成功地實現了政治文化的重建。這一重建使得沒有了革命政治和革命道德約束的理性和務實精神獲得了極大的解放，隨之迸發出了令人難以置信的活力和創造力。政治文化的重建對執政黨而言，看起來似乎只是某種修正，但其實質不遜于一場革命。對于黨員的道德觀念、信仰世界的改造和管理不再嚴厲，甚至有種將其視為個體的私人事務的味道。黨員對黨的原則和理想的忠誠和信仰，對領袖的忠誠也被 “實踐”的效果代替，“改革”的干部常常會離經叛道，甚至桀驁不馴，他們不大可能再因為“黨性”、“大局”而低下頭顱，即便他們在政治上成為失敗者。有時他們甚至不再認為自己的政治生命完全系于黨的認可，這是革命年代的黨員們無法想象的。自然，選拔干部的標準也發生了變化，所謂改革精神和開拓精神成為重要標準，一種務實的、強調經驗的、理性化的工作作風和態度在官僚階層中間逐漸占據了上風，籠罩其上的道德追求和政治信念漸漸散去。隨著改革的推進和日常化，改革精神與上級意志越來越趨向一致，也越來越難以區分。到了20世紀90年代以后，這種趨勢越演越烈，對上級的忠誠和工作能力成為最重要的選拔干部標準。而忠于自己的追隨對象，也成為官場最重要的生存原則。

就黨和民眾的關系來說，黨不再動員、教育、改造民眾，更不需要民眾組織起來。從審判“四人幫”到1983年的嚴打，都表明民眾被希望安靜地回到自己的私生活，安分守己，服從秩序、政策和法律。不必再關心國家大事。至于精神世界，那是屬于每個人自己的私人領域，黨很少再主動地進行干預。所有呼喚和動員民眾進入公共領域，廣泛地對政治發表意見的行為，都被認為是野心的驅使，是對改革時代政治原則的背叛。這種嚴厲的限制，也逐漸使得執政黨喪失了這一能力，與此同時，駕馭民眾的自組織的能力也一并喪失。正是因此，民眾的自我組織才變得可疑、難以信任、無法溝通。但黨并沒有，也不愿意隔斷與民眾的聯系。它依然是利益的仲裁者，是民眾的保護者，因此，它對于民眾的呼聲分外敏感，民眾也對黨的能力和意愿深信不疑。

1992年之后，中國政府的組織能力得到了一次新的提升。首先，隨著黨本身性質的轉化，黨很少再利用意識形態或者政策來統一和動員官員們的思想，協調他們的行動。但黨對于整個行政系統的駕馭能力并沒有減弱，它轉而用“講政治”等方法，借助人事任免等制度來確保地方對中央，下級對上級的服從。這種駕馭保證了整個政治系統的統一和完整，使整個系統更為單純，邏輯更為一致。但也使得那些隔離民眾與官員的柵欄逐漸樹立起來，民眾和他們的事務只是需要被管理的對象，民眾的感受很少被顧及和考慮，甚至很少被真正理解。其次，政府致力于加強自己理性化、制度化的程度，并取得了明顯成效，尤其在一些大城市，或者經濟狀況比較好的地區，或者在一些代際更換較為迅速的部門。官員們的業務能力得到較大程度的提升，而業務能力也成為官員們考核和選拔的重要標準。這種趨勢起源于80年代，在90年代獲得了較大的成功。比如：法律的制定和頒布日漸豐富；越來越多的公共政策領域在推行新的政策時，能廣泛地征求各個地方和部門的意見。同時，在日常政治中，也越來越多地尊重程序和規則。不過，隨著“改革道德”的逐漸淡化，由于缺乏足以凌駕于日常政治之上的價值準則和文化氛圍，官僚系統缺乏來自自身的權威和正當性，他們的權威越來越依賴于整個體系的強大，越來越依賴上級、特別是一把手的賦予。所有人的權威都來自他的職位，離開職位，他幾乎就什么也不是。理性化程度的提高并未能有效克服這一依賴，如此一來，來自體制內的權力制約和政治張力變得越來越微弱。整個政治體系因此而顯得強大高效，但并不能因此徹底消除人們對其脆弱性的擔憂。也正是因為這個理由，集權變得相對容易起來。

正是在這樣的歷史過程中，利益原則逐漸滲入我們的政治生活，并取得了主宰性的地位。最初的時候，利益只是道德政治或者意識形態政治的工具。在國家戰略的層面，謀利是增強國力、改善民眾生活的手段，這是結束“文革”時整個中國達成的基本共識，也正是因為這個共識，才使得革命意識形態被暫時懸置成為可能。因此，部門、地方、個人以追逐利潤為目標的行動得到了許多鼓勵。經濟生活的活躍和成功，曾經極大地鼓舞了民眾的信心。即便是那些因為改革的不平衡而遭受損失的部門、地方和人群也充滿期待，他們一方面相信好運遲早會到自己頭上，同時，他們也相信先富起來的一部分人會幫助自己。因為，他們相信黨是代表全體中國人的，是公正中立的。而事實上，黨和政府也的確在盡力地做到這一點。正是由于這種信念，在改革的過程中，像大規模失業下崗這樣的事件都能順利完成。

但是1992年之后，利益原則更深刻地侵蝕了政治生活。慢慢地，人們不自覺地用經濟利益替換了改革的政治目標，獲取利益本身成為最重要的目標。這不僅是一些官員自己的政治墮落，同時也表現為對于部門利益、地方利益的捍衛，對于許多機構來說，只有敢于堅定捍衛本機構利益的領導才是好的領導，才是具有合法性的領導。而且，政治文化也受到了侵蝕，官員們的政治忠誠，不僅不再是對黨的理想和原則的忠貞，也不是對黨組織的服從，而被庸俗化為對于某些個人和集團的追隨。雖然整個政治體制的組織能力依然非常強大，強大到幾乎可以為所欲為，但它已經不得不更多地依靠利益原則來平衡、控制、發動整個體系，離開利益的重新調整分配，幾乎寸步難行。這種現實極大地遏制了黨及其領袖的政治雄心，使得他們很難隨意地利用其強大的組織能力來試驗自己的政治理想。

對于那些利益受損的老百姓來說，只有相信一個中性政府的存在，他們才能容忍自己暫時的利益受損。如果他們意識到其實官員個人和政府部門都只為其私利打算，或者發現期待已久的利益補償并未出現，老百姓又怎么可能心甘情愿地忍受被剝奪、被壓制的命運呢？恐怕連一秒鐘都不能忍受，因為那是剝奪與欺騙的雙重侮辱。他們寧可魚死網破，或者默默忍受等待時機。在他們看來，在利益世界里，盡最大的可能在自己唯一的機會里獲取最大的利益或者補償是天然正當的。

利益政治是現代政治的常態

利益原則對于政治的損害常常令人痛心疾首，許多受過良好教育，有著高尚情懷的人常常將罪過認定為利益本身。認為正是欲望本身使得政治和生活變得貪婪、自私、丑惡。于是他們在大聲譴責和鄙視利益的同時，把希望寄托于人類的自我克制或者道德感的提升，并熱切地尋找各種各樣的可資教化人類的信仰體系和道德律令，以及清清白白的政治強人，并試圖革新或者創造新的教化方式和體系。倘若這種沖動只在知識分子和理想主義的社會行動者中彌漫，也就不足為怪了。但這種沖動如此普遍，以至幾乎成為整個精英群體的某種共識，雖然他們指定的信仰不盡相同，甚至相互尖銳沖突，但他們對于病癥的判定卻驚人地一致。在自由的網絡世界，端莊的電視媒體，高雅的大學講堂，乃至街頭巷尾的標語口號，到處都充斥著類似的抱怨和高蹈的號召。雖然這些抱怨往往僅僅停留在口頭，并未真正左右他們的行為，但這種見解的虛偽性并不能抵消其重要性。在人類歷史上，虛偽、表面的意見戰勝真實深刻的見解，這種景象并不少見。

然而，將罪責歸咎于利益本身，或許并不恰當。消滅和壓制人們對于利益的追逐的指望恐怕也很難成為現實。因為與古典時代不同，利益已經成為現代社會生活的核心和關鍵，而這一點，無論人們喜歡與否都很難改變。在經濟學家和唯物主義者看來，甚至整個人類的歷史都是圍繞著利益展開的，個人、階級、民族都在盡量地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只是人們計算利益的方式，或者遮掩自己對利益的熱愛的能力不同而已。這種看法多少有些偏頗，在古典時代，無論是東方還是西方，不管是因為生產方式的原因，還是因為民族性的獨特性，人們通過對榮譽的崇尚，通過宗教、政治和道德學說，成功地將利益壓制在非常有限的范圍和很卑微的地位，利益雖然無處不在，但卻很少獲得正當性，更不用說支配性地位了。孟德斯鳩曾經這樣概括各個民族的立法精神：“擴張是羅馬的目標；戰爭是拉棲代孟的目標；宗教是猶太法律的目標；貿易是馬賽的目標；太平是中國法律的目標；航海是羅德人法律的目標；天然的自由，是野蠻人施政的目標。”在他看來，各個國家的治理有著各自不同的目的。隨著現代社會到來的，是個人的正當性的獲得。個人權利成為一切政治和秩序的基礎，而個人利益既是個人權利的外在表現，也是個人保障自己權利的手段。雖然深刻的哲學家們尖銳地指出這是對“個人”和“權利”的誤讀，但并不妨礙它的流行和有效。因此，追逐和捍衛其利益，并將之最大化在現代社會擁有無可置疑的正當性。在個人之上，人們結成不同的集團，在國家范圍內利益集團之間圍繞著利益的分配展開爭奪，不同的政體只是提供不同的制度和方案來給這種爭奪提供平臺和規則。正因為每個人都只是自己利益的捍衛者，因此，人們很難從根本上指責別人的利益主張，也很難分辨哪些集團的利益更為正當，而哪些利益是需要壓制的，也沒有人或者機構被賦予這樣的權力，或者擁有這樣的地位，被認為是超越于所有利益之外，可以來做出仲裁和判斷。所有的利益都有充足的理由公開伸張自己，尋求與別人的、別的集團的利益相互博弈。正是因為這個原因，世界上各個國家之間的差別也正在不斷縮小，無論是在舊大陸，還是新大陸，或者古老的亞洲，民眾都在為福利而戰，而所有的執政者都不得不迎合民眾對于福利的欲求。而且在所有這些地方，利益也深刻地滲入人與人之間的相互關系，法律的精神也為之改變。這僅僅是從觀念和我們對其他國家的觀察所得出的結論，如果說這種觀念在中國還只有短暫的歷史，其作用還多少令人生疑的話，那么如果從現代社會的生產邏輯來看，可能會更有說服力。現代社會的一個重要特征是對自給自足的生產方式的毀滅，每個人的生存都需要交換才能維持，復雜的生產和交換體系，使得經濟生活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無論是時間還是精力的分配，其地位都大大提高，同時也使得交換無處不在。所以社會的生產和人們的生活一刻也離不開利益的交換。利益關系成為人們最重要的關系，利益的分配也成為人們最關心的問題，這也就不足為奇了。無需我們更多地闡發，這已是每個受過教育的人耳熟能詳的常識。

當然，在當代世界和我們的現代歷史上，也曾經成功壓制人們的利益訴求，以宗教、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來實現對民眾的動員，對國家的整合，而且在短期內甚至可以取得巨大的成效。但與此同時，整個社會也付出了巨大的代價。這些民族因為其敢于犧牲，不計利害或許能成就驚天動地的偉業，但往往在最基本的社會生產上束手無策。這樣的國家既很難長期壓制民眾的福利要求，也無法在列國競爭中獲得有利地位。

最后，任何有經驗的政治家都知道，“當我們能夠自由地順從天然秉性之所好處理事務的時候，就是我們把事務處理得最好的時候。”雖然我們很難說，中國人的天然秉性是按照利益的方式處理問題，但如果我們認為中國人天性在于對世俗生活的熱愛，在于人情事理的通達，這大概是不為過的。我們從未有過嚴肅的宗教生活，現代的研究也證明，所謂“存天理，滅人欲”的殺人禮教，實際上是對我們的傳統的極大誤解。改變人們的這種習俗，是偉大政治家常常會產生的夢想，但它并不總是會成功。因為它必定引起社會極大的混亂，比如“文革”。

基于上述理由，我們不得不說，那些主張恢復黨的政治性，打通黨與群眾聯系的努力，或許有些浪漫和自負。也是對于改革以來中國政治和社會的變遷，缺乏充分的理解的結果。

所以真正問題不在于壓制和消滅人們對于利益的渴望和捍衛，而在于如何捍衛自己的利益，如何處理利益的沖突，以及如何限制利益集團的爭奪對于政治和人心的傷害。

處理利益沖突與馴化利益

雖然無法逃避利益，但這并不意味著我們只能接受利益的擺布，像叢林里的野蠻人一樣地弱肉強食。我們需要的只是，處理利益關系的能力和手段，以及恰當地馴化利益的途徑。然而正是在這兩個方面，我們表現出了與我們的政治組織能力完全不相稱的幼稚和無能。

當利益的剃刀在實用主義的指揮下將整個社會分解之后，我們所面臨的正是一個個原子化的個人。強大的政府非但不能實現有效的治理，有時還會發現自己成為所有矛盾的焦點。因為它必須仲裁所有的矛盾，并為其后果負責。在現實中，盡可能地平息事態成為政府最現實的選擇，也是它最本能的選擇。在這一點上，司法部門，無論其獨立與否，都無法真正有效地為政府分擔責任，甚至也不能使社會矛盾的解決更為公正，更易為人們接受。司法部門反倒會因為頻繁的執行難和不斷地上訪，而使法律的尊嚴受到嘲弄。平息事態的思路無論對強者還是弱者都可能造成傷害，因此也不可避免地遭到強者和弱者共同的抱怨。甚至有時我們都無法分辨強者和弱者，比如城管和小販，弱者常常利用自己的武器改變不利處境和力量對比。事實上，沒有法律的保衛，每個個人在內心深處都覺得自己已經或即將成為弱者，8小時之外的官員，去醫院看病的患者，正在供孩子上學的家長，概莫能外。而每當人們面臨沖突的時候，所有的人都會想到找政府，認為政府應該對此負責。他們這樣做并不意味著他們信任政府，而只是他們應該為他們負責，而且政府足夠強大。無論是知識分子們的觀念爭執，企業巨頭的商業糾紛，還是街頭巷尾城管與小販的沖突，或者征地公司與拆遷農戶的沖突，我們驚異地發現沒有人和組織有能力和意愿在發生利益沖突的時候，成立組織，相互談判，制定規則，并有執行規則的能力。一旦離開政府，任何沖突都有可能引發仇殺和混亂，醫患之間，本地人和外地人之間，商業大鱷和以理智自負的知識分子也會像街頭的流浪漢一樣無助和充滿戾氣。也正因此，我們時代會產生許多了不起的梟雄式人物，他們能成就令人驚異的成就和炫目的財富，但卻見不到偉大的公民，連一個都沒有。沒有人憑借自己的理想或者愿心，建立一個組織、一個學校，甚至哪怕一座寺院，甚至沒有人能以公民的身份對他人產生影響。這種社會自治能力的缺乏，注定所有的人都要依靠政府，同時也必定會抱怨政府。而政府一方面疲于奔命，一方面不得不擴大管理范圍和加強自己的能力，事實上，面對這樣的社會狀況，再龐大有效的政府也會覺得自己不夠強大，永遠也不會。這些分散的個體足夠弱小，沒有挑戰政府和秩序的能力，但他們也足夠堅韌，使得任何試圖動員和制服他們的努力，變得極為困難。

這一現象也說明，我們的社會沒有能力在下面這些問題上達成一致：究竟哪些利益是長期的、哪些是短期的、哪些是個人的、哪些是全體的，誰的利益更為重要，其他人的利益該為它讓路。這種處境尤其生動地表現在動車事件當中。也許動車的發展對于全體中國人都是有好處的，也許在現階段的經濟發展中，這是一項具有全局意義的技術進步，應該支持，哪怕付出生命的代價。但是當人們看到巨額貪污的鐵道部高官時，當人們看到危機的整個處理過程的時，誰還能對那些死難者家屬和同情者說，這是進步的代價，請你理解。這種說辭還能有一丁點說服力嗎？因為，沒有人有資格決定一種利益比另一種利益更重要。

當利益沖突以群體間的敵對、相互仇視的方式展開，當我們缺乏利益協調的機制，那么今天小范圍的相互無序砍殺，就可能預示著明天政治斗爭的基本水準和樣態。無論是民主政體還是威權政體，都無法在完全由利益主宰的、缺乏社區和社團自治能力的社會之上穩固確立。

這種利益的沖突，實際上預示了一個新時代的到來。我們需要探索與這個利益時代相匹配的社會治理之道。而不是徒勞無益地加強政府的力量，或者苦口婆心的勸人向善。在這個時代，我們必須平等地尊重每個人的利益。當利益與利益發生沖突的時候，我們需要一種新的社會機制和制度安排來協調和解決這些沖突：讓利益的各方有一個平臺，來自我討論和協調各自的利益。替人做主的時代徹底結束了。在醫生和患者之間，在乘客和鐵路之間，在市民和政府之間，在本地人和外來人之間、在房地產商和拆遷戶之間，鼓勵他們各自建立自己的組織。在每次沖突的時候，都能成立相應的機構，并在立法上保證這些機構的權力。讓他們長期的、公開的爭論，去尋求利益的平衡點，去建立解決利益沖突的機制。而不是時而壓制這一方，時而壓制另一方，掩蓋他們之間的矛盾。或許這種治理方法會增加一時一事的困難，會使發展的速度降低，會使很多重大工程的進展受到影響，但對于整個社會而言，其總體成本會降低。因為一旦這樣的程序確立，它所確定的規則就是具有普遍意義的，維護這樣的規則就成為大多數人的共同利益，而破壞這樣的規則，就是損害大多數人的利益。這種規則也會使得沖突的各方承認、理解別人的利益，并在此基礎上逐漸確認各自的利益邊界。

如果這樣的社會機制普遍確立，強大而理性的政府組織才能真正發揮它的能量，而不再是人們抱怨和攻擊的對象。人們會歡迎它的強大，而不是恐懼和敵視它，因為它是在捍衛經過充分討論和博弈后形成的規則，而不是平息事態。當利益的剃刀將民眾和政府分割開來之后，事實上在社會生活中，無論是民眾，還是政府也認可了這種分割的局面，那么在一定的界限之內，讓民眾學會自我治理，建立平衡各種相互沖突的利益訴求的機制和規則，要比嘗試保持和加強政府的監護者地位，更為切實可行。因為利益的分化，要滿足所有的人已經變得不可能。而且，人們會非常容易地將滿意轉化為抱怨，因為人們的利益訴求會不斷變化，人群會不斷組合，而政府很難相應地做出如此靈活的改變。

規則確立的過程也就是人們學會捍衛自己利益的正當手段的過程。只有通過這樣的過程，我們才能確立整個社會都接受的善惡是非標準，并發展、完善、宣揚這種“善”，然后依照這種“善”來重建我們的生活、政治和文明。

這種善惡是非標準的確立，也就是我們形成自己文明主張的過程，同時也將培育我們的精英生成機制。現代政治是大眾的時代，這并不是說大眾直接參與了治理的過程，而是說，現代政治在持續不斷地消滅大眾和精英的區別。民眾不愿忍受一部分人天然地超越于自己，無論是財富、權勢還是道德優勢，都會遭到民眾的攻擊和嘲諷。無論是政治精英、經濟精英還是知識精英，都只不過是有權、有錢、有知識的大眾而已。在失去地位的那一刻，他們也放下了自己的責任和擔當。因此，他們心甘情愿地接受和歡迎利益原則，因為他們可以利用自己的優勢地位，毫無內疚地謀取私利。每個落馬了的官員在懺悔的時候都會提到自己如何從一個追求理想的有為青年，最終難以抵擋利益的誘惑，走向墮落。他們個人的心路歷程，其實也是整個精英的心靈史。

但運行良好的現代政治，都有超越于利益政治的部分，而這部分正是由精英政治來充當。我們所說的對于利益政治的超越，不僅指改善政治文化和政治道德，克制腐敗的產生，更重要的是，它將有效地改善國家與社會的關系，建立二者之間的聯系通道，并提升民族的文明水準和政治眼界。運行良好的精英政治將有效地遏制大眾政治帶來的瑣屑、自私和眼界狹小的問題。現代政治并不排斥非精英政治。只是精英的選拔、培養、產生、獲取政治地位的方式，都必須經過大眾政治的錘煉。僅僅通過道德教育，或者神秘的學校和私塾的訓練，都不是恰當的方式，那種方式在保守政治，或者傳統的精英統治的社會，或許是有效的。但在大眾政治的時代，他們很難獲得大眾的信任。而他們自己，也缺乏足夠的自信面對大眾，更遑論處理大眾政治事務和引領大眾的能力。通過我們前面所說的社會自治組織的建立過程，或許是精英產生和接受培養和訓練的良好途徑之一。

就利益政治的角度而論，我們并非身處于一個“去政治化”的時代，恰恰相反，我們每天都在政治之中，每一次微小的社會沖突都具有政治意義，因為利益及其分配方式正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政治最重要的主題。只是這種政治的基本特征和運行邏輯都不同以往，而且從社會整體而言，這種政治還停留在自發的階段而已，也許我們可以說，一些走向自覺的征兆正在逐漸出現。無論我們喜歡與否，這個時代已經來臨，并且正在依照自己的邏輯前行，不承認它，或者鄙視它，都不會對它的腳步產生影響。

（作者系本刊執行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