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檸? 古康雄
3月11日大地震必將成為當代日本的分水嶺。在地震過去兩個月后，這一點正變得清晰起來。在受災情況基本明確、初期救災任務基本完成、災區復興問題已經提上日程的今天，日本國內輿論中的責任論明顯抬頭。所謂責任論，是把這場災難分為“天災”和“人禍”兩個部分：天災是指地震和海嘯，雖然造成慘重損失，卻是自然環境所致之宿命。對此，日本國民并沒有太多抱怨；而人禍，則是指至今仍在蔓延的福島第一核電站核泄漏事故的次生災害。此番核事故，可以說是從成本出發，輕視安全對策的結果。
核事故：天災還是人禍？
有報道說，此前曾有專家通過對公元869年（唐貞觀十一年）席卷東北地區的巨震、海嘯進行解析，曾發出過“（同樣強度的災難）任何時候重新襲來都不奇怪”的警告，但卻被東京電力公司和政府忽視。導致“人禍”的另一個因素是，日本國民喪失了對核電站所具有的潛在危險性的警惕。直到1980年代，日本國內反對建設核電站的運動都相當高漲。在當時的日本，所謂“生態學”（Ecology）帶有某種政治性和社會學的含義。但近年來，這個詞被“環保”（Eco）這個語義更為輕松的稱謂所取代。家電產品的節電功能、節約飲料瓶和一次性筷子也被稱為“環保”，這也許可以看成是“生態學”的大眾化發展。然而，當年語境下的“生態學”，實際上具有“即使有所不便也應該選擇安全生活”的含義。這樣一種對生活方式表態的意味，卻被輕松的“環保”所消解掉了。
人們曾抱有的對核電站的警惕之所以松懈下來，還有一個原因是全球氣候變化的影響。比起大量產生二氧化碳的火力發電來，核電是比較“綠色”的能源，這種社會共識深入人心，以至于雖然在安全性上有所擔憂，但考慮到全球變暖，當局退而求其次只能選擇核電。這種共識不僅在日本，也在包括中國在內的世界各國蔓延。在其背后，自然也有所謂“核電安全”的電力公司巧妙的宣傳策略。
日本財閥體制惹的禍？
目前日本輿論大多數的質疑和批判基本停留在就事論事，或揭露其修改、偽造運行記錄等方面，旨在揭露東電原本就是一個“壞孩子”。甚至認為這是日本財閥體制惹的禍。但這種批判其實并未對準靶子。
首先涉及的是東電的“出身”問題。東電的全稱是“東京電力株式會社”（TEPCO）。戰前，東邦電力的子公司“東京電力”與成立于1883年的“東京電燈公司”合并。這兩支分別隸屬于三菱財閥和巖崎財閥，但均屬于各自財閥的旁系和關聯公司，而非嫡系。戰前的東京電力后又經半官半民的日本發送電公司（1939年）和關東配電公司（1941年）的管轄權變更，1951年日本發送電和關東配電重組，成立了戰后新的東京電力公司——這才是我們今天所說的東電。從法律上來說，戰后的東電與戰前的東京電力已無直接關系。因此，就東電的身份而言，雖不能說與財閥毫無干系，但關系不大也是一個事實。
其次，從1945年到1952年，作為美國對日民主化改造的一環（所謂“摧毀日本推行戰爭的基礎”），戰前財閥遭到解體。盡管后來三井、三菱、住友等舊財閥系企業重新集結成企業集團，但無論從法律和資產關系上來說，與戰前財閥都已不可同日而語。財閥最主要的特點是家族支配，這在戰后經過合法上市重組的企業集團中（即使是沿襲戰前財閥名號的集團），幾乎無跡可尋。所以，說東電的問題源于其財閥出身，似嫌牽強。
盡管從身份上來說，東電是一家民營化的上市公司，在資產關系上不同于諸如日本電源開發（J-Power）這樣的半官半民的電力公司。但由于有東京政府這樣的大股東，東電具有舉足輕重的實力，不僅在日本，甚至在東亞乃至世界，也是排名前列的電力公司之一（地震前為世界第四）。自民黨時代，東電是屈指可數的政治獻金大戶之一。凡此種種都表明，盡管東電身為民營公司，卻是一家具有相當影響力的大企業，是不折不扣的政商企業。
東電對日本政財兩屆都有相當影響，向經濟團體聯合會（經團聯）、經濟同友會、東京商工會議所等財界實力團體輸送了歷代重要干部，如曾經擔任經團聯會長的平巖外四便是其代表人物。此外，東電對政、學兩界也動用豐厚資金，發揮其影響力。據日本媒體報道，東電通過關聯建設公司等，對中央和地方的政治家提供了實質上的資金。
日本的核電監管部門分屬經濟產業省、內閣、文部科學省等若干條塊，公眾對組織機構疊床架屋、核電行政不透明的現狀怨聲載道。受到輿論廣泛質疑的事實是，作為監督角色的“原子能安全保安院”（NISA）居然被設置在推進核電產業的政府機構——經濟產業省內部。同樣，經產省下屬的資源能源廳的首長任期屆滿后“下凡”至東電，已成常態化的事實，也作為東電和政府監管部門的“粘連”而受到輿論的批判。以這次核事故為契機，要求更加透明、有力的監管及監管一體化的呼聲和必要性將會強化。
日本社會的“大企業病”
日文中有個詞匯叫做“大企業病”，意指企業內部組織結構疊床架屋，上下關系等級森嚴，官僚主義妨礙信息溝通，乃至為了利益追求而不惜與政界“勾兌”，以期獲得政策傾斜關照等弊害。公允地說，“大企業病”非日本所獨有，當年美國的安然公司，乃至導致世界經濟大蕭條的金融危機的始作俑者——雷曼兄弟公司等，某種意義上也都是“大企業病”的典型案例。但相較而言，被認為是“企業社會”的東洋文化風土，不能不說確實是“大企業病”的沃土。
日本前首相田中角榮有句名言：“政治家的訣竅在于如何利用政府官員和大型企業。”誠哉斯言！縱觀“55年體制”確立以來，自民黨一黨獨大的半個多世紀的歷史，就可說是一部大企業與政治家、官僚“勾兌”的歷史。兩年前上臺的民主黨政權雖然終結了自民黨統治，但由于自身也是從自民黨脫胎而來，并未能從根本上改變“大企業病”賴以滋生的土壤。政治活動的血液——政治獻金的大頭掌握在大企業手中，而大企業的發展有賴于政府制定有利于企業利益最大化的產業政策（如核電產業發展政策等），這種相互依存關系，決定了“大企業病”的癥狀表現在企業，但病灶卻不僅僅在企業一方。
政府監管部門尸位素餐的不作為，被認為是釀成此次“人禍”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官僚的庇護，既是以東電為代表的大企業針對政府部門公關的結果，也是政府部門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為謀求與大企業的“粘連”而刻意預留的出口。民主黨上臺以來，力主“打破官僚主導，重建政治主導”，針對政府官員對大企業的“下凡”，也確實出臺了一些法律，力圖有所限制。但殊不知“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原經產省主管電力產業的資源能源廳長官石田徹去職四個月后，從今年1月1日起就任東電顧問，成為副社長原本也只是時間問題。面對輿論的指責，東電方面的解釋是：企業出面“請求”石田“再就業”，而石田本人“同意”了企業方面的請求，“與斡旋無關”。
毋庸諱言，大企業作為促成戰后日本經濟高速增長的主體，確實構成了主流精英的核心。但是，作為硬幣的反面，大企業也成就了少數既得利益層。在高速增長早已過去、泡沫經濟已然崩潰20年的今天，日本不僅在產業結構上亟須調整，以大企業為核心的利權構造更到了非打破不可的時候了。隨著被稱為“下流社會”的社會貧困的擴大，這一點愈發成為共識，此番核事故不僅使東電內部管理問題浮出水面，更凸顯了以東電為代表的大企業病入膏肓的程度。
“第四種權力”的缺席
作為一個民主國家，日本擁有極其發達的大眾傳媒產業，其全國性大報多為“百年老店”，擁有天文數字般的發行量，媒體工作者也被視為社會精英，手握所謂“第四種權力”。然而，如此發達的新聞媒體，卻未能影響國家的核電發展政策。日共眾議員、畢業于京都大學工學院原子能工學專業的吉井英勝，曾多次在國會上提出，如果地震及其引發的海嘯造成核電站全電源喪失、反應堆冷卻系統無法正常工作，有可能出現核危機的問題，但遭到無視；另一位專攻應用化學、草根反核電活動家出身的學者廣瀨隆，早在切爾諾貝利核事故后不久便出版了名為《危險的話──切爾諾貝利與日本的命運》的專著，不懈地呼吁人們對核電站不要掉以輕心，直到去年8月還曾出版《核反應堆是一顆定時炸彈——害怕大地震的日本列島》一書，預言了與今天高度雷同的恐怖景象，可是其聲音卻被媒體社會的眾聲喧嘩所湮沒。而與此同時，東電作為日本各大商業電視臺的最大廣告金主之一，電視廣告鋪天蓋地。包括為數甚眾的媒體從業者在內，幾乎無人提出異議或質疑。
日本的核電經濟發展非一日之寒。利益與問題并重，相互糾纏，很難說是政、官、財或媒體哪一方單方面的責任。進而言之，甚至福島等東北受災地區的災民本身，也無法完全擺脫干系。當地經濟凋敝，就業機會稀少。當初拿了東電巨額補償金的民眾，內心恐怕也并沒有什么不情愿。甚至有些地方，縣民一致同意上馬核電項目，幾乎只有縣知事一人反對，形成畸形的輿論一邊倒的狀況。這種情況下，出了事故究竟最該打誰的板子，確實是一個問題。
消費社會危機與日本政治走向
震前日本的生活方式、社會文化，基本上是經濟高度增長期的產物，隨著經濟的持續蕭條和社會老齡化的發展，原本就難以為繼，已經到了非改變不可的關頭。巨震剛好提供了一個“拐點”，使日本國民重新審視、反思戰后消費社會的功罪，可謂正當其時。但問題是，在日本國民中間，節能意識究竟能否扎根、定型尚有疑問。4月29日是度假黃金周的頭一天，人們爭相駕車從東京趕赴度假地，結果形成了三四十公里的交通大堵塞。俗話說“好了傷疤忘了疼”，盡管震后初期全社會的節能意識確實高漲，但人們的危機感也在逐漸退去。尚不能斷言這個社會已經就此擺脫了資源浪費型的生活方式。
回顧日本在此番巨震及核泄漏事故的次生災害中的應對與表現，可以看出國民、社會與政府、大企業之間有相當強烈的反差。對此，日本媒體上也充斥著形形色色的批判，如“一流的國民VS三流的政府”，或“卓越的被統治能力（Governability）VS可憐的統治能力（Governance）”等。總之，民主黨政府在應對危機（特別是核事故處理）時的領導力和執行力受到國民和輿論的強烈質疑。與此相對，民間社會的井然有序、理性和有效組織令人印象深刻。尤其難能可貴的是，縱然在政府的決斷力明顯出現失誤的情況下，民眾也仍然給予政府以最大的信任，在福島核電站周邊地區的疏散等問題上，民眾并沒有隨謠言而動，基本上還是通過NHK等公共媒體了解信息，聽從政府的指揮調度。但也正因此，事后對政府的“審判”也更加嚴酷：在4月中旬舉行的地方統一選舉中，民主黨慘敗——正應驗了石原慎太郎的“天罰”說。
巨震中暴露的政府在危機管理體制上的種種弊端，加上震后日本社會所表現出來的某種“舉國一致”化傾向，都在呼喚強有力的政權。一些政治家似乎嗅到了這種空氣，開始在水面下推動民主黨和自民黨的保守聯合，醞釀新的形勢。也許不久的將來，很可能會出現一個超越黨派的民—自兩黨聯合政權。這種政治流變對日本社會究竟是福是禍，尚未到客觀評價的時候。但無論如何，這都是以3月11日為分水嶺，正在日本社會上演的劇變過程中的一環，必將對這個國家的未來走向產生深刻的影響。
（作者系本刊特約撰稿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