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克力
攝影術自19世紀下半葉傳入中國后，大大小小的照相館先是在通商口岸，繼又在內地城市，雨后春筍般地出現了。照相是一種富有神秘色彩的新興行當，極大地滿足了人們觀望自己的好奇心。
最初面對照相機鏡頭的時候，人們多少有些緊張。那時的緊張與后來的緊張不盡相同，后來的緊張，是被拍攝者面對鏡頭拿捏表情時的“不自然”，而早年間的緊張多少含有對攝影本身的恐懼，有的則干脆拒絕照相（事實上，對照相機的恐懼延續了很久，直到上個世紀70年代，有些偏僻地區的農民還紛紛躲避攝影記者的鏡頭，說那東西能勾魂吸血）。
雖然如此，攝影很快便在我們這個崇尚宗族與家庭觀念的國度里擔負起了自己特有的功能，成了強化家族認同的重要手段。每逢節慶或難得的團聚之時，有條件的家庭，往往要么到照相館、要么請攝影師到家里來留下一張合影。此時，合影儼然是“一個都不能少”的家庭儀式，與中國人大團圓的傳統期待恰好契合，是每個家庭都樂此不疲的事情。
《老照片》出版十多年里，刊出過各種各樣難以計數的家庭合影。這些不同時期的家庭合影，在《老照片》里構成了一道獨特的風景，折射出了不同時代的倫理與風貌，為后人研究中國家庭乃至社會時代的變遷提供了十分寶貴的資料。這里，筆者依據照片拍攝時間的順序介紹幾幅，從中或可窺見中國人在過去一個世紀里，曾經有過的倫理傾向與生存狀態。
一
這幅題為《一個農民家庭》的照片（見圖一），攝于上世紀20年代，是外國傳教士在鄉村采風時所拍。照片上是山東膠東地區某個普通農民家庭。坐在前排的兩位老人，是家庭的祖輩。男性老者的拐杖須臾不離，照相時還在拄著，給人感覺這根簡陋的與討飯棍無疑的拐杖，此時此刻卻具有了某種“權杖”的意味，與他那蒼然的胡須相得益彰，襯托出老者在家中的至尊地位。站在兩邊的分別是他們的兒子與兒媳。
解讀這張照片的作者馮群力發現，站在老人身邊的兒子，表情里流露著無奈與尷尬，他進而分析道：“（這）或許和他生育的女孩太多有關。恐怕后排抱著的還是個女孩。一般情況下，如果是個男孩，大都由他的母親或妻子在前排抱著?！奔偃缡悄泻?，通常不光要在前排抱著，還要把小雞雞也刻意露出來，以示香火有繼。
照片上，除了中間那個少不更事的小女孩露出一臉的燦爛，一家人看上去都有些無精打采，這固然與“后繼無人”的自卑有關，同時與這張合影非完全出于主人的自愿，也不無關系。八成是傳教士臨時起意，把這家人倉促拉到一起照了這張像。如果沒有傳教士的主動邀約，這家人可能永遠想不到要到照相館去拍一張合影。
二
與前面那張“陰盛陽衰”的照片正相反，在接下來的這張題為《祖上》的合影里（見圖二），祖孫三代是清一色的男性。作者魯人作為這個家族的第四代子孫，結合這張照片，向讀者講述了先輩們或求索奮斗而終不得志、或沉溺賭博與鴉片而壽不終年的多重命運。
照片里居中安坐的老人是作者的曾祖，右一是作者的大爺爺，右二是大爺爺的長子，左一是作者的祖父（曾祖的次子），左二是三爺爺，左三是大爺爺的次子。作者的曾祖早年在鄉村邊教私塾邊學做文章，一心想博取個功名，但未及如愿，科舉便廢除了。其大爺爺因染上了抽鴉片的惡習，早早便離開了人世。三爺爺年輕時曾沉迷于賭博，雖然后來金盆洗手，但終生碌碌。不過，作者回憶起與三爺爺的相處，卻不乏溫馨：
一年春節，我去三爺爺家拜年，兩位堂叔正在院里彈球，見到我便招呼一起加入。玩著玩著，便嚷嚷著要玩“來錢”的。三爺爺因此給了一文不名的我五六分錢，眨眼功夫，那幾分錢全進了兩位堂叔的口袋。如今想來，自己當年真是不懂事，幾分錢對那時的三爺爺并不是無所謂的數目，至少全家一頓菜錢想是夠了。三爺爺見我輸了錢，只是豁然地一笑，不知他是否又想起了自己當年浪跡賭場的情景……
與兩位兄弟不同，作者的祖父曾為家族的振興爭得一線希望。作者曾祖教私塾時的一位得意門生，后來在東北發跡了，讀完改制后小學的祖父便去投奔了他。在東北奮斗了幾年，開了自己的織襪廠，一度很紅火。長兄抽大煙，老弟賭博，家里多靠祖父毫無怨言地補貼。而這種無怨無悔，正是事業成功的家族成員的責任與美德。然而天有不測風云，日本人侵占東北后，嚴控中國人對棉紗棉線的收購，祖父的生意一落千丈，最終倒閉。后來，作者的祖父被迫返回關內，又在北平、天津嘗試過多種生路，終不得志，一家人只好又回故里務農去了。
先是科舉的廢除斷絕了前輩耕讀上進的通道，繼之是舶來的毒品和傳統的陋習摧折了后輩的意志與生命，而這個下層家族僅有的一點希望，又被日本人的入侵碾得粉碎，中國人在20世紀上半葉所經歷的陣痛與苦難，差不多都讓他們攤上了。
命舛如此，夫復何言！
三
中國人每以“幾世”、“幾世同堂”而自豪，因為積世越多，家族規模越大，家族的凝聚力相對也就越強。一般情況下，三世同堂很常見，四世同堂也不太難，而要實現五世同堂就不那么容易了，因此“五世同堂”幾乎成了過去年代里許多中國人夢寐以求的理想。這張拍攝于1934年的《蔣氏家族五世同堂的合影》（見圖三），是《老照片》迄今為止所發表的規模最大的一張家族合影照片，老老少少加起來，總計76人，實屬難得之觀。
拍攝這張合影，是為了志慶蔣氏家族的“雙喜臨門”，蔣氏后人、照片的提供者蔣世承先生在文中寫道：
1934年新宅落成，適逢海籌先生九十華誕，為避繁縟的世俗禮節，5月，居家親屬前往莫干山，在新宅北側小花坪前拍下此照。由徐行恭先生題額以志紀念。中坐者為海籌先生，左首邊著黑馬褂坐者為抑卮先生，余皆親屬子孫輩，少長咸集計七十有六人，最幼者年僅一歲，已屬五世同堂之慶。蔣氏家人除年老病故者外，于1949年全國解放前夕，有一人去了解放區，六人去了臺灣，一人去了日本，余皆經受艱苦的思想改造，逐步融入社會主義新中國。時至今日（2007年10月），照片中的七十六人，僅剩下海籌先生的孫輩三人，重孫輩二十人，玄孫輩三人，各自成家立業，星散四海矣。
前些年，有論者高度評價近代以來像義寧陳氏等一些家族對中國文化的傳承所做的貢獻，其實在其他一些領域，也不乏這樣的家族，像無錫榮氏之于紡織業，而杭州蔣氏一族在金融業方面的貢獻，也足可稱道。當年，蔣海籌先生從店鋪學徒做起，后自制木質織綢機，自產自銷，逐步壯大，經過幾十年的艱苦奮斗，其開設在杭州的蔣廣昌綢莊逐漸成了聞名全國的絲綢織造企業。后在其子蔣抑卮先生主導下投資金融業，控股杭州興業銀行，一度在國內金融界呼風喚雨，舉足輕重。
至于蔣氏后人，則是人才輩出，遍布教育、科技、醫療、文化、政界等諸多領域。像蔣?；I先生重孫輩的蔣彥永，是國內著名的外科大夫，當年他挺身而出，鐵肩道義，為遏制禽流感的蔓延所做的非凡貢獻，已為世人所熟知，所欽佩。還有同為重孫輩的蔣彥士，早年留學美國，獲博士學位，歸國后先從教，后從政，累居津要。照片上的眾多后人，雖曰“星散”，卻不乏“俊彥”，與家族的孕育也是分不開的。
四
在過去的一個世紀里，對中國家庭的悲歡離合作用最大、持續時間最長的因素，莫過于國共紛爭了。兩個政黨延續了半個多世紀的恩怨情仇，影響和改變了無數中國人和中國家庭的命運。
巫加都在第41輯《老照片》里發表了一張父母的訂婚照（見圖四）。這張照片拍攝于1947年前后。照片上端坐在中間的老太太是作者的奶奶，兩邊是作者的父母，站在后排的是作者的三位姑姑，中間是大姑靜華，右邊是二姑德華，左邊是三姑亞華。前面懷里的小男孩是作者大姑的兒子。這是一個殷實的書香之家，不僅祖上有多人讀書（曾祖曾是前清舉人），子女也都接受過良好的教育。作者的父母是中央大學建筑系畢業，大姑畢業于中央大學歷史系，二姑畢業于重慶大學，三姑當時在內遷重慶的南開中學上學。
這樣一個溫文爾雅的知識家庭，是如何卷入國共紛爭的呢？說來實在有些蹊蹺，且聽作者道來：
家里這三個斯文秀氣的女兒選擇的伴侶，竟然都是軍人或曾經的軍人。這也是那個時代的特征：連年戰亂，遍地都是當兵的。
第一個闖進這個書香之家的軍人是國軍飛行員韓丙凡。這是一個高高大大的北方小伙子，一表人才，畢業于國民黨中央空軍軍官學校，參加過抗戰，與省立女子中學教員靜華戀愛八年終成眷屬?？上麄円浑p漂亮的小兒女都不幸夭折。1949年大姑夫帶靜華去臺，后升為空軍中將。我家相冊中并無韓姑夫的形象，也許是因政治運動不斷，相冊也需不斷清理，可這一海外關系仍無形中影響了我家兩代人。
當然，在臺灣的靜華不會想到兩個妹妹都嫁到了“敵營”：一個跟了曾經的新四軍，一個跟了解放軍。
從此，天各一方，生活在海峽兩岸的親人音信全無。直到上世紀80年代，兩岸關系出現松動，大陸這邊的親人始通過在香港登報、委托旅行社等辦法，千方百計與臺灣的親人聯系。最后，費盡周折，總算找到了那邊的大姑夫。這才知道大姑去臺灣后，因突發心臟病，早在上世紀50年代就去世了，作者不勝感慨：“原來影響我家兩代的海外關系早已虛擬！”
后來，作者已退出軍界、經商有成的韓姑夫還是攜續弦的夫人回大陸探親了。其間還有一段小小的插曲：作者二姑住在北京軍區大院，韓姑夫前去探望，車到軍區大院門口，警衛見是臺灣來人，很警惕，不讓進。后雖經過交涉放行了，但韓姑夫卻犯了倔脾氣，拒絕下車，只好又原車回城了。讓作者的二姑在家里白忙活了一通。
作者不無幽默地揣測道：“（進門受阻）也許讓這位‘國軍’老將又想起了過去受‘共軍’擠兌的傷心事吧?！?/p>
五
老照片收藏與研究者譚金土，1999年在第12輯《老照片》里發表了一幅他在蘇州文廟古玩市場淘得的一張家庭合影（見圖五），并為這張拍攝于1950年5月的家庭合影寫了篇解讀文章，題為《讀這一家子》。照片系這家人為慶賀老太太79歲生日而闔家拍攝，因拍攝的時間恰在新舊時代交替的當口，作者面對這張大家庭的合影，作了如是解讀：
1950年，剛從戰亂中建立起來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面臨的是嚴重的物質匱乏。但這個家庭成員的穿著打扮以當今的標準似乎仍可以組成一支毫不遜色的時裝表演隊。這家人中第一代和第二代雖穿著傳統的長袍、旗袍或大襟衣服，但男士腳下閃亮的革履和女士的繡花鞋仍顯露著他們的高貴。后排雖有一人仍穿長衫，但時尚的西裝和挺括的中山裝把其余三個小伙子裝扮得挺拔英俊。女士們旗袍的料子是鮮艷入時的，而毛衣作為外套穿戴在今天也是一種時尚，三個小姑娘大翻領的學生裝洋溢著朝氣。女士們和男士們的發式都經過電熱風和油脂發蠟的精心處理，那種大波浪的發型也在改革開放后的70年代底和80年代初的女士們頭上開始重現。前排那些娃娃們五彩繽紛、形式各異的童裝，在今天仍不能說已經落伍。
作者認為，這有可能是一個比較富裕的工商業者的家庭合影，雖然這家的男性長輩已經過世，但日子仍過得富足而殷實。只是不知這樣的光景能維持多久，因為照片上的人，將不得不在接踵而至的鎮反、公私合營、反右以及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政治運動中經受考驗。從象征家庭美滿團圓的合影照片無端流失的端倪里，作者預感了某種不祥之兆，從而對這個家庭后來的遭際作了極不樂觀的揣測。
無論這個在很大程度上承載了前代文明成果的家庭后來的命運是怎樣的，至少在合影的這一刻，從他們的臉上，很難讀出對新時代的悲觀，新時代似乎也沒有理由不接納他們，不善待他們。我們還是祈愿這個不知道姓名的大家庭，在此后的日子里，平安吉祥、安然無恙吧。
六
有位叫張洪玉的，投寄來他們家1966年5月18日的一張合影（見圖六），這是那個年代他們家唯一保存下來的全家福。作者對照片的拍攝經過有這樣的記述：
1961年，那時還沒有三哥，父親工作的單位給職工照全家相，照片照壞了，沒能沖洗出來。當時說好以后補照，結果一拖就是5年。1966年5月，父親領著姐姐和哥哥們去縣城補照。那時祖父去世才一年多，從鞋上看，父母還戴著“孝”。那年姐姐15歲，大哥13歲，二哥9歲，三哥才3歲。去縣城的路上，母親和姐姐替換著背抱幼小的三哥。那年月，農村孩子能進縣城照相，是件非常榮耀和幸福的事情！
拍這張照片的時候，作者一家人剛從舉國饑餓中煎熬出來沒幾年。即使沒有那幾年的饑餓，一家六七口人，主要靠在縣城當勤雜工的父親掙的那幾十塊錢，其生計之拮據，也是不難想象的。因為家境窘困，作者的姐姐一天學沒上，13歲就進林業隊干活了。后來，他的姐姐在不惑之年，不幸因腦溢血成了半植物人。晚年的母親每提到姐姐便老淚縱橫：“你姐姐這輩子命太苦！”
作者感嘆道：“這張照片攝于1966年5月18日。那年五月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的所謂“五一六”通知，是文化大革命開始全面啟動的標志。然而，像千千萬萬普通農家一樣，父母親和姐姐哥哥們絲毫沒有意識到暴風雨即將來臨?！痹谏鐣难葸M中，蕓蕓眾生不過是隨波逐流，隨遇而安，他們埋頭于自己的生計，以求溫飽，實在無暇去感知行將改變他們人生命運的一些重大轉折或變故。
一介草民與其所處的大時代，在許多時候，其實是很隔膜的。
《老照片》在上世紀90年代創辦時，編者為“老照片”所下的定義是“20年以前”拍攝的照片，因此70年代以后的家庭合影便很難在《老照片》里見到，這也是筆者對家庭合影的介紹結束在60年代的原因了。事實上，在文革結束以后，當一些離散的家庭再度重聚的時候，不少人仍選擇了到照相館合影這樣的方式以為慶賀與紀念。在那些日子里，從城市到鄉鎮，幾乎每一個照相館都曾見證過中國人結束浩劫、走出苦難的慶幸與歡欣……而進入80年代，尤其90年代以后，隨著照相機的迅速普及，一家人成群結隊、扶老攜幼到照相館合影的景象似乎已越來越少見，人們更習慣于在自己家中或到戶外的某個景點用自家的相機來完成這項“儀式”。于是，我們不難發現，家庭相簿里后來添加的那些自拍的合影，雖然多了一些隨意與率然，卻沒有了以往在照相館里或請照相館的師傅來定格時的那份矜持與莊重。
而導致這一變化的，是攝影方式的改變呢，還是面對照相機的蕓蕓眾生呢？這或許是一個有趣的問題。
(作者單位：山東畫報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