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6月，美國藝術與科學學院學術季刊《代達羅斯》（D?dalus）推出中國研究專號（春季刊）。開篇文章《成長的煩惱：中國崛起所面臨的挑戰》，由美國著名漢學家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操觚，兼具破題與點題之用。

對西方學界而言，如何評價中國改革開放向來棘手。一方面，中國社會變化之迅速總會使任何學術評價都面臨過時的風險。另一方面，中國的改革成就在各個地理區域、社會階層、政策部門之間體現得并不均衡，如何使評價具有公平性就成了難題。裴宜理指出，中國的快速崛起在經濟、社會和國家層面伴生了諸多列寧主義式的矛盾，因而發達市場經濟與傳統共產主義政體能否兼容似乎成為難以回避的詰難。

改革開放伊始，這種不協調的政治經濟結構尤為明顯。然而，這種狀態反而助益于中共幾代領導人實施一系列創造性的政策，以應對激烈的政治改革需要。鑒于共產主義在世界范圍內的挫折，有論者將這些舉措視為日薄西山之后的孤注一擲。此種論調反而體現出中國研究在公共政策比較層面的缺失。事實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淵源已經注定了它不會與蘇東國家走上同一條道路。中共的合法性來自于廣泛農村革命的民族主義背書。豐富的革命歷史遺產沉淀為社會組織和控制的寶貴經驗。這些重要的政治優勢經受住了時間的考驗。因而得見，為了保持政權穩定，國家采取“社會管理”吸收社會矛盾，從而1990年代以降再未發生大的政治風波，同時以“文化治理”塑造、提升政黨形象，以“引導輿情”使具體事件的解釋順應政治議程的需要。這一系列治理技術深深扎根于中共的革命與建設經驗中，也為適應新的形勢而不斷做出實質性調整。因而，如何看待這個仍在成長的政治實體當前所面臨的政策挑戰，才是更應被關注的問題。

在這個問題的引領下，就不必緊緊抓住政權變遷不放，而應聚焦于中國政府如何以公共政策解決實際問題。中國的“改革開放”處在一個流動的進程當中，而且高度不可預測。中國的公共治理實踐包含了諸多困擾著其他發展中甚至發達國家的問題，其中一些最為棘手的挑戰直接或間接地來自于早期的改革努力，比如農村工業化導致的環境嚴重惡化。在尚未深化政治體制改革的情況下，中國要想回應緊迫的政策挑戰，取決于經濟可持續發展的能力。改革初期的高速增長畢竟難以持續，而如何進行穩定的發展才是實現國家社會政策的重要平臺，從而將更深層次以市場為導向的經濟改革提上本屆政府的首要議程。但是，即使在最樂觀的經濟情況下，國家仍需克服許多惱人的社會問題。其中最嚴重的包括人口“未富先老”、農村衛生醫療、城鄉二元分割、民粹化的社會運動、國家權威下降、宗教極端勢力，以及地方治理危機。雖然這些挑戰具有很強的中國特色，但若看到一個基本上未經改革的共產主義政黨在如此廣闊的國土上實現了如此高速的經濟增長，那么其公共政策就有可能對世界各國所面臨的共同問題有所裨益。

文末，作者強調，對全球困境進行比較性思考不僅僅是一種學術興趣。我們今天生活在一個脆弱但相互依存的后冷戰世界當中，受困于各種跨越國境的挑戰，從流行病、氣候變化到恐怖主義、金融危機。中共中央政治局和美國國會的治理風格當然是極為不同的，但在面對這些問題時，同樣都會發現自身面臨意識形態和操作辦法上的雙重考驗。如果僅僅因其政治制度不能符合西方民主的尺規，就去忽略或低估中國在解決全球問題上的努力，這無疑是非常魯莽的。? （文/木懷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