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平
2009年10月25日～11月5日，中國非公募基金發展論壇組織赴美考察，參觀并訪問美國基金會組織，汲取基金會治理經驗。考察團先后拜訪了20多家各種類型的美國基金會組織，包括獨立基金會、家族基金會、社區基金會、企業基金會，及其他類型基金會組織，足跡涉及東海岸波士頓、紐約，西海岸的舊金山。
十幾天的訪問，若用一個簡單的詞匯概括此行的感受，“震動”二字是比較恰當的表述。
一、美國社會存在一個龐大的非營利部門，它是美國社會穩定運行的重要組成部分。
2008年，美國非營利部門公益捐贈3076.5億美元，約占美國當年GDP的2.2%，約占美國當年聯邦政府財政支出比例的10%左右（數據來源：美國聯邦政府歷年財政收入，支出及債務余額）。也就是說，不考慮政府社會福利支出和其他部門社會支出，僅美國民間當年就有占GDP2.2%、財政支出10%的社會資金在社會救助、公益慈善方面采取行動，如果考慮到2008年是美國經濟危機的爆發年份，這一數字就更加驚人了。
美國非營利部門大致劃分成三類：1.公共募款機構，2.基金會，3.各類行動型、直接從事公益救助的NPO組織。其中公共募款機構大致相當于我國的公募基金會，而基金會則大致類同于我國的非公募基金會，只是美國的基金會基本不向公眾募捐，基金大多來源于較穩定的家族或特定個人的捐贈或遺產，基金會一般只花錢，不找錢。而大量的NPO組織則通過向公共募款機構和基金會申請資金，來完成龐大復雜的社會公益事業。
據哈佛大學校級研究組織、專門研究非營利部門的豪澤研究中心研究員Steave Lawry介紹，鑒于美國移民社會的歷史和基督教互助的精神，美國社會有著個人自愿結合并組織起來解決問題的傳統，個人主義及崇尚個人行動占據美國價值觀的核心地位，因此，美國的非營利部門在美國社會發揮著獨特的作用。據統計，截至2005年，全美國慈善捐贈中82%來自于家庭和個人，其余18%來自于企業和特定機構，個人捐贈占絕對多數。美國全社會各階層人群平均每年的慈善捐贈大致都占該階層家庭年收入的2%。
自上個世紀一二十年代開始，伴隨鍍金時代帶來的財富劇增以及貧富分化不斷加劇的社會現實，以拉塞爾·塞奇基金會為首，洛克菲勒、卡耐基等美國的大企業家族率先成立公益基金會，開啟了美國現代公益事業的先河。至二戰結束之后，出現了基金會發展的高峰，到20世紀80年代至本世紀前10年，基金會發展達到了最高峰，數量已達7.5萬余家（中國目前非公募基金會635家），出現了3倍的增長，資產和捐贈額則出現了10倍增長。在2008年3076.5億美元的慈善捐贈中，基金會捐贈占412.1億美元。與此同時，非基金會形式的其他社會捐贈也出現了井噴似的增長。
二、美國政府制定了一套與非營利事業相適應的法規體系，誘導社會資源流向公益慈善領域
對應于不同的捐贈主體和捐贈來源，以及不同的捐贈訴求，美國政府逐漸摸索出一套與之相適應的法律法規體系，其中最重要的法律制度就是對慈善捐贈的稅前扣除優惠。
一般而言，機構捐贈可獲15%的稅前扣除。
個人捐贈方面：
——現金捐贈：向公共募款機構捐贈可有50%的稅前扣除；向基金會捐贈可有20%的稅前扣除；
——證券捐贈：可有30%稅前扣除；
——個人遺產捐贈：現金可獲100%稅前扣除；不動產捐贈可獲50%稅前扣除。
在稅收優惠法規之后，是一套嚴密的監管和規制。包括為防止自我交易而形成的不允許基金會與“不符合資格人士”之間有任何財務來往，非公募基金會不得擁有任何其他營利性項目（公司）2%的所有權；要求基金會建立權力制約平衡的委員會以及第三方審計；對證券股票的捐贈要求五年內必須兌現；以及每年需向財稅局提供組織年報等。
這套法律制度的形成，適應于美國的國情，同時又創造出美國的公益慈善文化，為美國社會龐大的非營利部門的形成創造了制度條件。
三、經過近百年實踐，非營利部門對把錢花到哪里？如何有效花錢？已形成一套成熟的模式和文化
1.美國基金會的業務領域包括
——傳統的公益慈善資助
包括扶貧、醫療、教育、健康、文化藝術等。這些傳統領域的資助至今仍占大頭。
——社會變革與社會創新
美國人認為，社會公益事業如無社會公平的推進和公共政策的改善，扶貧助弱將是無效的。因此，1950年代以來，在經濟與社會正義、公共政策、國際事務等方面，非營利部門持續地投入資金。
——社會企業慈善
為了使公益事業更加有效，近年來一些從公司轉入慈善領域的從業人員推動以企業方式經營公益機構，他們以投入產出績效平衡的方法，以金融創新的手段，以收費服務等方式經營公益。
2.基金會是美國社會冒險與創新的研發機構
由于美國政府對基金會如何運作，是否成功很少限制。同時也由于基金會不像營利機構那樣對董事會或股東負責，這為基金會將資金投入冒險和創新的社會事業創造了條件。
一般而言，政府的社會支出受到官僚體系內部制約，是否有效，面臨行政問責，因此政府官員不愿冒險；與此同時，商業組織有創新沖動，但它受制于盈利原則和股東壓力；公共募款機構則受制于捐贈人的限定性需求，資金使用只能在特定方向；而基金會資金可以沖破上述障礙，對陌生領域和新鮮事物投入熱情和資金，這導致美國的基金會醞釀出一種為社會創新事業冒險的精神。
以麥克阿瑟基金會為例，自1981年起該基金會推出“麥克阿瑟研究員計劃”，設立獎學金，每年資助20～30位研究員，其目的就是為了給予受助人最大限度的自由，使他們能夠按照自己的想法做事，完全不受外界的約束。該獎學金為期五年，每人50萬美元，受助人如何使用這筆資金完全沒有限制，受助人也沒有向基金會提交報告的義務。基金會把該獎學金看作是對人的投資，其標準只有一條：“過去取得過成就，未來有望取得重要進展”。
相對于公共財政支出，基金會支出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因此，基金會就更加需要用好善款，使之成為社會事業的杠桿。
四、非營利部門競爭充分，已形成合理的行業分工，專業化特征十分明顯
此訪美國基金會，發現非營利事業作為一個產業鏈已相當完整。它們在充分競爭的前提下已形成合理的行業分工，組織形態相當發達。從類型看，有研究型組織，有行動型組織，有支持型組織，有網絡型組織，有公益投資理財型組織。圍繞公益事業的方方面面，從資金捐贈來源到善款支出，從扶持NPO組織成長到信息咨詢服務，從個別行動到區域或全國性網絡，每一種非營利事業需要的組織形態，都在充分競爭中逐漸發育成熟。比照中國剛剛破土的非營利事業，美國這方面的成熟度令人印象深刻。
在NPO從業人員方面，早期以老人、婦女為主的公益從業人員，正逐漸被專業型人員替代，大批企業人才、金融人才、IT人才不斷加盟到非營利事業。
與此同時，非營利組織在項目管理和投資管理方面不斷專業化，各種管理工具和投資工具逐次研發出來，有效地運用于非營利事業的方方面面，使得每年流入公益慈善領域的資金能夠高效合理地利用。
在西海岸，以硅谷為代表的創新產業蓬勃發展，由此也帶動當地的非營利事業以公益創新的形式迅猛發展，類似公益創投、贈予網絡、社會創投伙伴、在線贈予等新興贈予模式不斷涌現出來。按福特基金會副總裁Marta Tellado的說法：“現代公益正從傳統的工業革命時代進入信息革命時代”，公益事業必然面臨創新任務的挑戰。
五、美國的意識形態和基督教救贖沖動引導下的非營利事業的國際主義行動
從統計數據看，美國平均每年有4%～5%的公益支出流向海外，這不包括政府的對外援助，也不包括宗教組織的海外支出，同時也不包括各類公益機構在國際事務中投入的時間和人力。如果按照2008年3076.5億美元的公益捐贈計算，單是從美國民間部門流入海外參與國際行動的資金就有150億～200億美元之巨。
這種國際主義行動內在于美國基督教的救贖沖動，內在于美國全球領導國家的國際地位和意識形態，也內在于非營利事業從業人員的行業自覺。從民間部門流向海外的社會資金，將美國的價值觀、美國的行為方式輸出到海外，與美國的商業資金和政府資金一道，構成了美國利益的有力支撐。
國際美慈組織（Mercy Corps）是我們訪問團主要的美國支持方，他們的使命之一就是幫助中國非營利事業的成長。該組織副總裁Jim在舊金山見面的第一句話就是：“歡迎你們到來，我們NPO是同一個種族，同一個階級，不分國界，是一個大家庭。”此類語言，經歷過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理念洗禮的中國人是比較熟悉的，但那已經是幾十年前的舊話了。在愛國主義成為主流話語的今天，在美國聽到另一種國際主義語言，不由得感慨萬千。
六、相關思考
思考之一：非營利部門是美國資本主義制度的有機組成部分，準確認識美國，必須認識非營利部門的重要作用。
市場經濟帶來高效運作，它有效配置著市場社會的各種資源。但與此同時，市場經濟必然導致分化，使強者越強、弱者越弱，并不斷造成貧富分化、環境破壞、道德淪喪等大量的社會問題。對此，必須有強大的力量對市場經濟的負面作用給予制衡。
以美國為例，2008年，美國在貧困線以下的人口達3000萬之巨；2009年10月，美國失業率高達10.2%，新奧爾良地區90%的黑人孩子不能上大學，麻省中學退學率高達50%。無論在經濟危機之前，還是經濟危機之中，市場經濟的高效運作從來都不能掩蓋它所造成的問題。
為此，非營利部門在政府之外采取行動，它們每年以國民財富總量的2%來進行社會救助（中國2007年的公益捐贈占GDP的0.09%，2008年占GDP的0.27%），并同時以非營利部門的價值觀和行為模式影響公共政策和社會大眾。事實上，美國的非營利事業引導了美國政府在資本主義社會如何有效地實施社會發展及社會福利項目，從某種程度上防范了勞工的社會抗議，并為防止社會政治變革、維護社會安定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與此同時，非營利部門創造大量的就業，提供了美國全部就業近10%的崗位，其就業容量與政府部門就業容量相當。
不認識非營利部門的這種巨大作用，將無以對美國的社會制度和現實運行產生準確的判斷。非營利部門是美國資本主義制度的有機組成部分，是這個社會的穩定器。正是通過這種制度安排，加上媒體、工會、宗教等社會力量，美國社會才可能有效地運行。
思考之二：中國非營利部門既要學習美國，又要根據自身的國情和文化，尋找到自己的發展道路。
比之于美國的個人主義傳統和自治文化，中國傳統中從來都是高度集權的政府對千百萬分散化小農的有效管理。中國曾有自治的文化，但以家族為單位的自治與現代社會平等參與的公民自治相去甚遠，加之近代的革命和市場化進程，家族自治已基本上不是當代社會生活的主要載體。在中國，公益捐贈中個人捐贈所占的比重遠遠不能與企業捐贈所占比重相比。因此，寄望于中國公民個體的自治行動，在相當長時間內難以樂觀期待。
近十幾年中國非營利事業的發展，其基本動力來源于市場經濟在高速發展中不斷產生的各種社會問題。此刻，政府意識到必須有更多的社會力量參與，才能解決龐大紛雜的社會問題。而那些先行發展起來的企業，在國際示范的帶動下和從本階級的長遠利益考慮，也開始捐贈資金推動社會公益事業。這些構成了方興未艾的中國非營利事業。
但是必須看到，在相當長的時間內，由于社會自治的不成熟，同時也由于政府權力對社會生活相當強的覆蓋，因此，在未來的社會事業進程中，一定是政府權力與社會權力互相重疊、互相拉鋸、互相矛盾、互相分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政府主導，社會參與”應是中國非營利事業的常態。在這種客觀態勢下，那些選擇合作主義而非對抗的NPO將獲得迅速發展。而選擇主動扶持NPO、釋放出相當社會空間讓社會組織嘗試自治的政府部門，將在未來的社會治理中獲得極大的主動。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已不可能包辦一切，人民群眾有序化的社會參與將為一個充滿活力又穩定運行的和諧社會創造條件。
也因此，中國非營利事業發展的當務之急，是迅速提高NPO的公益能力，其中最關鍵的是公共產品的創新能力與組織管理能力。沒有社會力量自身能力的提高，即使再多的錢、再好的厚望也將落空。中國社會的自治與民主之路也將同樣是句空話。? ?
(作者系本刊主編、孫冶方經濟科學基金會執行干事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