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內閣的一位穆斯林女部長巴羅尼斯·沃西（Baroness Warsi）最近公開宣稱，反穆斯林情緒在英國已經“登堂入室”，她警告：針對穆斯林教義和信徒的不寬容、偏見和頑固正在滋生。相反，一些宗教和社會人士針鋒相對地說，英國日益增長的穆斯林數量，也導致了教義和西方民主的兼容性問題。2005年基地組織在英國制造的爆炸事件中，極端分子正是在英國長大的。
另一方面，隨著東歐融入歐盟的進程，低收入移民涌向西歐的富裕國家，迅速導致了社會和政治上的緊張。盡管這些移民在經濟上不可或缺，但是在就業機會、住房補貼和社會福利上的競爭關系，使得當地人對“入侵者”的仇視日益增長。法西斯傾向的潛在對抗基礎就是這樣奠定的。
2008年以來的金融危機導致了1930年代以來最嚴重的經濟衰退，受危機影響，英國國民收入嚴重縮水，而希臘、愛爾蘭和西班牙也陷入泥沼，德國公眾對無休止地援助他國心生芥蒂，要求政府務實地面對本國利益。1930年代的大衰退曾經幫助希特勒和納粹在德國上臺，但幸運的是，這次經濟危機并沒有引發政治地震，目前尚未有法西斯主義或者其他政治極端派別上臺的跡象。
透過表面不難看到，統治機構和被統治者之間的鴻溝依然深刻，布魯塞爾正在漸失人心，各國內部的主流政黨遭遇信任危機，為群眾運動留下了亟待填補的真空。但是，要說歐洲再次面臨一個新的法西斯時代，似乎還不能言之成理。盡管在匈牙利、奧地利、意大利、比利時都有極端民族主義和法西斯主義暗潮涌動，但在法、德、英三個歐洲大國內，類似政黨都還不成氣候。西歐國家的主流黨派無論政見如何，在聯合抵制極右政黨方面是一致的。歐洲人民也沒有根本性地轉變立場，去支持反民主或極權主義政黨。
考察歐洲在兩次大戰之間的境遇，就可以明白此一時而彼一時也。1920年代的歐洲飽經戰亂蹂躪，民主之花根基尚淺，民族仇恨未消，暴力記憶猶存，社會精英出于既得利益而反對民主革新，再加上俄國革命給境遇悲慘的工農群眾鼓動希望，導致了瀕臨內戰的條件，促使政治領導人傾向于用鐵腕方式來重建秩序、強調民族尊嚴和恢復軍事力量。法西斯主義的勝利，是在相當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實現的。而今天的歐洲，在經濟、社會、政黨政治方面，都和當年天差地遠，盡管存在排外思潮、反猶主義和反穆斯林情緒，但整體急劇右傾顯然是不可想象的。
盡管如此，兩種可能的路徑仍然可以改變這一樂觀判斷。一是更加惡化的金融危機導致經濟體系的崩潰，茍延殘喘的銀行體系尚未得到徹底修正，悲劇仍有可能重演。如果危機再度發生，極右勢力可能會乘勢而起，沖擊現有政治體系，并把少數族裔和移民作為替罪羊。另一種可能是伊斯蘭恐怖分子滲入歐洲城市，通過“臟彈”等核武器制造政治危機，同樣為極右派別上臺創造了條件。但是我們衷心希望這兩種情形都不會發生，期待歐洲能夠從陣痛中恢復元氣，消弭偏見與不滿，讓生活得以繼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