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阿拉伯世界的茉莉花革命，歐美有識之士抱以審慎態度。卡耐基國際和平研究所的Thomas Carothers在《外交政策》上撰文 “反思阿拉伯民主”（Think Again: Arab Democracy），就七個似是而非的信條逐一加以審視，戳穿了這些信條的神話。
“阿拉伯世界的柏林墻倒掉了”——對，但不全對。盡管把阿拉伯世界同1989年中東歐的局勢對比很有誘惑力，但這種類比至少在兩方面是有誤導性的。首先，東歐國家的政府由前蘇聯扶植并控制，當蘇聯在1980年代末式微時，這些政權隨之岌岌可危。而中東國家盡管得到美國的經濟和軍事支持，但并非由外部力量樹立，沙特國王阿卜杜拉就是一例。其次，中東國家體制非常多樣化，有改革君主制、保守君主制、獨裁總統制、部落國家等等，一兩個國家的轉型或許和東歐類似，但其他地區可能會非常不同。
“中東轉型更類似于南撒哈拉非洲”——值得商榷。1990年代早期民主轉型運動席卷南撒哈拉非洲，該地區實行民主選舉的國家從1989年的3個增長到1995年的18個。然而，豐富的石油資源、王室體制的存在以及伊斯蘭教在社會中所扮演的角色，都使得阿拉伯國家迥異于多數非洲國家，而喀麥隆、多哥、剛果等國也為轉型樹立了負面范例。
“民主長存的機遇微乎其微”——不要放棄希望。“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成敗告訴我們基礎條件的重要性：經濟發展水平、國家財富集中程度、國家凝聚力、身份分化和政治多元的歷史經驗等。但缺少這些條件，并不意味著民主不可能成功，只是更艱難而已。突尼斯人民的教育素質和中產階層，埃及人民的跨族群合作，巴林等國的議會制和多黨競爭都是寶貴經驗。
“在自由公正的選舉中伊斯蘭分子將大獲全勝”——并不一定。1991年的阿爾及利亞和2006年的巴勒斯坦固然體現了這一點，但不必過分恐懼，大多數伊斯蘭政黨參選得票率都低于10%。盡管伊斯蘭政黨可能組織嚴密，有堅定的核心擁躉，但在網絡時代，勝選的關鍵是大眾媒體對草根階層的廣泛動員能力，況且現在也沒有霍梅尼式的卡里斯瑪宗教領袖了。
“民主專家知道如何幫忙”——是的，但是需要謙遜。阿拉伯國家的活動者們滿懷熱誠汲取關于民主的種種律令，但是每個國家都有當地特殊的社會政治條件，普遍性的民主教程最多只能作為建議和參照。
“歐洲將大有可為”——有可能。歐洲在推動民主轉型方面有很多有利條件，但歐洲領導人擔心阿拉伯國家政治轉型可能導致難民涌入、石油斷供、伊斯蘭激進勢力抬頭，歐盟的協商一致議程也阻礙了此類努力。盡管如此，中東的民主熱潮還是給了歐洲一個巨大的機會，來在當地重建信譽。
“現在美國站在了民主一邊”——還沒這么快。盡管奧巴馬表態支持突尼斯和埃及民眾，并呼吁卡扎菲下臺，但長期以來美國在中東地區“穩定先于民主”的政策是否已經改變？現在還不能確定。類似于其中亞政策，美國很可能還是會根據國別而采取不同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