辰生
東亞地區(本文特指東北亞和東南亞)或許是當今世界對中國發展崛起所帶來的國際影響感受最為直接和深切的區域。由于地緣臨近的關系,更由于戰略利益訴求、經濟發展水平和歷史影響的復雜多樣,這一地區的眾多國家對于正在不斷擴大經濟、政治和文化影響的中國有著深刻而不盡相同的認知與感受。2008年8月11日~12日,由新加坡東亞研究所和德國阿登納基金會聯合舉辦的“東亞面對崛起的中國”國際研討會,邀集來自東亞主要國家的學術界人士,探討了中國崛起對于各相關國家的意義和影響。這個會議從一個側面反映出外部世界對于中國崛起的感受、認知和對策。
表層次:民意反映與軟實力的運用
總體來講,中國在東南亞主要國家的民眾中保有正面形象,其正面程度高于美國,但低于日本。英國諾丁漢大學王正緒博士等學者在大量的民意調查數據基礎上所作的分析研究顯示了這一點。研究結果還表明,越南、泰國的公眾對中國的印象要好于新加坡、馬來西亞和印尼的公眾對中國的印象。在新加坡,講中文的人群對中國的印象要好于講馬來語的人群。在越南,統一后出生的人群對中國的印象好于統一前出生的人群。研究者指出,影響外界對中國形象的正面因素包括,中國發展給相關國家帶來的經濟機遇、中國積極參與國際區域合作、中國所具有的歷史文化遺產、中國正在承擔的國際責任等,而負面因素則包括環境污染、能源安全、溫室氣體排放、政治治理,以及軍事能力的迅速增長。
南洋理工大學李明江博士認為,中國在東南亞日漸增長的影響和該地區正在被消蝕的“中國威脅論”,在很大程度上應歸功于中國對東南亞所采用的“軟實力手法”(soft power approach)。軟實力手法是對實力的軟應用,而并非簡單等同于軟實力本身。具體到中國對東南亞的外交政策,其內涵主要包括自我約束,積極參與,照顧他國利益等。李明江對約瑟夫?奈的早期軟實力理論進行了評析,認為文化和價值觀歷來就是和外交政策不可分離的實力因子;文化也有強制性,文化也并非總具吸引力。而經濟和軍事這些所謂的硬實力,也同樣可能受到其他國家的追捧和膜拜。如果這些硬實力應用于對外援助或救災活動,同樣可收軟實力的功效。
意識形態和華人移民,曾經是塑造中國和東南亞安全關系最重要的兩個因素,現在前者已經隱去,后者嬗變為積極影響中國與該地區經濟聯系和民意印象的因素。
深層次:對經濟和安全利益的冷靜分析
普通民眾對于中國的認知印象并非能夠直接有效地反映在各自國家的對華政策上。對于經濟和安全利益的冷靜分析才構成外交決策的基礎。應當說,東亞國家普遍在經濟上受惠于中國的快速穩步發展,但由于經濟發展水平差異和產業結構互補性強弱等因素的影響,各個國家的受益程度也不盡相同,一些國家感受更多的則是來自中國的競爭壓力。
1. 經濟利益影響:喜中有憂
柬埔寨學者Eng Yeng認為,無論是從經濟、地理,抑或是地緣政治上,柬埔寨都是中國經濟發展和地區影響增長的顯著受益者。柬中貿易在1995~2002年的平均增長率為23%,2004~2007年則達到31%。兩國農產品貿易為提高柬埔寨貧困農民的收入作出了重要貢獻,此外中國還是柬最大的外援提供者。
新加坡學者Lye Liang Fook則把新中雙方的貿易、投資、旅游和文化交往視為穩固兩國關系的錨石。早在1997年,中國就取代馬來西亞成為新加坡對外投資最重要的目的地國家。中國有13%的上市公司在新加坡股票交易所掛牌,上市資本占15%。近年訪新的中國游客年平均量都在百萬以上,是新加坡旅游市場的第二大來源國。
開放和不斷現代化的中國為韓國的經濟發展提供了一片樂土。自2004年起,中國就取代美國成為韓國最大的貿易伙伴,現在中國還是韓國最大的對外投資目的地國。韓國在對華貿易中享受巨額順差已超過10年。目前在中國居住著60萬韓國人和5.8萬韓國學生,每周穿梭于兩國的航班超過380次。
對于東亞國家來說,中國既是合作伙伴又是競爭者。泰國學者Pavin Chachavalpongpun引用前總理他信的話說,泰國在一些領域不得不與中國競爭,但競爭并非威脅。中國產品促使其他國家的制造業變得更加高效,因此這是機遇而非威脅。印尼學者Syamsul Hadi則認為,印尼從中國經濟增長中獲益遠非易事。由于兩國出口產品均為勞力密集型,因此中國成為印尼主要的對外貿易競爭者。除在能源領域外,印尼尋求增加中國投資的努力并未奏效。
2. 可仿照的經濟發展模式?
越南學者Khong Thi Binh認為,越南把中國的經濟發展模式視為可以仿效的模型,中國改革開放30年來的經驗教訓從理論到實踐均可供越南借鑒。越南領導人、決策者和學術界一直注重中國在諸如發展私營經濟、國企改革、吸引外商投資和促進對外貿易等領域的研究,兩國在各個層面上都保持著活躍的經驗交流。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朝鮮則在經濟改革的道路上裹足不前。日本廣島和平研究所Kim Sung Chull教授指出,盡管早在1983年,朝鮮領導人就開始注意到中國改革開放帶來的經濟社會變化,25年來也多次到中國考察、學習,但朝鮮從未真心實意地實踐中國的市場經濟模式,在應用中國經驗方面僅進行了非常有限的開放試點。
3. 安全利益影響:喜憂參半意未定?
Kim Sung Chull教授認為,盡管朝鮮早已不把中國視為凝血盟友,但仍與中國保持著密切的現實關系,以維持獲得與生存安全息息相關的能源和食品。崛起的中國對于朝鮮政權的生存仍然至關重要,但朝鮮也正在探索利用與美國新建立起的關系來審慎地抗衡中國的影響。
緬甸學者Tin Maung Maung Than認為,在中國庇護下,西方國家因為民主、人權和勞工問題對緬甸的制裁在很大程度上未達到實際效果。緬甸視中國為戰略、政治和經濟上可以依賴的重要盟友,并從緬中緊密的經濟和外交關系中受益匪淺。但是由于緬甸強烈的自主、獨立和民族自豪感,緬甸不可能成為中國的衛星國。緬甸政府一直否認緬中戰略同盟關系和中國在緬的軍事存在,外界對此的猜疑也從未被證實過。事實上,由于中國對海外能源供應的依賴性,緬甸很有可能憑借其資源和地緣優勢與中國建立起一種互相依存的關系。
4. 領土爭端
由于歷史上中國曾卷入過東南亞一些國家的內部事務,菲律賓、馬來西亞和印尼等國在安全問題上對中國的崛起和長久意圖多少都存在著一定的隱憂和懷疑。菲律賓學者Renato C De Castro認為,菲曾視中國為長期的安全挑戰。上世紀90年代圍繞美濟礁的爭端出現后,菲方公開宣稱美國在東亞的存在是對中國在南海擴張的威懾,于是中國迅速采取了息事寧人的態度,并在雙邊和多邊領域就南海領土爭端問題提出了多個建立互信的倡議。
越南對于中國的崛起也不無疑慮。越一直密切關注中國在南海的動向。2007年12月當中國宣布在西沙和南沙群島建立三沙市時,引發了針對中國駐越外交機構的抗議示威。中國還試圖阻止外國石油公司與越南合作勘探開發爭議地區的油氣資源,這更加增加了越南的擔憂。
5. 以鷹制龍?
菲律賓自本世紀初即開始在美國和中國之間開展等距離外交。一方面,菲律賓借中國90年代在南海主張領土權利和布什開展反恐戰爭的機遇復活了與美國的軍事同盟關系,另一方面,又在發展與中國的關系中獲取了重大的經濟和外交實惠。但菲學者認為,菲的這一策略恐難以長久維持,因為菲處于這個三角關系的最弱一邊,國內又是一個弱勢政權,隨著中美關系的穩步發展,菲借以在中美之間漁利的空間將日漸狹小。
新加坡在大力發展對華關系的同時,也在努力發展和維系與其他大國的關系。新加坡學者認為,新加坡與美、日、澳、英等大國保持戰略關系,旨在維護小國成長與繁榮不可缺少的區域穩定。
中國的崛起可能是21世紀東亞地區意義最為重大的政治經濟事件。與既往歷史不同的是,東亞勢力均衡的轉變是以漸進和平的方式進行的,并且不以美國的勢力和利益為代價。與會學者一致認為,美國在東南亞影響的下降已是不爭的事實,盡管美國仍然是世界上最為強大的國家。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政治系教授T. J. Pempel認為,盡管美國不大可能出現像二次世界大戰后英國從東南亞地區撤出那樣的情景,但可以肯定的是美國在該地區的影響力不可避免地趨于下降。中國已成功地向東亞國家表明,至少在未來的20年內中國都將懷抱著和平發展的意愿。盡管美國軍方仍堅持認為如果沒有美國的參與,東亞無論何種安全構架都不可能實現,但Pempel相信,隨著東亞地區的勢力均衡(power of balance)日漸演變成勢力協同(power of concert),東亞的區域合作最終有可能發展成為穩固、有效的安全機制。
除開對日關系的起伏跌宕外,中國的東亞政策是富有成效的?;蛟S中國無法讓所有的人都能卸去對中國崛起的擔憂和疑慮,但如果外交軟實力的運用能使這種憂慮無法演變成有形的政策反應,這就會為中國創造和諧的外部環境作出很大貢獻。誠如韓國學者Choo Jaewoo 教授所論,不管中國抱有何種動機,也不管“中國威脅論”能否被根除,甚至不管中國的和平發展能否被證明,只要中國堅持以多邊合作原則來解決國際沖突,中國就能吸引更多的國家一道參與建立東亞地區新的權力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