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靖云
君閱汗青已通史，終局筆亦疏，韶華風塵掩，回首覓當初。
? ? ? ? ? ? ? ? ? ? ? —— 《都鐸王朝》開篇詞
2014年，對歐洲國家而言，是一個紀念的年份，第一次世界大戰100周年。1848年，馬克思那句略帶憂傷的論斷“一切堅固的都煙消云散了”，66年后終于成為了事實。堅不可摧的帝國瞬間瓦解，誰都沒有意料到這樣一個結果。一戰前，整個歐洲只有法國是共和國，在一系列君主國中，五大帝國又位居中心行列。以瓜分奧斯曼帝國的衰朽機體為誘因的戰爭，最終伴隨奧斯曼帝國戰敗并消失而結束，而讓人吊詭的是那些偉大帝國，也在奧斯曼帝國落日之際謝幕了，帝國的年代就這樣戛然而止了。我們現在的世界以此為起點，但這在此后卻被長期的革命、冷戰和發展的激情所漠視。人們不愿提起并非意味著歷史已經被沖淡，而只是下定決心與過去告別罷了。英國歷史學家霍布斯鮑姆在《帝國的年代》中稱，1914年是漫長的19世紀的終結，此前的世界可以被分為擁有馬克沁重機槍的世界和沒有馬克沁重機槍的世界，而此后這個界限終于被打破了。
漫長的19世紀落幕，20世紀登場。對世界而言，19世紀煙消云散意味著它本來就不堅固，而20世紀同樣不堅固。兩極世界落幕，哲學家開始彈冠相慶歷史終結的時候，“9·11”和不斷的地區沖突無情粉碎了這迷夢，短暫的阿拉伯之春之后，是ISIS的強勁風沙，民族矛盾、宗教沖突、地區沖突，世界似乎再次回到1914年之前。東歐、近東和中東，輪回的鐘聲再次響起，回顧歷史可以發現，奧斯曼土耳其帝國不在了，但麻煩依然存在。土耳其這個狹長的走廊國家，到底意味著什么？這或許是今天不可回避的問題。
陸地與海洋
就國土面積算，今天的土耳其共和國只是一個中等國家，78萬平方公里的面積，和青海省差不多大。飛機從東南的第五大城市安塔利亞出發到地處東北的伊斯坦布爾，只需一個小時。我曾多次查閱土耳其的各種照片，又加之種種想象，認為這78萬平方公里是一個大致相同的地貌，但是事實告訴我，即便一個世界帝國收縮到果核里，仍然能有無限宇宙之王的氣質。
奧斯曼帝國雄霸歐亞大陸，而土耳其共和國只能說是橫跨歐亞大陸。在兩個世紀里，奧斯曼帝國丟掉了東歐和北非的廣大領土，接著兩次巴爾干戰爭和第一次世界大戰，又喪失了幾乎所有的巴爾干領土，并且丟掉了敘利亞、巴勒斯坦以及伊拉克北部地區。若說伊斯坦布爾是帝國的中心，兩翼在歐亞大陸分別伸展開來，今天的土耳其兩翼都被裁剪了，歐洲部分只剩下了東色雷斯地區，大約2.4萬平方公里，亞洲部分也只留下了安納托利亞半島地區。
帝國的多元失去了實際的地理基礎，而土耳其人的地理概念中卻保持了這種影子，在他們看來，伊斯坦布爾和東色雷斯地區合稱魯米尼亞地區，而隔海相望的小亞細亞半島，則被認為是安納托利亞地區。但是傳統意義上，安納托利亞被認為是小亞細亞半島的高原地區，沿著地中海的地區才是希臘人所謂的小亞細亞，米利都學派即發源于此。越過托羅斯山脈，走下安納托利亞高原，土耳其的東南部是幼發拉底河上游地區，泛意上屬于兩河流域，蘇美爾文明留下了眾多歷史遺跡，亞述帝國在此建立了赫赫武功。高山大海圍繞著這片陸地，東面是高加索山脈，北面是黑海，南面和西面都是地中海，順著黑海公路向東行，穿越在龐廷山脈之間，一側是海聲咆哮，一側則是層巒高原。黑海水深缺氧，墨色深沉無邊，而海上的風暴卻比這墨色更讓人記憶深刻，風暴之海咆哮的聲音一浪高過一浪，惟“砥礪”一詞最適合形容其氣質。
黑海是砥礪的，安納托利亞高原的冷峻，則是這一砥礪氣質的衍生，大片的草原連接著大片的灰白色石灰巖地，強烈的陽光下，色彩直接而絢爛。曾經馬背上的國家，現在已經變成了車輪上的國家，高速公路延伸之處，車流絡繹不絕，忙于修路是發展中國家的一個基本特征，似乎新興市場國家所謂新興的最基本表征就是新道路。高速公路取代了長途驛道，汽車取代了騎兵，善戰的奧斯曼戰士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驅使在現代化道路上的土耳其人，不變的是高原的冷峻和荒涼。沒有來過土耳其的地理決定論者孟德斯鳩，將土耳其視為靠近熱帶的地區，因而土地比較肥沃，居民則容易懶散成性，可實際上安納托利亞高原上的風浸潤著黑海的砥礪之氣，透著嚴酷和艱辛。
從高原下來，抵達地中海沿岸的小亞細亞地區，則是一種直入骨髓的溫暖，仿佛來到了另外一個世界。蔚藍色的地中海，白色的山巖，一種優雅和安寧油然而生，海的寧靜，卻襯托出人的躁動，這片世界上最大的陸間海，一直都是一個躁動不安的地區。在歷史學家布羅代爾眼中，恰恰是因為土耳其人控制地中海沿岸的小亞細亞地區，才給這一片海域注入了最為不安的因素，最終撕裂了地中海。奧斯曼帝國建立了現代海軍的雛形，但卻無法掌控整個地中海，而西班牙人頑強守住了地中海西側，確保了尋找新航路的堡壘。地中海第一次出現了兩個封閉的航運系統，也從此安靜下來了，沒有擴張，僅剩優雅。
如果說土耳其是奧斯曼帝國的影子，伊斯坦布爾就是影子的影子。這座橫跨歐亞的千年古城，是否能代表土耳其的全部？有些土耳其人會告訴你，伊斯坦布爾就是土耳其的全部，而更多的人會說，那里太開放了，真實的土耳其在其他地方。這座有近兩千萬人口的城市，至少在地理上是土耳其的影子。土耳其夾在歐亞大陸之間，亦在黑海和地中海之間，伊斯坦布爾同樣是在陸地和海洋之間，在群山之中。羅馬建于七座山丘之上，號稱“七山之城”，而伊斯坦布爾同樣也是建在七座山丘之上，君士坦丁大帝以此作為自己的新都，除了陸地與海洋的形勝之外，七座山丘與羅馬相類似大概也是原因之一。山脈起伏，風砥礪而溫和，藍色和白色交織，這些都是伊斯坦布爾的基本顏色。這座城市恐怕是土耳其少有的以土耳其語命名的城市，事實上，土耳其大部分的地名都是希臘、羅馬人的名字：安塔利亞、伊茲密爾、布爾薩，乃至首都安卡拉，這些歷史同樣久遠的城市，土耳其人只是默默接受。在奧斯曼帝國時代，土耳其蘇丹長期以來都是伊斯坦布爾和君士坦丁堡并用，但不論拜占庭還是君士坦丁堡，都已經只是一個文明史的名詞了。1930年，新生的土耳其共和國，以土耳其語的習慣，以法律的方式確定其為“Istanbul”，名正言順，這或許反映了一個最基本的變化：對于共和國而言，重要的不再是對陸地與海洋的征服，不再是多元文明的結合，而是土耳其本身。
伊斯蘭與國父
“我們的伊斯蘭和阿拉伯人不一樣，雖然我們都是穆斯林，但我們是不同的道路”，在安塔利亞的海港旁邊的商業街上，一家絲綢店老板這么告訴我。他掰著指頭告訴你，安塔利亞是希臘人建立的海港，然后羅馬人將其擴大，后來成為土耳其人的領土。這座城市是后亞歷山大大帝的希臘化時代，馬其頓國王安提柯三世建立的，“Antalya”這個名字也是濃濃的希臘味道，來自安提柯的名字，“?ντ?γονο? ? Δωσων”。這座曾經的軍港，現在是全球第三大旅游接待地，每天總會響起宣禮的音樂，但這似乎只是一個日常生活的伴奏，人群熙熙攘攘，討價還價，攬客看海。歷史賦予了安塔利亞眾多的層次，作為希臘文化的標志，廊柱建筑，橄欖樹，葡萄架，這些都不讓人陌生，但舊城角落里東正教教堂才會讓人感受到真實的希臘，這里更多的是一個擺滿鮮花和美酒的地方。
世界幾乎是以宗教來定義中東和巴爾干的，土耳其也不例外。著名的現代土耳其專家伯納德·劉易斯就說過：“我們可以找到阿拉伯基督徒，但是卻不能講非伊斯蘭教的土耳其人，那將被視為笑話。”宗教和民族身份高重合度，這是現代土耳其人與奧斯曼帝國的最大差別，但這也是一個讓人頗為尷尬的差別。
如果從清真寺數量來看，土耳其是一個虔誠無比的穆斯林國家。從鄉間到城市，清真寺隨處可見，越是新的小區，越是有漂亮高大的清真寺。大屋頂的清真寺，繼承了拜占庭穹頂建筑的構造，若沒有宣禮塔和星月標志，和一般的東正教堂并無差別。但這并非清真寺的全部，近處看可以發現高大的清真寺的基座底有各種各樣的商店，從固特異、普利司通的專賣店，到各色的小型超市，隨社區的繁榮情況而定。伊斯蘭教是土耳其人生活的一部分，就像4S店和超市一樣。
“阿塔圖克時代，曾經有二十多年關停清真寺”，艾登一邊喝著咖啡一邊看著頗有些驚訝的我。艾登來中國教土耳其語很多年了，講著一口流利中文的他，在中國做得最多的事就是解釋土耳其并非一個阿拉伯國家。“雖然有些過分，但是經過阿塔圖克之后，我覺得現在的伊斯蘭教才是伊斯蘭教的本來面目”，雖然這僅僅是土耳其人對宗教的一種解釋，但是卻異常關鍵地指出了國父“阿塔圖克”。
穆斯塔法·凱末爾·阿塔圖克將軍的威名，對于有過革命傳統教育的中國人而言，是無陌生感的。土耳其人習慣以1934年大國民議會授予他的阿塔圖克（Ataturk），也就是土耳其之父來尊稱他，以示尊敬。中國更習慣稱其凱末爾將軍，也意在尊敬。大屋頂的清真寺，僅僅是建筑風格的差異。但是四處可見的凱末爾雕像和照片，才是土耳其最為明顯的標志。不知道土耳其是否做過統計，土耳其共和國的土地上有多少凱末爾雕像和畫像，與清真寺和宗教物品比，哪個更多？土耳其最大的機場命名為阿塔圖克國際機場，土耳其最大的體育場也叫阿塔圖克奧林匹克體育場，五星級的四季酒店懸掛著國父的雕像，街頭的咖啡館里也掛著阿塔圖克的照片，從踏上土耳其土地的那一刻開始，國父處處可見。從城市到鄉間，學校、政府機構、軍事機構都能見到國父的塑像，也可以找到國父的行跡，黑海的小城宗達爾古克，靠著山脊的一排建筑被特別保護，這里是國父視察時的住所，地中海的安塔利亞城的海濱，一棟二層小樓懸掛著國旗，這是國父第一次來安塔利亞的住所。國父雕像，國父照片，國父畫像，以及層層行行的國父訓詞，無時無刻不在提醒你，這是土耳其，凱末爾將軍的國家。但是也不由給人這樣的疑問，究竟是伊斯蘭塑造了這個國家，還是凱末爾塑造了土耳其？你也可以察覺，伊斯蘭教和凱末爾之間有著那樣一種潛在的競爭，乃至沖突。
“你可知道，土耳其有一批人非常痛恨凱末爾將軍？”FATIH大學經濟管理學院的教授Eranlan，詭譎地笑著問我，作為一個標準的學者，Eranlan流露出對領袖崇拜的蔑視。作為一個長期有著革命戚戚感國家的來客，聽到“痛恨”感覺很突兀，但我有些幸運，因為前日在路上偶然遇到了確實痛恨凱末爾的土耳其人。“阿塔圖克是我們的敵人”，二十來歲的小伙很不客氣地這么評價，“因為他焚燒古蘭經，而且處死了很多有學問的人，我父親給我看過很多當時的記錄。”這位年輕的伊斯坦布爾大學中文系畢業生是一個中土混血兒，母親來自新疆，父親則是土生土長的伊斯坦布爾人。“我們教派從來不會給阿塔圖克像致敬，因為他是穆斯林的敵人。”但是對阿塔圖克的決絕僅僅是一面，另一面則是對阿拉伯世界和原教旨的伊斯蘭組織的厭惡。“土耳其一直在幫助阿拉伯人，但是當年他們還和西方人一起來打我們，那些來自沙特的人，四處煽風點火，制造恐怖，搞爆炸，傷害無辜的人，褻瀆真主和伊斯蘭”，講到這些，他的激動程度并不亞于對阿塔圖克的控訴，和其他的土耳其人并無差別。這世界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恨與愛，但是作為中國人卻又有一種幸運，這種對于領袖的控訴我既習慣又理解。凱末爾將軍的功業在于革命，而革命不是請客吃飯，大家都滿意的事情。
奧斯曼舊都伊斯坦布爾光彩奪目，站在博斯普魯斯海峽大橋上，蒼茫的歷史感和奔涌的風景都撲面而來，土耳其新都安卡拉則是完全不同的感覺，地理位置決定了這里從來都是戰場和關隘，赫提人在這里筑關，凱撒自這里發出“我來我看我征服”的捷報。從3萬人的小城，到現在800萬人的都市，這里是一座全新的城市。“你可知道安卡拉有一條大街，翻譯過來就是生命大街，在那里阿塔圖克一次性處死了大批不愿放棄傳統教儀的伊斯蘭教士，并且大量焚毀古蘭經”，當安卡拉人郭少鵬講起這些的時候，讓人有淡淡的憂傷，他在中國留學四年，自然了解“文化革命”的內在含義，“其實現在土耳其人也不知道阿塔圖克的文化革命，但是對一些穆斯林而言，這種記憶是揮之不去的，因為他們的教派是在革命之后被殘酷打擊的，阿塔圖克只是扶植服從革命的教派”。
今天的伊斯坦布爾，七座山頭上都有一座輝煌壯麗的清真寺，但是作為奧斯曼帝國的宗教中心，帝國清真寺“阿爾索菲亞”已經被改為博物館了。盡管宣禮塔仍然會奏響，夜間仍然有阿訇在舊城穿行并放聲唱詩，但所有這些活動，都在宗教局管理之下，這到底是革命的遺產還是領袖的意志，不可而知，但是確實又是歷史和現實的產物。領袖對宗教做出了安排，而這顯然不是一種暫時性的安排。
革命建國與改革
與凱末爾將軍同時代的俄國革命家列寧曾經非常精練地概括：“國家問題，無論在理論方面還是政治實踐方面，都有特別重大的意義”，既遇到過實踐問題，又經歷過理論挑戰的凱末爾將軍對此應該會有比列寧還要深刻的認識。伯納德·劉易斯如此描述一戰失敗之后的奧斯曼政治：“1918年底，奧斯曼帝國終于奄奄一息了，政治討論都集中在土耳其應該以何種形式依附于人，以及美國委任統治地和英國委任統治地哪個更好。”希臘軍隊在協約國的支持下，開進到西安納托利亞地區，準備恢復跨愛琴海的大希臘，而英法也在商議到底如何將伊斯坦布爾變成一個國際城市。曾經的奧斯曼帝國帕夏，青年土耳其黨員，帝國一戰的第一名將，穆斯塔法·凱末爾抽出戰刀，指揮著剛剛解甲歸田的安納托利亞騎兵，旋風般沖下了高原。伊斯坦布爾的蘇丹議會驚魂未定之際，凱末爾的軍旗已經掃蕩了六國干涉軍。青年土耳其運動復雜激進而又多變，但是并未拋棄過蘇丹和奧斯曼朝廷，但當君憲主義者凱末爾帶兵沖向伊斯坦布爾的那個時刻，他唯一的依靠卻只有民族主義。奧斯曼土耳其人并非是安納托利亞的原始居民，幾千年文明史上，安納托利亞就是一個來來往往的走廊地帶。但當土耳其人發現除了安納托利亞，他們并無別的家園的時候，對于共同土地的認同就成了一種政治自覺。“唯有民族的意志及決心，才能拯救民族的獨立”，凱末爾起兵的通電，說的再簡單不過了。
回顧歷史，奧斯曼土耳其第一位君主奧斯曼受封加齊的稱號，宣布新的王朝開始的時候，也是為了保衛這片土地，抗擊蒙古人的入侵，“我來我看我征服”，千年以來，小亞細亞的歷史似乎重復著凱撒曾經在這里定義過的歷史。不管是征服者穆罕默德二世，還是冷酷者謝里姆一世，又或者被歐洲人冠以大帝稱號的蘇萊曼一世，對外的赫赫武功都是從守住安納托利亞本土開始。600年來，對土耳其人而言，奧斯曼土耳其國家的身份并不次于穆斯林的身份。世居安卡拉的郭少鵬告訴我，“恰帕卡萊的海水都是我們先輩戰士染紅的”，此中的豪氣和底氣恰恰就是土耳其國家的基本動力。對于凱末爾而言，把蘇丹的戰士變成共和國的公民是個理論問題，和奧斯曼一世一樣，凱末爾也被共和國授予加齊的稱號，以表彰其赫赫武功。共和國在戰爭中的勝利保衛了土耳其，守衛了土耳其人的生活。而與之對比以脫離奧斯曼為目標的阿拉伯人起義，則宣告了中古伊斯蘭共同體的毀滅，伊斯蘭教從國家的組成方式，下降成為一種普通宗教。“阿塔圖克最大的功績就是建立了土耳其這個國家”，即便仇視他的人也承認這個事實，并生活在這個事實之中。
世俗本來是一種生活的常態，但是在凱末爾的理論里，卻被冠以主義。和民族主義一樣，世俗在土耳其既是一種政治觀念的強調，也是一種制度存在。不戴頭巾是一種長期的政治要求，就像宗教信仰必須在國家安排之下一樣，所有土耳其人必須屬于一個民族，土耳其的土地上不再以古蘭經的要求來作為標準，而以共和國的法律來指導。國家對土耳其人的許諾，不再是教士的教導，而是一個嚴肅、繁榮和現代的國家。
“雖然我們從上世紀60年代開始了民主，但事實上，我們接受了阿塔圖克新的專制，軍隊隨時隨地可以解釋憲法，并且糾正政治活動，只要他們覺得需要”，Eranlan如此評價革命之后的土耳其。這種概括未必就是事實的全部，但在土耳其，軍隊確實是一個獨特的政治存在。軍隊占據著城市中許多關鍵的地段，壁壘森嚴。某種程度上講，軍國民主義是凱末爾主義的底色，共和國以武功立國，從一戰到二戰，再到冷戰，這些又給了土耳其軍隊以更多的機會來扮演政治角色。共和國的基礎原則反復被強調，但是共和國許諾的繁榮與現代并沒有到來。
所有這一切在1980年發生了變化，一個中國人異常熟悉的名詞也成為了土耳其政治的主體。“我們大廳里那幅和阿塔圖克并列的大幅畫像是土耳其第八任總統，圖爾古特·厄扎爾（Turgut Ozal）的畫像”，Ramazan教授告訴頗有些困惑的我，“我可以給你做個直觀的介紹，他是土耳其的鄧小平”。教授的直觀讓我頗為吃驚，但如此介紹厄扎爾名符其實，中國和土耳其都經歷過各種革命，也都走向了改革開放。“你可能不知道1980年之前，土耳其沒有一家外資企業，我們70%以上的制造業企業都是國有經濟，我們也沒有任何服務業可言，所有的變化都是從厄扎爾做總理開始的”。教授的解答得到了商店老板的認可：“對，他開放了土耳其，外國人可以來旅游，我們可以做生意了。”單從數據看，土耳其的改革開放是巨大的成就，人均GDP從一千美元增長為一萬美元。但是繁榮并非全部，貧富差距擴大，財富過度集中等等我們熟悉的發展中國家情況，土耳其一樣不少，更為重要的，是政治的腐敗和分化。
“厄扎爾本人還是比較清廉，但是他的手下，以及他之后的腐敗就不可收拾了”，Eranlan評價道，“埃爾多安當了十年總理，我了解的修改法律的次數至少有五十次以上，發展經濟總歸是理由，他過去住在伊斯坦布爾的大眾公寓，現在已經住豪宅了”。在土耳其，是否支持執政的正義發展黨和埃爾多安的政治，已經是一個政治態度問題，但是對于當政者的操守，卻都有比較一致的認可，腐敗只是普遍的問題。“埃爾多安做了很多事情”，這是最經常聽到的解釋，這一簡單的回答，事實上有著更為復雜的，需要被理解的政治內涵。
激進與保守
“我相信埃爾多安，因為他是一個真正的穆斯林，而真正的穆斯林怎么可能會做腐敗的勾當呢？他不過買了私人飛機和海景別墅罷了，這些世界上其他的領導人也都有吧？”面對這一問題，我不能輕松回答，因為我知道的并不是如此，顯然對穆斯林的信任和認同要比其他的理由更為有力。“我支持埃爾多安，因為他增強了我們土耳其人的信心，歐洲人過去總覺得我們差很多，現在我們完全不必關心他們講什么了”，土耳其的自信和穆斯林的認同，事實上就是政治的認同和信任，比任何東西都有說服力。而在埃爾多安的反對者看來，這不過是一種保守主義的認同表達罷了，“無非是極端伊斯蘭想復辟以及奧斯曼的自大在作怪”。
如果細致的分析埃爾多安的政策，就會發現這個保守的黨和保守的總理并不保守。埃爾多安在宗教上一直支持松綁，認為國家沒有必要對宗教做出硬性安排，宗教信仰是一種自由，傳統生活方式是一種自然選擇。社會政策上，埃爾多安設立了多種社會救濟措施，對老人和弱勢群體給予了大量照顧，財政對于教育和醫療的傾斜極大；經濟措施上，埃爾多安放開程度很高，鼓勵辦私立大學、私立醫院，鼓勵服務業開放和民間投資；政治上，承認少數族群特別是庫爾德人的各項權益，而土耳其共和國只屬于土耳其民族，這是凱末爾民族主義的一個核心內容，在土耳其建國中發揮重要作用的庫爾德人，長期處于被邊緣化的狀態。從宗教文化，經濟社會，乃至少數民族政策上，按照西方的標準，埃爾多安都是一個左派總理才對。
但這是土耳其，政治的左右，激進與保守，又再一次顛倒過來了。Eranlan告訴我，土耳其政治最大的問題就是政府權力無法制約，“你可以這樣，也可以那樣，反正市場的規矩都是政府來設計，當權者必須要受益！”這并不讓人意外，國家主導的發展主義是發展中國家的普遍模式，但是每個階段卻都并非坦途。作為專業的經濟學者，Eranlan和Ramazan都認為，目前土耳其面臨美國QE結束之后，資本大幅外流的強大壓力，土耳其并沒有形成完整的本土化工業鏈條，制造業容納的人口并不多。這些年來，埃爾多安政府大量投資基礎設施建設，在保證就業的同時，也增強了當權者尋租的機會；而發達的金融業，帶來的是信用消費的增加，以及儲蓄的減少。“總之，埃爾多安運氣好，上臺的時候正好是2002年土耳其經濟危機，然后是一輪新的經濟上行周期，但是今天都已經結束了”，Eranlan簡單總結了埃爾多安的時代。
經濟周期固然可以輕松解釋這一切，但更麻煩的是政治周期。自凱末爾之后，土耳其政治就在保守和激進中來回循環。翻看土耳其的政治研究，贊同松綁，強制世俗化措施，多元寬容，同時積極發展經濟，謀求融入西方經濟體系的，被認為是保守派；而完全支持土耳其的世俗主義方向，強調政治上融入西方，國家則保證社會公正的，被認為是激進派。放到土耳其現實的政治話語中，“保守”就是人民有權利按照傳統伊斯蘭的方式信仰宗教，而“激進”則指人民有權利拒絕傳統的宗教信仰。土耳其改革開放之父厄扎爾本人就被認為是保守或者說是“中右政治道路”的創立者，而埃爾多安則是這個路線的繼承者。左與右，激進與保守之間，原本有著極大的中間地帶，隨著對立的不斷加劇，這中間地帶終于在去年的“布爾塔克西姆公園示威”之后，變為交鋒地帶了。
土耳其–國內的政治紛爭，由于中東特殊的地緣環境，又帶有國際政治背景。隨著阿拉伯之春的轉變，敘利亞內戰的加劇，從東到西，土耳其國內遍及阿拉伯難民。走在伊斯坦布爾的大街上，隨時可以看到妙齡美麗的阿拉伯少女在乞討，甚至翻垃圾桶。ISIS對土耳其造成的直接地緣危險，特別是東南部的庫爾德地區，土耳其如何抉擇已經是一個國際問題了。“埃爾多安覺得自己是中東的領袖，所以他放縱了這些”，這是很多土耳其人的第一反應，而另一邊則是“埃爾多安太屈從美國了，這是他的缺點，我們因為跟隨美國，一直沒有獨立的中東政策”。但毫無疑問的是，一切都是政府的責任。
漫步伊斯坦布爾，可以發現除了無處不在的阿塔圖克，另一個就是埃爾多安了。這位爭議中的領導人，其政治起點就是伊斯坦布爾。他以毫不留情和善斷能行而聞名，這一強勢作風，既帶來了伊斯坦布爾市容的改進，也帶來了在選舉政治中長大的許多土耳其人的厭惡。“我們都期待明年的大選，正義發展黨的分裂和碎片化，臺上的執政黨和反對黨都下去，一批新人上來”，這一期盼確實有歷史基礎，土耳其近三十年政治變化也確實以此路徑展開。同時，在正義發展黨中舉足輕重的居爾剛剛卸任總統，他未來的去向也給了人無限遐想。
那么大選之后呢？政治紛爭之后呢？“土耳其的明天會更好”，是最普遍的回答，即使篤信土耳其將遭遇困境的Eranlan也認為土耳其的經濟潛力尚待開發。只是所有這一切必須要有穩定的政治環境，并且有正確的政治導向，而所有這一切又是尚未可知的。
人總是處于在擔心未來和關心現在之間，無論你抱著何種的心思，明天的太陽依然會升起。站在藍色清真寺，天邊的云海翻滾在對面的索菲亞博物館之上，這座處于十字路口的城市，土耳其人毫不猶豫就會接受你稱其為“世界的中心”的贊譽。藍色被認為是伊斯坦布爾的顏色，但是我卻覺得，這里更是風之城，南來北往的風，你不知道來自哪個方向，毫無停頓之時。拜占庭時代的方尖碑，奧斯曼帝國的老皇宮“Topkapi”都靜謐地立在索菲亞和藍色清真寺之間，對岸的新宮“Dolmbahce”和無數富人的豪宅也靜靜環繞著馬爾馬拉海。又到了禮拜時，宣禮塔的喇叭再次響起歌聲。有人希望千年古城煥發活力，更有人希望找到它的本色，只是這古城的地基下，既有希臘人拜占庭城邦的遺跡，又有東羅馬帝國的輝煌，還有奧斯曼帝國的豐碑，更有現代土耳其的建設成績，一層累上一層，大約這才是伊斯坦布爾，以及整個土耳其不變的命運吧。
（作者單位：南方都市報評論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