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垚
本屆美國總統選舉進行到現在，無疑已經跌破了許多人的眼鏡。共和黨的初選猶如一場大型荒誕劇，擅用出格言論占領媒體頭條的地產大亨特朗普（Donald Trump）自參選以來民調一路領先，剛進入5月份便早早鎖定提名；黨內建制派大佬青睞的候選人在特朗普的火力下一潰千里，先后黯然退選，而唯一勉強有實力與其周旋到最后的，竟然是以在黨內四處樹敵為樂、令參議院同僚咬牙切齒的宗教保守主義代言人克魯茲（Ted Cruz）。反觀民主黨一方，桑德斯（Bernie Sanders）這位一年前還是獨立人士、為獲得此次黨內初選資格才臨時注冊入黨、平日從不憚以“社會主義者”自命的古稀老頭，居然在廣大年輕選民中喚起了壓倒性的熱情，對領頭羊希拉里（Hillary Clinton）窮追猛打，令其狼狽不堪；后者獲得提名雖是早晚的事，卻一直無法在代表票上拉開足夠差距、甩脫對方纏斗，只能不斷將政策立場左移，以應付桑德斯及其支持者的攻擊。
種種怪現狀，不能不引人競相發問：為何各路極端主義思潮在今年選舉中一同爆發？美國政治究竟感染了什么病癥？貧富分化的加劇、全球化的沖擊、人口族裔比例的轉變、恐怖主義的興起、媒體形態的演化是人們常常論及的原因；但在特定的政治情境中，這些因素會被各路勢力往哪些方向引導、其累積效應能否以及何時超出系統的承受閾值，卻取決于該政治情境既有的歷史路徑與制度結構。
特朗普打破了“狗哨政治”的默契
有鑒于此，我們在剖析美國的這一波極端主義思潮時，必須首先從當代共和、民主兩黨的意識形態構成說起。一般認為，美國目前處在“第六政黨體系”階段。大蕭條之后，民主黨通過打造史稱“新政同盟”的廣泛選民基礎，主導了“第五政黨體系”的政局；但“新政同盟”在20世紀60年代民權運動中分裂，支持種族隔離的南方白人從民主黨轉投共和黨，第五政黨體系也隨之瓦解。其后的“選民重組”（realignment）過程從1968年大選中尼克松的“南方戰略”開始，直到80年代初“里根革命”大獲全勝才宣告完成，兩黨的基本盤重新穩定下來。
盡管這一輪選民重組始于對民權運動的反彈，但隨著種族平等理念的節節勝利，支持種族隔離很快成了上不了臺面的理由。“里根革命”成功的關鍵，就在于為共和黨找到了持續動員南方白人選民的兩大秘訣。一是“狗哨政治”（dog-whistle politics）。就像狗哨發出的高頻聲波能夠讓狗聽見、卻無法被人耳接收一樣，共和黨政客們為了保住“南方戰略”的勝果，熟練掌握了一套冠冕堂皇的“隱語”（coded language），在不明就里者聽來平平無奇，不致反感，傳到心領神會的目標受眾耳中，則話里有話。隱語當然不是什么新發明：19世紀美國的奴隸制辯護士往往打著“州權神圣”的旗號；民權運動以后，“黑鬼”（nigger）這樣赤裸裸的種族歧視詞匯已經“政治不正確”了，共和黨在動員南方白人時，便改喊“減稅”、“福利改革”、“法律與秩序”等看似無傷大雅的口號，借以挑逗聽眾腦中“黑人 = 不事工作光吃福利的懶鬼”、“黑人 = 混跡街頭燒殺搶掠的惡徒”的成見，刺激其為了“捍衛我們白人的財產與人身安全”而踴躍投票。
里根本人正是深諳此道的個中高手。比如他在1980年大選中，特地前往密西西比州的“內肖巴郡農貿會”（Neshoba County Fair），發表了一通“相信州權、崇尚社區自治、恢復憲法本意、限制聯邦權力擴張”的演講。密西西比州正是對民權運動反彈最激烈的地區之一，而內肖巴郡更是1964年三K黨與地方政府聯手綁架謀殺三位民權活動家、并長期阻撓聯邦政府全面調查的“自由之夏謀殺案”（Freedom Summer Murders）的發生地。1984年里根連任競選打出的電視廣告“美利堅之晨”（Morning in America），同樣是“狗哨政治”史上的經典之作。整支廣告基調樂觀向上而又充滿生活氣息，描繪了一幅欣欣向榮的圖景；但從頭到尾，出鏡的全都是鄉村與城郊的中產白人，城市天際線只在遠景一閃而過，黑人與其他少數族裔則根本不見蹤影，仿佛從未存在于美國社會中、與“美國夢”毫無瓜葛一般。鏡頭藝術的心理暗示效應，在此被用到了極致。
只有深刻體會當代共和黨的選舉動員對狗哨政治術的依賴程度，才會真正理解，為何特朗普屢屢因出格言論遭到口誅筆伐，卻還能在共和黨初選中橫行無忌毫發無損。自參選以來，特朗普左一句“墨西哥正在向我們輸送強奸犯”，右一句“對恐怖分子的家人應該連坐滅族”，今天嘲笑同臺競爭的女候選人年老色衰，明天貶斥在初選辯論中提出刁鉆問題的女主持人胸大無腦。許多人把特朗普支持者對極端言論的容忍甚至歡迎歸咎于民主黨。他們認為，正是民主黨自由派多年來鼓吹營造的 “政治正確”（Political Correctness）——避免發表帶有歧視、仇恨、冒犯意味的言論——的氣氛，讓普通民眾陷于自我審查和壓抑，不敢說出心里話，現在終于遇到一個敢于打破禁忌、直言不諱的總統候選人，宛如久旱逢甘霖，自然趨之若鶩。
然而這種解釋其實是舍本逐末。特朗普打破的，并不是什么政治正確的禁忌，而是當代共和黨內狗哨政治的潛規則。共和黨政客采用狗哨政治來動員基本盤，是為了避免引起（認同政治正確的）中間選民的反感，保持與民主黨對手的競爭力；但被動員的選民則沒有這些顧忌，用不用“隱語”也并不影響他們接收到的核心信息。這一方面導致了選民對特朗普觀感的兩極分化：自其參選以來，在全體選民中，對其抱有好感的比例一直維持在30%上下，而惡感比例則高達60% ~70%，可見大多數民眾都排斥特朗普的言論；但在共和黨的注冊選民中，情況則恰好相反，對特朗普有好感者比有惡感者多出二十來個百分點。換句話說，容忍和歡迎特朗普出格言論的，絕大多數都是共和黨選民，亦即當代狗哨政治的目標受眾；而一個易于被狗哨政治動員的人，本來就不會對政治正確有多少認同。
另一方面，這也把共和黨建制派推到了相當尷尬的位置。畢竟特朗普的許多出格言論，不過是撕下了共和黨多年來狗哨政治的精心包裝，把背后隱藏的信息用更赤裸、更肆無忌憚的方式傳達出來而已：特朗普用不堪入耳的種族歧視詞匯攻擊拉美裔的非法移民，但2012年共和黨總統提名戰中，羅姆尼這位最后的勝者也曾聲稱支持“自我遣送”（self-deportation），亦即在日常生活中頻繁騷擾非法移民使其無力安頓謀生只得主動離境；特朗普的厭女癥有目共睹，但多年來反對同工同酬、反對墮胎權、鼓吹男主外女主內——今年“溫和派”候選人之一的凱西克（John Kasich）不久前還在競選演講中特地“感謝女人們走出廚房來給我投票”——的共和黨，早已與女性選民離心離德；特朗普吹噓上任后將對涉嫌恐怖活動者實施“比‘坐水凳’（waterboarding）還可怕得多”的酷刑，但小布什政府早在2002年的《酷刑備忘錄》（Torture Memos）中就玩弄字眼，把坐水凳等一系列國際公認為酷刑的刑訊逼供手段改稱為“強化審訊技術”（enhanced interrogation techniques），借此繞開法律的監管。
狗哨政治必須以小團體內部的默契為前提；當小團體內部的默契被打破時，對這些默契的熟稔便失去了用武之地。當一些共和黨建制派被特朗普的瘋言瘋語嚇著，試圖與其劃清界限時，卻發現自己陷入了兩面不討好的困境。在共和黨選民眼中，特朗普說的，不過是本黨一直在做的；特朗普挑明的，不過是本黨一直在暗示的；做了又不敢說，說了又不敢明說，可見這些建制派精英們奸猾懦弱。反過來，在民主黨選民眼中，共和黨建制派只反特朗普的出格言論，卻不反思自身長久以來性質相似只是包裝得更精巧的言論與做法，可見他們根本上就是一丘之貉。
事實上，特朗普所代表的意識形態，與當代共和黨主流有著極大的偏離，在某些政治維度上相對溫和，在另一些政治維度上則遠為極端。不過要理解這一點，我們仍然需要回到“里根革命”上來。
傳媒政黨化與運動型保守主義
除了“狗哨政治”以外，“里根革命”成功的第二大秘訣，是對“運動型保守主義”（movement conservatism）以及基督教右翼勢力的收編。運動型保守主義興起于20世紀50年代初，最初是反羅斯福新政的市場原教旨主義者、外交事務上的鷹派反共產主義者，以及一部分支持種族隔離的南方白人至上主義者之間的社會運動同盟。保守主義者深入共和黨基層，提前數年暗中布局，在1964年總統初選中出人意料地擊敗黨內的商業溫和派領袖洛克菲勒（Nelson Rockefeller），推出戈德華特（Barry Goldwater）代表共和黨參選。但戈德華特在大選中一敗涂地，黨務主導權也暫時回到了尼克松、洛克菲勒、福特等商業溫和派精英手上。
曾為戈德華特助選的里根吸取前者失敗的教訓，意識到運動型保守主義必須擴大其選民基礎，而此前在政治上相對沉默的宗教保守派正是這場運動天然的收編對象。內戰以后，南方各州偏保守與原教旨的“福音派”（evangelical）教會，由于鼓勵生育，并且對世俗化持排斥態度，因此規模持續膨脹。到20世紀50年代，福音派人口成為美國最大的宗教群體。但出于美國內戰以后的歷史慣性，福音派作為選民陣營，在全國政治層面基本處于失語和冷感的狀態；盡管南方福音派與種族隔離主義者有較大重疊，但種族問題本身對整個福音派陣營的動員力不足，后者投票意愿不高，成為了所謂“沉默的大多數”。里根敏銳地察覺到，與民權運動同時興起的性解放運動、第二波女權運動、反越戰運動、同性戀平權運動等一系列社會文化潮流，正日益引發包括新教福音派與天主教右翼在內的宗教保守人士不滿。“里根革命”將這股傳統主義力量毫無保留地招徠入黨，打出復興“家庭價值觀”與“基督教精神”的牌子，將反墮胎權、反同性戀等社會文化議題添進核心政綱，挑起與自由派之間的“文化戰爭”（Culture War）。在這一過程中，諸如“道德多數”（Moral Majority）等基督教右翼游說組織也紛紛登場，借機對共和黨施加更大的影響，令其宗教色彩與對抗色彩愈發強烈，為后來的“金里奇革命”（Gingrich Revolution）、“茶黨運動”（Tea Party movement）以及如今的“克魯茲現象”奠定了基礎。
不過在里根時代，宗教保守派還只是共和黨內各路人馬中的一支，與商業溫和派、市場原教旨主義派、自由至上主義派、外交鷹派等并駕齊驅，難分軒輊。當然，這些派系之間并沒有嚴格的界限；身為黨內同志，在理念上也難免相互影響與合理化，否則便易遭“認知失調”（cognitive dissonance）之苦。但宗教保守派（以及其他各路人馬中的極端分子）能夠在黨內路線斗爭中漸漸占到上風，并不純粹出于偶然，而是得益于美國當代政黨政治運作過程背后的兩大框架結構因素。
其一是媒體監管規則的驟變，以及由此所致，不同選民陣營所處的信息和輿論環境的隔斷化與極端化。聯邦通信委員會（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自1949年起就執行所謂“公平原則”（Fairness Doctrine），要求廣播執業者抽出一定節目時間討論與公共利益相關的爭議話題，并在播報時盡量平衡地呈現對立觀點。里根上任后，于1987年廢除了“公平原則”，令以特定黨派選民為目標受眾的廣播電臺、電視臺如雨后春筍般冒出，將視聽傳媒市場瓜分殆盡。從此各個陣營都可以選擇收看收聽、甚至直接定制符合自己政治偏好的電臺電視節目，選民們不必再“被迫”接觸多元的觀點，更不必費心消化吸收令自己不適的意見；公共輿論場域也被相應地隔斷成若干壁壘森嚴的區室。
其中，中西部與南部由于地廣人稀，當地人開車時經常收聽地方廣播電臺的政論節目解乏，電臺名嘴對地方上的選民立場發揮著外人難以想象的影響（今年初選中特朗普在威斯康星州大敗，就和他未能獲得賽克斯等在當地影響力極大的電臺主持人支持有著直接的關系）。由于這些州本來就親共和黨，而本就黨派立場明顯的政論節目為了競爭在本黨選民中的收聽率，往往以大放厥詞、煽動陰謀論情緒為能事，同時也帶動著當地共和黨選民的保守化、極端化與反智化。在電視行業中，1996年則是廢除“公平原則”所導致累積效應的分水嶺；是年先后成立的專為右翼選民量身定做的福克斯新聞臺（Fox News）與主要訴諸左翼選民的微軟全國廣播公司（MSNBC），都加劇了媒體為追求收視率而極端化、又以自身極端化反哺選民極端化的趨勢。
2008年奧巴馬當選時，共和黨選民已經又經過了福克斯新聞臺電視節目的新一輪洗禮，連“奧巴馬是穆斯林”、“奧巴馬出生在肯尼亞”這樣的謠言都深信不疑（特朗普支持者中迄今仍有60%堅信奧巴馬是穆斯林，而特朗普本人則在傳播關于奧巴馬出生地的謠言上扮演了關鍵的角色）。2010年國會中期選舉前后，共和黨草根極端勢力“茶黨運動”崛起，視民主黨為不共戴天的寇仇、視膽敢與民主黨同僚合作的溫和共和黨人為黨奸逆賊，采取毫無妥協余地的全盤對抗姿態，不但對黨內建制派構成了極大的沖擊，也把國會山搞得烏煙瘴氣，令聯邦立法機構幾近癱瘓；而克魯茲本人正是趁著茶黨運動的東風，在2012年的參議院選舉中獲勝，走上了全國政壇。
當然，當代共和黨的宗教保守化，并不完全是視聽傳媒黨派化的結果；另一個更加重要的框架結構因素，是選舉制度的細節設計。選制細節上的若干失誤，不僅大大促進了兩黨的極化，而且限定了被這一極化過程排斥在外的選民的可能出路，最終導致“特朗普現象”與“克魯茲現象”作為孿生而同時出現。
“輸不起法”制度放大選舉極化
美國聯邦與地方的立法機構選舉采取的都是單選區眾數制（Single-Member Plurality），每個選區只設一個議席，由得票最多的候選人當選。根據杜維熱法則（Duverger’s law），與比例代表制（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等能夠為小黨生存提供更多空間的選制模式相比，單選區眾數制天然地更有利于形成兩大黨對峙的格局。不同選制模式各有利弊，從細節設計上說，出于揚長避短的考慮，比例代表制往往需要配套實行政黨門檻等一系列措施，以防止小黨叢生、政治碎片化；反過來，單選區眾數制則理應適當放寬對小黨的限制，避免因為缺乏兩大黨之外的組織化挑戰而導致政黨體系陷入“超穩定結構”。
但是美國目前流行的選制設計卻與這一目標背道而馳。從19世紀末各州立法對選票的印制加以規范開始，這類“選票列名法”（ballot access laws）中就出現了對小黨與無黨派人士生存空間極盡打壓的條款，比如嚴苛的政黨門檻、候選人聯署要求等等。在所有這些“選票列名法”中，后果最惡劣的，當屬“輸不起法”（sore loser laws）。所謂“輸不起法”，顧名思義，就是怕候選人在競爭黨內提名失敗后“輸不起”、脫黨參選，而立法加以限制。這類法律最早出現于1906年，但其真正流行是在20世紀60年代民權運動以后：在1967年以前，全美只有15個州制定了限制初選落敗者列名選票的法律；而目前存在相關規定的州已經達到了47個。其中有半數是在70、80年代制定的，恰與此后兩黨極端化的趨勢同步。
“輸不起法”剝奪了兩黨溫和派候選人引獨立中間選民為后援的渠道，放大了黨內極端選民對初選的影響力，迫使兩黨的政治人物分別向政治光譜的兩端擠靠，導致制度內生的極化趨勢。在民主黨占據絕對優勢的“深藍州”、共和黨占據絕對優勢的“深紅州”、或者通過“杰里蠑螈”（gerrymandering）式的選區劃界操作得到的眾議院“安全選區”（safe districts），由于缺少來自競爭黨派的壓力，“輸不起法”對本黨極端選民力量的放大效應就更為明顯了。
茶黨的興起很大程度上便拜“輸不起法”所賜。以克魯茲為例，在2012年德克薩斯州的共和黨參議員初選中，溫和派候選人副州長杜赫斯特（David Dewhurst）在第一輪投票中以46%比33%領先于克魯茲，但在第二輪中以15萬票的差距輸掉了初選。在德克薩斯2600萬人口中，15萬共和黨員只是滄海一粟，完全可以在大選中通過拉攏中間選民來彌補。但由于德克薩斯實行“輸不起法”，杜赫斯特無法另行參加大選，只能眼睜睜看著克魯茲在德克薩斯這個“深紅州”輕松擊敗民主黨對手，當選參議員。2010年茶黨初次亮相時，就是照著這個模板，把黨內建制派打得潰不成軍，一舉奪下了5個參議院席位和大約40個眾議院席位；2012年他們故技重施，又新增了克魯茲等4名參議員。
不但如此，就連極端派自己，也可能淪為“輸不起法”之下黨派內生極化性的受害者。比如眾議院前任多數黨領袖坎托（Eric Cantor），本是茶黨運動的發起人之一，在當代共和黨的意識形態光譜中已趨極端。然而這位共和黨年輕一代的頭面人物、被廣泛視為眾議院發言人當然接班人的政治明星，卻在2014年競選連任時，意外地慘敗于名不見經傳的黨內對手布拉特（Dave Brat），成為史上第一位在初選中被淘汰的眾議院多數黨領袖。布拉特之所以能夠勝選，關鍵在于把坎托與國會民主黨人僅有的一兩次合作宣傳成其“偽茶黨”的罪證，而把自己包裝成比坎托更純粹、更不妥協的“真茶黨”兜售給極端派選民。受其所在弗吉尼亞州的“輸不起法”所累，坎托對初選中這種“沒有最極端、只有更極端”的生態無可奈何，只能黯然告別政壇，另謀生路去了。
“輸不起法”不僅為參選國會與地方公職的兩黨政客的極化提供了制度推力，而且讓既有的單維政治光譜上越來越多的“中間”選民產生對兩黨的疏離感，打開了從交叉維度吸收疏離選民的缺口。
迄今為止，共和黨受“輸不起法”內生極化性的影響，要遠甚于民主黨。兩黨的這一差異存在多重原因，既有運動型保守主義與基督教右翼政治作為曾經的“邊緣群體”（fringe groups）對六七十年代社會劇變的強烈反動效應；以及前面提到的地方極端保守電臺與福克斯新聞臺推波助瀾的作用，又涉及民主黨方面特殊的歷史流變、問題意識與黨務應對。由于民主黨的極化程度較低，因此原有維度上沿著左翼極化的“桑德斯現象”遠比沿著右翼極化的“克魯茲現象”來得溫和。然而在共和黨一邊，情況便完全不同了。本來“輸不起法”主要針對國會與地方公職選舉，對總統選舉并無直接影響；但隨著極化效應的累積，到今年的共和黨總統初選，終于出現了特朗普與克魯茲瓜分天下，黨內建制派、溫和派人物望風披靡的景象。
“特朗普現象”的核心：本土民粹的興起
對“里根共和黨”來說，特朗普至少在三個表層政策理念上發生了重大偏離。一是對社會文化保守主義的心不在焉。在墮胎權、同性婚姻權、變性人如廁權等保守派極其關注的議題上，特朗普出言反復：一會兒說被保守派恨之入骨的“規劃親育”（Planned Parenthood）——美國最大的專為女性提供包括墮胎等生育服務的機構——對女性健康出力甚多，一會兒又說墮胎的女性全該受懲罰（然后過一會兒宣布自己從沒這么說過）；一會兒說自己上任后會任命旨在推翻同性婚姻權的大法官，一會兒又說禁止變性人按后天性別選擇廁所屬于歧視（然后過一會兒宣布自己從沒這么說過）；一會兒宣稱自己熱愛福音派，一會兒又連圣經段落都背不出干脆胡編亂造。難怪克魯茲攻擊說，特朗普骨子里崇信的是自由派的“紐約價值觀”，對保守派只是敷衍而已。
二是外交上的孤立主義與貿易保護主義。無論共和黨還是民主黨，在國際事務上都以積極參與為主流，區別只在于共和黨主流相對更為鷹派、更不忌憚采取單邊主義的軍事行動維護“國家利益”，尤以小布什任內的“新保守主義”（neo-conservatism）為甚；而民主黨則相對鴿派，主張遵循國際法、通過多邊合作解決問題。自由至上主義者如參議員保羅（Rand Paul）等往往也是孤立主義者，但在共和黨內處于邊緣地位；今年總統初選保羅僅僅拿到了可憐的0.24%選票，只好退選并宣布支持特朗普。后者雖然宣稱要狠狠打擊“伊斯蘭國”（ISIS）和恐怖主義，但更多時候是在抱怨美國在國際事務上投入太多、盟友們如北約及日韓等國都在搭美國的順風車，甚至提出要放手讓日韓裝備核武器、自個兒去應對朝鮮的軍事威脅；最近干脆直接撿起了“美國優先”（America First）這個二戰時期著名的孤立主義口號，作為競選的主打文宣。同時他（和桑德斯一樣）對當代共和黨極力支持的國際自由貿易也持否定態度，認為美國在全球化與外貿協議上吃了大虧，應該采取高關稅等重商主義手段減少貿易逆差、挽回國內就業。
三是對小政府主義理念的放棄。特朗普早在里根時代就反對后者的減稅方案，盡管其反對的主要理由是這些方案“阻礙創新”，而不是民主黨所批評的“讓富人不當獲利、拉大貧富差距”。在本次初選中，他雖然像其他共和黨人一樣不時宣稱食物券等救濟制度被坐吃福利不務勞作者（暗指黑人等少數族裔）大規模濫用，卻回避表態削減對社保以及老年人、殘疾人醫保的經費投入，頗有點90年代初“克林頓民主黨人”的味道。
單看這三點，或許并不覺得特朗普在意識形態上有什么極端之處。除了孤立主義屬于明顯較為邊緣化的立場外，在社會文化議題與福利國家議題上，甚至可以說特朗普比當代共和黨建制派——且不提克魯茲所代表的極端派——更顯得溫和、更趨于“中間”。然而問題在于，深埋在這三點表面政策差異之下并將其緊密聯系起來的，是在“特朗普現象”中作為核心意識形態訴求而得到激烈表達的本土主義（nativism）。
本土主義在美國歷史上并不鮮見，從19世紀中期反德裔、愛爾蘭裔天主教移民的“無知黨”（Know-Nothings）運動，到之后的排華浪潮，再到20世紀初對黑人、猶太人、天主教徒一鍋端的“第二次三K黨運動”，每當社會經濟條件不如人意時，本土主義者便要興風作浪，將新近融入美國社會的族群當作“本土正宗美國（白）人”吃苦受累的替罪羊。“特朗普現象”的獨特之處，在于他是史上第一個完全以本土主義作為核心意識形態訴求、而能獲得兩大黨之一提名的總統候選人。盡管這一結果有前面所說從“輸不起法”到“聯合公民案”再到共和黨初選規則的種種制度因素暗中相助，但也可以由此看出這一波本土主義浪潮的來勢洶洶。
這和美國社會目前的政治經濟大環境有著直接的關系。政治上，國會山上這些年無休止的黨爭與一事無成令民眾厭倦，許多人無力分辨其中的是非曲直，只能一股腦兒地對聯邦政府以及兩黨建制派精英感到失望，期待由局外人帶來大刀闊斧的改革。經濟上，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美國經濟的復蘇情況好壞參半。從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增長率（從2009年的負增長恢復到2015年的2.4%）、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率（2015年達到3.4%）、失業率（從2009年的10%峰值下降到2016年初的5%，相當于金融危機之前的水平）等賬面數據看，美國經濟正在不斷好轉，即將走出衰退。但這些復蘇絕大多數來自服務業（提供了2014年美國工作崗位的80.1%），而制造業萎縮的趨勢仍在持續；與此同時，大多數民眾感覺自己并未享受到經濟復蘇的好處，認為美國經濟體系過分偏袒富人、對中產與底層不公。1980年以前美國家庭收入中位數與經濟生產率的增長基本同步，但進入80年代以后開始不斷拉開差距，21世紀后前者更是停滯不前；1971年美國中產與低收入階層的比例分別是61%和14%，到了2015年分別變為50%和21%；收入前1%人口所占全國收入比例則從70年代的10%上升到20%左右。
對一部分選民——尤其是受教育程度較低的白人——來說，這種經濟焦慮又與身份焦慮緊密地糾纏在一起。美國近年來拉美裔人口增長迅速，而白人比例則緩慢下降，預計將在未來數十年內減少到50%以下，令美國成為不存在“主體民族”的多元族裔國家。由于低端行業的崗位可替代性較高，從事相關工作的白人更容易感受到來自拉美裔（尤其是新移民）的競爭壓力，并將不景氣的就業狀況遷怒于“跑到美國來搶奪我們（白人）的飯碗、顛覆我們（白人）的文化”的后者。特朗普正是敏銳地察覺到彌漫在白人選民中的這些焦慮，才會從參選一開始就高調宣稱“要在美墨邊境建起高墻阻擋非法移民”，將拉美裔移民與墨西哥作為首要的攻擊對象。對特朗普的支持者而言，“美國優先”的口號也就在外交孤立主義的“美國內政事務優先”之外，具有了新的一層含義：“本土美國（白）人的利益優先”。
從本土主義的核心訴求出發，特朗普與“里根共和黨”的政策差異便都順理成章了。深陷經濟焦慮之中的選民，自然不希望政府完全放棄社會福利項目，更不希望政客們成天把精力放在社會文化議題上。這些選民對自由貿易協定不抱好感，自是題中應有之義；至于對國際事務的介入，在他們眼中同樣是對美國資源的浪費，政府應該首先把財力和精力投入到國內經濟問題上來。當然，對“伊斯蘭國”和恐怖主義還是要狠狠打擊的，但是必須讓北約等盟友多出錢出人出力，不能讓這些所謂的盟友繼續占咱們美國的便宜；與此同時，既然穆斯林那么喜歡搞恐怖主義，那就干脆全面禁止他們入境得了，省得咱們美國人操心——通過在拉美裔之外把穆斯林也樹立為威脅迫在眉睫的文化假想敵，本土主義選民們的“正宗美國人”身份又一次得到了自我確認。
特朗普這個怪胎的誕生，本身就是當代共和黨多年孕育的結果。沒有“里根革命”以來的“狗哨政治”，沒有共和黨極端派這些年極力煽動的拉美裔恐慌、非法移民恐慌、穆斯林恐慌，沒有小布什政府以莫須有的理由發動的、既空耗國帑又令國際社會離心離德的伊拉克戰爭，沒有里根主義經濟學對收入不平等的加劇，沒有福音派在社會文化議題上的冥頑不靈和登峰造極于茶黨的對抗主義，特朗普不可能在共和黨中擁有如此廣泛的選民基礎，本土主義也不可能在共和黨初選中掀起如此巨大的浪潮。美國當代右翼極端主義政治的并蒂惡花——“特朗普現象”與“克魯茲現象”——自第六政黨體系形成伊始，便已埋下了種子。
（作者單位：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