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記者? 邊巍
編者按：今年，崔永元團隊以多年口述歷史為素材創作的大型紀錄片《我的抗戰》在網絡上熱播，他的口述歷史行動也引起了人們的關注。崔永元說自己喜歡本真的歷史，而現在的人們更多地在編造和遺忘歷史。他所做的口述歷史并不是為了顛覆或者改寫，而是希望以歷史事件當事人的直觀口述展示多樣而豐富的歷史原貌，口述歷史更不是為了做片子，他期待在未來能建立一座口述歷史博物館，“給后人留下一個千百年以后還和先人溫馨對話的機會”。這不僅僅是理想，他們已經在行動。
他似乎在以一人之力完成一個屬于他自己的夢想，但對我們這個信仰歷史的民族而言，他事實上也在為我們的未來維護著更豐富的可能。經過多年的努力，他卓有成效。在這個過程中，他獲得了什么？困難是什么？給我們帶來什么樣的啟示？
2010年10月25日中午。北京西南二環四星飯店魯弘賓館五樓標準客房。
81歲的王敏清先生是鄧小平生前的保健醫生，他已面對鏡頭做了一個上午的講述，吃過午飯后正在休息。室內光線昏暗，局促狹小的衛生間亮著燈，已經變成工作室。首席記者劉宇的助手小楊把電腦放在凳子上查找資料，另一位制片的電腦堆在洗漱臺上。
下午2點，老人起床，剛才漆黑的房間一下亮起來。背景板、攝像燈、攝像機以及散落在地的電線，構成電視訪談節目的典型拍攝現場。老人顯得精神抖擻，自豪和愉快溢于言表。
作為崔永元口述歷史采訪組第四團隊的首席記者，劉宇主要負責外交與社會文化領域。她介紹說，目前的四個小組在內容上各有側重，每個團隊記者、助理、攝像加制片共四人。“采訪幾乎都是這種景象，工作很辛苦，但非常有意義。”劉宇說得很認真。
理想：口述歷史博物館
口述史學（Oral History）的概念，最初由美國人喬·古爾德于1942年提出，之后被美國現代口述史學的奠基人、哥倫比亞大學的阿蘭·內文斯教授加以運用并推廣。中國大眾熟悉和了解口述歷史，最早應該起源于已故華裔學者唐德剛先生記錄的張學良、李宗仁、胡適等人口述歷史作品。近年來，以口述歷史為主體的大陸出版物也日漸增多，馮驥才的《一百個人的十年》堪稱經典。在影像表達方面，鳳凰衛視陳曉楠主持的一檔節目也專門以《口述歷史》命名。
作為后來者，崔永元所做的口述歷史散見于系列電視節目中，最為人們所熟知的是《電影傳奇》《我的長征》《我的抗戰》《我的祖國》。但這僅僅是這些年崔永元做口述歷史很小的一部分，在其身后，是一個積累了八年之久的影像資料庫。在《我的抗戰》對外宣傳中，崔永元稱，他們已經采訪了3500個人，收集口述歷史影像超過了200萬分鐘。紀錄影像也超過200萬分鐘，歷史老照片超過了300萬張。他反復強調，現在的片子都是咬著牙剪的。這意味著太多的內容難以取舍，太多的聲音尚未呈現。
這一切積累，最早都源于《電影傳奇》。《電影傳奇》來自崔永元對電影的酷愛與夢想。從2004年到2009年的五年半時間里，它以紀錄片的形式回顧了中國電影的整個發展歷史，其中包含了大量的老電影人口述與回顧。原本他們是想做一部電影藝術史，而中國獨特的歷史語境，使得這些講述變成了與廣闊的社會與政治緊密相連的歷史，而這諸多的政治歷史中涵蓋了個人的情感和思考、時代的理想與背影。
不論是崔永元還是首席記者趙一工，都意識到口述歷史不僅僅是表現紀錄片內容的一個手段，它更有可能獨立成篇：個體可以成為歷史的橫截面，一個人同樣也是一個傳奇。如今，《電影傳奇》作為節目已經完成使命，但作為崔永元的一項事業和旨趣，《電影傳奇》博物館在懷柔的新新小鎮落成，只要提前預約，博物館會安排講解。那里不僅能看到小崔個人的電影藏品，還是看電影、喝茶、聊天的文化休閑場所，用一個時髦的詞來形容，是個“文化創意產業”的典型案例。
2005年崔永元發起了大型電視行動《我的長征》，他與主力團隊行走長征路同時，另一只行動隊在尋訪老紅軍，并沿途開展助學、修建紅軍墓等公益活動。在尋訪老紅軍的過程中，一段有關長征的口述歷史真實地展開，共拍攝到103位老紅軍口述當年歷史的影像資料。次年，他們中的一半人相繼辭世。
做一個口述歷史博物館的念頭，最早來自于崔永元在國外訪問時的觸動。2002年他訪問日本NHK電視臺時，對這個公共電視臺保存和提取資料的能力感到驚訝，在那里，他可以很容易地找到張學良的詳盡影像記錄。在日本早稻田大學，他同樣發現了保存中國文獻和口述歷史的完整資料。這兩件事給他留下深刻印象。“我參觀過日本、美國、加拿大的相關機構，我們的‘口述歷史庫’甚至比不過人家的一個大學。”
事實上，對待歷史的態度從一定意義上體現著一個國家對于現在的看法和態度。而像中國這樣一個一直強調“以史為鑒”的國家，忘記又意味著怎樣的損失？如果要記起，那應該記住的又是什么？
正是基于這樣的視角，崔永元做口述歷史的影像志超出了任何一個欄目的框架，超越了對一人一事的觀察；口述歷史不僅僅是一種表達方式，更是初具規模的行動和他未來的事業。建立一座內容豐富而充實的口述歷史博物館，才是他最為真實的愿望。
值得說明的是，做口述歷史本身并不是崔永元作為央視主持人工作的一部分。他清楚這一行動具有極為重要的歷史意義，因此也曾建議過更有經濟實力的機構關注此事，但由于投入極大而收益很難，因而應者寥寥。于是，崔永元2008年注冊了“清澈泉”文化傳媒有限公司，開始利用社會資本進行口述歷史團隊建設與采訪實踐，用他的話說是“不花國家一分錢”。如此大規模的以影像的方式梳理中國百年歷史的大事件，關注各個領域的發展與變化，關注變化中的個人命運——而這完全依賴于社會資本的獨立運營。
崔永元明白，這項事業的公益性較強，指望賺錢并不現實。但由于規模性的整理和獨特的史料價值，這些口述歷史的影像資料已經獲得了哥倫比亞大學口述歷史部的關注。
行動：拼圖式推進
若非《我的抗戰》對外宣傳的需要，崔永元并不認為這件事情有必要頻繁見諸媒體，“目前更需要去踏踏實實地做，因為那些口述歷史的老人隨時可能離開。”
這個團隊追蹤的是一段怎樣的歷史？由誰來講述？他表達的又是怎樣的聲音？
答案仿佛一個巨大的歷史拼圖：“關注過去一百年間中國歷史上的重要事件。尋訪當年歷史事件的親歷者。”首席記者張鈞說。目前，崔永元的團隊以四位記者為首，形成了中國電影、中國百年戰爭、共和國發展史、外交與社會文化史四個口述歷史采訪團隊。
如此大的尋訪范圍和影像記錄，在中國還是第一次。從現實途徑來說，官方組織部、統戰部、民間組織比如黃埔軍校同學會，以及老人們彼此之間的相互介紹，是較為有效的途徑，但翔實的資料需要記者們自己的了解和探訪。
原《京華時報》資深法政記者郭曉明，出于對歷史的巨大興趣，于2008年6月加入崔永元團隊。他說，最初的設想是做教育，因為他對民國時代教育界的名士風范甚為推崇，但由于時間久遠、先人早逝，對其后代的訪問已經不能精準地傳達一代學人的精神魅力，于是戰爭進入了他的視線。戰爭系列包括了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抗美援朝戰爭、中越自衛還擊戰，其時間脈絡從上世紀30年代一直持續到80年代。以戰爭親歷者和當事人為采訪對象，但內容不僅僅局限于戰爭本身，每個受訪者在不同時期的經歷又獨自成篇，用崔永元的話來說，“能挖的都挖干凈。”目前為止，郭曉明已經完成200多位老人的訪問，年齡都在85歲以上，年齡最大的是參加過南昌起義的104歲老人陳銳霆，開國中將百歲老人曾思玉也接受了訪問。
作為《電影傳奇》的主力記者，趙一工最早介入口述歷史的工作。從梳理中國第一部電影開始，他先后采訪過1000多位老人。目前《電影傳奇》博物館儲備了3萬多分鐘的采訪資料，口述歷史從電影藝術到政治與社會的轉向，正是從這里開始的。
1960年代后期出生的張鈞，此前是自由撰稿人，尋訪過100多位戰爭親歷者。“有一天小崔給了我一張紙，上面列了12個人的名字，他們都是共和國發展中重要的見證人，但作為主張與見解的異己者，已淡出歷史保持沉默。”于是，張鈞以共和國運動史為線索展開了工作。
劉宇畢業于英國利茲大學，同時具有世界史和新聞學雙重教育背景。她最早于《我的長征》途中開始尋訪老紅軍，后來負責共和國外交以及社會文化方面的采訪，先后關注了共和國外交史、中國早期留蘇人員口述史、中國核工業口述史、中國海軍口述史、西南聯大口述史等等。
他們不是重裝部隊，更像是一支輕騎兵。但這支輕騎兵完成工作的規模和數量已經令人矚目。崔永元一直要求大家，不僅要專注于對本領域內容的完全開掘，對老人們的采訪還要延伸到建國以后其經歷的全部歷史中。
“這就有一個矛盾，一方面老人們年事已高，需要盡快找到盡快采訪，延伸到建國以后的歷史講述無疑增加了在每個人身上工作的時間，這意味著在人數總量上不會進展得像原來那么快。很多老人在接受采訪不久以后就去世了。這是非常現實的矛盾。”郭曉明說。就是在這樣的矛盾中，一個尋訪重大歷史事件當事人的行動一直在持續。這是一場與時間賽跑的行動。
難題：歷史與現實的交織
對于大部分的受訪老人來說，面對鏡頭講述親身體驗的重大事件都是頭一回。但是否參與這一講述，想法各有不同。張鈞承認：“我們可能無法理解他們的拒絕，無法理解在經歷了漫長的運動和斗爭之后，他們對于歷史和當下的理解是什么。并不是每個人都對歷史本身具有想表達的愿望。”
梅娘是上世紀30年代與張愛玲齊名的女作家，在當時的文學界素有“南玲北梅”之稱。而當張鈞找到90多歲的梅娘時，老人獨自深居簡出，對于敘述歷史并沒有太大的興趣。“她的經歷很有傳奇性，也因此具有唯一性，應該說是口述歷史非常合適的采訪對象。”為了獲得老人的認同，送花、看望、閑聊是經常的工作，“取得信任很重要。”張鈞甚至聯絡了梅娘遠在美國的女兒進行說服工作。有一天，老人終于開口，娓娓講起20年代她所出生和成長的東北大家庭，這項工作才慢慢得以展開。在此過程中老人生病、出國反復多次，張鈞經歷兩年多十余次的拍攝，才完成對梅娘的訪問。這種情況是記者們面對的常態，出于身體與情緒原因，老人們很少能連續拍攝，因此，完成一位老人的口述歷史一般至少要完整的十天時間，倘若需要拉開戰線、反復溝通，時間就更加說不準了。
劉宇負責的訪問以老首長和老干部居多，取得他們的信任和認同并不容易。因此在她看來，真誠是第一要素。沒有國家電視臺的背景，也沒有重要人士的引薦，年輕的劉宇卻認為，他們做的這件事情首先是能夠獲得受訪者認同的。“與老人接觸，需要的是真誠，他才會覺得你關注他理解他，從而愿意與之分享自己的人生。”在采訪之后，劉宇有時還會收到老人打來的電話詢問近況，這是令她非常快樂的事情。“很難想象，如果沒有真誠和信任，一個歷盡滄桑的老人怎么會把他內心真實的想法告訴你。”也正是因為獲得與老人談話的機會非常珍貴，劉宇的每一次對話都是在很大的壓力下完成的，“采訪只能成功不能失敗，因為對這些高齡老人來說，二次采訪幾乎沒有可能。”
郭曉明的體會則是“耐心”。口述歷史并不是一般意義上的你問我答，而是面對老人的專注傾聽。提問要少而精煉。其實，主打影像口述歷史的欄目在中國的電視屏幕上并不罕見，但大多是主題先行，當事人的口述只為完成節目中特定內容的需要。法政記者出身的郭曉明，本能地對話題充滿興趣并極具好奇心，喜歡提問的職業習慣總在影響著他對老人的傾聽。在多次采訪之后，郭曉明發現，自己所面對的是八旬以上的老人，中途的提問有時會打斷老人自然的邏輯而使其前功盡棄。對歷史往事的追溯并不體現在追問的價值上。“你面對他，要專注地面對，看著他，仔細聽，偶爾記下一些東西。老人的傾訴是針對你的，你的額外動作可能會使他的眼神失去了焦點。事實上，在對話的語境中，老人擁有時間和記憶，但并不是強勢一方。”
突破：傾聽個體的聲音
事實上，這些老人已經淡出歷史舞臺，生活中很少受到關注，那些戰火硝煙中的歷史幾乎無人提及。一旦有人去打開那段歷史的閘門，傾瀉而出的內容往往超越了傾聽者的想象。這就是歷史本來的面貌。
“口述歷史就是傾聽，好好地聽，盡量少提問題。讓對方按照他的邏輯和思路順暢地去講，你對對方最好的激勵是什么？是你的身體語言，你盡量要前傾，你要跟著他一起喜怒哀樂。”在接受其他媒體記者采訪時，崔永元曾這樣表達自己對口述歷史的理解。更為重要的是，這種語境消解了價值預設和主題構建，從而超越了以電視播出為功利目的的采訪，給了老人巨大的話語空間。“小崔給我們一個機會讓我們聽老人講，我們也給老人一個機會，耐心地聽老人講。每個老人都積累了一生的經驗。這是電視臺的一個節目在短暫的一兩個小時內無法完成的。”郭曉明說。
倘若面對新聞事件，訓練有素的記者可以輕易保持客觀中立的態度，盡可能地呈現事實本身多個側面。但是，面對個人口述歷史應該呈現怎樣的態度？雖然崔永元說把解釋的權力交給觀眾，交給那些未來能夠傾聽并看到的人，但是，如何在一定程度上保證口述歷史的真實性？
張鈞承認，鑒別真偽并不容易。一方面，每個人在講述的過程中有各種各樣的心態。作為歷史的當事人，他們很可能是唯一的事實見證者，也許會有個人的夸張和贊美，另一方面，也會出于對當下政治正確的擔憂而回避若干事實。這就要求記者在工作進程中不停地補充資料，以保持在重要問題上的基本立場。對失實是否能夠辨別？該如何處理？張鈞解釋說，從技術角度來看，采訪前充分的資料閱讀能夠保證判斷基本事實，出現歧異的時候需要適當的追問，但從態度上來講，應當尊重老人們的陳述。“從語調、語態以及面部狀態來說，有些言外之意是值得推敲的。影像的優勢就在于可以把這些細節真實地記錄下來。現在主要是收集資料，未來會有對這些資料的甄別和判斷工作，也會加以特別的注釋。”
作為對往昔歷史的一種呈現，崔永元團隊如此規模的拍攝口述歷史，一方面會對各研究領域形成資料補充，并在資料的相互印證中完備歷史的真實——這是一種學術意義和價值；另一方面，對于大部分普通人來說，口述歷史最重要的價值，是在個人感受中去體驗和了解歷史。
細節性、口述者身份的獨特性和唯一性，是口述歷史最值得關注的價值。也是因為這些特性，口述者身上的歷史密碼獲得了解析，歷史在宏觀敘事下得到了感性的補充和個體的解讀，個人在集體敘事中也有了表達和發聲的空間。
解放戰爭時期曾任華東野戰軍特縱工兵二團某連指導員的方遠老人，陳述了淮海戰役中這樣一個細節：國民黨軍隊用煙霧彈作掩護撤退，解放軍戰士的雙眼被煙霧熏得睜不開，根本沒有任何防護措施。但為了防止目標逃離，大家就從衣服上撕下一條布條，勒住上眼皮，任由眼淚嘩嘩淌下來。國家歷史博物館介紹這場戰役時，展示了當時解放軍使用的防毒面具，但事實上這并不存在。方遠老人還談起了對馮小剛的電影《集結號》的看法，他說，電影里谷子地沒有撤退是因為上級有命令，其實這是現代人的想法。那時共產黨的軍隊堅守陣地多數是自愿，為誰打仗、為誰作戰的問題，共產黨的軍隊很清楚，因此每個部隊都有自己的精神。這和國民黨為了吃飯和生存而加入戰斗是完全不同的。
崔永元曾笑稱，如果能拍下孔子，也就沒有于丹了。崔氏幽默直觀地道出了口述歷史的影像記錄所具有的價值和意義。在他和他的團隊的記錄中，觀念不再先行，價值判斷不再引領，尊重個人在歷史轉折中的體驗與情感，以心靈書寫的方式照亮歷史進程中的事件及人物。重溫歷史，可以讓人經歷偉大而倍感自豪，也能讓人自感渺小而心懷謙卑。相對于國家層面的宏大歷史敘事來說，他們并非改寫，也不是顛覆，而只是還原歷史的本來面目。
期待這座口述歷史博物館的建成，雖然中間還有很長路程要走。
（作者系中國傳媒大學博士生）
采訪手記
這些歷史回憶是屬于個人的，在它們傳布到社會之前，最先深受影響的，也必然是小崔和他的采訪團隊。聆聽者用他們年輕的心去感受滄桑。從第一位口述者開始，穿越時光的對話就真實地發生了。
張鈞說，現在也許不是最好的年代，但我慶幸自己沒有生長在戰爭年代，不必使生離死別成為日常的生活，不必在背叛和忠誠之間做決裂一般的選擇，不必時時面對人性的考驗。“在這種對照中，不要對真相抱有太多的期待。”
這項工作也讓郭曉明對當下和歷史有了全新的認識。“光榮和偉大是容易在歷史中沉淀下來的，但其實歷史也存在相反的一面。在聽老人的口述中，你才真實地體會到，除了那些高尚的詞匯，也有著平淡和世俗的人生。”
“別人都認為我超越了我現在的年齡。”1977年出生的劉宇認為與老人的交談讓自己沉靜、成熟并且寬容。“最讓我震動的是那個年代普遍具有的忘我激情和無私精神，這是當今時代的缺憾，也是紀錄的價值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