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強
自1989年冷戰結束，“歷史的終結”、全球化的興起和“9·11”所標志的全球反恐的先后登場，分別在意識形態、經濟和治理的層面消解著冷戰期間的傳統政治形態，包括民族國家本身。但是，如此去政治化所帶來的平靜并沒有持續多久，不到十年，一個再政治化的浪潮從1999年西雅圖街頭發端。其結果，一個全球性卻獨立于全球化的民族國家–資本統治聯盟體制之外的反叛政治在今天隱然成型。
從西雅圖反世貿的大規?？棺h開始，這一波反叛政治浪潮包括了1999年以來的歷次地區性革命、大規?？範帯⒓みM政治、甚至恐怖主義：誕生于西雅圖街頭席卷全球的反全球化運動；“9·11”后基地組織、塔利班等宗教恐怖主義浪潮至今未息，并演成跨敘利亞、伊拉克的伊斯蘭國運動，以及更多零星的恐怖主義行動； 2009年后以臉書和推特為代表的新媒體革命相繼在摩爾多瓦、伊朗爆發并從2010年底開始在突尼斯、埃及和整個北非、中東地區演變成茉莉花革命；受茉莉花革命影響， 2011年后在以色列、西班牙的占領行動直至占領華爾街運動、2013年土耳其伊斯坦布爾蓋齊公園抗議、金融危機后希臘發生的間斷性罷工、2014年初冬烏克蘭危機、最新的香港占中運動等；甚至較早的墨西哥薩帕塔解放運動或者2005年的巴黎燒車事件、2012年倫敦騷亂都可納入其中。
2014年9/10月號的《外交事務》雜志同時登出了弗朗西斯·福山的“美國衰敗”和一位博士生Mounk“草叉政治”的兩篇文章，分別從亨廷頓意義上的“制度不適應外部變化環境”導致政治衰敗和全球民粹主義興起的角度歸納、印證著全球化時代并存的這兩種趨勢。其實，早在后冷戰時代剛剛開啟，羅伯特·卡普蘭就在1994年的《大西洋月刊》上發表了 “即將到來的無政府”（The Coming Anarchy）一文，指出一個“短缺、犯罪、人口膨脹、部落主義和疾病”的全球無政府狀態將在后冷戰時代蔓延全球，盡管當時他還遠未料到互聯網的快速普及對這些因素的加速效應，但是過去幾年中東、北非和南撒哈拉地區的茉莉花革命、部落主義動亂和最新埃博拉病毒的爆發仿佛實現了卡普蘭的預言。而針對短缺和犯罪等問題，經由全球化和全球性的公共治理或善治的推進，表面上取得相當成功，儼然成為后冷戰時代“去政治化”的主流代表，但當遭遇2014年8月以來的弗格森危機，全球化掩蓋的去政治化似乎正在走向它的反面。
冷戰與1968年革命
在討論后冷戰時代的去政治化和再政治化之前，不妨先回顧冷戰史中一段頗為相似的對偶現象。2003年，來自德州的杰里米·蘇利（Jeremi Suri)）出版了Power and Protest（2003, 權力與抗議）一書，在外交理論界引起一場爭論。這本重述冷戰外交史的專著， 頗有創見性地指出，1960年代建立在“互保摧毀”核威懾基礎上的強權均勢與幾乎同時世界范圍興起的社會抗議浪潮緊密相關，互為因果。
按蘇利的說法，1960年代初核均勢出現之后，特別是古巴導彈危機后，核威懾成為美、蘇、法等強權的約束，建立在此基礎上的緩和開始形成。不過，與此同時，受到從哈靈頓（Michael Harrington）、貝爾（Daniel Bell）、加爾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到索爾仁尼琴、吳晗和馬爾庫塞（Herbert Marcuse）等各國代表性異議知識分子和他們的“異議語言”的影響，一個伴隨戰后福利國家體制和人口變化而產生的新一代受過高等教育的年輕人，在全球范圍內形成了一個反叛的世代。而從肯尼迪、赫魯曉夫到戴高樂和毛澤東，尤其是戴高樂和毛澤東，為了追求冷戰背景下國際強權中的獨立性，而各自塑造其“卡里斯瑪權威”，并培養著“革命語辭”。對各大國領袖來說，對秩序平衡（balance of order）而不是強權均勢（balance of power）的追求才是他們最為關注的，也就是內部政治穩定成為國際各強權壓倒一切的政治使命。
到1968年，年輕的異議一代因為不滿當局外部意識形態輸出失敗、內部社會進步承諾無著而爆發全球性抗議浪潮，例如，試圖建立“國際新政”和“偉大社會”的林登·約翰遜所升級的越南戰爭成為抗議目標，各強權內部的保守應對措施成為主流，并合流為所謂緩和政策，即所謂東西方的緩和，如勃蘭特在華沙的驚人一跪以及1975年歷史性的赫爾辛基協定。一個表面上國際性的緩和政策，冷戰的基調，卻成為粉碎異議的國內筑壘機制（Suri, 2003:213） ， 這也是蘇利最主要的理論貢獻。
冷戰與抗議，緩和與控制，因而構成冷戰的秩序平衡的兩軸。而這一對秩序或者政治穩定的追求，以福山的《政治秩序的起源》（2012）為標志，重新成為冷戰后全球化時代的又一次保守主義話語回歸的代表。只是，與冷戰剛結束的1990年代的新保守主義不同，或者說與福山自己的歷史終結論所關注的不同，他強調的是強大的國家、法治和負責制政府三種機制所結合的穩定平衡。這一國家主義的政治秩序觀，毋寧是蘇利的對冷戰的緩和–筑壘機制的繼續或包裝。
在冷戰期間，在“深挖洞廣積糧”的口號下，從1960年代末開始到整個1970年代，中國沿中蘇邊境大規模修筑了堡壘，單位制的堡壘式社會控制模式也同時趨于成熟。另一廂，為對付1968年革命中崛起的左翼極端主義，如紅軍派（RAF），首先，1978年后，聯邦德國各州政府把此前作為緊急情況下臨時性措施的截停搜查（stop-and-serach）變為警察法中的正式權力，在公共場所無須懷疑即可行使。其次，針對紅軍派成員偽造/變造身份證，從1986年4月開始全國換發可機讀的身份證。中國政府幾乎同時開始正式推行身份證制度，只是可機讀的第二代身份證要到1990年代后期才開始應用。其三，當德國政府把對紅軍派的拉網式偵查越來越普遍，而情報和刑偵機構對社會運動的主動監視卻被排除在1977年代聯邦數據保護法之外，成為一個法外的灰色地帶；最初針對集會的攝像監控（CCTV系統）也在1989年的《集會法》和1990年的《聯邦數據保護法案》后成為合法。
正是這些具體的“國內筑壘”機制，一旦確立，就逐漸引導德國以及整個民主世界趨向警察國家（Roggan，2000），然后作為最重要的冷戰遺產帶入到后冷戰時代。這個福柯意義上“治格”（governmentality）的核心，通常被知識分子和公眾所忽略，然后被一系列福山所謂的保守主義、國家主義和治理中心的政治秩序所偽裝、掩蓋。后者就是哈貝馬斯在冷戰終結的轉折點1989年的“新保守主義”一文中提出的“去政治化”。
按照哈貝馬斯的解釋，西方社會經濟和行政的發展越來越限制著生活領域，將社會關系化約為商品和行政目標，導致公共空間的去政治化。這一產生于冷戰末期的洞見卻遇見了冷戰后的發展趨勢：全球化經濟體系的擴展以及同時間所謂善治理論和政府改革興起帶來的全球性去政治化，主導著冷戰后的潮流，并部分體現為全球資本霸權和邏輯超越民族國家的現象。在中國，這一去政治化進程同樣在1992年鄧小平南方講話后啟動，中國在經濟加速融入全球化進程的同時，政治生活和社會關系被市場經濟統治，甚至1986年后短暫復蘇的政治科學也被強調中性化和技術化的公共治理理論吞噬。
深受哈貝馬斯影響的汪暉，同樣試圖以去政治化來解釋中國1960年代的消失。他將“文革”的終結歸于所謂派系斗爭，并且從此衍生出“去國家化”趨勢，然后1980年代的去政治化的政治至今，包括主動融入新自由主義的——同樣去政治化和去國家化的——全球化經濟體。有趣的是，盡管殘酷的派系斗爭實在難以被視為去政治化的政治，但是若將“小文革”以軍隊介入方式的結束，以及結束后毛澤東以“批林批孔”和“反擊右傾翻案風” 繼續的派系斗爭等都看作毛澤東意在維持國內政治秩序的平衡，與他1972年見尼克松向美伸出橄欖枝和1975年越戰結束后暫停輸出革命的國際政策調整相適應，那么，這一切蘇利意義上的“緩和”的確可以被看作一種去政治化，直至鄧小平以其高度實用主義所先后展開的整頓、四個現代化和改革開放路線。
不過，如同1968年革命很大程度上可視為年輕一代對福利國家體制下私人生活被國家侵入而政治化所采取的反抗政治，面對“小文革”結束后的所謂“去政治化”，國際緩和后帶來的70年代初寶貴而短暫的政治厭倦期，中國社會同樣以去政治化的方式進行著反抗。事實上，身處“上山下鄉”和單位體制–社會控制模式的內部筑壘化，當年的紅衛兵、今日的知青們以怠工和讀書的方式，各單位的人們則在被操縱的派系斗爭中以逍遙派的立場，進行著各種溫和抵抗。從1970年代初開始，他們利用“公家”物資打家具、織毛衣、倒騰票證和“投機倒把”、開辦集體企業等方式，直到1976年“四五”抗議爆發。穿透系統的反抗，所體現的政治主體是唯一重要的對政治化或去政治化進行價值判斷的基礎。
在這意義上，哈貝馬斯或者羅爾斯的倫理學，終究屬于“準政治”（para-politics）的恐龍，與作為冷戰后去政治化潮流的受益者——新保守主義者相去不遠，都試圖以去政治來統領政治，通過建立清晰的規則將沖突導入精細的法律（商談）程序，而非政治。（Ranciere, 2006:71） 相形之下，法國社會學家雅克·朗西埃對去政治化的解釋最為接近蘇利的“國內筑壘化”，即“無條件要求所有事物回到常態” （Ranciere, 2006:70），每個人被固定、被分隔其分工和職業、認同和身份、階級與地域的常態化。這既是朗西埃對?？碌闹胃窭碚摰陌l展，也是他所倡導的激進政治的起點：反抗這種常態化政治，也就是反民主的去政治化。如2014年弗格森事件所昭示的，以治格為中心的去政治化將發展到直接的軍事化，在街頭區分我們和他們，敵和友。那么，政治不再是所謂20世紀政治主角的政黨、階級、或者公民社會，而是一切反抗的主體，這個過程也就被稱之為再政治化，也是激進政治的到來，通常以回到街頭為起點。
在中國，盡管如汪暉表明他深曉所謂去政治化實則主權暴力化或行政權力的操控、政治也不等同國家，但是如他本人始終回避政治主體除了政黨、階級和國家還有什么、新政治或者政治生活的激活到底誰為主體，“維穩”、“反恐”、善治、社會治理、甚至所謂程序正義等旨在強化內部筑壘的去政治化，構成中國過去十幾年的政治生活的主題，最新的政治改革文件中有的仍然是強化政治秩序所謂依法治國和傳統儒家倫理，以及刑事訴訟法修訂和《反間諜法》出臺。只有當一連串事件，開始打破這些去政治化的區隔，新的政治主體浮現出來，真正的政治以反抗的面目開始重啟政治化。
弗格森的去政治化與再政治化
弗格森事件可謂西雅圖以來去政治化與政治化兩股力量的一個穿透點。當民主國家從監控異議者的技術發展到監控大眾的警察國家，然后與福利體制的并存形成一個精巧的治格系統，并逐步在冷戰后為全球化和治理甚至協商與審議民主的發展所遮掩，繼續經濟與政治分離的去政治化，那么，再政治化就在街頭因應軍事化的警察力量而啟動。
這一事件，始于2014年8月9日，18歲的黑人青年米歇爾·布朗被警察射殺六彈后，引發大規模民眾抗議，延續數周，直至今天仍未停息，抗議浪潮蔓延到全美各地。這場持續未息、漸漸蔓延到全美各地的抗議浪潮，改變了1992年洛杉磯、2001年辛辛那提、甚至2011年倫敦在類似起因后爆發種族騷亂的圖景。
抗議者更為理智、和平，多家國際媒體在現場發出“這兒什么騷亂也沒有”的報道，參加者幾乎包括所有主流市民，以及來自全美各地甚至國際的NGO與社運組織。鮮明對比的，抗議訴求幾乎都集中在警方的軍事化和行政當局的過度反應之上，本應保護民眾安全的警察仿佛身處戰場，將抗議者視為敵人，事發“頭七”當地實行宵禁以來，全副武裝的弗格森警方居然對在場的媒體記者下達驅逐令。
然而，軍事化的警察裝備和過度使用這一警察暴力的鎮暴行動本身，正在改變民主社會的性質。當赤手空拳、舉起雙手的抗議民眾面對全副軍隊武裝起來的警察陣列，固定了弗格森抗議運動的場景，也再充分不過說明了一種新反叛政治的興起，連接了1999年西雅圖抗議、2001年的“9·11”、2011年的茉莉花革命和占領華爾街運動，直至阿富汗戰場與今天伊拉克的ISIS。
當然，布朗之死首先是系統去政治化的結果。在馬丁·路德·金博士遇刺后近半個世紀，南方州沿種族邊界存在的歧視、分區居住和貧富分化等問題構成了一種新的種族主義。例如，弗格森的居民67%為黑人，白人警察比例卻高達94%，白人警察統治著黑人社區儼然成為當地普遍的城市景觀。對這些白人警察的最新研究表明，他們對白人青少年的年齡估計通常是準確的，但是往往高估黑人青少年年齡4~5歲，加之隨意攔截黑人司機臨檢的習慣，以至于在當地道路攔停檢查案件中，黑人被攔停的比率高達86%，而白人只有13%。布朗之死很大程度上便源于白人警察的這一偏見。連茶黨領袖保羅·蘭德亦嚴厲抨擊黑人遭受的這種普遍存在的警察偏見和暴力，譴責監獄中有太高比例的黑人，而且其中有許多是因為非暴力犯罪而長期服刑。
其次，分區規劃深刻影響著美國社會的城市化進程和內部筑壘化，造成了一個種族隔離制度結束后的“深南”（deep south）。分區制，原本是20世紀初進步運動的產物，最早由紐約進步社會活動家本杰明·馬什（Benjamin March)在1909年提出，他編寫的《城市規劃概論》也是第一本城市規劃教科書，其中的分區制不僅對美國城市化有著深遠影響，也影響了全世界的城市化。所謂分區制，是根據法規將城市土地劃分為不同使用目的的地塊，是城市規劃賴以規劃城市布局、劃分建筑體量、密度、環境、商業、工業和居住的教條。但是，分區制卻依賴地方政府的統治結構，即羅伯特·達爾最初提出的“誰統治城市”的命題，更依賴警察權使用和土地政策。其中，對土地的控制便成為地方政治和利益集團的焦點，影響著資產價值和居民的生活方式。而其本質，這樣一種地方治權對土地的劃分和控制，如格林和皮克的《城市地理學》所闡明的，著實是一種法律規定的警察權，從聯邦政府到州政府再到地方城市的授權；其另一面也即朗西埃所說的依靠空間分隔的去政治，由城市化所啟動的去政治化和筑壘化。
在許多新興民主或者半民主的威權國家，分區制與選區的劃分緊密相連，往往成為執政集團操縱選舉、制造社會沖突的工具。在中國，這種分區制體現的土地財政和房地產業對人民生活的影響自不待言，其警察權則集中體現在維持城鄉二元體制、改造城中村和舊社區等底層聚居區包括“蟻族”在內，只是，它通常以“城管”這樣的準警察力量或者開發商雇傭的私人暴力進行強制拆遷和城市秩序維持。
至于弗格森，位于密蘇里州圣路易斯北部的一個小鎮，連同布朗之死，都可謂后冷戰以來去政治化的結果，將分區制的公平抹殺殆盡，只剩下惡果。弗格森，特別是整個圣路易斯北部的黑人聚居區，始于1898年的金洛赫（Kinloch）。其時，分區制雖未開始，但是地方法律限制黑人購買房產，便有商人買下整片白人住宅區然后出售給黑人，周圍的白人漸次搬離圣路易斯北部，黑人聚居區由此形成。時至今天，整個密蘇里州仍然是美國種族區隔最為嚴重或者說最為種族極化的州，分布著大片黑人和其他少數族裔聚居區，堪稱“深南”的代表。略去20世紀其間圍繞教育、選舉等等進一步加重的種族分離，特別是“9·11”后反恐措施對當地機場業的限制造成的蕭條和反毒品“戰爭”帶來的打擊，弗格森的社會結構接近分崩離析，犯罪率居高不下。
另外，深南地區的黑人民權運動在高度體制化后正迅速走向終結。在1960年代的民權運動背景下，尤其是林登·約翰遜簽署了投票權法案后，密蘇里的黑人選民登記率從1964年的6.7%上升到1968年的59.4%，黑人選民對選舉政治的重要性大大增加。黑人大規模參政的結果，到2001年，密西西比和阿拉巴馬的民選黑人官員多達1628人，比1970年全美的總數還多，這些地方黑人政客也幫助了奧巴馬2008年的勝選。但是，自奧巴馬勝選后，情形開始發生微妙變化，原本聯邦投票支持民主黨而地方投票支持共和黨的中間選民開始轉向，沿膚色與種族的邊界出現嚴重極化，從阿拉巴馬到密蘇里，共和黨的聲勢顯著上升，而黑人政客的影響力明顯下降。
這樣一種與選舉政治緊密鎖定或稱建制化的民權運動，若要取得成功，往往必須與白人政客、共和黨人通過交易或聯盟方式相互輸送利益，長期以往，幫助鞏固著分區制，共同掩蓋了種族不平等和貧富差距的繼續擴大。由此造成的結果，是極化政治的到來，因政治聯盟的困難，而近乎無所作為，黑人民權運動因此迅速面臨終結，不得不吞下運動體制化的去政治化苦果。
唯一的改變可能是去政治化發展到極致，軍事化的警察暴力的形成。美國公民自由聯盟（ACLU）今年公布報告，指出過去20年間，全美大約1.7萬個地方執法機構得到了多達幾十億美元的“軍隊剩余物資”，用于日常警務。僅僅2013年一年，他們就從國土安全部得到了來自阿富汗戰場的約4.5億美元的裝備。民事警察得以軍事武裝化的趨勢，不僅因為冷戰結束后的1208法案（“國防授權法案”，1990年），允許向警方轉讓“堪用”和“反毒品活動”所需的小型武器，后來代之以1033法案在“反恐”名義下大行其道，更在1999年西雅圖抗議事件和2001年“9·11”事件后加速進行。
而過去五年，密蘇里州的國土安全辦公室從聯邦國土安全部得到了4000萬美元軍用裝備用于州和地方項目，州的公共安全部則得到了1900萬美元“緊急行動管理援助”，州的國土安全辦公室還另外得到1000萬美元用于25個高危險城市地區的控制，其中只有25%用于真正的反恐。不過，地方的軍用裝備如此之多，連密蘇里州警局發言人奧康納也承認，他也不知道新聞照片中公布的鎮暴車輛到底是怎么來的。
這些弗格森警員從頭到腳一副剛從阿富汗戰場下來的行頭，配著標準的精英部隊裝備，如迷彩服和沙漠作戰靴、防毒面具、凱芙拉頭盔和防彈衣。有前海軍陸戰隊士兵從新聞照片中辨認出他們攜帶的所有武器，包括M4卡賓和先進的光學瞄準鏡、六連發38毫米榴彈發射器、防路邊炸彈彈卡車等等，而且每個警員都攜帶著標準的120~180發子彈的彈夾。結果，他們看上去更像重裝武士，隨時準備開火戰斗，而非維持治安、保護人民的普通警察。
不過，這些看上去和阿富汗戰場并無分別的武裝警員卻沒有恪守軍隊的訓條，比如永遠不要把槍口對著戰友、友軍和平民。相反，他們肆意地把槍口對準幾乎任何一個人。這種反恐模式的軍事化警察暴力，不僅改變了以往警察暴力嚴格控制暴力使用的原則，也根本改變了傳統戰爭區分戰斗員和非戰斗員的規則，幾乎無限度擴大了敵人的范圍，如同卡爾·施密特論及游擊戰時所例舉的拿破侖軍隊在西班牙陷入的困境。而在弗格森現場的平民、示威者和新聞記者，他們仿佛身處敵國，面對槍口，除了高舉雙手別無他法。
高舉雙手抗議也隨即迅速成為全美各地聲援弗格森的標準姿態。警察和民眾的關系、行政當局的合法性可能因此根本改變。原先似乎只屬于諸如1999年西雅圖街頭、屬于激進社運分子的非暴力公民不合作，突然間成為弗格森街頭普通民眾的唯一選擇，施密特為游擊戰定性的“防御”性質瞬間轉化為?？乱饬x上的全民社會保衛戰，仿佛回到了1968年黑人民權運動的高潮時刻，或者置身開羅塔西爾廣場的幻覺。如紅軍派領導人麥因霍夫女士曾經為68革命中的政治暴力所辯護的，當一個人扔石頭的時候是在犯罪，但是當1000個人都在扔石頭的時候，就是抗議。去政治化政治的反民主性質在此暴露無遺，反叛政治的游擊戰性質也一點點展現。
這并非幻覺。早在1998年巴爾干危機結束后，北約部隊便部署了重型坦克在街頭執行維和任務。較近的，2013年4月，波士頓馬拉松爆炸案后的大搜捕行動，類似的重裝警察和國民警衛隊便大批部署，挨家挨戶地進行搜查，所有居民被要求待在家中，黑鷹直升機從屋頂反復掠過。此情此景，仿佛長久以來以色列軍事管制下巴勒斯坦畫面的復刻，也不過是全球化城市景觀的一部分：在巴西里約貧民窟的警察“特種部隊”，演成巴西史上國際市場最賣座的電影；在巴基斯坦的各城市、在海地、利比里亞，街頭的重裝巡邏和駐守早已常態化。
在這些城市地區，當過分軍事化的警察進入到街頭的公共空間，形成極端不對稱的力量對比，如同南非白人政權在整個1970年代和1980年代在黑人隔離區進行的重裝巡邏，一種新型的反叛政治也隨之生成，取代了以往的社運模式和抗爭樣式。因為，這種國家暴力粗暴地侵入日常生活和公共空間之后，國家權力直接剝掉了各種民主、或者威權的溫情面紗，而代之以赤裸裸的暴力威懾，在人民與國家之間形成直接的對立。人民積累的不滿和怨恨再無忍耐的理由，而轉為憤怒，迅速超越此前可能的各種恐懼和不安，后者正是原本統治秩序的基礎。
軍事裝備從伊拉克和阿富汗戰場轉交到國內的民事警察手中，情形恰如20世紀中國內戰結束后大批雜式軍械轉交給地方然后開展了鎮反運動。軍備流向只是其中一面，更重要的仍然是背后的吊詭：反戰的奧巴馬政府結束了伊拉克戰爭，擊斃了本拉登，公布撤出阿富汗戰場的時間表，宣布反恐戰爭結束，卻武裝了國內的地方警察，激發了弗格森的街頭抗議浪潮至今。
類似的，當奧巴馬謹慎對待茉莉花革命余波在敘利亞的蕩漾，遲遲不愿軍援反對派，擔心軍火落入基地組織之手，卻最終坐大了另一支極端主義勢力ISIS，反叛政治以另一種形式挑戰著伊拉克的戰后轉型乃至整個中東的穩定格局，甚至影響到遙遠的中國新疆地區。烏克蘭同樣如此，歐洲的和平主義或綏靖政策卻助長了先是西部的反政府示威，而后是東部的獨立運動。
這意味著，當世界范圍內的反恐戰爭結束，美國或者歐洲干預國際糾紛的意愿進一步降低，而各國在反恐名義下積累、學習的監控、軍備和戰術卻自動轉向了人民，各國內部治理趨于武裝化，權力重心因此發生微妙轉移，民主被削弱，威權主義加劇，結果便是民粹主義浪潮向反叛政治的轉型。
全球反叛政治
至此，若置于從西雅圖以來的全球性反叛政治的序列，即從西雅圖(1999）到9·11和基地組織（2001~）、巴黎燒車（2005）、茉莉花革命（2010/2011）、占領華爾街（2011~）、倫敦騷亂（2012）、敘利亞內戰（2012~）、烏克蘭兩次顏色革命（2004、2014）、到弗格森（2014）、太陽花運動（2014），這些反叛政治表面上形態各異，有社會運動，有騷亂，有革命，還有恐怖主義，傳統的革命理論和社運理論都已經很難截然分清這些互聯網/新媒體時代的反叛政治類型。當然，以秩序為圭臬的保守主義者們也許更傾向于使用刑事犯罪、恐怖主義、甚至“顏色革命”來指稱或者污名化。他們所盼望的不過是一切盡快回歸“常態”，充其量承認為“新常態”，以治理、反恐為導向的新的內部筑壘化，在全球城市化進程中的警察權的高度膨脹和軍事化，甚至包括哈貝馬斯意義上以協商為題的“準政治”；而不愿正視這些反叛所指向的——全球化所越來越加劇的各種不平等，和治理、反恐等去政治化統治。
而事實上，這一新的反叛政治都和互聯網特別是新媒體技術對社會和政治的改變緊密相關?；ヂ摼W傳播與技術演變不僅改變了傳統社會運動的抗爭與組織方式，也模糊了社會運動與革命、騷亂的界限。而理論上，這些反叛政治有著一些新媒體時代的共通性：除了傳統動員手段，它們都是通過新媒體下“個人化聯結”的行動，利用新媒體的“即時性傳播和網絡化”擴散成為大規模的集體行動。在各種形態的推特革命中，常常是由少數活動分子基于新媒體的新活動主義（activism）、經由互聯網的社會網絡擴散成暴亂形態的城市運動。也就是“從‘面對面’到‘無面人’的戰術”（from “face-to-face” to “faceless” tactics）發展，由少數活動分子線上發動抗議，然后與線下大規模行動相協調。極言之，這是一個人便可以發動革命的時代。而事實上，茉莉花革命、倫敦騷亂和占領華爾街，都有著高度的相似性，幾乎都是這種“個人化聯結”的“‘無面人’戰術”的翻版。
除了武裝程度和暴力選擇，街頭抗議與游擊戰–恐怖主義的界限也越來越模糊。甚至連基于宗教的恐怖主義，從基地組織到ISIS，也發生了巨大的改變。從一個組織上高度官僚化、層級化、反叛目標卻過于象征性而不夠“政治化”的恐怖主義組織，迅速演變為有著鮮明烏托邦理想、高度資源動員能力的運動型組織，并且前所未有地依賴或者體現為政治表演，以“砍頭”或處決的恐怖方式吸引著媒體的注意。
技術帶來的政治效應如同物理學上的巨漲落，隨全球化的去政治化和互聯網而再政治化，構成一波全球范圍內興起的反叛政治。其極化政治之鮮明、振幅之大、不可測之強，都令革命的門檻因此變得空前之低，不再需要20世紀的列寧主義式組織動員的模式，顛覆性卻異常強大。難怪許多威權國家縱有強大的傳統鎮壓能力和控制能力，在新興的互聯網反叛政治面前也岌岌可危，往往將當下所有反叛政治都打上“顏色革命”的標簽，或者干脆運用各種最先進的反恐技巧和裝備，以反恐的名義，采取各種非傳統、非正規、高烈度的鎮壓方式撲殺一切反叛萌芽。
可以想見，真正的反抗，再政治化的方向，也許是將社會抗議訴求轉為抗議資本主義模式，匯入2011年占領華爾街運動所代表的反全球化運動，勢必得到全球范圍反全球化運動和全球公民社會的支持。但是，理論上說，從占領華爾街到占中，集合了海格德爾1938年所說的“新時代的圖像的占領”，這個20世紀的資本主義和全球化邏輯。而這種圖景式占領，充滿著創造性、流動性和自發性，雖然貌似以一種“亞政治”的方式自我解構了占領這一本來激進的抗議，卻穿透著香港的去政治化政治，而啟動了再政治化進程。但是，若從占領的自主性而言，這樣的圖像占領，哪怕最溫和的，都合乎著社會運動的主體景象，以及對象征變革的確定性（巴迪歐，2011：158）。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過時的反叛概念仍然適用，并且適用于西雅圖以來幾乎所有的抗議行動、社會運動、騷亂、甚至恐怖主義。從全球化強大的邏輯和納入其中各國威權主義作為全球化的代理而努力的鎮壓的角度，這些行動都難以根本對其造成顛覆，即便表面上成功的革命也不可能，而只能以各種圖景的占領行動和象征來顯示造反本身。這或許是從西雅圖到弗格森再到香港以來一波全球性反叛政治的最好闡釋。
當然，隨著“流動占領”的擴展和更為廣泛和更無領導的參與，一種針對警察暴力軍事化的城市游擊戰模式的抗議一旦形成，打破管治迷思的再政治化、也是真正意義上的政治運動便成為可能。
? ? ? ? ? ? ? ? （作者單位：清華大學政治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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