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磊
東亞地區的整體崛起是20世紀后半期世界政治經濟體系中最重要的變化之一，而作為該地區最新趕超者，中國的持續發展則進一步提升了這一變化的意義。相對于東南亞而言，東北亞的日韓所取得的成績更為突出。日韓如何在維持一黨長期執政或威權體制的同時實現生產的快速擴張，是中國的觀察家們長期以來最為關心的主題。
在這樣的背景之下，觀察家們對日韓的政治體制和經濟發展進行了大量的研究。但是，這些研究往往是不全面的。從理論上說，民主可以區分為政治民主和經濟民主，而經濟發展則可以區分為生產的“量之擴張”和“質之擴張”。上述研究基本上集中于政治民主與生產的“量之擴張”之間的關系方面，忽視了經濟民主和生產的“質之擴張”之間的關系。筆者認為，民主的政治側面（一黨長期執政或威權體制）和生產的“量之擴張”之間的關系僅是日韓奇跡的表層結構，而被忽視的經濟民主和生產的“質之擴張”之間的關系才構成了日韓奇跡的深層結構。只有表層和深層的雙重結構整合起來，才對中國構成完整的借鑒意義。
為了更好地揭示日韓奇跡的深層結構，我們從日韓在一個和本文主題密切相關的世界競賽上的表現入手，分析日韓在產業民主與生產的質之擴張方面的不同選擇及其對中國的借鑒意義。
一個不為人知的世界競賽
“世界技能競賽”（World Skill Competition）由西班牙于1950年發起，基本上每兩年舉辦一次，成員國包括世界上的主要工業國家。這項技能競賽與一般的體育賽事有諸多不同。參賽選手主要是22歲以下的青年工人或技師（參加團隊競賽或電子技術競賽者的年齡可以放寬至25歲）；曾經參加過競賽的選手不能繼續參賽；每國在一個項目上只能派一位或一組選手參加；競賽的項目既包括電子技術、機械制圖、機械組裝、金屬加工、模具制造、焊接、印刷、汽車鈑金、汽車噴漆、汽車組裝、石材加工、管道鋪設、家具制造、磚瓦鋪設和貴金屬加工等制造業中的基礎技能，也包括網頁設計、信息網絡鋪設、美容、縫紉、面包烘烤、護理和廣告設計等服務業所需的技能；競賽的時間有時長達20小時，往往分幾天進行。下表是對東亞國家參賽之后的歷屆競賽中獎牌數前三名的國家和地區的統計：
從上表可以看到若干明顯特點。首先，各種體育競賽的有力競爭者美國、俄羅斯在世界技能競賽中反而表現不佳。其次，日本在整個1960年代占有主導地位，并在其后的競賽中保持前三名的地位；類似地，韓國從1970年代后期開始占有絕對優勢。另外，如果只統計與制造業有關的競賽項目的獎牌的話，則日韓的優勢更為明顯。
無疑，這一“世界技能競賽”的結果并不能完全反映各國勞動者技能的實際水平。首先，和體育競賽一樣，技能競賽中也可能存在“錦標主義”。重視這一賽事的國家更可能投入大量資源對選手進行培訓以取得優異的成績。其次，技能競賽的競賽項目主要針對單個勞動者的單一技能進行考核，而員工之間的協作以及員工是否擁有多項技能卻是決定產品質量的重要變量。用勞動經濟學的術語來表達，前者接近標準化技能，而后者則接近企業特殊的技能（firm-specific skill）。
就第一個問題而言，盡管競賽的成績不能完全反映一個國家勞動者技能的真實水平，但是至少可以反映一個國家對勞動者技能的重視程度。就第二個問題而言，技能競賽的成績確實主要與勞動者的標準化技能的水準有關。為了更全面地把握日韓勞動者的技能水平，我們可以參考美國權威機構對在美國銷售的耐用消費品所進行的質量評級。在這些產品之中，汽車的復雜程度最高，因而全球市場咨詢巨頭J.D.Power等機構所進行的汽車質量評級，可以作為比較全面地反映勞動者的各種技能和企業管理水平的代理變量。因篇幅關系，我們不能在這里詳細地引用這些數據，但是這些評價機構給出的評分所傳達的信息是清楚的：日本的汽車質量一直在持續上升，部分企業的產品已經成為美國汽車市場中的質量標桿；韓國的汽車質量則是在1990年代后期才開始表現出上升勢頭。
兩種民主與生產的兩個側面
相對于充滿爭議的政治民主而言，圍繞經濟民主的研究要少得多。導致這一現象的原因有以下兩個。第一，政治科學家對經濟民主的關注出現得較晚。民主理論大家羅伯特·達爾對經濟民主的論述，被重視這一問題的研究者廣泛引用，但是達爾對經濟民主進行正面論述的《經濟民主導論》直到1985年才出版。第二，按照崔之元的分類，經濟民主可以區分為宏觀和微觀兩種。所謂宏觀經濟民主，指將政治民主的基本原則——人民主權——貫徹到經濟領域，按照多數人民的利益來設計經濟制度；所謂微觀經濟民主，則指在企業層面貫徹后福特主義的管理原則。微觀的經濟民主在現實中的對應物是明確存在的，著名的精益生產方式（JIT）即是其典型。但是，關于宏觀的經濟民主則存在對立的認識。這里的問題在于，宏觀的經濟民主和經濟自由的關系是復雜的。舉例來說，“抑制壟斷”是主張經濟民主的研究者的一個重要出發點。但正如秦暉先生所言，經濟民主的不足既可能由經濟自由的過剩（壟斷）引起，也可能因經濟自由的缺乏而出現。后文將提及，戰后的日本企業被視為經濟民主的典型，但是其經濟民主卻是從廢除財閥企業對經濟的壟斷開始的。換言之，在日本，經濟民主是以一般意義上的經濟自由為前提的。進一步而言，經濟領域的人民主權可能通過處于壟斷地位的公共企業而表現出來。但如果處于壟斷地位的公共企業不能實現高效率并發揮制度示范者的作用，則這樣的宏觀經濟民主不但可能損害一般意義上的經濟自由，而且也未必能夠實現維護大多數人民的經濟利益的初衷。因此，宏觀的經濟民主和經濟自由并不是兩個完全互相排除的概念。基于這樣的認識，筆者將注意力集中于微觀的經濟民主，即日韓兩國語境中的產業民主。
相對于經濟民主的復雜性，生產擴張兩個側面的內涵及其相互關系則非常清晰。筆者認為生產的擴張——日韓中三國的經濟成長的直接表現和最大公約數——可以區分為生產的“量之擴張”和“質之擴張”。前者指產品數量的增長，而后者指產品質量的提高。
在對民主和生產的兩重性分別進行上述分解之后，我們可以發現，關于日韓政治體制和經濟成長的討論主要集中于政治民主和生產的量之擴張的關系方面。在這樣的視角之下，相對穩定的政治體制與生產的“量之擴張”的關系是非常明確的：前者不但為后者提供了穩定的國內市場，并在美國的支持下為后者開拓國際市場提供了條件。但是，這樣的視角不能解釋為什么日韓的產品質量可以持續上升。按照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勞動者和管理者之間在生產過程中的信息不對稱問題難以根除。具體來說，盡管管理者可以監督勞動者是否在進行生產，但是卻很難完全監督勞動者在多大程度上致力于產品質量的提高。需要注意的是，生產的“量之擴張”當然可以通過所謂“干中學”（learning by doing），來推動勞動者技能的提高以及生產的質之擴張。但是，一般意義上的“干中學”發生在所有的趕超型國家之中，因此這一變量無法完全解釋日韓產品質量的提升幅度為什么大大超過了其他趕超型國家。
筆者認為，問題的關鍵是將政治體制和經濟成長的關系進行細分：民主的政治側面和生產的“量之擴張”之間的關系僅是日韓奇跡的表層結構，而被忽視的產業民主和生產的“質之擴張”之間的關系才構成了日韓奇跡的深層結構。這里所說的表層結構和深層結構的關系可以歸納為左圖。 ? ?
產業民主與生產的質之擴張：日韓的路徑分殊
將上述的直接的和間接的數據綜合到一起，我們可以得出以下結論：日本勞動者的標準化技能和企業特殊的技能基本上實現了同步提高；韓國勞動者的標準化技能的提高大體上始于1970年代，而其企業特殊的技能的提高則在1990年代后期表現得更為明顯。很明顯，日韓兩國勞動者的技能形成路徑是不同的，這樣的分殊，也揭示了中國在同一問題上的兩個潛在選擇方向。
日本勞動者的技能，特別是企業特殊技能的形成與產業民主之間存在明確的聯系，這一點已經成為學界的共識。美國占領軍在日本戰敗后所進行的經濟改革中的重要一項，就是承認勞動者的結社權、集體交涉權和罷工權。這一改革從根本上確立了勞動者的政治地位。但是，產業民主在日本的出現，還有更深刻的社會和經濟基礎。在戰后改革的過程中，構成軍國主義經濟基礎的財閥集團被解體，與舊的政治體制有關、主要來自財閥家族的大量企業管理者從企業之中被驅逐出去。取代這些舊式管理者的，是一批接受過高等教育、主要來自平民階層的新型管理者。這些管理者從低級職位起步，與普通勞動者長期共事，因而對后者的處境抱有同情心。這些管理者對企業所有權及產業民主問題的認識，典型地反映在由這些管理者組成的經濟同友會的代表理事大萬丈發表于1947年的《企業民主化試案》之中：
簡單地說，經濟民主化的目的，在于使與企業運營有直接和間接關系的所有人無一例外地參與企業的管理，并將其意志反映在管理之中。換言之，一國產業的運營應該基于所有相關者的共識和創意進行，而且這種管理只能通過相關者的責任感與合作精神來完成。在這個意義上說，經濟民主化必須通過提高勞動大眾的地位來實現。
在制度設計方面，大的主張有三個要點。第一，由所有者、管理者和勞動者構成的企業總會為企業最高決策機構；第二，所有者、管理者和勞動者對企業利潤的分配擁有共同的權利，勞動者的工資必須能夠保證“最低生活標準”；第三，企業既非公有，也非私有，而是“事實上的共同所有”。
如果說上述原則體現的是大萬丈等人的理想的話，那么這種理想則是建立在以下認識之上的：勞動者提供的勞動、管理者提供的管理和股東提供的資本對企業而言都是必不可少的，在這個意義上說，股東不應是企業唯一的主人。盡管大的主張沒有成為經濟同友會的正式決議，但是這一方案極大地提高了社會對勞資妥協的重要性的認識，推動了社會各界對產業民主的正當性和必要性形成共識。
在產業民主為社會各界廣泛接受，而終身雇傭得到保障的情況之下，日本勞動者積極地投身于質量小組（QC）等活動，致力于企業特殊技能的形成并發展成具有多種技能的多能工。需要注意的是，企業特殊技能的形成需要勞動者進行長期的投資，而勞動者一旦被企業解雇，那么這樣的技能將失去價值。因此，長期穩定的雇傭形態是企業特殊技能得以形成的必要條件之一。產業民主在典型的日本企業中廣泛存在，勞動者對生產過程的直接控制則是其中最為著名的例子：現場勞動者在發現產品缺陷的時候，擁有將整條生產線停下來的權力，而這樣的權力在美國企業中是不可想象的。與此相對應，產業民主也產生了巨大的效益，勞動者通過發展企業特殊技能并進行合作來降低模具轉換的時間是最為典型的例子：通過現場勞動者的合作，模具轉換所需要的時間降低了幾十倍。
與日本相比，韓國的產業民主與生產的“質之擴張”之間的關系呈現出更為復雜的形態。韓國民主化之前的勞資關系以專制主義為特征，企業主要通過分工細化、推動工人的技能向單一的標準化技能發展等福特主義管理方法來控制生產現場。韓國在強調個人單項技能的世界技能競賽上的表現可以理解為這種管理方式的成果。但是，1987年實現民主化之后，勞動者獲得組織工會的權利，勞資關系走向對立。為解決這一問題，韓國企業開始從嚴重背離產業民主逐漸向正常的勞資關系回歸，企業管理中民主的成分開始增加。也正是在這樣的轉變出現之后，韓國產品在國際市場的聲譽才開始上升。
勞資關系的上述變化典型地體現在現代汽車的發展過程之中。現代汽車自1975年開始生產自有品牌汽車。從1975年到1987年，現代汽車以少品種、大批量生產來實現規模效應，勞動分工高度細化，具有準軍隊特征的現場管理團隊控制了生產過程，體罰甚至被作為一種管理手段。這樣的管理方式在1987年之后難以維持。首先，勞動者在獲得組建工會的權利之后，罷工事件頻發。其次，長期的專制主義管理方式和勞動者技能的單一化，導致復雜產品的質量難以得到保證。1980年代后期開始，韓國向美國出口的汽車被發現存在大量的質量問題，出口量從1988年的33萬臺下降為1991年的11萬臺。為解決上述問題，資方被迫廢除白領和藍領的身份差別，推動員工向多能工的方向發展，獎勵員工的合理化提案，推廣質量小組活動。盡管這些改革遠沒有解決現場管理中的所有問題，但是明顯是向精益生產方式的過渡，為現代汽車產品質量的提高提供了基礎。
日韓的經驗對中國的啟示
在將產業民主與生產的質之擴張的關系納入視野之后，日韓的經驗對中國的啟示才全面地浮現出來。一方面，日韓政治體制的相對穩定，確實通過為經濟成長提供外部環境而促進了生產的“量之擴張”。但是，這只是日韓經驗的一部分，而被忽視的部分是政治體制的穩定并不能直接引起生產的“質之擴張”。日韓兩國實現生產的“質之擴張”的制度安排是不同的。日本企業主要通過實現產業民主來提高勞動者的技能并進而保證生產的“質之擴張”。韓國企業在早期主要試圖通過發展專制主義的管理體制，實現員工技能的單一化來達到同樣的目的，在1990年代之后則被迫引進產業民主的要素。如果說日本企業選擇的代價主要是在雇傭方面部分地失去靈活性的話，那么韓國企業選擇的代價，則既包括延續至今的勞資對立關系，也包括產品質量提升速度方面的損失。
關于政治民主的討論固然重要，但是考慮到中國在可以預計的將來仍將以制造業立國這一事實，主動而有序地推動企業層面的產業民主，將是提高勞動者技能、推動生產的“質之擴張”的戰略選擇。與日韓相比，中國在處理產業民主問題時所面臨的特殊情況是，我國制造業的部分產業正在面臨“脫技能化”（deskilling）的問題。換言之，技術變化使得部分產業所需的技能向標準化的方向轉化。因此，韓國企業早期引導勞動者發展標準化技能的做法對中國有一定的參考價值。但是，姑且不論“脫技能化”的問題在不同產業的影響各不相同，即便在經歷“脫技能化”的產業之中，也存在一些需要復數技能和企業特殊技能的崗位，而這樣的崗位對這些制造業的產業升級正具有關鍵意義。在這個意義上說，在這些崗位引入產業民主的要素將有助于企業競爭力的提升。因此，如果說現階段缺乏全面地推動產業民主的條件，那么在這些關鍵崗位率先導入產業民主的原則，可能是一個現實而穩妥的選擇。
在成功地舉辦了奧運會、世博會、亞運會并決定舉辦世界大學生運動會和世界青年運動會之后，中國在2010年成為“世界技能競賽”組織的成員國。倫敦將在召開下屆奧運會之前的2011年迎來第41屆世界技能競賽。我們尚不知道中國是否參加這屆競賽；也不知道如果中國參加的話成績會如何；我們同樣不知道，如果中國參加這屆競賽并取得優異成績的話，這樣的成績是否能代表我國勞動者技能的真實水平。但是我們知道，對一個以制造業立國的大國來說，工業技能方面的錦標主義要比體育競賽中的錦標主義更有意義。原因很簡單：參加并在世界技能競賽中取得優異成績，將有助于全社會重新審視普通勞動者在經濟發展中的重要作用，回歸到真正意義上的“以人為本”。
（作者單位：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