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習近平主政后的外交頻率來看，中國已經到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可以明顯感覺到，中國內政和外交已經特別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單純靠內部的改革或簡單的對外開放，都不足以推動中國的進一步發展。

在改革開放初期，中國外交采取的是“請進來”和“接軌”戰略，只是相當有限地借助外資和技術引進，基本不與外部世界進行深層接觸和發生根本性的沖突。在領導層，相信只要經營好國家內部，就能保證自己的快速發展。從經驗層面看，這一戰略非常有效。最主要是因為經濟全球化為中國提供了機會和途徑，它在保障中國內部發展的同時提高了中國的外在影響力，中國的利益和西方的利益相當一致。但近年全球產業格局也已發生了深刻變化，地緣政治結構正在重新洗牌，中國的外部拓展也遇到很大的阻力。但若要解決中國自身的發展問題，就必須在全球的層面上進行戰略經營，在全球市場和世界政治的意義上設計中國未來的發展道路，中國并沒有其他的選擇。

進入習近平時代之后，領導層意識到這一歷史趨勢，在自我認知上，開始明確放棄“韜光養晦”策略，采取一種新的外交戰略。因此，必須對中國的國家利益和外交訴求，對自己的外交目標和價值觀，對自己的外交戰略有清晰的界定和說明。這是中國所面臨的外交任務的內在需求。

中國所面臨的復雜的外交局面，首先來自于外部的誤讀。在英文文獻中，存在著大量中國正崛起為霸權國家的表述。石之瑜文章認為，這是中國既有的“利益均沾”、“天下觀”在英文世界中引起誤讀的表現。或許中國不應僅僅拘泥于自己單邊發展的概念，而應以自制或者讓步的方式，發展更為淺顯、但也易于在國際戰略中打開局面的雙邊話語。蔡孟翰文章則點出了中國面臨的外交局面的另一層原因：中國崛起的理論困境和危機，有其對內部國家體制的認識不足，進而導致了無法構思對外有說服力的崛起戰略。

嚴海蓉文章所描繪的中國在非洲所遭遇的誤讀，正是此一外交處境的注腳。較之老牌殖民主義國家甚或各新興經濟體，中國在非洲的經濟實踐只能說是一個蹣跚學步的新來乍到者，努力在各類利益糾葛和文化沖突間找到合適的做法。但面對海外媒體和本地選舉政治對中國議題的操控和誤讀，中國顯然應對乏力。

因此，若要真正形成“走出去”時代的積極戰略，培養起真正與外部認知互相匹配和適應的外交話語，我們需要做的工作還有很多。楊成文章指出，中國外交現在不缺形而上的宏大概念和理論，但實證研究卻嚴重不足。中國在“一帶一路”的建設上，需要相當的物質投入和制度性產品。這就要求相關研究必須克服功利性需求的誘惑，調整既有的粗放型研究路徑。只有這樣，才能走出自我的利益和價值認知，以堅實的知識基礎，建立起健康的大國心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