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40年，中國經濟結構和社會結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一方面是市場在社會經濟資源配置中逐漸起決定性作用，另一方面，中國工業化出現新的躍遷，迎來以智能化、新能源、新材料等為特征的新型技術革命，中國經濟進入以創新、高質量等為特征的新時代。中國社會基本矛盾也隨之出現螺旋式上升轉型，社會矛盾呈現出高度復雜性。
“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即是在尊重現有經濟結構和社會結構發展規律的基礎上，面對一個高速流動的信息社會提出的全新政治任務。
要完成這樣一場治理重建的任務，克服現實運作中的“形式主義”問題，這就要求我們能夠回答中國當代現有治理體系的歷史構成及其現實挑戰，要求我們深刻思考那些來自傳統的、蘇式的、西式的治理體制的經驗與積弊，也要求我們審視中國當前經濟結構和社會結構現狀給治理帶來的具體挑戰。
必須明確的是，“治理現代化”絕不只是一場觀念的變革和重建，而更是中國真實世界的一次變革和重建。長期以來，由于現代學術分科體系是從西方引進的，中國工業化和市場化改革也多以進口替代方式實現升級轉型，西方發達國家在很多方面成為我們的對標對象，在社會科學領域無形中形成“對標觀念是要實現的，對不上對標性觀念的真實存在是要改掉”的認知框架，這使得中國學術界長期存在不研究中國真實機制和經驗的嚴重傾向。任何停留在觀念世界的考察和自圓其說，都有可能只是隔靴搔癢。在世界的世紀性分岔路口，在中國治理政治往何處去的問題上，我們必須考察中國治理機制，洞察中國治理趨勢，提煉中國治理規律，反思和重建世界治理政治學——這是中國政治學當下的重要內容。
轉型是歷史的顯微鏡，照往鑒來。十八大以來，黨以嚴抓作風和高壓反腐為切入點，打響國家治理轉型戰；十九大啟動國家機構改革，國家治理現代化提速。
本期封面選題的四篇文章，即是直接切入當前治理體系的現實變化。劉炳輝的《黨政科層制：當代中國治體的核心結構》深入分析了本輪國家機構改革在清理與重建基層治理體制中所秉持的“黨政科層制”的原則；歐陽靜的《治理體系中的能動者結構：縣域的視角》是從縣城內部政治治理中能動者之間的利益關聯出發，討論“反腐”與“掃黑”如何重構縣域治理的結構關系；楊華的《基層治理的形式主義何以發生》是從鄉鎮與職能部門的“責權利”關系如何脫節入手，討論形式主義的發生機制；曹東勃《扶貧任務體系中的國家治理經驗》則是通過扶貧這一重大特定任務，綜合檢驗當前的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
中國這樣一場在信息時代因應市場化改革的治理重建，又恰逢世界經濟秩序處于結構性轉型之際。由于中國深處這次世界秩序結構轉型的焦點位置，這將不只是中國的一次治理重建，也將是世界的一次治理重建。正如劉炳輝在文中指出“世界的高速流動變化將是一種常態，其所需要的先進治理組織架構也應該是靈活多變的”，中國為了應對高速流動的社會這一現代治理難題所構建的治理體系，也“將為人類的治體創新與治道發展提供中國視角與中國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