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安土重遷的帝制中國，安邦定國為第一要義，因而即使西開邊塞南墾荒原，陸海兩條絲綢之路千百年來互通有無、修國之好，卻從未成為古中國建立世界霸權的籌碼。而今滄海桑田，幾番歷史更迭之后，中國正在重新崛起，在全新的世界政治經濟格局之下，提出再造“絲綢之路”，在“一帶一路”的戰略宏圖背后，應如何理解中國所面臨的深刻挑戰，如何審視這一構想對于國家內政外交可能帶來的改變？面向世界，“一帶一路”又會給中西方文明帶來怎樣的碰撞與交融，它是否能夠激發全球治理與國際規則的深層變革？
相比于古中國歷代文人騷客對于塞外艱坷的心有戚戚，正在崛起的中國在今天也反過來給現代“絲路經濟帶”上的諸多國家以相同感觸，在風云變幻的現代世界格局中，這頭東方睡獅已經過了它漫長的蟄伏期，未來的世界秩序，似乎很大程度上決定于中國與世界體系的相互塑造，那么中國究竟會成長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還是會在機遇與風險的相互疊加之下，使理想與現實背道而馳？楊成認為，在新大陸主義的戰略圖景中，“絲綢之路經濟帶”并不是中國推進封閉的亞洲體系的信號，更非藉此作為與其他政治、經濟勢力進行博弈，海陸絲綢之路并舉，主要目的在于將開放的海洋體系與封閉的大陸體系予以整合，而這將促進中國對海洋亞太的深度開放，并貫通中國與國際世界的發展大局，共享全球化新的發展紅利。
但作為新興崛起的經濟體，中國有其自身獨特的歷史背景。正如張昕所辨析，在全新的戰略布局之下，中國的各種政治經濟行為，既可能被歸類為傳統資本主義霸權之間的同質化斗爭，其內部“國家-社會-市場”復合體又可能被看作全新的可移植的資本模式；“國家資本主義”的興起，既可能導致現有國際秩序的重構，又不可避免地依賴并根植于資本主義的既有框架之中。因而不論是“一帶一路”還是“亞投行”的項目建設，都需要詳細考察中國作為新興經濟體的內部特征，才能推論它是否能夠成為改變世界格局的“具有21世紀社會主義特征的共同道路”。正如對“絲綢之路”歷史盛名的撫今追昔，建立橫跨歐亞的新經濟合作軸心，“新絲路經濟帶”亦無法避免其與生俱來的歷史負擔：“自由貿易”被當作霸權主義的旗幟，在世界差序格局中有著難以磨滅的印記，“一帶一路”應該如何直面西行之路上第三世界對于貿易平等的理想？又應如何處理“政治伊斯蘭”對于既有世界秩序的暴力反抗？在殷之光看來，亞洲腹地諸國具有復雜的內部差異，在此推行“一帶一路”，其關鍵在于構建一個關于平等的話語體系，這也是新絲路項目最終的政治感召力所在。
最后，對于“一帶一路”的討論還應回到全球化的總體趨勢中來評判，正如沈明對《電子絲綢之路》一書的解讀，互聯網的高速發展看似沖破了國家、地域之間由“路”聯結起來的貿易限制，但實際上，“路”與“網”都長期存在于全球化的自由貿易與地方化的國家規制的相互角力之中，新技術的發展，實際并未沖破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預言，因而，全球化與地方化之間長期的消長互動關系，是形塑當代國際政治和世界經濟的結構性力量和基礎性動因，它也是中國在推行“一帶一路”戰略時必須直面的現實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