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冷戰終結以來，當代全球政治重新復蘇進入活躍期。占領華爾街運動（美國）、反資本主義街頭運動（希臘）、獨立運動（蘇格蘭公投、加泰羅尼亞）。在中東、非洲，各種極端宗教政治和恐怖主義興起，伊斯蘭國組織（ISIS）橫空出世。在拉美，各種政治勢力主導的激進運動交叉進行。在亞洲，有臺灣“太陽花運動”，香港占中運動，還有泰國、緬甸和柬埔寨等東南亞國家的再政治化。
這些再政治化呈現為多種樣態：既有俄羅斯與西方陣營的對立，傳統地緣政治的回歸；也有在全球意識形態領域，伊斯蘭崛起和族群政治的興起；同時，由于新社會運動和新媒體技術的發展，極大改變了傳統的政治動員和組織形式；在不同國家內部，伴隨族裔政治、認同政治、身份政治、文化政治的興起，各種政治表達對傳統的制度化政治解決框架形成沖擊；而占領華爾街運動則凸顯霸權國家內部的政治秩序松動；盡管多數運動沒有明確的政治指向，缺乏系統的政治方案，但已然顯示傳統階級政治的衰落。而各種試圖超越自由民主體制的思路，也并未提供可行的政治替代方案。
因此，如何理解這些再政治化現象？如何對這些不同的政治化形式進行命名？這些再政治化背后的動因何在？我們相信，所有這一切現象都具有某種內在聯系，而不單純是傳統政治沖突的延續。
吳強在文章中，就向我們呈現了一幅完整的再政治化圖景，它不只是左翼學者批判的新自由主義陰謀，全球資本通過中立化和技術化的治理來掩蓋剝削與壟斷。相反，這套治理體制有賴于民族國家統治機制的配合，需要政府加強監管、治理和監視，建立起新的筑壘機制和警察國家。新自由主義引發的貧富差距越大，就越需要國家維穩機器的介入。這就形成了當代全球政治的去政治化–再政治化悖論：它越是強調經濟發展，就越需要加強社會控制；而越是強調國內政治穩定，就越激發彌散化的社會反抗。警察力量的軍事化和政治抗議的街頭化，形成了同一個硬幣的兩面。推而廣之，反恐戰爭與恐怖主義、人權話語和新冷戰幽靈、新保守主義與反叛政治、全球治理和街頭占領，這一切表面上相互矛盾的政治現象，實際都指向了當代政治演化中形成的內在張力。樂觀主義者稱其為新媒體的政治革命，悲觀主義者則預言新冷戰鐵幕的開啟；保守主義者冀望國家利維坦的回歸，激進主義者則呼喚街頭游擊戰的降臨。這一切都構成本期封面所關注的“世界再政治化”現象。
當代世界政治的極化，改變了二戰之后形成的強調經濟發展和福利分享的“共識政治”，各種彌散的不滿情緒，借助新的“身份政治”（民族、地區、種族、性別、階級、國家等議題動員），形成了各種激進的反抗形態。它既可以表現為項飆所分析的香港占中，也可以是趙剛所描繪的臺灣“小確幸”政治；它既可以是吳強所展示的弗格森事件，也可以是楊成筆下的俄羅斯–西方地緣政治的回歸。而它們共同的問題，則都是傾向將復雜的政治問題，簡單歸結為“你–我”劃界的身份認同，從而進一步強化政治分裂和政治極化。
也正如石之瑜所言，去政治化–再政治化的挑戰，在中國語境下會更為棘手，因為中國并未經歷過西方國家意義上的去政治化，“政治掛帥”始終是最重要的政治生活準則。如何處理中國的政治化遺產，以回應新型的政治化挑戰，因此更加考驗執政者的政治智慧和勇氣。它無疑也提供了探索政治格局創新的重要契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