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9月，針對歐盟內部在接受黎巴嫩難民時產生的爭執與推諉，歐盟委員會主席讓–克洛德·容克在歐洲議會發表演說，試圖喚起歐洲對于自身這塊長期充滿著戰爭、遷移與融合的土地上，關于難民的歷史記憶：“我們歐洲人必須記得，歐洲大陸上的所有人在某個時刻都曾是難民；我們歐洲人不該忘記，尋求庇護的權利是最根本也最重要的人權，我們永不應忘記此點。”對不幸者的人道主義是我們理解此一輪歐洲難民危機的起點，它是戰后歐洲精神中最偉大的政治原則之一，是一個自由、和平、繁榮的歐洲所能給出的象征與許諾。
然而11月13日巴黎城區恐怖主義襲擊的槍聲，打破了這一許諾，并用鮮血指向其最無力和虛偽之處：這次襲擊對于歐洲的意義并不亞于9·11之于美國，且其更為令人恐懼之處在于，它是一場來自內部的戰爭。同為歐洲公民的法國第二代移民，在他們共同居住的城市里，以最原始野蠻的方式處決自己的法國“同胞”。而從境外潛入的兇手則利用了此輪難民潮來掩蓋自己的身份。前者意味著此前進入歐洲的移民與難民并未有機融入這個社會，而后者則將原本在難民潮中舉棋不定的歐洲拖入更為膠著的陰翳中。
歐洲長久以來圍繞著難民生發的諸多爭議與擔憂，以極端主義的方式在巴黎事件中實現了它最為悲劇性的一面。正如王宇潔文章所指出的，作為兩個地緣上極為接近的文化傳統，伊斯蘭與歐洲世界長達數千年的征服與被征服史，在伊斯蘭世界陷入動蕩而歐洲持續繁榮的今日，最終勝利者卻未必是歐洲。歐洲內部的右翼民族主義者相信，由于敞開懷抱接納了太多與其文化傳統全然無法兼容的穆斯林，最終歐洲將被高生育率的穆斯林“反征服”。盡管輿論長期譴責這種保守主義思路，它長久以來也未真正影響歐洲的開放政策。然而這無法掩蓋保守主義乃至納粹式的種族主義在缺乏安全感的民眾之中的潛滋暗長，陳宇文章就指出了在難民潮爆發后，原本堅持人道主義理想的歐洲民眾，在搶占就業、犯罪率上升以及觸犯歐洲價值觀這些實際問題面前，所發生的民意態度上的轉變。
區域發展不平衡帶來的人口流動，本身配合與促進著地區繁榮。而戰爭所引發的難民潮，若能夠予以深富政治智慧的安排與吸納，亦可能成為促進經濟發展的動力。而最為良性的融合發展，則將生長出包容的文化多元主義和自我組織的公民社會，這些社會意義上的發展，意味著政治文明的真正進步。吳強文章以德國“歡迎文化”的形成為例，用一種理想主義的筆調說明了這一頗多波折的過程是怎樣促成了德國前總統高克“絕不寬容不寬容者”的宣言。
但這個世界的真實圖景，或許更像袁丁文章中所寫的歐盟總部馬克西米里安公園，固然有雪中送炭的NGO組織協助，但難民群體自身的多元特征，以及技術官僚為了區分對待所設計的種種限制，使得能獲得難民福利的，始終只是流離失所者中的少部分人。這些母國的中產階級，卻面臨著歐洲新生活中漫長的文化融入過程，并在大部分時間中僅僅以完全異質的“多元”身份在此停留。此次專題的幾篇文章均對難民歐洲的文化融合與社會再造表現出了深切的擔憂，并暗示只有穆斯林世界真正的和平，才是解決難民問題的最終途徑。在現有的國際框架下，這一條和平之路的不切實際與艱難，其實暗示著二戰后開始的民族國家獨立愿景并未真正實現。在這個跨境戰爭從內部爆發的時代里，數以百萬的難民們所沖擊的，絕不僅僅是一條條設起關卡的國境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