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探底”陰霾下的金融危機、積重難返的債務問題、根基不穩的社會福利體制……歐洲正面臨著這些嚴峻的宏觀危機考驗。在社會層面，歐洲已出現30年來最為嚴重的動蕩。挪威爆炸案的硝煙尚未散去，一向以穩健著稱的英國，又發生了一場席卷全國多個地區的街頭騷亂。2011年8月下旬，正在我們籌備編排本期封面專題時，《時代》周刊也以《歐洲的終結》為題，表述了對歐洲陷入多面危機的擔憂。一時間，“歐洲衰落論”充斥世界媒體。這不禁讓人疑惑，曾帶來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和自由主義立憲代議體制、引領世界進入現代社會的歐洲文明，是否真的已經走到了盡頭？

王小東以歐洲在經濟實力、社會組織、文化輸出、軍事能力各方面的式微，判定了其衰落。歐洲政府的財政能力已不足以維持一個安逸的高福利社會，不可逆轉的全球化卻讓歐洲重歸制造業的希望十分渺茫。與失業相伴的，是社會的失控和道德的滑坡。程亞文也做出了類似的分析，歐洲相對地位的下降，不僅緣于新興國家的崛起，更有其不可回避的內在因素。短暫的嬰兒潮之后，1970年代以來的人口下降趨勢，讓老齡社會的陰云始終籠罩著新世紀的歐洲。而以穆斯林為首的、新一波涌向歐洲的移民潮，其所引起的沖突與對抗，似乎意味著文化多元主義已失去了其現實支撐與道德感召力。

然而，歐洲的內部問題絕不僅僅是歐洲的，歐洲面對衰落也不會單純地被動反應，陳彥的文章指出，歐洲政治文明一直在通過現代化進程影響全球，因此，歐洲衰落過程中體現出的經濟不平等、政治動員力不足和信心危機等問題，對其他國家同樣是一警示。自斯賓格勒以來，歐洲知識分子不絕于耳的自我批判與反思則提醒我們，歐洲內部與理性相伴的懷疑精神，正在促使人們直面歐洲衰落的內涵與緊迫性，并已深刻影響了今日歐洲所追尋的目標。

在這個意義上，衰落中的歐洲依然可稱“偉大的二流國家”——單一民族國家的文化創造力仍在，危機同時意味著聯盟的機會。吳強的文章從另一角度為歐洲進行了辯護：面對現代性帶來的苦難，歐洲思想家做出了積極的反應，呼吁人們重視其強大的公民社會潛藏的政治活力。這一思路在前歐洲委員會主席大衛·莫奎德處得到了延伸：此次歐元區的主權債務危機，遠不止是一個經濟問題，其內在原因來自歐盟政治的長久積弊。技術官僚式統治的封閉性，令歐盟治理陷入盟國成員間短視的利益博弈中。碳政治和世界范圍內的資本流動帶來的新問題，呼喚著全球治理，此時，一個僅基于經濟理性的區域組織已不足以解決其問題。歐盟應形塑其人民對一個團結歐洲的認同，通過更清晰的愿景和更緊密的聯合，重拾歐洲往日的民主理想，共渡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