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中國的士以“仁”為其人生的最高理想，而最有社會生活實踐意義的則是孝（悌）。孝悌為本的中國傳統家庭價值，不僅為傳統中國人提供了一個安身立命的價值基礎，也為家庭、政權的鞏固提供了合理的道德觀念。不過，隨著中國專制政治的不斷成熟，孝悌為本的家庭價值觀，逐漸遭到專制皇權的扭曲利用。進入近代，隨著中華帝國的崩解，傳統中國的家庭價值不僅成為殉葬品，甚至被當作泯滅自由、個性的劊子手。在隨后一波接一波的政治社會運動中，傳統的家庭結構及其價值觀念被徹底顛覆。
改革開放以來，個性解放逐漸深入人心；20世紀90年代初，“被解放”的個體因在家庭之外并未找到歸宿，又失望地回返家庭，由于沒有一套合理的安身立命的家庭價值觀作為支撐，個人、家庭更多地成為唯利是圖的單位。如本期作者吳飛所說：“如果僅僅保證了家庭成員之間的平等和自由，家庭本身卻分崩離析、同床異夢，失去了最基本的溫情，家人之間形同陌路，國家自然也無法在任何意義上實現真正的平等與自由。”而且，每年春運逐次遞增的困難，也表明了中國人對家庭的重視，對溫暖的家庭、家人間親情的堅韌留戀。如本期作者祝東力所說：“千里之外的家是維系人生意義的中心和尺度，這既是一種社會保障，更是一種心理保障。”
基于這些問題，我們組織了本期“回家”專題。祝東力先生考察了在中國人的精神世界里，“家”與“國”的位置，百年來“家”“國”觀念的變化，最后他指出，未來中國是從家庭走向個人，“走向真正的原子化社會，還是回歸社會和國家？這將決定中國的前景。”吳飛先生通過梳理歷史，發現了“中國現代性的獨特問題：先有家庭革命，才有自由中國”，他呼喚現代的、自由平等基礎上的新禮制秩序，認為這是成熟的自由中國的必經之路。王躍生先生總結了城市化和工業化進程中，中國家庭結構、功能等方面的變化和存在的問題，他認為：家庭整體性危機并沒有發生。家庭所遇到的問題和社會發展的不健全有很強的關聯。我們應推進家庭功能和關系的現代轉向，吸收“傳統”中的有益成分，使家庭成為大眾生存質量改善的主要載體和理想生活滿足的重要途徑。馮克力先生則通過六張老照片，將過去一個世紀里，中國家庭曾經有過的倫理傾向與生存狀態生動地展現在我們面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