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少有國家符合共享同一歷史、文化、或語言的模式。正如吳飛指出，嚴格意義上的民族國家幾乎沒有，很多國家的現代性建構過程并不符合在單一民族的基礎上建立世俗國家這一路向（譬如英國與美國皆是）。當代國家常為多民族國家，而“憲法愛國主義”、“多元文化主義”，常用來形塑及爭取對體制的認同。吳增定質疑基于“憲法認同”解決民族問題的思路，在他看來，民族國家僅僅試圖維持一個社會最基本和最低層次的認同——即以法律為基礎的政治認同。但是，恰恰由于最高認同目標的缺失，那些在傳統社會中處于亞層次的認同問題，譬如血緣、宗族、地域、階層、人種和族群等，反而一下子躍居成為終極性和排他性的問題。在“神圣的帷幕”隱退之后，所有潛在的沖突都將赤裸裸地暴露出來。張健則揭掉了“文化多元論”的神秘面紗，在現代市場和資本的同化力量面前，以博物館員的珍藏心態來保護“民族文化”，是否南轅北轍？我們一面消費各種少數民族文化產品（從苗族的蠟染，到藏族的喇嘛教到草原民族的所謂“狼性”），一方面又感嘆“少數民族變得越來越不像少數民族”。從歷史經驗來看，將保護民族和文化多樣性變為政治原則的結果，不見得一定是美好的。
對于中國，近代以來，夷夏之辨的傳統命題變為如何將邊民轉化為公民的問題。中國近代國家的構建，不是以解構帝國構架為導向，不是以民族或區域為取向將帝國分裂為多個民族－國家，而是以整體的帝國作為變革的對象，使之適應民族－國家競爭的新形勢。吳增定就認為，新中國雖然是一個現代國家，卻不是西方意義上的民族國家。因為她通過廣泛的社會政治運動克服了國家與社會的分離，并且創造了某種準神圣的目標，由此賦予了56個族群以真實的統一性。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陳明試圖探索一條區別于儒教禮樂的道路來重塑中華民族的現代意識。盡管民族問題深陷于波譎云詭的地緣政治環境（見高楊文），盡管歷史性的融合契機不斷稀釋，但作為一個現代大國，沒有必要，也不可能以單一族群或族群對峙的狀態縮回到民族國家的模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