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我們在4月刊“中國的城市革命”筆談中指出的，急速城市化正對中國的政治地理、文化心態和生存方式帶來全面沖擊，中國城市空間重塑已經遠遠超出物質的范疇，執政黨面臨建國之后第二次真正“進城”的歷史考驗。
中國共產黨承襲了馬克思主義對于城市的矛盾認識，一方面，它是社會主義現代化與工業化的必要場所，另一方面，城市生活也可能對社會主義倫理帶來腐蝕危險。共產黨在“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動員中，其特殊的階級聯結與政治策略，也使其對城市的態度充滿曖昧。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的全面利益化趨勢則進一步塑造了城市文化。正如張靜所指出的，新舊體制中的職業、等級、身份、階級等類別構成疊加，傳統的、現代的、后現代的文化和價值觀，以及中西變種的生活方式和禮儀集聚一處。“城市化”不能是簡單的蓋樓與城鄉戶口統一登記體系的建立，“城市文化”也不只是樓堂館所、穿衣戴帽、舞文弄墨等包裝性的東西。沖突性利益、社會連結、信用約束、管理中介、機會結構、社會組織化等多重問題，要求我們必須從戰略高度重新理解城市文化的重要性。
程東金在本刊主辦的主題會議綜述中指出，缺失文化的城市，是無靈魂的鋼鐵和水泥森林。城市文化受制于多種形塑力量的博弈，城市文化的缺失，其實是現有體制和力量格局的反映。耿彥波市長就以其“古城保護”的親身實踐為我們揭示，“楚人一炬，可憐焦土”的可悲現狀是如何釀成的。近年來，“舊城”往往成為地方官員與房地產開發商聯手爭奪的黃金地段，“建設性破壞”在“名城保護”的“理論”指導下進行，大量歷史名城的文化風貌付之一炬。在耿彥波看來，“發展”與“保護”的二元對立思維，其實是城市文化戰略意識薄弱的體現，與之相反，如果能夠從文化高度化解這種二元思維，就能在實踐中實現互利雙贏的平衡，進而續接城市居民的歷史與文化記憶。
今天，超過一半的世界人口居住在城市里，據預測，到2025年，中國將擁有15個平均人口達兩千五百萬的特大城市。過去60年，中國城市先是經歷了30年蘇聯式現代化，隨后又經歷了30年美國式現代化，貝淡寧以其世界城市的比較視野指出，從建筑學的角度，這兩種經驗或許都是最糟糕的。在全球化與信息化步伐加速的今天，城市提供了把世界主義和扎根于特別共同體意識結合起來的機會，世界城市將部分取代民族國家安身立命的文化功能，“愛城主義”或許比“愛國主義”更為實際。從這個意義上說，每一座城市都應該明確它在世界中的位置，以及它對世界來說到底意味著什么。中國城市的千城一面，不是中國例外論的證明，而是文化建設工作任重而道遠的警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