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周方銀文章所言，中國在實力上升的過程中，總體上保持了高度的外交克制，沒有以高強度的方式在周邊地區強行推進中國的影響力。這一務實的做法，已令中國與許多亞太國家形成經濟上深度的互相依賴。但為何在中國國力日盛的今日，外交上反而在處處掣肘的同時非議四起？一廂情愿的韜晦，并不會帶來永久的和平與發展，“無為”與“有為”、“強硬”與“溫和”的平衡是國際棋局中永恒的哲學。除去在現實中不斷累積經驗，亦需要我們回到歷史中，提煉出一套更富洞察力的思維圖譜。

于向東、施展的對談，勾畫出1949年來中國外交的實際面貌。今日外交的利與弊，皆源于毛時代奠定的外交基礎。在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陣營對壘的冷戰格局下，中國起初“一邊倒”的外交格局，最終被毛所勾勒的一整套世界主義的外交理念重塑。這一偉大構想與中國的體量相符合，中國也因此具有了真正獨立國家意義上的外交。但超前的宏大藍圖缺乏現實物質條件的支持，高懸于現實之上的形式主義終成今日中國外交的最大貽害。中國與世界互相塑造的過程剛剛開始，如何破除桎梏，以主動的姿態獲取新知，是眼下中國外交建立起自身哲學的最關鍵之處。

對當代外交哲學的再塑造，最重要的進路之一，恰是回歸中國傳統外交的歷史，尋找一種代替性的思想資源。作為綿延千年的大一統政治體，中國長于那些處理復雜關系的精深技藝。而在今日國際關系的處理中，中國仍應具有天下胸懷的承擔。在盛洪看來，在全球治理呼聲愈高的時代，國力日益強大的中國，應當接續道統，重拾儒家“以天下為一家”式的世界觀念。這一觀念體系更宜于在一個沖突四起卻又利益粘連的世界中維持公義與和平。所謂“負責任的大國”，即意味著能夠在國際爭端中肩負道義。若僅在現有體系下糾纏于主權概念，無益于建設一個富有價值正義的國內制度，更遑論提供公正的國際規則，與全世界一同走向天下文明。

中國傳統外交理念與美國主導的國際規則間的碰撞，并非一個需要刻意設計的新話題。中國這個“世界大門口的陌生人”，在摸索學習世界游戲規則的同時，也困惑于理念與現實間的差距。石之瑜將這一齟齬處理為中美兩國文化原則的內在差異，展現出中國在“核心利益”這一基于個體權利的概念面前進退失據的窘境。中國如果不能基于自己對世界的理解來定義利益與承擔這一組元概念，而只試圖將其作為一種工具性手段使用，那么，基于其上的所有輸贏都是暫時而脆弱的。

也許對所有被裹挾進現代民族國家體系的古老國家來說，現有秩序的內核和自身混沌的民族意識之間，存在著永遠的緊張關系。如何認識自身的歷史與現實？如何定義自己的對手？如何打造一個能將自身置于其中的新權力格局？陳玉聃文章借古希臘哲人的永恒命題“認識你自己”起興，為中國外交困局提出此三問，而這也正是此組專題的所有作者念茲在茲的核心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