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人以前，除了美國這個顯著的例外，很少有哪個國家的司法系統能在政治生活中扮演任何重要角色。一般認為，司法體系是政治中立的，或者說非政治性的。這背后有很多原因：司法系統本身是非選舉產生的，在與其他主權性機構的競爭中合法性位階不高，一旦離開執行機構的配合，司法機構就無法自主行動；法院受理的多是個人而非集體性質的糾紛，就其設立初衷而言，司法活動并不涉及統治階層和精英內部的糾紛。總之，司法系統在現代分權政體中，常常是低調而克制的。但如今一切都在發生變化，現代政治的代表性危機四處蔓延，多數民選機構日漸喪失回應問題的能力。當僵局難以化解時，法官出場了，政治精英開始使用法院作為實現其意圖的工具。在越來越多的國家，司法系統在公共事務中頻繁高調地出鏡，通過設立憲法法院來實施專門的憲政控制，以至于形成一股強有力的思潮。這種新形態的司法能動主義發展到極致，就成為人們所說的政治的司法化，或者說司法的政治化。
這正是眼下巴西上演的一幕。近期英國華威大學法學教授桑托斯（de Sousa Santos）以《巴西：處于混亂邊緣和法律失序危機中的民主》(Brazil: Democracy on the Edge of Chaos and the Dangers of Legal Disorder)為題，在左翼論壇《批判性法律思維》(Critical Legal Thinking)撰文分析了當下的巴西政治。2014年該國司法系統發起了大規模的反腐敗調查，這項行動逐步升級，最終在經濟危機、社會抗議的助推下，演變成一場導致工人黨羅塞夫政府遭彈劾下臺的嚴重政治危機。
相似規模的司法行動并不常見。與巴西的同行相比，那些不遺余力圍獵他信政治集團的泰國憲法法院的法官們就顯得溫和，或許只有20多年前開啟極端司法能動主義大門的意大利凈手運動，可資一比。1992年米蘭檢察官發起的那場反腐敗司法運動，動搖了整個意大利的政治體系，戰后意大利幾乎所有的統治精英集團名譽掃地，無論是左翼的社會黨，還是右翼天主教民主黨，均告瓦解。在一種類似政治真空的非常態環境下，貝盧斯科尼在數年后登場。
不過與意大利相比，巴西案例有兩個明顯的性質區別：一方面，意大利的檢察官尊重規則和法庭程序。那些規則早就存在，但一直被戰略性地忽視了，因為長期以來該國的司法系統服務于戰后意大利精英集團的特權體制，而且司法系統本身就是其中的一份子。此外，意大利法官基本上是政治中立的，他們的火力無差別地指向各個政治派別。巴西的情況完全相反，司法系統與其戰略同盟媒體一道，將全部火力集中在執政的工人黨領導層身上，尤其致力于在政治上消除羅塞夫總統本人，以及那個更危險的敵人——羅塞夫的前任盧拉。
巴西的法官當然不是獨自行動，他們是保守派集團在司法界的代表。這個集團在2014年輸掉了總統選舉，但是并不接受這一結果。理由很簡單，在當前資本積累的全球危機中，他們不能承受在又一個四年時間內喪失對國家政權（也就是國家所能支配的資源）的控制，當越來越多的跡象表明盧拉將在2018年重返政壇，再次競選總統時，保守派的不安全和受威脅感加劇了。每個人都還記得，盧拉在2010年兩任總統屆滿時，支持率仍高達80%。在不算遙遠的2018年，他幾乎肯定能拿下選舉。在這樣一個緊要時刻，巴西民主不再能保障保守派的利益，政治不穩定隨即開始。最明顯的證據是，在羅塞夫短短幾個月的第二屆總統任期內，保守派右翼就針對一個技術性的財政條款問題，在國會內威脅要啟動彈劾總統程序。他們明白自己的權力爭奪必然受阻于民主制下的多數決，于是轉而尋求利用更少受制于民主原則的機構——司法系統。反腐敗調查成了最好的突破口，他們得到了這個國家盛行的保守派意識形態的支持，尤其是在司法系統和法學院內，嚴重受制于大財團的主流媒體也是其同盟。
不幸的是，保守派集團還享有其他三個重大有利條件。
第一個有利條件是工人黨政府本身的蛻變。工人黨起源于威權時代對軍政府的革命斗爭，如今已轉型為選舉體制下的社會民主黨，但仍保留著草根運動和工會的基礎。一旦當權，工人黨決心按照舊式風格，也就是遠離其社會基礎的寡頭風格來贏得其創新性的政治目標。工人黨領袖錯誤地相信，為了維持統治和善治所必需的那些越軌手段，同樣能得到寬容和漠視。比如，為了在碎片化的國會中維持一個穩定的執政多數，必須使用收買議員、邀請入閣的手段。工人黨忽視了馬克思主義的警告，資本不會允許任何外來人的統治，它也絕不會對恰好能服務于自己利益的統治感恩戴德。盧拉時期的工人黨享有更好的國際環境，受益于中國崛起，其主要的大宗出口商品價格飛漲。工人黨政府一方面鼓勵富人更加富有，另一方面也有余力將額外資源拿來進行社會再分配，從而在一定程度上緩解社會的兩極分化。由此產生的社會成效極其顯著，據統計，工人黨執政以來，總計4500萬人擺脫了貧困。
然而，隨著國際環境的惡化，盧拉所精心構筑的經濟和政治平衡就被打破了。接棒的羅塞夫政府只有采取新風格的政治，才能確保進步政策的延續。換句話說，新政府必須改革，其中包括政治上終結政治和經濟精英之間的聯盟；經濟上開展稅收改革，向富人征稅以資助社會項目；文化建設和媒體改革，終止高壓審查，而且確保意見的多樣性。然而，當工人黨領導層有此意識時，工人黨政府已深陷危機，為時已晚。
第二個有利條件是，在當前全球經濟危機盤桓不去的背景下，金融資本的鐵腕控制更趨嚴密。與巴西現有的工業體量相比，其金融部門可謂是高度發達，過度增生的金融市場成為經濟增長的阻力。在不受約束的環境下，肆虐的金融資本與其說在創造財富，不如說在破壞財富、轉移財富。所謂的緊縮政策，實質上是要求窮人做出最大犧牲，幫助富人維持其富有，或者變得更富有。在此情況下，受益于工人黨執政前期的新中產階級尤為脆弱，有重新跌入貧困的危險。怨恨遠比感恩來得強烈而持久，他們將自身境遇的惡化和不安全感歸咎于工人黨政府。在尋找替罪羊方面，巴西的主流媒體出力最多。它們受控于大型財團，一邊倒地支持保守派。保守派大眾媒體能夠輕易俘獲、毒化中產階級的政治想象，工人黨政府自身也難脫其疚。長期以來，工人黨在文化建設上乏善可稱，在放棄其原有的革命學說之后，缺乏一套完整的意識形態框架來解說其政策和愿景。以葛蘭西的分析來說，工人黨政府受困于資產階級霸權及其歷史集團的束縛，作為一個執政集團業已瀕臨瓦解。
保守派所享有的第三個有利因素，與西半球特有的地緣政治和經濟格局有關，也就是美國在中東的戰略冒險和慢性出血之后，重新回到了西半球。100多年以來，美國在此地維護其霸權利益的記錄從未光鮮過。幾十年前，軍事獨裁差不多就是其首要選擇。時過境遷，今天的政治統治手段更多、也更文明了。例如，由非政府組織所實施的對地方性發展項目的資助，表面上捍衛民主，實際上卻是削弱和攻擊那些持有進步主義立場的政府。總之，當下似乎沒有必要再像過去那樣建立赤裸裸的獨裁，因為在民主制下，特權利益也能得到很好的維護，此外就是，今天的軍隊也更加職業化了，不愿意再重復過去的威權主義冒險。在這種新的環境下，保守派更有效的統治手段是，一方面盡力維護民主的形式，另一方面通過持續制造不穩定和政治危機，以更趨保守的政府更迭來反對左派進步力量。 （文/程東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