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貝淡寧? 艾維納·德夏里特? 譯/吳萬偉
“愛城主義”
“我”是誰？何種社會關系構成了“我”的身份？它們又是如何塑造“我”的社會責任？在20世紀，國家是政治身份的主要來源和實施集體自決權的場所。一個愛國者會為自己的國家感到驕傲，因為它表達了一種體現其歷史、政治和制度的特別生活方式。但是，國家提供這種獨特性意識的難度越來越大，因為國家在根據自己的價值觀和善的觀點在制訂政策時其自主性越來越小，還必須符合市場的要求，遵守相關國際條約（除非像北朝鮮或者不丹那樣與世隔絕）。
到了21世紀，已經有許多著作談論全球身份和世界主義。由于移民、勞工和資本的自由流動，因特網和新社交媒體的出現，以及風俗習慣的交流，越來越多的人感受到一種世界大同的情感。這種趨勢的極端表現是“達沃斯人”，他們已經超越了對任何國家的忠誠，把自己視為“世界公民”（或更負面的看法是把世界看作發財的場所）。但是“達沃斯人”有多大普遍性呢？結果發現，即使在達沃斯，也很少有人認為自己完全是“世界公民”。筆者曾經在2012年世界經濟論壇年會上提交相關文章，并引起相互競爭的城市支持者的激烈辯論：約翰內斯堡對好望角，華盛頓對紐約等。城市似乎也能塑造現代人的身份認同，感受獨特的欲望似乎也是根深蒂固的人性。因為民族感情的淡漠，尋找補充品或替代品的最好場所，或許就下降為城市而不是上升為世界。
城市能提供替代身份嗎？能提供一種獨特性意識和特別的政治身份嗎？今天，超過一半的世界人口居住在城里，這和1800年的不足3%形成鮮明對比。意料之中的是，城市已經成為重要的研究領域。大部分城市理論往往集中在令都市生活不同于農村或小城鎮的方面，如城市促進經濟發展降低人均碳排放量，是創造性和革新的中心等。“漂亮的”或“理想的”城市將試圖根據成功法則將這些優勢最大化。論證都市生活普遍優勢的理論很重要。但是，論述讓一個城市不同于其他城市以及從規范性角度討論城市身份認同重要性的理論卻很少，所以，我們嘗試這項開拓性的工作。
顯而易見，城市居民特別驕傲的不僅是他們生活在城市的事實，與鄉村生活相比，都市更令人向往；自己的城市與其他城市不同的事實也令他們特別自豪。我們把這種自豪感稱為“愛城主義”。這種“愛城主義”源自認識到自己的城市很特別。如果一個城市只是表現出全球化的同質性，人們很難為它感到自豪，正如住在麥當勞附近的人很難為它自豪一樣。共同體意識就像對個人自由的追求是扎根于人性深處的東西，往往需要附著在表達某種特別性或所謂的“氣質”或“精神”上面。所以，我們研究了許多城市，認定我們討論的九座城市確實都有一種氣質。
當然，我們承認這個論證的任務十分艱巨。從前的社會批評家論述過大城市生活中的個人孤獨與異化，而與農村和小城鎮完全不同。正如馬克·吐溫在1867年所寫，“每天沿著同一條看不到盡頭的街道走上好幾英里，用胳膊肘撥開前面的人，穿過熙熙攘攘的人群，卻看不到一張熟悉的臉”。城市生活在很多方面或許令人向往，但源于獨特性的共同體意識似乎不屬此列。如果現代城市有什么共同點的話，可能是對最新潮的高科技玩意兒的高度個人化的追求。伴隨著看似不可阻擋的資本主義力量，都市化潮流具有了把眾多本地文化改造成為單一消費主義文化的巨大威力。
但是，現代城市中出現了不同形式的共同體。越來越多的人感受到越來越強烈的世界主義，但是他們也渴望體驗獨特性。我們認為城市提供了一個把世界主義和扎根于特別共同體意識結合起來的機會。的確，我們看到市民常常為其城市和城市代表的價值觀感到自豪，他們試圖培養塑造獨特的城市文化和生活方式。耶路撒冷人竭力推動其宗教身份，蒙特利爾人竭力推動其語言身份等。“我愛紐約”的口號成為現代歷史上最成功的營銷口號決不是巧合。世界各地的城市都在復制這個口號，中國的首都就常常能看到T恤衫上用英文寫的“我愛北京”。
人們很容易變得玩世不恭，會說所有這一切都是錢鬧的，但這個口號確實觸動了真感情。人們真的愛自己的城市。紐約的城市精神是以個人主義聞名，但是它的共同體意識和都市自豪感在9·11之類危機時刻就充分體現了出來。“愛城主義”產生于紐約與美國其他地方不同的意識；紐約人常常說他們愛這個城市甚于愛這個國家。其他美國城市則竭力表現出與紐約人的不同。拉姆·伊曼紐爾（Rahm Emanuel）在2011年當選芝加哥市長時，對芝加哥市民發表講話說“我們與紐約人不同”。紐約為其成為移民的理想之都而自豪，芝加哥則對自己作為居民外遷最少的美國大城市而驕傲：在芝加哥出生或移民芝加哥的人就一輩子生活在那里了。所以，我們看到表現出獨特身份與氣質的城市往往產生最強烈的城市自豪感。
中國的挑戰
城市能產生具有地方特色的共同體意識的觀點或許遭遇中國的挑戰。這個國家經歷了人類歷史上最迅速和最具破壞性的都市化進程：從1982年到2011年，城市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從20.6%一下子猛增到51.3%。這種趨勢在未來可能繼續加快：到2025年，中國將擁有15個平均人口達2500萬的特大城市。中國城市陷入千篇一律的單調乏味中，似乎抹去了讓人類社會生活如此寶貴和有趣的多樣性。中國城市先經歷了30年蘇聯式現代化，隨后又經過了30年美國式現代化。從建筑學的角度看，這兩種經驗或許都是最糟糕的。
但是，中國城市的相似外表掩蓋了人性中根深蒂固的對獨特性和共同體的追求。在中國，對建立在獨特性基礎上的共同體追求具有特殊的緊迫性，因為傳統的農村依戀感的削弱和快速城市化時代普遍感到的灌輸新的社會責任感的需要。如果人們認同自己的城市——如果他們感覺到城市表達了一種獨特的身份認同，就越有可能如此，他們就越有可能有一種社會責任感來關心和友好對待本城的市民同胞。筆者的新著出版（已經被翻譯成中文，在中國引起共鳴）以來 ，中國幾個城市已經確認在探索明顯雷同的建筑風格背后的獨特精神。這個觀點是推動建立在獨特性基礎上的共同體意識的關鍵。北京經過精心醞釀和市民投票確定了北京精神，這將影響到都市規劃和文化遺產的保護。“愛國、包容、創新、厚德”的口號張貼在北京的主干道上。上海則與之相反，它提醒我們，“愛城主義”常常是在與表達對立價值觀的城市的對比中進行定義的。貝淡寧在北京和上海教書，經常有人問他更喜歡哪個城市。甚至在他回答問題之前，北京的朋友就說他或她是多么喜愛北京，討厭上海，而在上海，則正好相反。顯然，兩個城市表達了不同的社會和政治價值觀，它們體現在街道布局、不同經濟活動方式、對外來者的開放程度、甚至出租車司機的“侃大山”上。中國的其他城市也不是像外表那樣千篇一律。小城市在特定產品上下功夫，而更大的城市則利用教育潛力和文化吸引力。不管這些政治工程的源頭是什么，“城市公民”常常為所在城市的成就而自豪。
簡而言之，我們的寫作主要出于一種樂觀的信念，即城市能夠把全球的開放性和建立在獨特性基礎上的共同體意識結合起來。我們認為，城市作為身份認同的場所還有其他優勢。最重要的是，在城市層次上追求獨特性不大可能演變為深刻的仇恨和戰爭。實際上，“愛城主義”能夠遏制過分泛濫的民族主義。除了像新加坡這樣的城市國家之外，城市一般沒有軍隊，所以，城市自豪感不大可能采取危險的形式。因此，獨特性的共同體需要應該通過城市來滿足。
雖然首都居民的民族主義情緒確實更強烈些，但同樣真實的是在危機時刻如受到外國支持的恐怖分子襲擊時，人們往往能圍繞一面旗幟聚集起來。我們在世界九座城市的訪談顯示，大部分“城市居民”擁有自己的身份認同，而無需延伸到整個國家。但這并不否認民族主義的正當性，比如中華民族的強烈共同體意識幫助推動人們努力在東部沿海和貧困的西部之間重新分配財富和資源。但是不受更強大的愛城主義制約的民族主義則可能采取危險的形式，正如民族主義煽動者更容易得到家庭親情淡漠、沒有結婚的年輕人的支持一樣。簡而言之，我們并非主張愛城主義能夠和應該替代民族主義成為政治身份的來源（雖然未來可能如此）；而是認為，把地方自豪感和對世界的開放性結合起來的愛城主義，為人們提供了溫和民族主義者的心理基礎。
城市精神的意義
確認城市精神的另一個理由，是擁有獨特精神的城市能實現在國家層面上難以實現的令人向往的政治目標。讓美國或中國的政治家來認真實施應對氣候變革的計劃可能需要等待很長時間，但是像庫里提巴Curitiba (巴西)、舊金山（美國）和杭州（中國）這樣為自己的環保精神感到自豪的城市，在環境保護方面可以做得遠遠超出國家標準。自封為“世界首都”的紐約市根據其抱負之城的精神有效地開展其自己的外交政策。市長布隆伯格（Bloomberg）已經實施他自己的氣候外交，通過直接邀請世界數百位市長來集中討論都市領袖如何共享政策倡議和技術來減少碳排放，從而規避以國家為基礎的高峰會。現在，城市能夠測量自己取得了多大的成功：在2010年里約熱內盧召開的世界都市論壇宣稱，世界城市現在有一個共同的方法計算其行政區內產生的溫室氣體數量。這并非否認以國家為基礎的合作和預算——龐大城市根本負擔不起——的國際環境工程，但姊妹城市之間的合作能夠確定和支持這樣的努力。
推動城市精神還有很好的經濟理由。開發出一種清晰身份的城市能夠幫助復興凋敝的經濟。一個漂亮的博物館把西班牙的畢爾巴鄂（Bilbao）從一個衰落的工業城市變成了藝術世界的圣地麥加。在中國，喜歡文化的游客蜂擁參觀曲阜，因為他們想看看儒家鼻祖孔子的家鄉。在城市層次上的可行模式，可以向全國推廣。中國不怎么被人所知的特征，是它給予城市相當程度的財政和立法自主權（不像美國和印度的城市，很多權力在州政府手里），城市之間的競爭是中國經濟充滿活力的主要原因之一。第一個經濟特區城市深圳就是從1979年的一個小漁村變成了當今擁有千萬人口的繁榮的大都市。隨后，從廣州到上海等很多城市也走上了市場經濟改革的道路。大連和天津競相吸引世界經濟論壇前往舉辦“夏季達沃斯”年會（最后決定輪流在這兩個城市舉辦），兩個城市都改善了基礎設施建設，為當地居民帶來好處。像成都和重慶等特大城市競相承諾于實現社會正義，成都的成功是靠全面的長期努力推動的，離不開基層的協商、參與、清晰的財產權設計。相反，重慶則一直依靠國家權力和轉移百萬人來實現類似目標。如果成都的“溫和”模式在降低收入差距方面證明更加有效，它就可以為國家其他地方樹立一個榜樣，正如深圳樹立的市場經濟改革模式一樣。
作為政治理論家，我們希望一個城市的精神也能激勵具有世界意義的社會和政治理論。正如筆者所言，雅典和斯巴達模式的競爭為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的政治理論提供了思想素材，而中國社會和政治思想最具有創造性的階段也出現在思想蓬勃發展的戰國時代城市中。約翰·洛克（John Locke）論寬容的信就是受到他在17世紀歐洲最開放和最寬容的城市阿姆斯特丹逗留的直接啟發。當然，并非巧合的是查爾斯·泰勒（Charles Taylor）的多元文化主義和語言權利的理論也來自于蒙特利爾，那里的居民不可避免地必須在這個城市微妙的語言政治航道中穿行。
當然，城市應該確立一種精神的觀點建立在城市富有精神的假設基礎之上。因此，我們在新著中討論了九個城市的獨特精神。我們閱讀了許多研究著作，試圖提出具有歷史性內涵的解釋，但我們也認識到這種方式的局限性，因為我們主要采用了定性的研究方法。個人體驗很重要：如果一個人在一個城市生活比較長的時間，他或她可能清楚認識到這個城市的精神或者“氣質和習慣”。我們安排了與不同城市居民的訪談，對象包括不同階層、不同族群和不同性別的人。我們試圖發現他們是否會提出共同的主張（如耶路撒冷的宗教、蒙特利爾的語言、北京的國家政治），他們對此會說些什么。我們采用了閑逛的方式：隨意的散步、與陌生人聊天，尤其是那些并非依靠我們的親身經歷而了解的城市。我們的散步受到沃爾特·本雅明的巴黎拱廊街計劃（Arcades of Paris）的啟發，該計劃在巴黎的不同地區系統推行了很長時間，目標就是收集當地居民講述的故事，繪制一幅更全面的城市精神圖畫。
對批評的回應
讓我們簡單回應一下別人對我們研究方法的常見批評。有批評家認為我們的方法是印象式的，過于主觀了，需要更明顯的定量研究方法。我們的確承認定量研究很有幫助。確實使用了民意調查而且尊重調查數據，但問題在于，大部分調查對比的是國家而不是城市。我們在新書的城市國家新加坡一章中更多使用了調查數據。在“特別行政區”香港一章中，也使用了數據，因為香港常常被研究者當作與中國其他地方不同的獨立實體。未來，我們當然希望社會科學家能夠進行更多以城市為基礎的研究，研究結果可能會對我們的假設提出挑戰。
其他批評往往來自相反的方向。一方面，有人指責我們扼要闡述了城市的“獨特”精神，但實際上，城市非常復雜、多樣而且在不斷變化，遠非一個價值或者一組價值可以涵蓋。我們確實認識到這個假設或許對城市的核心更明顯，比如若與居住在遠城區的紐約人相比，抱負之城的精神對曼哈頓人的生活方式或許更重要。我們也同意，城市精神可能會隨著時間推移而有所變化，我們就試圖描述這種變化發生的方式。我們本應該更明確地指出，“精神”與其說是一套價值觀的承諾，倒不如說是對一種主張的承諾。就“你在羅馬就按照羅馬人的習慣去做事”的責任而言，這意味著在羅馬，你就要用羅馬人使用的術語進行論證。因此，在耶路撒冷，人們爭論宗教；在蒙特利爾，人們爭論語言。我們作為關心規范性議題的政治理論家要做的，就是加入這些討論。比如，耶路撒冷一章的要點不是提出乏味的宗教之爭的觀點，相反，艾維納主張對宗教做出一種溫和的、強調精神的、尊重人而非物的解釋。雖然對宗教的這種描述體現在耶路撒冷許多居民的生活方式中，但艾維納承認，要戰勝教條式的和制度化的宗教仍然是艱巨的任務。蒙特利爾一章更樂觀一些，這是因為，貝淡寧認為道德上可行的反思語言價值的方式已經慢慢成為主流思維和生活方式。但結果證明，這種論點仍有爭議。蒙特利爾一章，就因為法語報紙一位著名記者引用我們的論證安慰那些試圖復興語言戰爭的人而引起軒然大波。不過，該論點不僅是描述性的也具有規范性。簡而言之，我們試圖提出對城市精神的特別解釋，一個能夠在道德上說得通的解釋，并幫助帶來城市的變化。
另一方面，我們被指控為偽裝起來的道德相對主義者。除了非常稀薄的基本人權，我們認為不管城市精神的具體實質是什么，它都應該得到尊重。如果蒙特利爾人贊成限制操英語者的語言權利，那就太糟糕了。如果耶路撒冷人贊成限制無神論者的權利，無神論者應該收拾行李搬到其他地方而不是抱怨。如果一個城市如阿姆斯特丹希望通過建設沒結婚的年輕專業人士更喜歡的單人間小公寓來推銷其“藝術之都”的形象，希望留在這個城市的人們就需要限制生育。曲阜的地方官員計劃把這個城市及其周邊地區打造成為“孔子文化特區”，儒家學者已經反對在曲阜建立比孔廟更高的基督教堂的計劃。那些想建造這樣一座教堂的基督徒則需要到其他地方，因為儒家信徒不可能在梵蒂岡建造一座比圣彼得大教堂更高的孔廟。換句話說，我們似乎為城市管理者打著城市精神的幌子而采取的高度具有爭議性和歧視性的政策進行辯護。多數國家不敢推動這樣的政策，因為他們很可能馬上被告上法庭，那么，為什么允許城市這么做呢？我們的回答是，國家確實應該更加公平，不偏不倚。但是，城市能夠并應該被允許表達一種比國家更“濃厚的”生活方式，只要尊重基本的人權。而且，我們的研究顯示，這也是市民期待其城市所做之事。有時候，城市比國家層面的政策更為開放和寬容。比如，2012年德國最高法院判定幼年的割禮屬于違法，因為它等同于“嚴重的身體傷害”。不用說，猶太人和穆斯林會認為這個裁決很難執行。柏林市認為，它對寬容的承諾和與過去和解的態度比法院裁決更為重要，于是決定允許割禮。簡而言之，城市在當今時代對人類的幸福十分重要，它們提供了一種國家無法提供的，建立在獨特性基礎上的共同體意識，因此，應該有更多的通融余地來推動表達城市身份的政策。
我們在《城市的精神》精裝本序言中說，“本書只是一個開端”。通常，這種說法應該被視為虛情假意的謙虛而遭忽略。但是，我們確實是這么想的。不過，我們也認為這個話題很重要，是當今時代最重要的話題，至少是最重要的研究課題之一。給“城市公民”賦予獨特的精神和身份認同，就能讓城市賦予人們力量，以面對21世紀最嚴峻的挑戰。
（作者單位：清華大學哲學系；以色列希伯來大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