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魏南枝?|?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
【導讀】 俄烏沖突以來，歐元暴跌、物價飛漲、能源吃緊等種種現實都表明：沖突帶來的不良后果，主要由歐洲和其他地區承擔，而美國卻獲得巨大利益。在如此清晰的現實面前，歐洲卻又不得不站在美國一邊。人們好奇的是：為什么曾經強大的歐洲，今天卻無法脫離美國，掌握自己的命運呢？
本文從長歷史觀察，分析二戰后歐洲局勢之變，認為歐洲重新崛起的最大阻礙，外部或許是美國，但本質上是他們自己。作者指出：歐洲曾在全球殖民擴張的過程中建立起“文化優越感”，但二戰后，由于必須依靠美國完成重建，歐洲在經濟、文化上逐漸被美國征服。冷戰后，法、德等國也想抓住機遇，但受到美國遏制。同時，在歐洲內部，則存在“兩個歐洲”的四對沖突，導致其始終無法實現整合。這四對沖突是：（1）政治一體化的歐洲和經濟一體化的歐洲；（2）民族國家的歐洲和以歐盟為代表的共同體歐洲；（3）普通民眾的歐洲和精英的歐洲；（4）東方的歐洲和西方的歐洲。
作者認為，這些沖突主要源于歐洲國家之間、國家內部的階層分化與利益失衡，最終導致撕裂和對歐盟的不信任。加上歐洲自身的能源脆弱性，以及歐洲在精神上又很難放棄殖民時代遺留的紅利，害怕失去相比亞非拉的優勢地位，使得歐洲不愿接受對現狀的革命性改變。這種自身脆弱性和附庸性，導致歐洲今天十分尷尬的局面。俄烏沖突標志著歐洲土地上正開啟新的一輪宏大歷史敘事，但歐洲已不再是敘事的主角。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22年6月刊（第3期），原題為《歐洲為什么不能掌控自己的命運？》 ， 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諸君思考。
歐洲為什么不能掌控自己的命運？
俄烏沖突是美國領導的世界體系結構性矛盾集中爆發的產物，也是世界金融和軍事力量空前分化的必然結果。從一開始，俄烏沖突就呈現有限熱戰與席卷全球大部分國家和地區的混合戰爭相結合的新形態，并向持久戰的方向發展。
這場沖突表明，我們不僅處在一個全球化的時代，新冠疫情危機和能源危機、糧食危機、金融危機等的迅速傳導，讓世界各地的人們早已結為一個利益整體；而且處在一個全球化的撕裂、沖突與抗爭時代，民族、種族、宗教、階級……各種怒火因全球傳導的各種危機而交織在一起，并正因俄烏沖突的爆發而集中燃燒，給世界帶來巨大的不確定性和危險性。
俄烏沖突處于膠著狀態，世界走向何方尚不可知。俄烏沖突賦予美國及其盟友新的道德感，美國以“西方民主國家同盟”的旗號將歐洲團結起來，宣稱西方與俄羅斯之間正展開“一場民主與專制、自由與鎮壓、基于規則的秩序與暴力統治之間的斗爭”。但是，在這個“西方民主國家同盟”內部，美國及其背后的跨國壟斷大資本集團從戰爭中獲利頗豐，為俄烏沖突付出巨大代價且最直接承受危險的卻是歐洲。
這讓人不由得回想起法國人莫蘭的哀嘆：“1945年，歐洲死了，死于戰敗國或被解放的國家的廢墟之下……完全依附大西洋彼岸的美國保護，從而使我們成為美國的衛星國?！睔W洲的人口、能源、經濟等的脆弱性決定了其相對于美國的附庸地位，及對俄羅斯的復雜乃至恐懼心理，但歐洲又將自己視為一種普遍價值體系的繼承人。這一悖論決定了歐洲對共同命運的焦慮，它受制于美國霸權、全球化、民主赤字和“民族國家主權高于歐盟”等多重因素，在理想和理性的角力中不斷搖擺。
▍被美國“征服”的歐洲
“什么是歐洲？”從政治維度來看，歐洲可以分為三個層次：最大范疇的歐洲是由其地理范圍界定的，包括了歐洲大陸所有的主權國家，其驅動力是各國基于主權國家原則追求自身利益；最小范疇的歐洲是指由歐洲議會、歐盟理事會等歐洲各機構所組成的歐洲，其驅動力是對歐洲共同體利益的追求；中間范疇是由歐盟成員國所組成，其內在驅動力最難界定，并且歐盟作為一個整體幾乎沒有正式的軍事實力，其安全完全托庇于北約之下。
俄烏沖突所凸顯的歐洲還不只是一個地理概念。無論是拜登的“價值觀外交”，還是普京講話中強調的“我們自己的歷史、文化和精神空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都更多強調文化概念的歐洲。歐洲歷史是充滿了戰爭和沖突的歷史，作為一種共同文化身份的“歐洲”，直到現代世界才逐漸形成。因宗教戰爭和資產階級革命而產生了歐洲近代民族國家，在對外擴張和殖民過程中，歐洲人形成了自己的歐洲歸屬感，并且不斷強化歐洲文明凌駕于其他文明之上的傲慢情結：對歐洲自身進行理想化和抽象化，使用“西方”和“非西方”、“進步”和“落后/原始”的二元對立敘述方式，給非西方世界貼上野蠻、專制或威權等標簽，賦予歐洲對外擴張、殖民和實施霸權的正當性，也賦予其摧毀其他千年文明的合理性。
盡管“日不落帝國”借助堅船利炮取得了全球霸權，但其在文化霸權方面仍有遺憾，未能實現對異己世界的文化征服，這個遺憾最終由“美利堅帝國”彌補了：兩次世界大戰之后，世界領導權從歐洲轉向美國，通過幫助歐洲經濟重建，美國順勢輸出自由市場規則和公民社會理念，首先實現了對歐洲的文化改造；冷戰結束后，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全面獲得了全球領導權，借助全球化的迅猛擴張，在世界范圍內建立起“一套被普遍接受的規則體系”之上的、以美國為中心的“市場帝國”體系，實現了世界文化領導權。
時間回到“二戰”結束之際。彼時，歐洲文明淪為一堆“瓦礫”，廣大殖民地的非殖民化運動蓬勃展開，歐洲各國被迫回到歐洲本土。在美國和蘇聯兩個超級大國的強大力量面前，歐洲不僅縮小了，而且被分割為東西兩個部分（這種東西分割的影響延續至今）。戰后的歐洲，依靠自己顯然難以重建。而美國幫助西歐重建的過程，也是對歐洲進行“再造”的過程。冷戰時期的歐洲是美蘇對峙的前線，當時的歐洲各國深知，一旦發生沖突，對抗必然發生在歐洲的土地上，美國和蘇聯都不愿意自己的領土成為核武器的打擊對象。當時的西歐各國，既處于可能被徹底毀滅的恐懼之下，又擔心自己被蘇聯吞噬，因而對美國提供的核保護傘有著極大依賴。于是，美國在歐洲這個“舊世界”行使了“類世界政府”職能數十年之久，對歐洲各國按照美國利益和美國標準進行了改造。
美國是一個資本主義立國的國家，大公司對于美國的經濟發展和霸權建立發揮著不容忽視的作用。縱向合并的大跨國公司日益內在化的特點決定了，美國對歐洲的改造是由美國的國家力量和大公司力量共同推進的。從1948年的馬歇爾計劃開始，美國在歐洲的版圖內建立起市場帝國的統治：一方面把西歐與自己的消費者民主概念捆綁在一起，另一方面通過展開顛覆蘇東陣營的斗爭，使美國的市場帝國得到普遍承認。在這一市場帝國體系下，美國從一開始就堅持“美國例外”，否認美國之外的其他國家對各國內部的公共空間擁有絕對主權，強調自由貿易等理念的政治正確性，以此打開歐洲各國政府基于主權設置的貿易壁壘。因此，美國樂見歐洲市場一體化的發展，例如賦予歐盟委員會控制包括成員國在內的所有經濟參與者的權力，以確保它們遵守同樣的自由市場規則，加強美國主導的市場帝國在西歐的影響力。
為了鞏固和深化這種影響力，美國不僅向歐洲進行經濟輸出，還輸出公民社會，讓歐洲各種社會群體都在市場帝國設計的共同框架內活動，并逐漸認同市場帝國的價值體系和規則標準。通過消費者革命，美國主導的市場帝國滲透到歐洲的公共空間和私人領域，將歐洲改造為作為美國親密盟友的“新歐洲”，也就是將歐洲“美國化”了。雖然以法國知識界為代表的一批歐洲人仍然對帶有“盎格魯-撒克遜”標記的價值觀、公司、電影等表示排斥，頑固地抵抗美國推行的文化帝國主義；但是，失衡的“大西洋聯盟”之下，美國對歐洲的“征服”是20世紀中后期歐洲敘事中的一條主線。
20世紀90年代“鐵幕”結束，以美國為中心的市場帝國體系取得全球領導權，美國明確將中東歐國家納入市場帝國作為重要戰略目標，為此北約經歷了數次東擴。與此同時，冷戰的結束也為歐洲的自主和獨立創造了機遇，歐盟不失時機地加速推進一體化進程，以法國為首的歐盟成員國對推進歐盟戰略自主的呼聲不斷高漲，給美國的市場帝國蒙上了陰影。于是美歐之間的經貿摩擦不斷增加，即使歐洲企業按照市場原則和國際規則在美國甚至美國之外的國家和地區開展商業活動，也要被美國以反管制、反腐敗、反恐怖主義等為由進行長臂管轄、設限打壓。
之后，“德法聯合發動機”帶領歐洲從“統一大市場”走向“經濟和貨幣聯盟”，并試圖奪回歐洲防務主導權，推行歐洲自主獨立防務。但是，歐元的誕生威脅到美元霸權，防務自主獨立更是觸及美國在歐洲的根本利益。于是，1999年美國發動科索沃戰爭，不僅打擊了歐元，而且迫使歐洲接受對美國的安全依賴；2007年國際金融危機，美國向外部轉移危機，不僅制造了歐債危機（特別是南歐多國的主權債務危機），也沉重打擊了歐元；今天的俄烏沖突，讓法國總統馬克龍有關“北約腦死亡”的判斷落空，俄羅斯則被成功樹立為歐洲的對手，北約在歐洲的存在乃至擴大都被合理化和長期化。
▍“兩個歐洲”的緊張關系
美國從其全球戰略出發，不可能放棄歐洲這個“戰略重心”；而對歐洲來說，只有走向安全防務一體化和政治一體化，才可能真正實現復興。但是，阻止歐洲政治一體化進程的并不只是美國，更多是帶有各自特性、利益和歷史記憶的歐洲各國和歐洲人自己，使歐洲總是從不同維度呈現出“兩個歐洲”的緊張關系。
首先是“政治一體化的歐洲”與“市場一體化的歐洲”之間的緊張關系。在法國學者薩萊斯看來，“向市場低頭”幾乎是歐洲的原罪，市場一體化的歐洲實際貫徹的是以完全自由化、關稅聯盟和共同市場等服從于美國規定的新自由主義的深層邏輯。而且，依靠信仰“全球市場自由化”的歐盟技術官僚來統治歐洲，也不過是將歐洲的命運置于美國的霸權之下，阻止歐洲在政治上主張自己的獨立自主地位。薩萊斯認為，歐洲應該做的是從政治聯盟開始，然后轉向經濟和貨幣聯盟，過分強調歐洲各民族國家和歐洲機構之間的沖突，夸大歐洲各民族國家之間的利益區別，只不過是在將政治問題簡化為技術問題。
另一位學者赫爾佐格則發現，盡管美國的霸權利益塑造了歐洲的市場自由化，但是歐洲各國在政治上難以和解與妥協。成員國競爭力的結構性差異、歐元區各地社會關系的結構性差異、歐元區“修復”缺乏政治和法律上的一致性、公民社會被高度賦權但不負責任、民族國家的經濟社會主權持續讓渡給歐洲機構……都是歐洲政治一體化進程一再受阻的重要原因。他甚至悲觀地認為，“如果歐洲人不準備建立一個超越國家主權的真正聯盟，這場政治危機將會加劇，直至導致解體”。
薩萊斯和赫爾佐格都看到，歐洲各國政府和不完善的歐洲機構愈發缺乏對市場和金融部門混亂局面的控制，歐洲的公民社會、民族國家和歐洲機構正在相互疏遠，這在某種程度上阻礙著歐洲的政治一體化，導致歐盟的政策越來越遠離歐洲人的具體生活，歐洲的社會和政治紐帶在分裂而不是強化。
其次是“民族國家的歐洲”與“以歐盟為代表的共同體意義的歐洲”之間的緊張關系。共同體意義的歐洲的正當性和可持續性，有賴于歐洲跨國民主政治的發展，但是，歐元區的政治和制度危機超過了經濟政策，歐洲機構的民主赤字正在不斷擴大，與此對應的是歐盟運行和歐元區治理的行政赤字，而行政赤字反過來又助長了民主赤字。作為一個“超國家”的區域性融合機制和經濟全球化的主要推手之一，歐盟等歐洲機構是由技術官僚和精英模式所主導的、沒有得到歐洲各國公民普遍授權的政府實體，其是否能夠克服內在的政治、經濟和文化沖突而加深歐洲一體化的前景，實在晦澀難辨。
共同體意義的歐洲所存在的民主赤字和行政赤字相互作用的現象，既與掌控歐盟等歐洲機構的技術官僚們缺乏意愿和能力維護歐洲整體利益有關，也根植于各民族國家對歐洲共同體利益訴求的差異，以及民族國家利益和歐洲整體利益之間的沖突。歐洲一體化是各成員國之間不斷競爭和妥協的過程，而非歐盟等超國家權力機構所能獨自承擔的使命。如布熱津斯基所說，“通過歐洲的建設，法國尋求轉世，德國尋求救贖”。反過來，英國自1973年加入歐盟到2016年退歐，一直在功利主義地利用歐盟，以優化自身經濟利益；北歐國家也采用類似優化本國利益的功利主義算計。所以，德國和法國力推歐洲的政治一體化，但是英國和北歐國家反對一個日益緊密的聯盟和歐洲一體化的深化，這就導致歐洲很難形成真正的共識與合力。
再次是“普通民眾的歐洲”與“精英的歐洲”之間的緊張關系。隨著歐洲范圍內政治制度和統一自由市場的發展，對歐洲的階級關系的分析越來越有必要超越既有的國家框架，雖然這些階級關系是在國家框架內構建出來的。歐盟等歐洲機構的設計是由歐洲的政治精英和經濟精英聯合進行的，普通民眾對歐洲一體化的“寬容共識”主要是基于對各國政治精英的強烈信任，而不是對歐洲一體化的普遍支持。這些制度框架設計曾經向各成員國公民承諾創設一個沒有國界及戰爭沖突的歐洲，以及權利的平等公正、人人自由和更高的福利水平。因此，各成員國公民通過國內民主程序，承認將部分國家主權跨越主權界限，由歐盟等歐洲機構進行再次分配。
然而，實踐證明，歐洲各機構成為精英們把持的權力分配機制，在致力于推進統一市場建立的同時，歐盟等歐洲機構非但沒有實現歐洲人的絕對自由，縮小各國之間的社會經濟差距，反而漠視越來越多的中低層民眾成為經濟全球化受害者這一現象，忽視了對各成員國的公共投資。此外，各成員國改善本國社會政策的能力也受到歐盟等歐洲機構的政策限制。這就導致歐洲精英群體成為“局內人”，歐洲普通民眾成為“局外人”，二者對歐洲一體化的態度存在巨大差異：精英群體突破了國家界限形成同心圓，是歐盟等歐洲機構和歐洲市場一體化的強烈支持者，而工人階級是強烈反對者。因此，歐洲多國的民主政治重心從左右分裂轉向全球化與本土主義、開放與封閉、多元化與威權陣營之間的對立，各國內部的社會分化、階層固化和撕裂對立給歐洲一體化帶來更多的不確定性。
最后是“東方的歐洲”與“西方的歐洲”之間的緊張關系。這種緊張關系不僅存在東西分割，也有南北差異。歐洲社會并未向著一個共同結構趨同發展，有調查顯示，工人階級在南歐和東歐的比例很高，因為東歐的工業和農業部門占比高，南歐的傳統低技能第三產業部門占比高；與此相反，北歐和西歐的中產階級和上層階級的比重高——其結果是東歐和南歐淪為了北歐和西歐的“車間、菜園和糧倉”，東歐和南歐的工人階級被形容為“歐洲的苦力”。不僅同一社會階層內根據國籍存在明顯差異，當不同國家之間進行階級比較時，甚至存在地位的倒置現象：匈牙利精英群體的平均工資遠低于斯堪的納維亞國家的工人階級，東歐國家的精英群體發現自己也實際上處在美國和西歐跨國公司高管們的支配之下。
誠然，前東歐國家加入歐盟的談判，一度有利于加強其內部合法性。但是，中東歐各國的市場化改革帶來了日益嚴重的社會分化，其與西歐國家之間的差距也并未得到實質性改善，中東歐國家右翼勢力迅速崛起的溫床應運而生，其典型代表就是匈牙利總理歐爾班·維克托，他提倡“毫不妥協地捍衛國家主權”和展現“對歐洲統治機構的不信任”，力圖在歐盟內外給匈牙利爭取更多的戰略自主。
歐洲的共同命運感不是歷史地形成的，而現實又如上所述，充滿了分裂和沖突。這是歐洲實現戰略自主的根本障礙，也決定了歐洲只能無奈地進行理性選擇，并因分裂和沖突而不斷搖擺。
▍無奈的選擇與搖擺
歐盟等歐洲機構的精英主義起源、技術官僚基礎，或無可救藥的反民主性質為歐洲人所詬病。各國差異化的民族國家利益訴求和歐洲機構本身的權力分割，使實現政治一體化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經濟一體化又相當程度上淪為美國主導的市場帝國的工具。因為公共服務的私有化，歐洲多國普通民眾產生強烈的被剝奪感，對代議制民主的不信任與對歐洲的懷疑交織在一起。
誠然，美國是歐洲實現戰略自主的最大外部障礙，歐洲一旦成功實現區域整合，也必然對美國的全球戰略構成根本性的挑戰。但如莫蘭所說，歐洲自己才是歐洲實現戰略自主的最大障礙。多個維度的“兩個歐洲”之間的緊張關系，讓歐盟等歐洲機構難以克服自身的局限性，難以改變歐洲的分裂現狀，更難以形成新的政治共同體。
正如俄烏沖突爆發以來歐盟與歐洲各國的表現所體現的，歐洲的一面是附庸于美國：波羅的海三國（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和波蘭等，希望通過北約來保護本國安全，擔心歐洲搞戰略自主會導致美國不再給歐洲提供軍事保護，瑞典、芬蘭、瑞士、奧地利等長期在地緣政治中保持中立的國家，也在改變各自的防務立場；另一面則是脆弱的現狀：無論是采取斡旋還是制裁手段，德國和法國都希望保持甚至加強歐洲的戰略自主——例如德國朔爾茨政府宣布大幅增加國防開支，將今后每年的國防開支占GDP的比重提高到2%以上，從而躍升為全球第三大軍事預算國——但又受制于歐洲能源、經濟和人口等幾個方面的脆弱性。
能源方面，20世紀70年代接連發生的兩次石油危機，對歐洲經濟和政治格局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能源的脆弱性是大部分歐洲國家政策的一個中心點。雖然歐洲是推動能源結構由化石燃料向清潔能源轉型的先鋒，但是儲能技術發展仍存在瓶頸，依賴自然資源的清潔能源（風能、太陽能）具有很大的不穩定性，并未改善歐洲能源結構的脆弱性。并且，歐洲各國對能源多樣化和綠色能源的定義存在爭議，例如德國不認可核能是綠色能源，但法國對此認可。
歐洲一次能源消費量極大，能源體系的自給率極低，高度依賴進口。其中，大約50%的煤炭、40%的天然氣和30%的原油依賴俄羅斯供應。歐洲在能源領域對俄羅斯的高度依賴，一方面導致歐洲國家很難在俄羅斯問題上發出統一聲音，例如德國反對全面禁止俄羅斯能源進口；另一方面則招致美國與俄羅斯的戰略利益爭奪，“北溪2號”管道受到烏克蘭和美國等多方阻撓就是例證，這種戰略利益沖突進一步激化了歐洲能源體系固有的脆弱性。
經濟方面，歐盟是當今世界一體化程度最高的區域，歐元區經濟具有生產國屬性和外向型特征，出口占GDP比重自2010年底以來持續高于40%，美國控制了歐洲就等于控制了全球產業鏈條的中高端。歐洲是一個原材料和市場的外部依賴度都很高的經濟體，嚴重受制于全球能源市場、全球產業鏈和地緣政治變化，既依賴美國主導的市場帝國，又希望不斷拓展自己的對外市場。從歐盟主要出口地來看，美國、中國和俄羅斯是歐盟前三大出口國，歐洲失去了美國就等于失去了對外貿易的根基，歐洲又與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國家之間具有極強的經濟互補性，因而經常發生政策性搖擺。
人口方面，曾經是世界霸主的歐洲今天老態龍鐘，人口老齡化已經是歐洲的痼疾，例如歐洲人口老齡化最嚴重的國家希臘，其一半人口已經超過50歲，且人口持續負增長。由此，歐洲需要大量外籍勞工填補勞動力不足。從1953年到2020年，前往歐盟的移民增加了近2倍。隨著制造業不斷向第三世界國家轉移，例如法國的制造業附加值占GDP比重從1960年的22.52%下降到2020年的9.39%，勞動力結構也發生重大改變，白人工人階級被不斷邊緣化。21世紀以來，歐洲多國對伊斯蘭的恐懼與憎恨日漸增長，并與對精英路線、全球化、外來移民和少數族裔等的不滿交織在一起，移民危機成為歐洲政治重組的強大引擎或催化劑。
歐洲人了解自己的脆弱性，也因此，更害怕失去自己相較于亞非拉國家所占據的優勢地位。美國主導的市場帝國，以美國為中心、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其周圍、其他國家或地區均屬于“邊緣”。在這個帝國體系里，G7集團在美國的主導下往往“發出同一個聲音”并掌控著全球話語權。盡管歐洲不再是世界的中心，但是歐洲是全球經濟、科技和眾多領域規則的創立者和維護者，長期認為自己所具有的“規則執行力”（normative power）代表著歐洲價值，并以此對非西方世界進行道德評判。
此外，以英國、法國為代表的舊殖民主義歐洲國家至今享受后殖民紅利。對于像法國這樣衰落的殖民大國來說，放棄帝國不是一個容易的過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歐洲重建過程中，美國將開放殖民市場作為援助的先決條件，迫使法國放棄了大量殖民地。但是，獨立后的法語非洲國家在經濟上繼續依附于法國，在政治上也多受法國掣肘，法國與這些法語非洲國家的政府、企業間一直保持緊密的制度關系。市場帝國的秩序是不公平的，但這種不公平性正是后殖民紅利延續至今的基礎。
歐洲現有的次中心地位是以美國霸權的存在為前提的?；诎踩院痛_定性需求，哪怕美國的對外政策越來越凸顯“美國優先”的特點，哪怕以犧牲歐洲的戰略自主性為代價，歐洲也會拒絕國際格局的革命性變化——這是脆弱性與附庸性二者共同作用下的理性抉擇。
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生產的真正障礙是資本本身”，資本主義生產“只有通過將這些障礙再次置于更大的規模上”，才能不斷克服其內在障礙。這個矛盾催生了俄烏沖突，美國和歐洲等聯手對俄羅斯進行的各種制裁和世界各國的“站隊”都表明，“更大的規?！钡馁Y本主義生產已經很難實現。那么，俄烏沖突是否證明美國主導的世界體系已經達到其極限？無論答案是什么，“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俄烏沖突正在歐洲的土地上開啟一個新的宏大歷史的序幕。歐洲是資本主義的萌芽地，然而，今天的歐洲人似乎深陷“脆弱+附庸”的陷阱之中，不再是新的宏大歷史的主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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