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李成
布魯金斯學會約翰·桑頓中國中心主任
【導讀】近日，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布《新時代的中國青年》白皮書，第一次以白皮書形式專門論述青年問題。它既反映青年成長對社會發展的推動作用，更反映政治社會對于理解青年、認知青年的緊迫性與必要性。
本文作者李成是美國布魯金斯學會約翰·桑頓中國中心百年來首位華裔主任，他以出生在20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的中國青年人，即千禧一代為研究對象，重點分析其特征及時代起源。文章指出，千禧一代生活在豐裕時代，有著更加多元的選擇機會，他們最引人注目的特征，就是經歷和見證了快速的經濟全球化和前所未有的通信革命。他們獨特的見解、價值觀和行為所蘊藏的發展動能和潛在挑戰性，已引起中國高層重視。
作者認為，改革開放的經濟奇跡與富裕社會、史上最大規模高等教育擴張、當代最大規模的國內移民、獨生子女政策以及互聯網和社交媒體時代的到來，這五個因素共同塑造千禧一代的群體特征——他們不僅是社會轉型的動力，也是“自己的旗手”。無疑，千禧一代擁有更超前的消費觀念與更包容的生活態度，而中國的快速發展與世界形勢的對比，也激發出他們更強烈的政治熱情與愛國情緒。對于史無前例的中國留學生群體而言，他們中的相當多數是美國民主的批判者，但需要注意的是，他們的政治見解分歧與差異，有持續擴大的可能性。作者強調，只有全面深刻地了解中國年輕人，才能更準確地預測中國的發展軌跡與發展邏輯。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22年第2期(4月刊)，原題為“中國千禧一代：駕馭數字時代社會經濟的多元與差異”。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諸君思考。
中國千禧一代：駕馭數字時代社會經濟的多元與差異
很多關于中國千禧一代的文章，更多的是激發而不是滿足我們的好奇心。如果不是所有，至少絕大部分評論員似乎都同意千禧一代——也就是那些出生在 20世紀80 年代和20世紀90 年代中期之間的人——在中國歷史上是獨一無二的一代人，因為在他們成長的過程中，中國經歷了前所未有的經濟、人口和技術的巨變。
外國觀察者經常強調，這一具有鮮明特征的龐大年輕人群體由“互聯網原住民”所組成。2017年的數據顯示，大約85%的抖音用戶是24歲以下的年輕人。中國網民，尤其是網絡千禧一代，不論是群體本身的增長速度，還是數字化在他們的個人生活和工作中的滲透程度，都非比尋常。在2019年，86%的中國人擁有寬帶接入，而同期美國人的寬帶擁有比率則為73%。迄今為止，中國所擁有的超過10億互聯網用戶構成了全球最大的在線社區。中國的智能手機用戶數量是美國的三倍多，移動支付用戶數量是美國的11倍。中國年輕的網民群體相比于上一代中國人擁有了更方便、更快捷地了解世界、獲取知識的途徑與手段。他們傾向于通過調整和適應自己的生活方式、行為模式和思想觀念，來跟上數字世界快速發展的步伐。總體而言，千禧一代不再將自己視為這個國家過去的派生物，而是國家未來的創造者。
這場前所未有的數字革命和瞬息萬變的國內外環境，讓中國的千禧一代以及目前20歲左右的年輕人擁有了哪些足以區分他們和那些更年長群體的特征？他們在人口構成、職業背景、政治社會化、群體行為、生活方式、價值觀和世界觀方面與中國前幾代人有何不同？他們與世界其他地方的千禧一代又有何差異？如何評估中國千禧一代與中國政府關系的現狀以及未來軌跡？造成中國千禧一代代內差異的因素或斷層是什么？為了解答這些問題，我最近編輯并在布魯金斯學會出版了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學者李春玲教授所著的《中國青年：多元與分化》。在此基礎上，我對中國的千禧一代做了一些總結和思考。
▍關于中國千禧一代的核心問題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經濟和人口結構的顯著變化，引發了圍繞中國千禧一代的特點及其影響所開展的多個角度的激烈討論和辯論。千禧一代的代內差異、他們與中國政府的令人好奇的關系、該群體的焦慮和抱負，以及他們對中國在世界上所扮演的角色的看法，都是觀察中國的研究者們最為關心的問題。
對群體的分析必須從群體本身的概念及其定義開始。“千禧一代”一詞最早由西方學者威廉·施特勞斯（William Strauss）和尼爾·豪（Neil Howe）在20世紀80年代提出，指的是出生于20世紀80年代初至20世紀90年代中期之間的年齡群體。這群人之所以被稱為千禧一代，是因為他們中年齡最大的那一批在公元2000年左右（即在第三個千禧年的開始）步入成年。一些美國有影響力的公共政策機構和智庫，如聯邦儲備委員會和布魯金斯學會 ，采用將出生年份在1981~1996之間定義為廣為接受的千禧一代范圍。在西方，大多數千禧一代的父母是嬰兒潮一代（出生于 1946~1964 年之間的年齡群體）。千禧一代最引人注目的特征就是他們在自身成長的經歷中見證了快速的經濟全球化和前所未有的通信革命——特別是考慮到國際產業價值鏈的影響以及互聯網、移動設備和社交媒體的進步。
盡管中國對千禧一代的定義與西方相同，但在中國有更常用的術語——依照出生年代十年劃分的年齡群體，如“80后”和“90后”。根據中國 2000 年的人口普查數據顯示，這兩個十年里出生的人口約為3.95億——1980年至1989年間出生的人口為2.2億和1990年至2000年間出生的人口為1.75億。如果按照千禧一代的年齡劃分（即在1981~1996年之間出生），總人數約為3.5億。這個數字超過了美國的總人口，是美國同年齡群體總數的四倍多。在2000年時，這一群體的年齡在4歲到19歲之間；而到了2020年，群體中年齡最小的那一批也已經24歲，最大的39歲。根據波士頓咨詢集團2015年的一項研究，千禧一代（當時19~34歲）占中國城市勞動力總數（15~70歲）的40%。
中國千禧一代比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的任何一代人都更多地接觸外國文化并受到西方影響。這些影響已經通過如微信和抖音的社交媒體以及互聯網的使用、國際旅行和海外學習等不同經歷滲透到千禧一代生活中。舉例來說，在中國現在所有護照持有人中千禧一代占了三分之二。然而，對這一代人是否比中國前幾代人有更少的民族主義，以及他們對國家和政府的看法是否更具批判性，西方學者有著截然不同的看法。
可以理解，中國領導層為何高度關注千禧一代的見解、價值觀和行為，因為這一群體具有令人驚嘆的能量，也具有潛在的政治挑戰性。毫無疑問，中國千禧一代已經在中國多個關鍵領域的發展中都發揮了重要作用。例如，作為中國改革開放的前沿城市，深圳的人口在過去四十年中從30萬飛速激增至1300萬，但居民的平均年齡只有33歲，其中大部分為千禧一代。同時，千禧一代已經對中國旗艦企業的主要勞動力群體產生了重大影響：根據2017年的數據，騰訊、百度、華為和阿里巴巴員工的平均年齡分別為28.9歲、29.2歲、30.1歲和32.2歲；2019年，中國第一架大型客機C919的研究團隊中400多名工程師的平均年齡為30歲；在2020年春季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期間協助湖北省的4.2萬名醫護人員中，絕大多數為“80后”，其中有1.2萬人（占總人數的29%）為“90后”甚至“00后”。
與此同時，正如一些中國學者的綜合性研究所明確揭示，如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2013~2014年的非法“占中”、臺灣2014年的“太陽花·運動”以及近年香港特別行政區持續的暴亂抗議活動都表明，年輕人的怨憤和不滿在一定政治操作下有可能帶來重大危機。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海外分析人士將這些由年輕人主導的看似突然且影響重大的社會政治運動稱為“青年地震”。過去十年，中國學者對年輕人在顏色革命中的作用開展了大量的綜合研究。例如，一項針對墨西哥政黨政治的研究認為，長期執政的墨西哥制度革命黨在統治了70多年后于2000年失去了政權，它之所以遭遇這種命運，主要是因為失去了該國年青一代的支持。中國學者特別強調，在世界歷史上的許多社會運動中，如1968年法國的五月風暴、2011年英國的倫敦夏季騷亂、過去十年中東北非的茉莉花·革命等，年輕人往往是核心參與者。
▍是什么因素塑造了中國的千禧一代？
基于全面的經驗證據，李春玲教授在其論著中闡述了這樣一個中心主題：鑒于中國在千禧一代成長時期發生了前所未有的多層面變化，中國千禧一代“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個人發展機會。同時，他們也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和新問題”。李春玲教授對千禧一代的研究主要解決兩個核心問題：是什么因素塑造了這一代人？反過來，這一代人的共同特征——多樣性和不平等——是否預示著當今中國的新軌跡和新張力？
中國的千禧一代是一系列非同尋常事件的產物。這些重大的外在因素可分為五個方面：（1）改革開放帶來的國家經濟奇跡和富裕社會；（2）中國歷史上最大規模的高等教育擴張；（3）當代中國最大規模的國內移民；（4）獨生子女政策的實行；（5）互聯網和社交媒體的到來。
（一）富裕社會
在當代中國，千禧一代是大多數成員生長并生活在一個富裕社會的第一代人。根據聯合國規定的貧困線和生活水平，改革開放之前，中國大約88%的人口生活在貧困之中。四分之一世紀后的2013年，中國的貧困率降至其總人口的2%，約8億中國人擺脫了貧困。與40年前相比，2019年中國GDP增長60倍，人均收入增長25倍。
對許多中國千禧一代來說，尤其是那些生活在城市里的人來說，中產階級的生活方式——包括私人財產、私人汽車、改善的醫療保健、金融資產積累，以及支付海外旅行和子女海外教育的能力——已經不再難以企及。舉例來說，2018年在全中國登記的私家車共有1.87億輛，相當于每100戶城鎮家庭擁有40輛私家車。在某種程度上，不論在生活方式還是在社會化方面，中國千禧一代都不再像他們自己的父母或祖父母，反而與其他發達工業國家和后工業國家的同齡人更為相似。
不同的社會要求和不同的行為實踐均表明，在價值體系方面，年輕人和他們的長輩有著明顯的差異。就像李春玲教授所說，“這些多層面、多方面的變化西方社會花了100年才完成，但這些變化在中國被壓縮到了30年。代際轉換的時間被顯著壓縮，每代人之間的價值觀差異也隨之顯著增大”。隨著千禧一代逐漸走向中國社會政治和經濟生活的舞臺中心，這一因素也會影響他們代表國家與外部世界打交道的方式。
（二）擴大高等教育
在中國千禧一代的成長過程中，中國的高等教育體系有一個顯著的改變：從精英教育轉向大眾教育。因此，千禧一代接受大學教育的機會急劇增加，他們成為中國高等教育這一歷史發展的最大受益者。1999年，中國開始實施大學擴招的國家政策，開始了被稱為“高等教育大眾化”浪潮。在這一政策得以實施之前，中國大學的總入學率僅為6%。在過去的二十年里，隨著高等教育擴展，大學的毛入學率以驚人的速度增長。截至2016年，大學的總入學率達到了48%。同時，在始于1978年改革開放初期、自2000年以來急劇加速的中國海外留學運動中，千禧一代也占有很大的比例。從1978年到2019年，共有660萬中國公民在國外學習。
圖2分別概述了從1978~2018年間中國學生和學者每年出國留學和歸國的人數。可以很明顯地看到人數自2000年以來的指數增長。以上海為例，2009年，上海大約64%的海歸擁有碩士或以上學位，而73%的海歸年齡在21歲至30歲之間。近幾年，中國留學生的總體年齡變得更加年輕。2013年，在美就讀高中的中國學生超過3萬人，占在美外國高中生總數的46%。
雖然大學擴招為中國千禧一代的高等教育打開了大門，但也加劇了畢業生找工作的競爭。千禧一代完成大學教育、開啟職業生涯的時期，恰逢國家不再保障就業，并開始退出提供保險、醫療和住房等領域。大學畢業生開始面臨市場競爭。過去20年，16歲至33歲年輕人的總體就業率有所下降：從2000年的76%逐年下降，到2005年降至71%，2011年降至66%，于2013年降至63%。勞動力市場的激烈競爭導致了更大的就業壓力，尤其是農村畢業生和二三線院校畢業生。
（三）農村—城市移民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史無前例的從農村到城市的大規模移民影響到了千禧一代。當然，這一移民潮對這一代人的影響與對前幾代人的影響大不相同。1978年改革開放以前，中國的城市化率只有17.8%；而2010年，這一比例上升到50%。這一變化表明了中國最大的城鄉人口流動發生在上一代農民工及其家庭中，包括千禧一代。到2018年，城鎮化率達到58.7%，城鎮常住人口在這40年中從1.7億增長到8.1億。
所謂“流動人口”——包括進城務工或城鎮移民及其家庭——的數量從1982年的657萬人增長到2015年的最高點2.47億人，相當于全中國人口的六分之一都在流動。這些進城務工人員和移民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年輕人。在2018年的2.21億流動人口中，16歲至30歲的年輕人約1.4億人，其中“80后”占35.5%，“90后”占24.3%，“00后”占19.3%，“10后”占20.9%。
與老一代農民工（“50后”“60后”和“70后”）相比，千禧一代的農民工受教育程度更高，對歧視更敏感，對自己的權利保護意識更強。然而，中國學者對“戶籍制度的限制弱化后，城鄉不平等已經改變”的觀點有不同的看法。包括李春玲教授在內的許多學者，認為在老一輩中普遍存在的城鄉不平等已經傳給了年青一代。他們認為大多數城鄉不平等已經通過代際傳遞固化為經濟社會階層不平等。
（四）獨生子女家庭的影響
中國千禧一代大多來自一個獨特的、龐大的人口群體——獨生子女家庭。1979年，中國政府開始實行計劃生育政策，要求一對夫妻只能生育一個孩子。20世紀80年代出生的孩子有大約20%沒有兄弟姐妹；而在80年代和90年代這二十年里，有27.5%的孩子面臨同樣的情況。在這20年中，獨生子女的總數約為1.2億人。
此外，這些獨生子女還有著集中居住在城市地區的特點。獨生子女在城市兒童中的比例要顯著高于農村：城市獨生子女在“80后”中約占一半，在“90后”中占近四分之三；而在農村地區，20世紀80年代只有大約十分之一的農村兒童是獨生子女，這一比例在90年代仍然很低。盡管農村地區的“80后”和“90后”的大多數并非獨生子女，但是出生率的下降還是在全國范圍內擴散。在“80后”和“90后”的合計人群中，來自獨生子女家庭和只有一個兄弟姐妹的二胎家庭的合計比例分別達到61%和82%。
獨生子女現象不僅影響著新生代個體的身體和心理素質，同時也從個人和家庭的層面影響滲透到社會的各個方面。家庭小型化和出生率下降的趨勢改變了中國傳統家庭的代際關系和養育子女的方式。
（五）數字原住民
數字革命改變了中國幾代人的生活。互聯網已經“融入年輕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并在千禧一代的特征中得到了體現。數字應用在中國年輕人中得到高度普及。2018年，“80后”和“90后”占了全中國7.1億網民的絕大部分，其中90%以上使用手機。騰訊公司于2011年推出的微信——中國最大的社交軟件，在2017年的月活躍用戶數約為9.38億。城市年輕的專業人士對微信的使用率幾乎高達100%，且用戶都是20多歲或者30出頭的年輕人。
網絡直播作為一種集網絡、新聞評論、游戲、體育、影視、演藝等多種媒體于一體的新媒體，在中國青少年中尤為流行。三年里，中國網絡直播的觀眾總數從2017年6月的3.43億增長到2020年6月的5.62億。根據中國學者的一項研究，78%的網絡主播來自“90后”，而觀看直播的觀眾中也有80%是“90后”。
數字原住民對中國的社會結構、社會空間以及社會關系進行了根本性的改變。這一發展“極大地重塑了傳統上基于血緣和地緣的中國社會關系”。就中國悠久歷史中的社會結構而言，即便在諸如五四運動、“文化大革命”等20世紀中較為“叛逆”的時期里，年輕人通常都是“被更成熟的聲音所引導”。當下，年輕人是“自己的旗手”和社會轉型的動力。而今更多的時候往往是“80后”和“90后”在引導他們的父輩和祖輩進入數字時代。
數字革命所帶來的社會空間的改變也影響深遠。在互聯網出現之前，中國一直有兩個輿論場：官方輿論場和民間輿論場。官方輿論場無處不在，并占據了中國輿論的主導地位。隨著傳統媒體被互聯網及前文所述的網絡直播與應用所顛覆，中國的輿論場加速擴展，在社會許多方面都顯示出了重要性。年輕人的公共生活和社會交往的中心已經從過去系統內的大型公共空間（比如廣場、公園和禮堂）轉移到以某個主題為中心的、小型的、私人的空間中，甚至是完完全全存在于想象中的虛擬空間。
然而，虛擬世界中的激烈討論可以塑造社會中公共話語，有些問題因此被放大或忽略了。正如一些中國學者所指出的，一線城市的白領工作者對于清潔空氣的需求比三四線城市的藍領工作者更大，同時因為前者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輿論的虛擬空間，他們對國家政策可以并已經產生的影響要比后者大得多。同時，虛擬空間中所共享的社會認同和群體情緒也可能成為網絡煽動群體性事件和挑戰官方的一個導火索或驅動力。
▍年輕人的多樣性與不平等將如何塑造中國的未來？
李春玲專著的副標題是“多元與分化”（或譯為“增長的多樣性和持續的不平等”），簡明扼要地突出了她研究中國千禧一代的主題。不論是與前幾代人比較，還是千禧一代群體內部的差異性，年輕人的多樣性都在持續增長，且這種差異性和多樣性在包括消費、生活方式、對性和婚姻的態度、社會容忍、政治行為、國家認同和世界觀的各個領域都十分顯著。
（一）社會經濟行為和生活方式日益多元化
千禧一代引領了過去二十年里中國社會從保守消費到超前消費的轉變，“90后”和“00后”越來越多地在日常購買中使用借貸和分期付款。在過去的二十年中，中國成為單身獨居人口增長最快的國家之一；同時，中國第一次結婚的平均年齡比過去推遲了5年左右，使中國的人口結構越來越接近如日本和北歐的發達經濟體。
根據一項2018年的中國學者的研究，有2000萬處于適婚年齡的年輕人移居到一線城市工作和生活（單身且獨居）。正如一篇在中國廣為流傳地文章所描述的，對于中國許多的年輕人，尤其是“90后”來說，關于性、婚姻和愛情的概念和行為已經變得“更加開放、快速、直接和務實”。很多人選擇晚婚甚至不婚；對一些人來說，性別差異甚至也變得不那么重要了，中國傳統的婚戀觀正在被顛覆。
中國年輕人對于不同生活方式和性取向的社會容忍度和接受度日益提高。根據聯合國開發計劃署2016年的一篇報告，北京大學的社會學教授吳利娟做了一項調查研究，結果顯示在“90后”的受訪者中，只有不到9%的受訪者表示會拒絕接受是同性戀的孩子。相比之下，持相同觀點的受訪者，在“80后”“70后”和“60后”的樣本中的比例分別為13%、28%和35%。“90后”的群體中，反對歧視同性戀和非二元性別個體的受訪者比例要遠高于其他年齡群體。
中國年輕人在運用社交媒體來支持性少數群體、拓寬公共話語的范圍，并有效地與政府協商與交涉。2018年春天，LGBTQ相關內容在中國最受歡迎的社交媒體平臺微博上被刪除和屏蔽后，大量中國網民自發地團結起來共同反對微博管理層。他們譴責微博的審查是一種對同性戀群體的再度邊緣化，微博的這個行為違背了1997年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中關于同性戀合法化的規定。最終，微博恢復了被刪除的內容。
（二）政治熱情和愛國主義的增長：促成因素
中國年輕人日益多元化的一個主要角度反映在他們的民族主義情緒、對西方價值觀的態度以及對美國的看法等不同層面。近兩年，中國、美國和世界各地發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特別是中美關系的急劇惡化，促成了中國年輕人觀念的變化和進一步分歧。這些事件包括中美貿易戰、中美外交局勢的緊張，以及美國施壓華為（包括其首席執行官的女兒在加拿大被捕），也包括之后新冠疫情的暴發及其在中美兩國的嚴峻形勢（盡管不是同時發生）、“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Matter）的非洲裔平權運動、特朗普政府對中國留學生的限制和對華裔科學家及學者的種族歧視，和特朗普在2020年美國大選中對民主進程的蔑視。
2020年春季，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對17000名大學生進行的全國性調查中，李春玲教授和她的同事們注意到，最近的這些事件推動了中國大學生對于社會政治問題和國際事務熱情的上漲，并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歷史最高點。相對而言，在“80后”和“90后”中經常在互聯網上瀏覽新聞和政治問題的比例，于近些年顯著增加。
這些發現與西方一些關于中國青年民族主義日益高漲的研究相吻合。正如康奈爾大學的政治學家白潔曦（Jessica Chen Weiss）最近觀察到的，中國年輕人的反應態度通常是鷹派的，經常支持更多地依賴軍事力量。中國民眾普遍認為美國在東亞的軍事存在和偵察威脅著中國主權，大眾普遍支持出兵收復在東海和南海的爭議島嶼。用她的話來說，“年輕的中國人雖然在身份上也許沒有更多的民族主義者，但在外交政策信仰上可能比老一輩人更加鷹派”。
盡管“90后”和“00后”的中國年輕人經受著全球化和多元文化浪潮的影響，但是他們在充滿愛國主義的教育氛圍中成長。在最近的一個調查中，當問及“你為自己是中國人感到自豪嗎？”，只有0.8%和0.3%的人選擇了“不自豪”和“一點也不自豪”。他們的國家認同感和民族自豪感比前幾代人要強烈得多。其中絕大部分學生都表示，他們最自豪的是中國一直以來“悠久的歷史”和“燦爛的文化、藝術”，其次是近年來的“經濟成就”和“科技成就”。
毫不奇怪，當美國共和黨參議員瑪莎·布萊克本（Marsha Blackburn）在2020年12月的推特上宣稱“在欺騙和偷竊上，中國有5000年的歷史。有些事情永遠不會改變”時，激起了中國人強烈的反美情緒。在最近這些事件發生之前，在中國最頂尖大學中就讀的大學生中愛國情緒高漲的同時，他們的仇外心理也在抬頭。中國社會科學院在2020年春季進行的調查顯示，34%的大學生表示“不支持給予一些外國人永久居留權”，另有27%的大學生表示“在中國的外國人太多，應該減少他們的人數”。
中國青年研究中心學者鄧希泉在2018年進行的調查也顯示，90%的“90后”群體對西方強加給中國的“偏見”表示不滿，70%的人同意“西方國家總是用雙重標準來指責中國”，同時近80%的人認為“中國可以在不實施西方制度的情況下變得更好”。同年，《紐約時報》報道了另一項對10000名出生于2000年及那年之后的年輕人進行的調查，結果顯示80%的人認為“中國要么正處于歷史上最好的時期，要么正日益成為一個更好的國家”。
所有這些調查都表明，中國的年輕人不同于他們的“60后”“70后”長輩，對待西方的態度也不像他們幾年前那么積極正面。對中國大陸千禧一代的觀察也不同于包括港臺地區和其他國家的千禧一代的觀點和態度的分析——其他地區的千禧一代對自己所在社會的未來要悲觀得多。
（三）美國留學的中國學生：美國民主的批評者與捍衛者
一篇由美國留學歸國者于2020年11月寫的一篇文章在中國社交媒體上廣為流傳，由此引發的網絡熱議和爭論，揭示了當下中國“90后”和“00后”兩代人在價值觀和態度上的嚴重分歧和沖突。作者欒奕是一位年輕的“90后”女性，在紐約居住6年——包括在紐約大學讀了兩年研究生，于2020年9月回到中國。欒奕在《中國日報》發表的這篇長文中，說她帶著她的“美國夢”來到美國，相信“美國價值觀”——用她的話說就是“倡導科學、人人平等、民主和法治、自由和多樣性”。
但是，她認為，近期發生的各種事件——很多美國人處理疫情的方式（如堅決不戴口罩），美國政府公然制裁華為、抖音和微信，以及特朗普總統使用“中國病毒”對中國連珠炮式的指責和公然的種族主義言論，均打破了她對美國之前的看法。促使她決定回國的最關鍵的導火索是“黑人的命也是命”的社會運動。按她的觀點， 這場運動正在導致“社會混亂”和“逆向歧視”，損害亞裔的利益。她的結論是在可見的未來中國將可能全面超越美國。
不出所料，欒奕反美的民族主義觀點以及負面評論在中國的官方媒體上也得到了很多類似的評論。許多年輕的網民也表達了他們對美國深深的失望——過去四十年里，美國被認為是“自由民主的燈塔”或“燈塔國”。據一位在美國學習的“90后”學生解釋道，欒奕的海外學習經歷與前幾代在中國經濟仍十分落后時期的留學人員有相當大的不同。當今中國的年輕專業人士不再抱著和2013年的電影《中國合伙人》中同樣的仰慕來看待美國。從更廣泛的角度來看，正如最近英國一項全球調查得出的結果，人們甚至認為“全世界的千禧一代都對民主感到了失望”。
然而，更有趣的是，她的文章在中國社交媒體上激起了一股年輕人對她的觀點的反對和批評的巨大浪潮，批評她的聲音中包括了很多已經在美國完成或者正在美國完成學業的年輕人。大多數中國年輕網民意識到欒奕的一些擔憂是合理的。但是，很多中國年輕人跟欒奕的看法有極大的分歧。他們對她的文章存有廣泛的保留意見與批評。首先他們不贊成她對美國一成不變且功利主義的觀點。在這些中國年輕人看來，欒奕的看法暴露了她對美國的認識十分有限，尤其是在新冠疫情的獨特環境下，她對美國歷史和文化的膚淺認識，特別是關于黑人平權運動。這些討論主要反映了在美國留學的中國留學生和歸國人員的觀點對比。可以看到，當今中國年輕人在政治觀點和社會經濟價值觀上的思想差異越來越大并將持續擴大。
更廣泛地說，上述所有這些長期不平等的方面，以及中國青年日益增長的多樣性，構成了李春玲教授所認為的中國在國內和國際環境快速轉型時期面臨的重大挑戰。無論怎樣，人們可以有把握地說，全面深刻了解這個新興大國的年輕人，對于預測這個國家的發展軌跡至關重要。中國的年青一代的影響力毫無疑問已經超越了中國的邊界。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22年4月刊，原題為“中國千禧一代：駕馭數字時代社會經濟的多元與差異”。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諸君思考。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系版權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