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宇香?|?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
【導讀】今日中國，代際分層持續演變。曾被戲謔“一樣好事都沒趕上”的“80后”似已成為上代人，新新人類“00后”則一舉登上時代前臺。而夾在中間的“90后”，卻顯得面目模糊起來。
本文基于人口普查數據發現，我國“90后”規模在1.72-1.88億間(其中獨生子女粗算5077-5549萬)，總人口比重低于“80后”。性別比嚴重失衡，是“90后”的顯著特征。“90后”已經明顯城鎮化，且受教育程度較高，高等教育毛入學率達48%，其中“90后”女性文盲率和高等教育比例都高于男性，呈現兩極化特征。另外“90后”就業年齡普遍高于“80后”，且主要集中在第三產業。
就婚戀而言，“90后”初婚年齡推遲，未婚比例高達63.74%，其中男性未婚比例達70.89%。性別失衡導致男性婚姻擠壓效應明顯，特別是農村地區“90后”男性面臨更嚴峻的“婚戀難”問題。
作者指出，從代際使命看，“90后”是我國“兩個一百年”目標最重要的見證者與奮斗者，不僅決定當下社會活力基本面，更對國家中長期發展起著戰略作用：其奮斗精神，決定發展目標能否實現；其價值取向，決定改革中的政治穩定；乃至其婚戀觀念，都決定著本世紀中葉的人口結構。全社會有必要對其面臨的現實難題加以支持和引導。
本文原載于《中國青年研究》2020年第11期，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諸君思考。
中國“90后”人口特征及其形成原因解析
在中國改革開放和經濟快速增長背景中成長起來的“90后”(出生于1990年至1999年的人口)曾是廣為社會詬病的一代人。隨著“90后”逐漸步入職場，這一群體在工作上“創新”“自信”“敢想敢干”等正面聲音不斷增多，而2020年新冠疫情的暴發給了“90后”再一次向世人展現正能量的機會。
從年齡分層理論上看，每一個社會成員都會經歷生命過程與社會變遷，這兩個過程相互交織，使得個體歸屬于不同的社會年齡階層。從生命歷程角度出發，任一出生隊列都會在相似的年齡經歷相似的生命事件。同時社會變遷給不同的出生隊列打上各自時代的烙印，社會變遷越劇烈，該隊列在相同年齡階段與其他出生隊列的差異也越大。那么，當前正處于青年時期的“90后”群體特征如何，是否與其他出生隊列有著明顯差別?哪些社會變遷因素造就了“90后”的特征?對“90后”規模與結構的分析是描繪其群體畫像的邏輯起點。
▍“90后”的規模及其基本結構特征
（一）“90后”規模為1.72億~1.88億之間，占總人口比重逐年下降
在規模上，2000年五普數據顯示“90后”規模為1.72億左右，2010年六普數據則約為1.88億。出生、死亡、遷移是造成人口變動的三大要素。2000年后“90后”群體不會再因出生增加人口，而中國的國際遷移行為也較少，因而死亡是造成“90后”規模變動的主要原因，且方向應為向下變動。但數據卻顯示六普的“90后”規模高于五普，這一矛盾現象可能源于兩次普查的統計誤差:五普采用的常住地登記原則使得一定人口被漏登，且漏報人口集中在1~9歲人口(2000年“90后”為0~10歲人口)，有學者估計2000年1~9歲人口漏報規模達1500萬人左右;而六普采用的現住地登記原則導致了一定的人口重報現象。五普的人口漏報與六普的人口重報交叉，造成了以上矛盾現象的出現，在目前處于青年階段的“90后”死亡水平較低的情況下，可根據兩次普查數據判斷當前“90后”人口規模范圍應處于1.72億~1.88億之間。
如圖1所示，2010年以來“90后”人口占比維持在13.17%~14.13%之間，且隨年份推移，“90后”占比逐年下降。死亡造成的“90后”規模下降和當前我國總人口規模增加的趨勢使得“90后”人口占比呈現逐年下降狀態。但若將來總人口規模減少且下降速度快于“90后”人口規模的下降速度，“90后”人口占比不斷降低這一趨勢則會反轉，這一狀況若出現在“90后”的青壯年階段，就會形成“90后”的人口紅利，但若處于“90后”的老年階段，則可能會給社會帶來一定的養老負擔。
同一年份與其他出生隊列對比看，“90后”占總人口比例要低于“80后”占比，高于“00后”占比。例如，2018年“00后”“90后”“80后”占比分別為10.63%、13.17%及15.79%。“90后”內部年齡結構也呈現出生年份越靠后，占“90后”人口比例越低的特征，如2018年1990年出生的人口占比為14.31%，1999年出生的人口則下降至7.76%。以上特征與改革開放后我國出生率不斷下降相關。
（二）性別比失衡是“90后”性別結構的主要特征
我國1980年代后持續偏高的出生性別比使得“80后”“90后”“00后”等出生隊列出現了性別結構失衡，且出生隊列越靠后，失衡程度越嚴重。2018年我國“90后”性別比為110.06，比“80后”性別比(101.74)高出了8.32，比總人口性別比(104.64)高5.42，但低于“00后”性別比(118.78)。在“90后”人口內部，也呈現出生年份越晚，性別比越高的狀況，2018年出生于1990年的人口性別比為104.12，出生于1999年的人口性別比則達到了117.10。“90后”性別比失調在農村地區更為嚴重，2018年城鎮地區“90后”性別比為108.96，鄉村地區則為111.94。性別結構失衡所帶來的人口后果主要集中于婚姻方面，性別比偏高所造成的“90后”男性婚姻擠壓將在下文詳細分析。
（三）獨生子女特征并非“90后”的共有屬性
雖然出生于中國嚴格的計劃生育時代，但數據顯示獨生子女并非“90后”的共有屬性。2005年1%人口抽樣數據對兄弟姐妹數量進行了統計，顯示2005年無兄弟姐妹的“90后”占所有“90后”群體比例為29.52%，要高于“80后”獨生子女比例(19.35%)。若按照1.72億~1.88億的“90后”規模進行粗略推算，“90后”獨生子女的規模約為5077.44萬~5549.76萬。
但2005年時“90后”獨生子女的規模結構受生育過程的影響仍處于動態變化中，大部分“90后”的母親并未退出生育行列，隨著生育政策的放寬，部分“90后”可能會從獨生子女轉變為非獨生子女，上述計算結果中的“90后”獨生子女規模和比例存在一定的下降空間。獨生子女并非“90后”的共有屬性，這與中國一孩政策時期實行具有一定彈性的人口政策相關。為了兼顧計劃生育工作的順利開展和廣大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1984年4月13日中央轉發的《關于計劃生育情況的匯報》七號文件對嚴格一孩政策進行了修正和完善，允許農村和部分少數民族有控制地生育二胎。這一政策調整使得“90后”獨生子女比例存在明顯的城鄉和民族差異。從2005年的數據看，農業戶口的“90后”獨生子女比例為20.32%，非農業戶口中這一比例則達到了66.32%;漢族“90后”獨生子女比例(31.35%)也要遠高于少數民族(16.94%)。且由于部分農村地區實行一孩半政策(第一孩為男孩的家庭不得再生，而第一孩為女孩的農戶可在一定生育間隔后允許生育第二孩)及生男偏好的存在，“90后”獨生子女比例還存在性別差異。2005年男性“90后”中獨生子女比例為33.52%，女性“90后”則只有25.28%，這一差異主要由農村地區貢獻，擁有非農業戶口的“90后”獨生子女比例則無明顯性別差異。
（四）“90后”城鎮化程度高，且城鎮化率逐年提高
“90后”出生和成長在中國快速城市化的階段，城鎮化水平要高于之前的出生隊列。2018年1‰人口抽樣調查結果顯示，2018年“90后”的城鎮化率達到了62.95%，城鎮化程度要明顯高于總人口(59.58%)與“80后”(42.38%)。
隨著我國城市化程度的加深，“90后”的城鎮化率也隨時間推移動態發展。2010年“90后”城鎮化率為50.75%，2018年則增至62.95%，9年的時間增長了12個百分點。在“90后”人口內部，城鎮化率存在性別和年齡差異。出生年份越靠前，“90后”的城鎮化率越高，2018年出生于1990年的人口城鎮化率為63.53%，出生于1999年的人口城鎮化率則稍低，為59.11%，這一狀況與個體年齡越大進入城市讀書或就業的累積概率越高相關。在性別差異上，“90后”女性的城鎮化程度略高于“90后”男性，2018年“90后”城鎮男青年占“90后”男性人口比例的62.65%，城鎮女性“90后”占“90后”女性比例則為63.28%。
▍“90后”的受教育特征
（一）“90后”各級毛入學率逐年提高，受教育水平普遍高于“80后”
作為在教育事業快速發展背景下成長起來的一批人，“90后”受教育機會不斷增大，各級毛入學率逐年提高。從現有數據看(見表1)，90年代以來我國義務教育階段全面普及，高中階段毛入學率已增至87.5%。近年來，我國高等教育入學率也增速明顯，在涉及“90后”學齡人口的時期(2008年及以后)，我國高等教育毛入學率逐年提高，至2018年已達到48.1%的水平，即將由高等教育大眾化階段邁入普及化階段。
入學率的不斷提高使得“90后”受教育程度普遍高于“80后”。在高等教育方面，“90后”的受教育水平普遍高于“80后”，以大學本科為例，2015年16~25歲的“90后”本科文化程度的比例為16.81%，而“80后”處于16~25歲階段(2005年)時，這一比例只有3.48%。由于16~25歲一般未完成高等教育，待“90后”度過一般的受教育階段年齡(如30歲及以上)，“90后”整體的受教育水平應高于“80后”。
（二）“90后”受教育水平存在一定的性別及城鄉差異
從表2可觀測，“90后”人口在受教育程度方面依然存在一定的性別差異，女性文盲比例高于男性的這一狀況在“90后”群體中仍有所體現。但相比于同年齡段的“80后”群體，“90后”文盲的性別差異進一步縮小，前者文盲的性別平等指數為1.63，后者則降至1.19。在高等教育階段，2015年“90后”女性受教育程度為大學專科及以上的比例為35.89%，略高于“90后”男性(31.02%)，且“90后”在高等教育方面的性別差異要大于“80后”在同年齡段的表現，前者的性別平等指數為1.16，后者為1.10。這種高等教育女性強于男性的現象被稱為“高等教育女性化”現象，這一現象的出現得益于女性地位的提升和高等教育規模的不斷擴大，相比于男性，女性受教育程度更容易受到社會進步的影響。總體而言，“90后”受教育程度的性別差異存在兩極化現象，“90后”女性未接受過教育的比例仍高于男性，但性別差異要低于“80后”，在高等受教育階段“90后”則表現出一定的“高等教育女性化”現象，且這一現象相比“80后”有擴大的趨勢。
在地域差異上，雖然“90后”受教育程度的城鄉差異相較于“80后”進一步縮小，但這一差異仍較為突出。表3數據顯示，義務教育的普及大幅度減少了農村地區的文盲人口，2015年農村“90后”人口中未上過學的比例只有0.82%，要遠低于十年前農村“80后”人口的文盲比例(2.23%)。
▍“90后”的就業特征
（一）同年齡階段“90后”就業比例低于“80后”
在受教育年限延長的影響下，初次就業年齡的推遲成為當前青年就業的顯著趨勢，處于青年階段的“90后”也具備這一特征。2015年“90后”(16~25歲)就業人口占全體“90后”比例為45.79%，要比十年前同年齡階段的“80后”(2005年，16~25歲)(58.18%)低了十多個百分點，側面說明了“90后”與“80后”相比推遲了進入勞動力市場的年齡。“90后”就業人口比例存在性別與城鄉差異:2015年，男性“90后”就業比例(49.70%)高于女性“90后”(41.50%)的特征與總體人口特征保持一致;城鎮“90后”就業比例為42.20%，鄉村為51.11%，這一特征與城鎮人口受教育水平高于農村人口，使得城鎮“90后”在這一年齡階段的在學比例高于鄉村地區“90后”有關。
與教育事業發展相伴的還有“90后”就業人口受教育程度的提升。2018年全國月度勞動力調查主要數據顯示(見表4)，在“90后”涉及的兩個年齡段20~24歲及25~29歲，其就業人口未上學的比例要低于“80后”“70后”“60后”其他年齡段人口，而“90后”接受過大學專科及以上教育的比例則高于“80后”及出生年代更早的出生隊列。這些數據證明了“90后”就業人口的受教育水平比之前的出生隊列高的趨勢，且隨著在學的“90后”進入就業市場，“90后”就業人口的勞動力素質仍有提升的空間。
（二）“90后”就業人口主要集中在第三產業
在產業分布上(見表5)，2015年“90后”就業人口主要分布于第三產業(42.59%)，其次是第二產業，第一產業就業人口比例最低，為24.13%。女性“90后”在第三產業和第一產業的分布要高于男性“90后”，但男性“90后”在第二產業的比例要高于女性“90后”。
▍“90后”的婚育特征
（一）初婚年齡推遲、未婚比例高
隨著受教育年限延長、人口流動加速及社會生活成本上升，當代青年的初婚年齡也隨之推遲，未婚比例不斷提高。從2018年“90后”(19~28歲)的婚姻狀態看(見表6)，雖然2018年絕大多數“90后”已進入婚齡階段，但未婚的“90后”仍占大多數(63.74%)，要高于十年前“80后”在這一年齡階段的未婚比例(57.80%)。在“90后”人口內部，男性未婚比例高于女性這一特征與“80后”相似，但“90后”男女兩性的未婚比例比十年前的“80后”皆有所提高，“90后”男性未婚的比例更是高達70.89%。可見“90后”在同一年齡階段進入婚姻的比例要低于上一個出生隊列，初婚年齡延遲。
（二）“90后”群體內部男性婚姻擠壓明顯
性別結構失衡會導致適婚年齡的男女兩性數量失衡，從而出現男性或女性擇偶困難的婚姻擠壓現象，“90后”的性別比偏高表現為男性婚姻擠壓。從2018年1‰人口抽樣調查數據看，“90后”未婚青年性別比達到了139.66，略高于十年前“80后”處于這一年齡階段的未婚性別比(131.80)，這與“80后”出生性別比低于“90后”有關。“90后”群體內部，出生年份越早，未婚性別比越高，出生于1999年代的人口未婚性別比為120.61，而出生于1990年的人口未婚性別比則增高至181.03，說明隨著年齡的推移，這一隊列的男性婚姻剩余越來越嚴重。“90后”的男性婚姻擠壓現象在鄉村地區更為明顯，2018年鄉村地區“90后”未婚性別比為154.62，比城鎮地區高出了22.34，且“90后”年齡越大，未婚性別比的城鄉差異越大(見上圖2)，說明農村地區的男性“90后”面臨著較為嚴峻的“婚戀難”問題，年齡越大，農村“90后”男性婚姻剩余的風險越高。
（三）“90后”育齡女性有著明顯的生育推遲特征
對比2008年同年齡階段的“80后”，能發現2018年“90后”有明顯的生育推遲和生育水平下降現象。2018年19~28歲的“90后”生育率為86.11‰，要略低于2008年19~28歲的“80后”生育率。從年齡別生育率曲線考察(見圖3)，19~28歲的“80后”能明顯觀測到生育高峰的到來，無論是全國范圍還是分城鄉來看，“80后”生育高峰集中皆在24歲左右，19~28歲“90后”年齡別生育曲線中的高峰則明顯要晚于“80后”。同時由于90年代的出生人口規模比80年代少，且出生人口性別比自1980年代起處于持續偏高的狀態，因此現階段“90后”育齡女性人口規模低于“80后”群體。目前“90后”青年女性處于生育的黃金時期，青年女性人口的減少和生育率的下降勢必會造成出生人口的減少，伴隨生育率下降的人口態勢，未來出生人口數量持續減少的不利局面將繼續維持。
▍社會變遷如何型塑“90后”人口特征
上述分析可見“90后”與“80后”在人口規模、性別結構、城市化程度、受教育狀況、就業特征、婚育行為上有著明顯的差異，這種差異由兩個出生隊列在各個生命階段所經歷的社會要素差異形塑而成。
（一）經濟增長和社會開放是90后成長的基本大環境
改革開放后，我國經濟總量迅速擴張，經濟實現了巨變。但改革開放的初期階段(1980年代)，改革以實現探索為主，因此該階段經濟的增長速度和人民生活改善程度有限。1992年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被正式確立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后，我國改革開放力度加大，經濟增長進入快速增長階段。同時產業結構快速優化轉型，第三產業以相對較快的速度穩步上升，極大影響著我國就業人口的產業結構分布。
因此“90后”自出生開始，就處于比“80后”生活條件更好、社會資源更多的環境中。1990年以來的經濟社會發展不僅給“90后”提供了更為優質的物質環境，也讓這一出生隊列規避了傳統文化與現代化的交鋒，規避了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的交鋒，經濟社會發展所帶來的現代化對“90后”的嵌染比“80后”更為深刻。
（二）一孩政策時代塑造了“90后”人口規模與性別結構
1980年至2013年，我國經歷了長時間的一孩政策時期。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壓縮了人們的生育空間，同時社會經濟的發展進一步降低了家庭的生育意愿。計劃生育政策實行初期的1980年代，我國生育率下降幅度并不算明顯。但90年代我國生育率下降速度加快，總和生育率在90年代降至更替水平以下(TFR<2.1)。由于生育率的不斷降低，我國出生率也隨之降低，人口增長態勢不斷減緩。出生于嚴格控制人口時期的“90后”，其出生規模也刻上了那一時期人口政策和經濟發展的印記，使得其人口規模和在總人口中的占比要低于“80后”。
我國有男孩偏好的傳統，雖然新中國成立后女性的社會地位有了很大的提高，但重男輕女的思想在一些地區仍根深蒂固。在生育率較高時，生男偏好可被孩子數量釋放掉，但隨著生育率的下降，人們的生育數量減少。同時超聲波技術和人工流產技術的發展為胎兒性別選擇行為提供了技術支持，具有生男偏好的個體會通過生育選擇來獲得自己想要的孩子性別，個體的選擇最后在出生性別比上得以體現。1980年后，隨著性別選擇技術的可及性增加，同時計劃生育政策的進一步緊縮大大壓縮了人們的生育空間，我國出生性別比出現了明顯的上升趨勢。1990年代生育率下降程度高于1980年代，因此“90后”的出生性別比要高于“80后”，進而性別結構的失衡程度、男性婚姻擠壓也較“80后”嚴重。
（三）人口流動推動了“90后”受教育與就業特征的形成
改革開放至今，人口流動已成為我國的一個普遍化現象，1982年我國流動人口數量僅有657萬人，2016年這一數據增長至2.45億，規模擴大將近40倍。
“90后”成長于人口流動時代，隨著年齡的增長，這一出生隊列也逐步加入流動人口大軍，“90后”新生代流動人口所占比重越來越大。新生代流動人口的特點是受教育水平高，年輕化、知識化、技能化趨勢明顯。人口流動時代對“90后”的影響除了城鎮化的趨勢外，也塑造著他們的價值觀念，如提高“90后”對新鮮事物的接受程度，加速“90后”的觀念與行為變遷。
在教育方面，教育事業的發展極大推動了“90后”受教育程度的提升。在“90后”小學學齡階段，2002年國務院印發了《關于完善農村義務教育管理體制的通知》，通過兩免一補等政策保證農村義務教育的投入，2006年我國提出“堅持教育優先發展、促進教育公平”的方針，2007年開始實施農村義務教育免費政策等等。教育事業隨著時間推移不斷發展的狀況讓“90后”擁有比“80后”更多受教育的機會，教育的質量也更高。因此我們可觀測到“90后”無論是在各級入學率或受教育程度方面，皆比“80后”的狀況更好。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塑造著“90后”的觀念與行為，教育時間的延長也推遲了“90后”步入婚姻、組建家庭的時間，因此在“90后”的身上可觀測到受教育程度提高所帶來的個人生命歷程的變化，如初次就業年齡的推遲、初婚初育年齡的推遲等等。
（四）個體化影響“90后”青年的婚育行為
改革開放后，社會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及文化變遷的加速加大了人們對新思想和新觀念接受程度，同時社會富裕使得人們的需求從生理和安全提升到自我實現層面，這種價值觀和需求層次的變化帶來了個體主義的興起。個體化時代下的“90后”青年在婚育過程中更注重自我選擇、自我享受和自我體驗。
價值觀念多樣化的社會也對青年的婚前性行為、不婚主義、丁克家庭等婚姻觀念與行為予以更為寬容的態度。個體化趨勢讓社會交往從“熟人社會”向“陌生人社會”的轉變，個體難以從周邊環境中獲取緊密的社會關系，青年開始在網絡上建立社會交往圈層。這種社會交往的特點是泛化和關系相對松散，要在這一過程中獲得關系親密的伴侶相對困難，現代青年“婚配難”的現象日益突出，青年未婚比例不斷提高。
在生育方面，作為以性別為區分的社會群體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婦女的生命歷程既具有與男性相似的部分，也具有其特殊的特點。對于現代女性來說受教育、就業、生育是其生命歷程中十分重要的生命事件，且這三類事件的發生具有一定的次序性，一個事件會影響到下一事件的發生。受教育時間延長對“90后”女性的影響體現在兩個方面:女性受教育水平越高，其在校學習的時限越長，而一般在校學生很少結婚生育，客觀上必然會推遲初婚初育年齡，縮短生育期;同時學校教育會把一些現代化思想傳輸給女性，降低婦女的生育意愿;間接影響則是通過就業這一調節變量對婦女生育形成影響，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增加了女性的就業機會，婦女就業參與與生育之間存在較為穩定的負向關系，工作的婦女會擁有比沒有工作的婦女更小的生育意愿。
▍結語
本文從生命周期和社會變遷角度，就年齡性別結構、教育、就業、婚育等方面解析了“90后”的人口特征。研究發現：
一是，在規模及基本人口結構上，“90后”規模在1.72億~1.88億之間，占總人口比重低于“80后”，且占比逐年降低；“90后”的性別比偏高程度及城鎮化水平都高于“80后”；雖出生于嚴格的計劃生育時代，但政策的彈性使得獨生子女特征并非“90后”的普遍屬性。
二是，在受教育方面，“90后”各級入學率和受教育程度普遍高于“80后”，但在其人口內部，存在一定的性別和城鄉差異。
三是，在就業方面，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推遲了“90后”進入勞動力市場的年齡，同時提高了“90后”就業人口的文化程度。
四是，在婚育特征上，推遲婚育年齡是“90后”的普遍屬性，未婚人口比例高且未婚人口內部性別結構失衡嚴重，存在一定的男性婚姻擠壓。
成長于我國社會快速轉型期的“90后”的人口特征背后蘊藏了深刻的社會變遷，其生命歷程演進過程中所表現的特征與社會經濟發展、產業轉型、計劃生育政策、人口流動、教育事業發展等整個社會轉變過程息息相關，折射出整個社會的變化過程。
“90后”作為具有特殊時代印記的代際群體，對國家與社會的發展至關重要，這不僅體現在其當下青年的年齡屬性，更彰顯于對未來社會躍升的代際使命。從年齡視角上看，他們是第一批成長于全面對外開放時代下的青年群體，所承接的教育投入與資本沉淀均與老一代人有著本質區別，是當前社會青年群體的最主要構成，決定著當前社會青年群體的基本面，也影響著整個社會的創造性活力。
而從代際使命的角度來看，“90后”群體是“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最重要的見證者與奮斗者，他們在從少年到青年的成長的歷程中見證“第一個百年”目標的實現，在青年到中年的奮斗歷程中助力“第二個一百年”目標的達成。由此可見，“90后”不僅決定著當下社會活力的基本面，更是對國家中長期發展發揮著戰略作用，是實現民族復興的關鍵群體：其奮斗精神，決定著社會發展目標能否實現；其價值取向，決定著改革進程中的政治穩定；乃至其婚戀觀念，都會決定著本世紀中葉的勞動力人口結構。地位不可謂不重要，價值不可謂不突顯。“90后”對社會發展的重要性更加凸顯了對其進行群體特征研究并采取相關政策引導其健康發展的重要意義。處于青年階段的“90后”在教育、就業、婚育上仍存在一定的問題，如受教育程度的城鄉二元結構、男性婚姻擠壓現象較為嚴重等等，需要我們從其生命歷程及社會變遷的角度把握“90后”發展過程中的問題，有針對性地開展相應的支持和引導工作。
本文原載《中國青年研究》2020年第11期，原標題為《中國“90后”人口特征及其形成原因解析》，篇幅有限，內容有所編刪。圖片來源于網絡，如有侵權，敬請聯系刪除。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系版權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