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林炎志 | 中共吉林省委原副書記
【導讀】今天，中國共產黨迎來建黨100周年的歷史性時刻。站在新百年的新起點上，特別是在全球資本主義面臨重大困境、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挑戰與機遇共存的新發展階段上，如何處理好執政黨與資本、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的關系，無疑關系著中國的前途和命運。
本文指出，改革開放40余年的歷史成就，是在肯定資本與市場經濟正面作用的基礎上取得的，但也不能忽視資本與市場經濟的負面作用。新百年提出了“中國共產黨駕馭資本”的歷史性課題，包括三大命題：
（一）黨如何才能不斷推進社會生產力發展、鍛造堅實的階級基礎，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并保持與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二）如何才能按照歷史唯物主義指導國內與國際實踐，鍛造黨的關鍵少數；（三）黨如何才能在全球體系中掌握主動權與話語權。
為解決三大課題，作者通過“階級論”“剩余論”“民主集中論”“雙范疇論”與“全球化論”予以理論與實踐建構。“階級論”旨在重思黨的階級基礎，通過人工再生的方式，鍛造現代無產階級。“剩余論”旨在描述人類歷史的動力與結構，重點發掘“相對剩余價值論”的理論價值。“民主集中論”旨在描述人類歷史的運動過程。“雙范疇論”旨在實現生產關系與上層建筑的理論貫通。“全球化論”是歷史唯物主義在國際關系中的擴展。五大論點中，“階級論”是歷史唯物主義的基礎，“剩余論”是其動力，“民主集中論”是其運動方式，“雙范疇論”是其區別于機械唯物論的關鍵，“全球化論”是其延伸，共同構成了歷史唯物主義的主脈。只有系統辯證地理解這一主脈，鍛造現代無產階級，鍛造黨的關鍵少數，同時推進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才能真正完成駕馭資本的歷史性課題。而這一歷史過程，就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壯麗進程。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21年第3期封面選題專欄“建黨百年與理論創新”，原題為《駕馭資本——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政治經濟學》，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供諸君思考。
駕馭資本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政治經濟學
▍歷史性大課題的提出??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積極融入全球經濟體系，將我國的經濟形態從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逐步轉變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斷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進程。在此過程中，我國的社會生產力大為解放，綜合國力不斷提高。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人類社會發展史上的首創，它意味著理論方法與實踐結構的創新。在我看來，“二元三層結構”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內在結構的形象表述。所謂“二元”，是指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所謂“三層”，是在社會經濟結構中，中國共產黨居于領導地位，資本在中間，勞動發揮基礎性作用。其中，中國共產黨與資本的關系、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的關系是具有決定性意義的關系。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歷史進程中，中國共產黨既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又引入了國際資本的力量，發揮多元主體的主動性與創造力，逐步建立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所有制形式與分配方式，由此也造成了社會主體與社會結構的相應變化。不可否認，資本力量對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有著巨大的推動作用：其一，多種資本引入，進一步提升了我國生產力的發展水平；其二，資本邏輯內生的以權利訴求為本位的主體性，進一步激發了各種經濟法人單位與個體的發展動力，大大提高了微觀層面的經濟效率；其三，多元主體格局適應了人民群眾不同類型與層次的需求，進一步激發了不同主體參與經濟活動的熱情；其四，資本的逐利本質以一種帶有相對負面效應的方式執行了“提高相對剩余價值率”的歷史任務。
資本需要在市場經濟中發揮相應作用。市場經濟機制對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也具有基礎性和決定性的作用。其緣由在于：其一，市場經濟具有 “規模不斷擴張”的功能，充分交換的市場經濟可以不斷促進生產力的發展，這與工業化時代生產力的社會性擴張趨勢是相符的，而工業化生產力的社會性擴張是社會主義的內在要求；其二，市場經濟及其導致的買方市場交易需要把顧客看成“上帝”，這與社會主義的為人民服務原則在現象層次是一致的（當然，在本質層次上是矛盾的）；其三，市場經濟的平等競爭與資本主體的多樣性疊加，形成了優勝劣汰的自發競爭機制，這一競爭壓力會傳導為生產力的發展壓力與科學創造的發展動力，而生產力的不斷發展正是社會主義追求的重要目標。
在肯定資本與市場經濟的正面作用的同時，我們也不能忽視資本與市場經濟的負面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它們的負面作用與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之間具有尖銳的沖突性。基于此，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提出了四項基本原則，就是要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按照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用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控制和消解資本和市場（特別是資本）的負面作用。市場經濟本身并無屬性，資本則具有鮮明的社會制度屬性。在全球資本主義體系持續演變且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蓬勃發展的大背景下，我們更需要對如何更好地發揮社會主義的積極面、遏制資本的消極面進行歷史性與理論性的思考。這一發揮積極作用和遏制消極作用的過程，就是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過程，更是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實踐過程。“中國共產黨駕馭資本”，提出了一個歷史性的大課題。
▍駕馭資本與歷史唯物主義主脈的貫通
2020年12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提出了“防止資本無序擴張”的命題。“防止資本無序擴張”正是“駕馭資本”的重要內容，我們需要從系統性和理論性的層面探索與研究“駕馭資本”這一宏大課題。從人類社會發展史的角度來看，“駕馭資本”的課題歷史性地落在中國共產黨的肩膀上，不是偶然的。一方面，中國共產黨在革命、建設與改革過程中練就了一身“變形金剛”般的本領，具有應對各種復雜情形的理論與實踐能力；另一方面，中國共產黨同時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繼承者與擔綱者，可以兼容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并不斷發揮其積極作用，遏制其消極作用。
資本的負面因素是人類社會發展階段性的產物，對于自發性事物的駕馭，我們只能通過提高社會主體的自覺性水平來實現。在社會主義與資本共存的情形下，它們之間會不斷發生沖突，而駕馭沖突所需要的自覺性，就是要不斷認識這種沖突的一般規律，并在沖突基礎上進行能動的調適。
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是沖突與調適辯證統一且螺旋式發展的歷史進程。沖突與調適是歷史唯物主義運動的辯證法，它能夠激活社會歷史發展的動力。在全球資本主義體系以及社會主義與資本長期共存的歷史前提下，“中國共產黨駕馭資本”的課題可以進一步推演為以下三大命題——
命題一：中國共產黨如何才能不斷推進社會生產力發展，鍛造堅實的階級基礎，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并保持與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
命題二：中國共產黨如何才能產生按照歷史唯物主義指導國內與國際實踐的黨的關鍵少數；
命題三：中國共產黨如何才能在全球體系中掌握主動權與話語權。
當今世界，人類的生產方式進入了非常不穩定的歷史階段。近十年來，金融危機、疫情危機等一系列重大事件對世界的影響遠超以往，而且重大事件的發生規模與頻率也在逐漸增加。在此背景下，世界社會主義通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踐具有了堅強持久的生命力，與此同時，資本與市場的高度自發性使得其積極因素和消極因素的延展能力與派生能力也非常強勁。這就需要中國共產黨面向世界百年未有之變局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全局，打通理論與實踐之間的障礙與壁壘，貫通歷史唯物主義運動的主脈。
▍重思階級基礎——現代無產階級
“階級論”是歷史唯物主義的基礎。只要中國共產黨還是馬克思主義政黨，就不可能離開“階級論”。從本質上講，階級現象與階級話語在現代社會并未消失，而是被歷史發展的階段性主題暫時遮蔽。中國共產黨駕馭資本的第一命題就是重思中國共產黨的階級基礎，鍛造現代無產階級。
歷史唯物主義的公理是“存在決定意識”，階級現象是現代社會最基本的存在，現代多元意識形態都可以在社會中找到與它們相對應的階級存在。現代多元階級本身也并非是一些靜態的、穩定的、固有的存在；而是一組運動，是一組動態的、相互作用的、含有主觀導向的社會生產關系的組合。階級運動首先的自發性的，但人類社會發展到今天，同時賦予了一部分現代高級階級以自覺性。可以說，今天的階級運動是現代高級階級運動自覺性水平的競賽。現代政治斗爭與國際斗爭，很大部分取決于執政黨的階級運動自覺性水平。在這個范疇當中，自覺性是主導，自發性是基礎，自覺性發現、揚棄并主導自發性的能力就是自覺性水平。執政黨對階級運動的主導關系建立在自覺性對自發性的依靠、使用和控制上。
按照階級運動的一般規律，我們可以將人類自發的階級形態分為原生階級和次生階級。原生階級即在社會經濟生活中基于占有物質生產資料的多寡所產生的階級，在封建時代以農民階級與地主階級為代表，在資本主義時代以工人階級、農民階級以及資產階級為代表。次生階級則是在原生階級之上產生的階級亞類型，在封建時代，它以士紳階級以及貴族階級為代表；在資本主義時代，它以中產階級以及買辦資產階級等為代表。根據人類歷史的發展經驗，階級運動的自覺性就是在階級自發性的基礎上，在原生階級與次生階級之外，再鍛造人工再生階級，以不斷夯實統治階級的基礎。
在這里，人工再生階級的原理并非臆想，而是具有深厚的歷史依據。中國封建社會自隋唐以來之所以能夠反復地、長期地保持“大一統”的政治與治理體系，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科舉取士制度與相應的財政制度造就并夯實了政治制度所需要的人工再生階級（階層）——士大夫階級（階層），以抗衡長期存在的世家大族統治。這一人工再生階級溝通了原生階級（農民階級與地主階級）與次生階級（士紳階級）的聯系，保證了政治制度的穩定性與可再生性。現代西方資本主義制度之所以在“二戰”之后能夠長期穩定、緩慢地發展，一個重要的原因是資產階級吸取了兩次大戰與一次大蕭條的經驗教訓，培養了一個比較成熟的、國際化的人工再生階級——國際金融壟斷資產階級。這個階級利用一系列西方現代政治制度、財政金融制度和軍事力量，溝通了原生階級（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與次生階級（中產階級）的聯系，保證了政治制度的可再生性。
無產階級政黨也建立在無產階級運動的自發性基礎上，同時通過自覺性對自發性的依靠、使用與控制，提煉出無產階級的政治綱領與行動方案，推動無產階級運動的發展。在“階級論”語境中，中國共產黨駕馭資本的第一命題可以進一步推演為：中國共產黨如何建立對現代階級運動的主導關系，如何通過自覺性對自發性的主導，夯實黨的階級基礎。然而，當今中國有沒有現存的、自發產生的無產階級？放眼世界，經過近兩百年的演進，當下的勞動形式與階級形式與馬克思時代相比，已經有了巨大變化。我們可以判斷，現存的各種社會制度下的國家中（包括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已經很難找到一個能夠完全符合馬克思主義經典理論的無產階級。同時，基于階級運動自覺性與自發性的關系原理，歷史也不可能自發地產生這樣的無產階級。
無產階級這個概念，最早是從早期資本主義發展階段中的原生工人階級抽象出來的。現在看來，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所闡述的“居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是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規律，在現代生產力的條件下正充分驗證著它的真理性。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的工人階級，包括生活條件較差的藍領階級，受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影響和控制程度都非常深，這一影響甚至波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工人階級，他們很難天然地具有無產階級政黨執政所需要的無產階級的階級性。經過四十余年的改革開放，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自發產生的原生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并不一定會自發地、天然地擁護共產黨，更不會自發地、天然地產生無產階級政黨所需要的無產階級品質。而在原生階級基礎上衍生出的次生階級——中產階級，更不可能天然地產生無產階級品質。面向未來，特別是在我們可以預見的工業化4.0時代，以工農差別、城鄉差別以及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差別為主要內容的三大差別不可能完全消滅。根據歷史唯物主義基本原理，有差別即需要交換，資本與市場還將在差別與交換中繼續扮演重要角色，并持續發揮貨幣和金融的力量，這勢必使得三大差別在一定范圍內還將進一步激化。因此，這一歷史事實需要作為無產階級政黨的中國共產黨運用階級運動自覺性與自發性原理，自覺地造就自己的人工再生階級——現代無產階級。
現代無產階級的鍛造是一項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重大命題。它是我們貫徹歷史唯物主義運動規律的必然選擇，同時也是中國共產黨駕馭資本、夯實階級基礎的題中應有之義，為此我們需遵循如下方略：
1. 必須按照共產黨執政規律，用一元化的意識形態武裝思想，將歷史唯物主義揭示的基本規律自覺地貫徹到實踐當中；
2. 必須依靠原生階級（農民階級、工人階級）中的勞動階層，尤其在現代無產階級的體系內應該包含必要的手工勞動和體力勞動環節；
3. 必須與現代工業生產力密切相關，尤其是對具有社會性與全局性的基礎設施要有足夠的認識；
4. 對人類發展與社會道德的公理-定理體系要有自覺的遵守機制；
5. 依靠政權手段（尤其是財政）支持人工再生階級機制（鍛造現代無產階級），并且使其符合民主集中制的政治生活原則，由此產生出永葆階級本色的“關鍵少數”；
6. 勇敢面對“棋逢對手”的資本與市場環境，能夠自覺地溝通、匹配各階級的力量和利益，統籌推進社會經濟生活；
7. 推動社會結構穩定，增強動態變革的制度彈性，不斷夯實社會進步的內生動力。
在此，我們必須吸取歷史教訓。蘇聯共產黨罔顧社會經濟的發展現實和階級運動自覺性的原理，錯誤地以為計劃經濟體制下原生的工人階級就是無產階級，就可以等同于共產黨執政的階級基礎，因此逐漸喪失了對階級運動的自覺性掌控。這是蘇聯解體的重要原因之一。鍛造現代無產階級是為了推動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并保持黨與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命題一），而這一過程同時也涉及鍛造黨的關鍵少數（命題二）。
▍“剩余論”“民主集中論”與“雙范疇論”
（一）“剩余論”
剩余價值理論是馬克思的重大發現，它是解釋資本主義社會勞動與上層建筑之間關系的重要理論。一般認為，在資本主義社會，剩余價值是維系資產階級統治的重要基礎，而價值是在充分交換的基礎上產生的。但是，奴隸社會與封建社會也存在統治階級，它們的存在也需要必要的社會經濟基礎，而奴隸社會與封建社會并不存在充分的交換，因此也就不存在價值，那么我們該如何理解它們的統治基礎呢？也許我們可以使用“剩余”來描述這一歷史現象。盡管前資本主義社會并不存在基于充分交換的價值，但是存在奴隸勞動的“剩余”與自然經濟的“剩余”。正是在這些“剩余”的基礎上，奴隸社會與封建社會的統治階級有了相應的社會經濟基礎，人類歷史的發展進而成為一個融貫的結構。可以說，“剩余”具有縱貫和覆蓋全人類社會發展史的歷史地位。
歷史唯物主義主脈中的“剩余論”，揚棄了勞動價值論以及剩余價值論的基本論斷。在橫向結構上，現代剩余由三部分構成，即政府征收的剩余（稅費）、企業的剩余（資本的利潤）與家庭的剩余（勞動力工資消費之后的剩余）；在縱向結構上，從工業1.0時代到工業4.0時代，全社會固定資產、企業固定資產、家庭（包括勞動者個人）固定資產都有了歷史性上升。“剩余論”在強調“剩余”對人類歷史的縱貫意義之外，更加關注“相對剩余價值論”的歷史作用。
在當代社會，“相對剩余價值論”對社會結構的影響主要由兩部分構成：第一，“相對剩余價值論”要求管理資本家，控制資本家所占據的剩余價值水平，并將剩余價值的重要部分委于國家管理，由國家引導資本反饋社會生產勞動，提高全社會勞動生產率；第二，工業生產力的提升需要源源不斷的規模投資與創新投資，投資的增長也就意味著剩余的增長，由此會造成工業社會勞動力價值的“相對降低”，這便需要國家保證勞動者的工資保持在相對穩定且均勻的水平，并維持“相對剩余價值率”與社會經濟發展水平之間的協調。
“相對剩余價值論”的結構可由圖1表示，其中，∑是社會總財富線，表示社會總價值（總生產）；L是社會總成本線，表示社會總消費；B是社會管理成本線，表示政府消費；A是勞動價值線，表示勞動力與勞動工具的基本價值。“相對剩余價值論”要求具有社會統合意義的政治力量將超出社會必要消費的價值反饋給社會必要勞動，提高全社會的勞動生產率。在中國，這一社會統合的政治力量就是中國共產黨，而完成這一反饋環節的前提就是鍛造它的關鍵少數，使其理解并運用“相對剩余價值論”的基本原理，推動社會勞動生產率的穩步提高。
圖1
（二）“民主集中論”
實際上，“剩余”的運動方式就是“民主集中”的運動方式。“剩余”是歷史唯物主義主脈中的經濟動力，而“民主集中”則是對剩余運動過程的描述。列寧將民主集中制作為無產階級政黨的組織和活動原則。我這里借用這個概念描述社會歷史運動進程。階級社會產生之后，就存在“民主”和“集中”的社會歷史運動。“民主集中”是一種兼有橫向與縱向運動的表現形式，民主表示擴散與主體性的發揮，集中表示收束與集體性的服從。在“民主集中”運動之下，人類逐漸形成了經濟、政治和知識的三大金字塔。
首先，經濟存在“民主集中”運動，“剩余”的積累就是“民主集中”的過程；其次，政治存在“民主集中”運動，它表現為政治科層的差異以及權利與義務的差別；再次，知識同樣存在“民主集中”運動，它表現為人類知識的生產、演變與擴展。其中，經濟的金字塔在今天的表現形式其實就是資本的金字塔。這三大金字塔的基礎都是民主運動過程，它的表現形式與運動形式以民主為主；塔尖則是集中的運動過程，它的表現形式與運動形式以集中為主。實際上，歷史運動就是一個“剩余”的“民主集中”過程，“民主集中”表現在方方面面。我們嘗試將“剩余”以及“民主集中”的概念普遍化到人類的階級社會。人類的發展，實際上正是“剩余”通過“民主集中”不斷累積并形成金字塔，以及不同金字塔之間相互碰撞的過程。勞動也是一個“民主集中”的過程：勞動的基礎也是民主，經過勞動的“剩余”，逐漸形成了基于勞動的集中，這就是歷史發展的規律。就歷史唯物主義而言，勞動的金字塔可以視為政治、經濟、知識三大金字塔的“金字塔”，是真正的歷史原型。
在“民主集中論”看來，中國共產黨駕馭資本有三重意涵：其一，中國共產黨駕馭資本就是在勞動金字塔的基礎之上，將相對剩余價值反饋給社會勞動生產，進而推動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其二，中國共產黨駕馭資本就是要用政治金字塔駕馭經濟（資本）金字塔，使得資本發揮積極作用；其三，中國共產黨駕馭資本就是要鍛造通過政治的“民主集中”而產生的現代無產階級及其領導力量（關鍵少數），并將歷史唯物主義作用于社會實踐。可以說，“剩余”與“民主集中”的集合是理解中國共產黨執政方略的重要基礎。
（三）“雙范疇論”
“民主集中”的水平由生產關系決定，與生產關系的階段性狀態相對應，同時也是生產關系的政治表現。生產關系是人們在物質資料的生產過程中形成的社會關系，是生產方式的社會形式。在傳統歷史唯物主義中，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是具有重大理論意義的兩對范疇。我們可以用圖2來更深入地理解它們的關系。
圖2
?左圖反映了傳統計劃經濟（蘇聯）時期歷史唯物主義理論中生產力-生產關系與經濟基礎-上層建筑雙范疇的關系。其中，生產關系與生產力共同構成了經濟基礎。但是在這一邏輯指引下，階級運動實際上受到了形而上學的阻礙，無法形成自發循環的回路，由此導致生產關系無法與上層建筑建立完整的辯證統一關系。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實踐（如右圖所示）中，我們發現了有異于傳統唯物論的“雙范疇”現象，即上層建筑應該包含在生產關系之內，生產關系既可以與生產力結合構成經濟基礎，也可與法律、意識形態等結合構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下的上層建筑（如政商關系便同時涉及生產關系與上層建筑問題）。這就是我所說的歷史唯物主義“雙范疇論”的主要內容。傳統歷史唯物主義的“雙范疇”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實踐中實現貫通，它完全可以對應階級運動自發循環的回路，并且可以給人工再生階級（現代無產階級）的自覺設計與良性循環提供一個通道。
因此，在“雙范疇論”，特別是“生產關系包含上層建筑”的意義上，“階級論”“剩余論”“民主集中論”在歷史唯物主義內實現貫通，它們共同構成了唯物史觀的基石，是歷史唯物主義的主脈。其中，“階級論”是歷史唯物主義的基礎，“剩余論”是它的物質動力，“民主集中”是它的運動方式，“雙范疇論”是它區別于機械唯物論的關鍵要素。這便為中國共產黨駕馭資本提供了重大理論與實踐空間。它意味著，中國共產黨如果能夠使用人工再生的方法鍛造現代無產階級的階級基礎，并時刻根據對手的力量消長匹配更強大的利益機制和力量體制，便完全有可能實現駕馭資本的目標。這一良性循環可以通過圖3表示。
圖3
通過“剩余論”，特別是“相對剩余論”，中國共產黨可以有效推動社會生產力的發展，進而推動命題一的解決；通過“民主集中論”，中國共產黨既可以推動剩余對社會勞動的反饋，也能夠鍛造政黨的階級基礎及其關鍵少數，同時推動命題一與命題二的解決；通過“雙范疇論”，中國共產黨可以打通歷史唯物主義的主脈，并建立徹底的唯物史觀，有力推動命題一與命題二的解決，并建立起更具整體性的“全球化論”。
▍“全球化論”與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全球化論”是歷史唯物主義主脈的擴展。工業化生產力的發展與時間進程（歷史階段）的關系一直呈線性正比關系，不以任何人的意志為轉移。工業化生產力的發展對“空間”（國家大小）和“平臺”（社會制度）是有選擇的。基于不同的選擇與匹配，人類呈現出不同國家對不同社會制度的探索。但是，舉凡歷史發展的進程，工業化對國際化與全球化的要求是一貫的，它是與“剩余論”以及“民主集中論”高度吻合的。在“民主集中”的社會歷史運動中間，工業全球化同時建構起“國際民主集中”的歷史敘事，它要求有塔尖國家、塔基國家以及相伴的歷史運動。就世界歷史來看，“國際民主集中機制”曾經表現為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等多種方式，人類曾經發生兩次世界大戰、一次體系性冷戰，各種地區沖突則不計其數。但“國際民主集中機制”同時也孕育出了聯合國和多邊糾紛解決機制。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全局必須適應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必須適應和滿足工業化與全球化的歷史要求，并尊重“國際民主集中”的歷史規律。
當前，國際化與全球化發展到了這樣的歷史階段：
1. 國際金融體系形成。即使將來美元被其他貨幣替代，國際金融體系也只會繼續發展。這是現代生產力規模效應以及規模擴張的需要。
2. 國際虛擬經濟規模巨大，與實體經濟規模逐漸接近。虛擬經濟流動性的影響力與國際政治的復雜結合，演變為多種形態的國際斗爭與國際合作。
3. 國際貿易規模巨大，效率越來越高。越來越多的國家已經不可能建立完整的國民經濟生產體系。從國際貿易角度講，這些國家也不具有傳統意義上的獨立主體性。
4. 跨國公司的影響力越來越滲透到國際政治活動之中，跨國公司實際上成為經濟形態的超國家，持續發揮其政治影響力。
5. “二戰”后，德日兩國缺少獨立完整的外交與軍事主體性，是一種“準國家”秩序；美國對全球秩序的控制力超出了本土范圍，是一種“超國家”秩序。“超國家”與“準國家”體系是緊密聯系的整體。
“全球化論”或者“國際民主集中機制”是歷史唯物主義在當代國際關系中的體現。它需要我們在“階級論”“剩余論”“民主集中論”“雙范疇論”的基礎上，全面梳理國際政治經濟的歷史唯物主義線索。它要求中國共產黨更加徹底且全面地理解中華民族在未來世界中的定位，并將國際關系、國際貿易作為推動變革的主要動力，遵循客觀規律，擔負民族復興與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使命。由此，便可以推動中國共產黨駕馭資本的命題三的實現——在全球體系中掌握主動權與話語權，與世界各國一道共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以人民為中心的歷史進程
2021年，是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周年。中國共產黨的一百年就是堅持以人民為中心，不斷鍛造黨的人民基礎，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的歷史進程。
1921~1927年，中國共產黨有思想，有主義，有政黨組織，但是沒有自己的人工再生階級基礎（現代無產階級）。1927~1934年，中國共產黨通過創建自己的革命軍隊與農村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根據地，為夯實自己的階級基礎不懈努力。1935~1949年，中國共產黨創建了比較完整、成熟且適應新民主主義革命歷史任務的人工再生階級（現代無產階級）。1949~1966年，中國共產黨鍛造了相對完整但不太成熟的，同時相對適應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現代無產階級。1966~1976年，“文革”暴露出計劃經濟體制下中國共產黨創建成熟現代無產階級的重大缺陷，并展現出其相對嚴重的形而上學傾向。1976~2012年，中國共產黨通過中心工作調整與改革開放，努力創建相對完整且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現代無產階級。2012年以來，中國共產黨堅持改革開放，通過反腐敗、掃黑除惡與脫貧攻堅偉大實踐，正在探索建立完整、成熟且適應全球化與市場經濟的現代無產階級的階級基礎，這一階級基礎使得駕馭資本更具歷史性、全局性與根本性。
站在重大歷史節點上，我們必須保持歷史清醒。駕馭資本是歷史地落在中國共產黨肩上的重大責任。它的三大命題統一在歷史唯物主義主脈之下，在理論上是貫通的。我們只有系統地、辯證地理解歷史唯物主義的主脈，鍛造現代無產階級，按照民主集中的組織原理，產生使用歷史唯物主義基本規律指導國內與國際實踐的黨的關鍵少數，同時不斷推進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才能夠真正完成駕馭資本的歷史性課題。而這一歷史過程，就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壯麗進程。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21年第3期封面選題專欄“建黨百年與理論創新”，原題為《駕馭資本——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政治經濟學》，篇幅有限，內容有所編刪，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系本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