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注》(Endnotes)
莊沐楊(譯)
(本文轉自澎湃思想市場)
【導讀】美國當?shù)貢r間1月6日，數(shù)百名示威者占領國會大廈，造成4人死亡。據(jù)媒體報道，盡管示威由特朗普教唆而起，事態(tài)發(fā)展卻脫離控制。區(qū)別于傳統(tǒng)的有組織、有綱領的游行活動，美國騷亂呈現(xiàn)出分散、無組織、自發(fā)性的特點。
本文分析了自新冠疫情以來全球范圍內(nèi)的游行示威活動，認為這是自2008年起萌生的“非運動”的持續(xù)發(fā)酵。這些“非運動”在任何意義上都不是革命化的，而是一種“被動抗爭”，是對于我們這個時代客觀失序的主觀表達。它們首先反映出的是，在持續(xù)的停滯和緊縮之中，政治日益失去其合法性?！胺沁\動”的興起折射資本主義停滯所預示的政治困境，而首當其沖的便是沖擊由新自由主義主體政治化構建的身份政治。眾多“非運動”實踐都產(chǎn)生了身份“合流”現(xiàn)象。通過集體宣泄對封城、弗洛伊德之死、醫(yī)療資源分配不公等現(xiàn)象的不滿，人們跨越了因瓦解而變得模糊的身份認同，形成了上百萬人的自發(fā)性行動。作者指出，有意思的是，當活動家們在這種情形下試圖借助種族來區(qū)分人群(或者借由種族身份來制造所謂的多元化格局)時，他們所完成的恰是警察和法西斯分子們的工作，即分化和弱化運動。
本文轉自“澎湃思想市場”，原發(fā)表于《尾注》，由澎湃思想市場組織編譯?！段沧ⅰ?Endnotes)是駐扎在德、英、美的一個討論小組發(fā)表的刊物。僅代表作者觀點，特此編發(fā)，供諸君思考。
前進吧，野蠻人！
——全球抗爭與我們時代的“非運動”
2020年五月初，反對饑餓的示威游行在智利首都圣地亞哥爆發(fā)。封城讓人們沒有了收入，使得他們陷入饑餓之中。當月晚些時候，墨西哥則爆發(fā)了另一場示威活動，起因是一位因為沒戴口罩而被捕的建筑工人吉奧瓦尼·洛佩茲（Giovanni López?）為警察所殺；同時在印度，成千上萬絕望的外來勞工也打破了宵禁規(guī)定。美國和德國一些亞馬遜倉庫的工人們已經(jīng)開始罷工，以抗議糟糕的應對新冠疫情的衛(wèi)生安全規(guī)定。然而針對這家全球最大零售商的工人運動聲浪隨后很快被淹沒，取而代之的是在五月底，人們收看了警察殺害喬治·弗洛伊德的現(xiàn)場視頻后，因憤怒而點燃的一場席卷美國的空前規(guī)模的群眾運動。后者最初主要由明尼阿波利斯的黑人居民主導，但很快就有來自各地、各種族、各階層的美國民眾加入其中。
起初，新冠病毒的出現(xiàn)看起來意味著階級斗爭將暫時停滯，或者至少會賦予壓迫者及其機制以額外的資源手段。而事實上，一如朱利安·顧巴（Julien Coupat）近來所主張的那樣，封城的確表現(xiàn)出“一種新的管治與生產(chǎn)模式，一種特定類型的人?！?/strong>因為封鎖的緣故，撼動智利的大規(guī)模運動被打散，法國因養(yǎng)老金改革爆發(fā)的長期總罷工也戛然而止。但沒過多久，世界各地的群眾又打破了讓近一半人禁足，且讓世界經(jīng)濟陷入巨大衰退的宵禁和封城令。
(2021年1月6日，美國國會外火光一片)
幾乎在美國因抗議弗洛伊德遇害而爆發(fā)大規(guī)模示威的同時，成千上萬要求獲得經(jīng)濟援助的巴西人從圣保羅的貧民窟游行到州長官邸，而哥倫比亞和薩爾瓦多的群眾敲打著瓶瓶罐罐走上街頭，以抗議不斷惡化的生活水平并要求結束封鎖令。七月，成百上千塞爾維亞群眾因為政府重新開啟宵禁而沖擊了議會，而在埃塞俄比亞，流行歌手哈卡魯·洪德薩（Haacaaluu Hundeessaa）遇害，引爆了一輪暴力示威，以致超過150人喪生。接下來的一個月，埃塞俄比亞的鄰國肯尼亞也出現(xiàn)了相似的情況，首都內(nèi)羅畢的貧民窟民眾奮起反抗在宵禁執(zhí)法過程中殺害了至少20人的警方；而白俄羅斯則在一場一如既往地將權力交到盧卡申科手中的選舉過后，面臨著示威、動亂和罷工的沖擊。九月，哥倫比亞律師奧多內(nèi)斯（Javier Ordó?ez）被警察電擊致死，又讓該國見證了新一輪的動亂；馬德里和那不勒斯的工人階級社區(qū)則起來反抗警方和封城令。本文寫作期間正值尼日利亞的另一輪大規(guī)模示威活動，目的在于抗議暴力執(zhí)法和腐敗的警方，而同時印度則正在經(jīng)歷著有史以來最大規(guī)模的罷工行動。
(圖1:?OECD國家的經(jīng)濟增長率, 1960-2020)
我們當前所處的時代或許映射出了人類面對一系列機制的蛻變（metanoia）（一種變化或轉向），這套機制和陳規(guī)無法再將我們所屬的物種順利地改造為除了雇傭勞動力和資本之外無處棲息的動物。歷經(jīng)數(shù)十年的增長率下降和失業(yè)率高企后，我們?nèi)缃裾幱谏鲜兰o30年代以來最嚴重的全球衰退之中（見圖1）。美國勞工統(tǒng)計局公布了“有記錄的72年來最嚴重的月度失業(yè)率”，而同時英格蘭銀行則警告稱“英國將面臨1706年以來最為嚴重的衰退?！庇《确ɡ镞_巴德（Faridabad）的同志們最近宣稱“資本正在狼狽地撤退。資本如今極度虛弱。它正搖搖欲墜?！边@種判斷或許過于樂觀了，但如今非常明顯的是，這種經(jīng)濟模式所生產(chǎn)出的“特定類型的人”并非基于社交距離和自我監(jiān)管上的孤立個體，而是一群心懷不滿、準備反抗的人們。他們已經(jīng)在全球范圍內(nèi)以前所未有的規(guī)模走上街頭，是因日益惡化的生活條件、異化以及警方而感到憤怒所導致的、一波多種身份認同的合流（confusion）。
▍“非運動”的全球累加
預言新冠大流行的后果還為時尚早，但毫無疑問，自2008年經(jīng)濟衰退以來引發(fā)的抗議大潮時代還未結束。給當年——借用奧巴馬的話——希望與改變的夢想帶來生機的大多數(shù)抗爭要么是為國家的鎮(zhèn)壓瓦解并演變?yōu)閮?nèi)戰(zhàn)，要么是變成政黨以求插手管理我們這個世界已停滯不前的經(jīng)濟。但如果說希冀改變是幼稚的，那也只是因為真正的改變，在ISIS的崛起中，在塞西在埃及的政變中，以及在新民粹主義的大肆擴散并讓特朗普、維克托·奧爾班、博索納羅甚至馬克龍和鮑里斯·約翰遜等政治強人掌權的過程中，展露了它們夢魘般的底色。
一些人試圖通過經(jīng)典的“革命-反革命”辯證法來理解自占領華爾街到特朗普上臺以來的變化。然而，我們根本不清楚自己是否見證了某種“反革命”，因為這個世界上的特朗普們只會激化沖突和分裂，以至于秩序派也會暴露出自己其實是無政府主義派的事實。這批新民粹主義分子無力打造任何真正的霸權，而只能夠造成人群的對立。
拜登的勝選表明，對于法西斯主義的恐懼被夸大了。但這個星球上的拜登們也只能加深分裂，最終剝掉民主進程的合法性。如果存在一種非自由化的發(fā)展進程，那勢必也會受制于各國當局對于抗議運動所采取的日益嚴苛的打壓手段，一如我們?nèi)缃裨谑澜绺鞯厮吹降哪菢樱@些抗議者要求獲得對自己生活的主導權，以及和平、秩序和安全，而這是特朗普們、拜登們，哪怕桑德斯們都無法給予的。圖2右軸的指標（綠色線條）顯示，2008年到2019年間，全球范圍內(nèi)的抗爭以每年11%的幅度增加中。左軸（紅色線條）則借由衡量民眾對于民主制度的滿意度，展示了自2008年以來政體合法性的逐步下跌。這張圖片清楚地表明，自2020年5月份以來出現(xiàn)的新一輪抗爭運動意味著我們正在朝一個更具破壞性的十年走去?？範幉⒎莿傋咴趤淼穆飞希呀?jīng)來了，并且在全球范圍內(nèi)年復一年以更大的強度展開中。
(圖2: Protests and political legitimacy, all countries 2000-2020)
這并不意味著我們正穩(wěn)步走向一個意味著革命將不可避免的“歐米伽點（omega point）”。這些運動可能只是單純意味著我們進入了一個無法管治的世界。但我們也可以在今天重復和堅持雅克·卡馬特（Jacques Camatte）1972年所說的：“在五月風暴過后，生產(chǎn)革命者的運動出現(xiàn)了。”全世界的人們?nèi)绻皇窃趻仐壻Y本的話，起碼也是在表達他們對于現(xiàn)狀真切的不滿。2008年以來抗議運動的累加所折射出的是擁有大規(guī)模動員和真實表達異見的人員的增長，他們已經(jīng)潛移默化地會開始“理解革命的現(xiàn)實需求?！?strong>因而即便我們當前的時代在短期內(nèi)還不是一個革命的時代，但從根本上講它也具有破壞性且有可能與資本主義生產(chǎn)模式?jīng)Q裂。斗爭，以及隨之產(chǎn)生的受反抗乃至革命需求所洗禮的人員的累加，是任何關于戰(zhàn)勝資本主義的嚴肅討論的先決條件。
沒錯，革命并非是一所學校，我們也不能指望像相信個體記憶（或誤讀）那樣相信集體記憶。但過去十年來社會不滿的累加似乎仍在持續(xù)，并且，日益形塑了斗爭的地景。這不僅僅是因為反政府運動已經(jīng)重整了政治生態(tài)，一如意大利的五星運動和馬克龍的前進黨的例子一樣，后者組織集會并復刻2011年那套非左非右的說辭。這也不僅是因為廣場運動、青年抗爭和類似的運動為如希臘的激進左翼聯(lián)盟（Syriza）和西班牙的“我們能”（Podemos）的出現(xiàn)打下基礎，并且擴散了杰里米·科爾賓和伯尼·桑德斯的愿景（與之相伴的，是民族主義右翼增長實為民粹主義轉向這一事實）。不，我們堅持認為自2008年來，社會不滿的累加標志著階級斗爭的持續(xù)加劇，理由很簡單，因為自2011年來的運動大多遭到了殘酷的鎮(zhèn)壓而失敗，要么最多宣稱獲得了慘勝，但變革的幽靈并沒有被驅散。
相反，我們這個時代的無政府狀態(tài)說明了大規(guī)模的抗議、動亂以及（值得強調的）罷工潮已經(jīng)成為了新的常態(tài)。比方說在智利，從2006年那場成千上萬高中生因要求免費交通和教育改革而癱瘓教育系統(tǒng)的和平革命（la revolución pingüina），到2011年更加暴力和普遍的抗爭。再到2019年群眾涌向街頭表達對皮涅拉總統(tǒng)的憤怒，最終導致了憲法的全面修改。類似的軌跡也可以在其他很多國家找到，例如在美國，緊隨占領華爾街運動的是黑命攸關（Black Lives Matter），后者則為今年該國有史以來最大規(guī)模的社會運動掃清了進路。大規(guī)模的抗爭和激烈的社會沖突正在變成我們當前這個時代稀松平常的面向，哪怕是激進左翼都認為它們無法企及其訂下的高標準：它們太自由化，太暴力，太被動，太不正規(guī)，太民族主義，太屈從于現(xiàn)狀，或是太耽于身份政治。
在本文中我們認為，事實上我們自2008年所見證的，是美國伊朗裔社會學家貝亞特（Asef Bayat）所說的“非運動”（non-movements），即“分散的、無組織的行動者的集體行動”的持續(xù)發(fā)展。這些非運動在任何意義上都不是革命化的。它們更接近于卡馬特最近所說的“被動抗爭”（passive revolts）：對于我們這個時代客觀失序的主觀表達。它們首先反映出的是在持續(xù)的停滯和緊縮之中，政治日益失去其合法性。這是一種在民主合法性的衰退中日益上升的非運動的集結，覆蓋了數(shù)量前所未有的人群，足以使我們把當前時代的趨勢稱之為不通過革命而進行的革命者生產(chǎn)。
有關非運動的例子，貝亞特列舉的是埃及無組織的貧困人群斗爭，土耳其青年為恢復及實現(xiàn)他們理想生活方式所作的斗爭，以及智利、印度和美國的女性在家庭和公共領域呼吁性別平等的斗爭等。在這些斗爭中，“訴求的實踐（claim-making practices）”使得他們能夠感受“直接的行動，而不是對當局施壓以使其讓步——后者是既有有組織社會運動的常用手段（例如勞工或環(huán)境運動）。”
這種實踐通常會披上身份認同的外衣。就像工人階級從屬于一個新興的資本主義世界秩序，后者經(jīng)由沿著階級界線劃分出的政治場域造成的兩極分化而生成，如今的階級分裂也塑造了非運動的基準。在一個債務作主的時代，大量人口處于沒有儲蓄甚至是負債狀態(tài)下，階級分化瓦解的不僅是工人運動的基礎，還包括民主制度。因而今天對于無產(chǎn)階級，乃至越來越多落入其中的中產(chǎn)階級們來說，轉用別的分類標準來厘定自己在日益崩解的世界秩序中所處的位置是合理的。階級依然是我們進行區(qū)分的主要參照，但今天決定階級歸屬的已經(jīng)包括很多不同的變量，例如年齡、性別、地理、種族或宗教等，它們既是社會斗爭的渠道也為其設限，并且讓身份政治演變?yōu)殡A級斗爭的真實表達。
(2019年智利圣地亞哥的抗爭)
正如我們在下文闡明的那樣，我們并不想擯棄、譴責或謬贊身份政治，也不會將其與自由主義或改良主義混淆在一起。然而需要承認的是，非運動有著自由化的一面，因為它們所直面的是當前時代的非自由趨勢。例如，法國的抗議者們當前所反對的是針對言論和新聞自由的新一輪嚴苛管控，包括一項不得拍攝警方影像的禁令。我們也可以說非運動的基礎是塞爾吉奧·博洛尼亞（Sergio Bologna）在描述意大利70年代的自治運動時所說的“地鼠部落”（the tribe of moles），但它們的形式也表現(xiàn)出了一度為拉什（Christopher Lasch）和鮑德里亞（Jean Baudrillard）所哀嘆的社會的亞文化化和嬰兒化。與此同時，身份的合流也削弱了交叉性視角下將階級視作一種身份認同的理論，因為正是裂解的階級結構使得身份認同成為停滯不前的資本主義制度的核心政治范疇。
此外，針對身份政治的外部批評并無必要，因為非運動本身就對其在日常實踐中顯示出的局限展開了內(nèi)在的批判。它們揭示了人們?nèi)绾卧诮?jīng)濟必要性之外的范疇中構想現(xiàn)實，與此同時它們也在同通常被稱為新自由主義的機制所造成的后果進行斗爭。對我們而言，身份政治是新自由主義主體政治化的必要模式，對該主體來說身份既是必要的又是不必要的，既會賦予其力量又會反過來削弱它。這種政治不能被簡單地對應到“真實的（real）與建構的（social）、“工人階級”與“中產(chǎn)階級”、“革命”與“改良”的戰(zhàn)略劃分上，因為其在斗爭中的可操作性導致的是身份的合流，包括斗爭本身引發(fā)的合流。
(美國弗洛伊德之死的抗議游行)
弗洛伊德之死引發(fā)的抗爭，以及在美國被恰當?shù)孛麨椤按笥X醒”?（Great Awokening, 注：wokeness特指在種族方面有進步意識，認同有色人種的抗爭）的種族態(tài)度轉變，正是這種模式的表現(xiàn)之一，且揭示的是非運動的人類學性質。很大程度上，我們正在目睹的，是針對不再適用于去工業(yè)化下的無產(chǎn)者們的種種道德觀念、代表方式和生產(chǎn)模式的叩問。我們正在見證一場“沒有革命的革命者”的生成，因為上百萬計的人們走上街頭并且被他們集體宣泄的憤怒和厭惡所改變，但卻（尚）未能夠出現(xiàn)任何超越資本主義的一致的概念。非運動所指向的是我們時代的破壞性內(nèi)核，是資本主義停滯所預示的政治危機這一事實，以及相應的傳統(tǒng)意義上的政治運動的終結。
按照卡爾·施密特的定義，傳統(tǒng)意義上的社會運動是在非組織的民眾和國家之間的調解。這種運動試圖組織或動員行政或政治范疇下的“人民”，后者被用以超越區(qū)分既定民族的身份認同，因而這種運動通常會通過暴力壓制特定群體的利益乃至群體本身。與之相反，非運動表達的是與身份政治相對的維度，它們并不生成人民，也很少表述清晰且政治的或積極的訴求。要不然它們就是生產(chǎn)無止境的局部訴求，或者時不時推出一些自相矛盾的訴求——也因此它們就像九頭蛇一般，其諸多訴求都無法自洽，但其存在是短促卻又暴力的。
當然，在我們所目睹的全球各地諸多囊括了大量無產(chǎn)者和向下流動的中產(chǎn)階級的非運動之中，有許多都企圖將它們自身構建為一個新主體。它們有時候會聯(lián)結政黨、工會，以及其他一度屬于社運和意識形態(tài)世界、如今又大多作為亞文化奇怪構成存在的組織。誠然，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又回歸了。但就像吉爾·多維（Gilles Dauvé）所指出的，像黃背心運動那樣，非運動往往只能夠動員烏合之眾（rabble）以破壞現(xiàn)狀。它們促成大規(guī)模的憲法修訂，扳倒政府，迫使總統(tǒng)或總理們辭職（就像最近在智利、秘魯和危地馬拉所發(fā)生的）。但因為它們代表的是停滯中的資本主義的危機，而它們的作用又是讓這種停滯變得無法管治，那非運動所指向的就是一種走出工人運動之廢墟的普世主義的需求。
在這個身份定義階級的世界，無產(chǎn)階級的憤怒是黃色的（如黃背心運動）或黑色的（如喬治·弗洛伊德之死引發(fā)的抗議），而非紅色的。加斯帕·米洛什·塔馬什（Gáspár Miklós Tamás）所描述的從工人世界到無產(chǎn)者的世界的演變軌跡已經(jīng)讓階級斗爭超越了傳統(tǒng)形式和政治話術。但我們所要闡述的要點并不僅是再一次說明全球的工人運動自1970年代以來已經(jīng)日漸式微，階級構成本身消極地揭露出其自身的裂解，因此新的意識形態(tài)象征形塑了抗議和重組了社會運動。我們想強調的是非運動的邏輯所表達出的“身份政治”的相對維度以及社會基礎，無論它源自右翼或是左翼。與其念叨一連串身份認同這種無稽之談，關鍵還是在于一個日益具有破壞性的現(xiàn)狀是如何為身份問題所命中的，并指出任何關于解放的討論都需要立足于這一點。
我們?nèi)缃袼慷玫氖且环N普遍的身份認同混亂。這種混亂既可以在美國看到——大量受過高等教育的自由派推倒雕像，加入到黑人無產(chǎn)者和大量白人民兵的陣線中以對抗警察；這種混亂也可以在法國看到，那里的工人們一度在街頭合唱國際歌但如今更多高喊“Aou! Aou! Aou!”（來自扎克·施耐德的電影《斯巴達三百勇士》）這一口號，在揮舞法國國旗的同時又不忘褻瀆法國最具愛國主義氣息的紀念碑：凱旋門。隨著這些令人困惑的口號或標志的使用，非運動宣稱它們站在反對國家（或帝國）的“野蠻人”（barbarians）的一邊，并開始質疑一套無法再帶來福利或繁榮的生產(chǎn)模式。他們表達了對于一種能夠再造日常狀態(tài)的新方式的訴求，使得全世界的人們以前所未有的規(guī)模起來反抗。
(圖3: Protests and political legitimacy, Latin America 2000-2020)
▍合流與不可管治性（Ungovernability）
非運動的一個統(tǒng)一特征是它們在停滯的資本主義制度基礎上進行斗爭（見圖1）。就像資本主義的招牌滯漲導致了前蘇聯(lián)的解體那樣，如今的停滯和去工業(yè)化也讓歐洲的社會民主黨力量逐漸弱化，先是通過轉向右翼，再經(jīng)由其自身的泛?；╬asokification，指中間派的瓦解——譯注）。與之相應的是非自由政黨的崛起以及自2008年以來出現(xiàn)的嚴苛的緊縮政策。作為回應，我們可以看到非運動中破壞性的一面，它既來自自由派的價值觀念，也來自在日益分化的碎片化中而倍感絕望的無產(chǎn)者們的基礎需求。但這種碎片化并不一定意味著分裂。相反，它常常會使得人們集結成為真實但又薄弱的聯(lián)盟。在這種聯(lián)盟中，非運動們轉變?yōu)榫S克托·哈拉（Victor Jara）的歌曲——“和平生活的權利”——這并非因為他們認同這首歌里所詠唱的英雄，而是因為和平乃至秩序在這個越發(fā)災難性的世界里，已經(jīng)變成了一種激進的訴求。
非運動不僅是動亂或者占領廣場等運動的爆發(fā)，在這些運動中，被剝奪權利的中產(chǎn)階級以及流氓無產(chǎn)階級（lumpenproletariat），來自郊區(qū)和窮鄉(xiāng)僻壤的人們，伊斯蘭主義者和女權主義者，民兵們和貧窮的黑人，都多多少少能夠挽起手臂對抗一個共同的敵人，并開始瓦解彼此區(qū)隔的狀態(tài)。非運動還指向一系列的習慣與經(jīng)歷，一種使如此壯觀的撕裂和暴力得以可能的日常政治。弗洛伊德之死引發(fā)的抗議的主力軍為白人，且他的死亡催生了反對特朗普的大規(guī)?？範庍@一事實，揭示的是讓非運動得以合流，且超越抗爭本身的社會學和人口學意義上的變化。
即便是起碼在一段時間內(nèi)成功反映了既定社會現(xiàn)實的正式組織，也應該拾起非運動的邏輯。這一點可以從法國工會的變化上觀察到，后者最初對黃背心運動充滿敵意，但后來又在2019年9月融入了這輪非運動之中，當時他們開始采取罷工等手段對抗馬克龍的養(yǎng)老金改革。從這一點上講，非運動占據(jù)了斗爭的領導權，但也僅在其能反映更大規(guī)模的代表性危機時奏效。如此說來，非運動更應被描述為一種解制（destituent）的過程而非建構（constituent）的過程。但與那些將貧困及絕望（destitution）過分抬高為一種積極的或革命的進路的觀點不同，我們想強調的是，在當下每一種力量都在解制，資本的流動也好，人們的欲望和需求也好，都在讓政治秩序變得難以管治。
這種不可管治性（ungovernability）也體現(xiàn)在非運動的構成中，作為對于嚴苛的或日益非理性的管治，尤其是對警察暴力的回應。近幾十年來，任何國家的多數(shù)工人、學生、失業(yè)者等等都有一個共同點：他們都是腐敗政策的受害者，這些政策將日益衰減的國家資源分配給體制內(nèi)精英們。盡管這種腐敗在任何時候都會是大規(guī)模憤怒的源頭，但隨著如今國家政治淪為對一成不變的或不斷縮小的利益蛋糕的爭奪，這種憤怒加劇了；而當緊縮開支的宣傳四處可見之時，這種分配中的任何不公平都變得更加無法容忍。這一點，一如我們會在下文提出的，也是為何今天的非運動會如此頻繁地針對警察，而這在某種程度上也解釋了為何反種族主義會在美國成為如此核心的動員力量。
然而，每一輪群眾動員所要面臨的，是超越消極聯(lián)合（針對種族主義、警察、精英的聯(lián)合）以達成積極且富有創(chuàng)造力的社會或政治力量的能力局限。身份政治的永恒困擾正是這種局限的癥候：一輪由于其賦權對象的原子化和碎片化，而無法體現(xiàn)和維持自身存在的斗爭。某些時候，每一波斗爭都會碰撞和瓦解在這些碎片上。非運動傾向于既攻擊某個國家（state），又把自己從中這個國家之中抽離，而在非運動的構想中，這些國家又是抽離于非運動的。從這一點上講，美國人要求的“削減警費”（defund the police）反映出的是一種更為廣泛的趨勢（在很多層面上看都是一種進步），不再尋求接管國家權力，而只是與國家機器抗衡——以緊縮應對緊縮（austerity against austerity）。
傳統(tǒng)的運動圍繞相對穩(wěn)定的意識形態(tài)結構和真正的共同體，如工會、大型政黨或社會主義國家而形成，而自2008年以來席卷全球的運動表達出的則是日益原子化的人們的集體欲求。但雖說傳統(tǒng)運動年代的終結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意識形態(tài)的終結，但就像我們所觀察到的那樣，這并不意味著身份認同的終結。相反，身份在日益多元化和亞文化化的經(jīng)濟之中激增，一如泰勒·科文（Tyler Cowen）所提出的，平均（the average）已經(jīng)不復存在。再也沒有什么穩(wěn)定的中心，有的只是一個高度割裂的、重組了諸如法西斯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等傳統(tǒng)社運基底的階級結構。自2008年以來，我們所經(jīng)歷的時代揭示的則是不斷深化的身份認同的合流。
正如我們一再申明的，非運動扎根于資本主義停滯狀態(tài)中，是對更加普遍的失序的主觀表達。單單是抗議和動亂的數(shù)量——還有它們的常態(tài)化——就將我們的時代與其他時代，例如說反全球化的年代區(qū)分開來。這也是為何我們會說全球規(guī)模的革命者的產(chǎn)出會是我們所處的這個時代的標志。來自不同政治意識形態(tài)光譜和不同身份認同分層的人們，正在反感、恐懼和憤怒中直面統(tǒng)治秩序，并逐漸開始捍衛(wèi)他們“逃離”無法負擔的資本主義生活的權利。他們是沒有革命的革命者，但在與資本主義再生產(chǎn)的對抗以及在對共同體的渴求中，非運動也表達出了與資本邏輯相抵觸的一面。
在這樣一種語境下，政治——以傳統(tǒng)的敵對與分裂形式——卷土重來。如今，身份政治宣告的是政治的歸來而非后政治（post-political）時代（就像很多批評身份政治的左翼人士所宣稱的那樣）的誕生。但政治已無法再制造出任何有意義的穩(wěn)定狀態(tài)了。它將人們對立起來，并且要么是讓國家走向內(nèi)戰(zhàn)，要么也起碼會加劇沖突和分裂。雖說身份政治代表著所謂共同體的消失，我們卻也很少看到渴望重回社會民主主義或法西斯主義的可怕世界的念頭，我們看到的更多是在非運動所表達出的自由化需求的基礎上出現(xiàn)的，對共同體式實存的渴求。盡管看上去很奇怪，但自由主義和覺醒在大量左翼變得日益保守且倒向為右翼助力的民族主義民粹主義的時候，已經(jīng)成為一種破壞性的力量。
正因如此，我們想寬慰憂心忡忡的讀者們，他們可能會問：我們又怎么能夠確信，當前時代的失序不會單純地把我們推向一個加劇我們?nèi)缃袼娮C的自由主義和民主鴻溝的極權主義秩序呢？阿拉伯之春最終不就導致了獨裁和戰(zhàn)爭嗎？占領華爾街運動不就預演了特朗普的上臺嗎？巴西的反對交通票價上漲的斗爭引發(fā)了反腐敗抗議，但不也為博索納羅的上臺鋪平道路嗎？身份認同的邏輯在全球范圍內(nèi)引發(fā)的斗爭不是在把我們推向一個法西斯主義的世界嗎？的確，非自由主義和法西斯的力量正在積蓄著，但把它們的崛起歸因于非運動是不合理的，因為它們本身就是我們時代失序的表現(xiàn)，而左翼和右翼民粹分子則都在試圖利用這一點。
還有，像瑞典和丹麥這種由左翼政府統(tǒng)治的國家出現(xiàn)了邊境關停、民族主義轉向以及嚴苛的難民政策，以及像波蘭和匈牙利等國出現(xiàn)的右翼民粹分子的勝利，都明確揭示了在沒有被非運動沖擊到的地方所出現(xiàn)的非自由化的發(fā)展。在這個生產(chǎn)停滯且去工業(yè)化的世界里，當今的資本主義國家都太輕易地借由語言、文化和工作構建起公民身份。這也是為什么世界上有越來越多的人們被自由主義和民主的價值觀念動員起來，而被導向針對警察——在無法管治的秩序下專干臟活的人——的仇恨。
(圖4: Protests and political legitimacy, Europe 2000-2020)
▍新的世界失序
貝亞特把非運動的出現(xiàn)與蒂莫西·加頓·艾什（Timothy Garton Ash）用以描述上世紀8、90年代東歐劇變的“refolution”，即通過暴力革命達成自由化改革，加以比較。這的確是非常重要的先例，但艾什和貝亞特卻都沒有意識到其重要的原因。艾什沒有看到的是東歐的運動是對于蘇聯(lián)解體的回應，后者預示著現(xiàn)代工業(yè)社會的危機。而自此之后，西方世界也開始在自身滯漲和去工業(yè)化等方面追趕這些蘇東國家（見[上篇]圖1）。
二戰(zhàn)結束后的頭一年，意大利馬克思主義者、頑固的派系領導阿馬德烏·博爾迪加（Amadeo Bordiga）寫下了題為《馬克思主義導向的基礎（Tracciato d’impostazione /Fundamentals for a Marxist Orientation）的一篇文章。博爾迪加試圖澄清的是，在“民主資本主義”（demo-capitalism）占據(jù)主導地位，且共產(chǎn)主義理論本身則失去了它最初作為預言社會變革的、激進的實驗性的科學的意義，這種情形下革命運動的定義到底是什么。
對于這個革命派系而言，反法西斯主義、民主以及最為重要的馬克思主義的三位一體業(yè)已成為任何足以被稱作共產(chǎn)主義的觀點的最大阻礙。他哀嘆道，如今連“極度保守的資產(chǎn)階級組織也膽敢自詡為無產(chǎn)階級政黨了。”盟軍在1945年的勝利不僅致使歐洲革命的前景暗淡，還把最初的共產(chǎn)主義想象重塑為了民主主義，后者最終導致的是無產(chǎn)階級與工人運動的疏離。因此，早在托馬斯·皮凱蒂警告“婆羅門左派”（the Brahmin left）可能帶來的后果之前，博爾迪加就已經(jīng)宣稱西方的馬克思主義正在變成屬于中產(chǎn)階級的意識形態(tài)，而且更糟的情況會是變成對于自由主義和民主制的辯護工具。
博爾迪加或許會同意馬里奧·特倫迪（Mario Tronti），后者堅稱“工人運動并非是被資本主義擊敗的，而是輸給了民主制?！比欢?，博爾迪加則主張共產(chǎn)主義運動本身就給自身敗給民主制埋下了伏筆。博爾迪加對戰(zhàn)后的判斷會幫助我們理解非運動的成長，這些非運動常常為了看似自由化的價值觀而戰(zhàn)，自下而上地向國家施加壓力，而與此同時也映射出管治階層危機的右翼民粹主義的抬頭。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失序貫穿了我們這個時代，而這種危機正在摧毀漫長和平（美式和平Pax Americana）的基礎，這種和平一度中斷了在前一個時代開展的革命。
特朗普、博索納羅、杜特爾特、莫迪、奧爾班、普京甚至馬克龍的崛起揭示出現(xiàn)狀其實是一種破壞（disruption），是大衛(wèi)·蘭尼（David Ranney）所說的“新的世界失序”（A New World Disorder）就像最近在波蘭和美國所發(fā)生的，選舉越來越多地在所謂“自由派”和“保守派”之間展開，兩者的差距非常小，而更為典型的是年齡和教育程度取代階級成為塑造政黨忠誠度的決定因素。地球上的特朗普們在人群中，甚至是在統(tǒng)治階級中制造分裂，讓彼此互相抗衡，并且揭示出為自由民主而戰(zhàn)很容易被激進化，就像革命者很容易被拉攏為準備拿起石頭、盾牌和雨傘的黑衣人，為民主現(xiàn)狀而戰(zhàn)一樣。例如，喬治·弗洛伊德之死引發(fā)的抗議就成為了一種反抗各地新民粹主義領導人及其獨裁統(tǒng)治的渠道。但在“自由派”和“保守派”的對立之下，我們可以看到博爾迪加所說的“反形式”（anti-formist）的傾向，這種傾向加劇了沖突且重塑了當前秩序的社會形式。
如果我們采用博爾迪加的方法，那就可以認為，隨著越來越多的人表達出對現(xiàn)狀的不滿，即“反形式”的逐年發(fā)展。博爾迪加的革命戰(zhàn)爭之夢已經(jīng)成為（或者早已是）一個天真的幻想，它無法為一個無階級的社會奠定基礎。利比亞和敘利亞的內(nèi)戰(zhàn)表明，戰(zhàn)爭可以如此輕易地將革命群眾組織轉化為一場金錢、軍火和雇傭兵的騙局。
如果抗爭是為了避免滑入戰(zhàn)爭或民主這兩種陷阱，那么有必要提出一種策略性的視角，以直面無產(chǎn)階級內(nèi)部意識形態(tài)和身份認同的分裂，包括勞工和中產(chǎn)階級的分裂。我們可以打賭說封城的經(jīng)濟后果已經(jīng)開始迫使人們走到一起以對抗停滯和惡化的經(jīng)濟，且這種后果會進一步導致世界各地顯而易見的身份認同的合流。有時候，合流帶來的不確定性看起來會很可怕，這也是為什么那不勒斯的青年們在抗議封城時會感到有必要聲明“我們是工人，不是法西斯分子?！钡沁\動勇氣可嘉，它們挑戰(zhàn)了警察暴力、封城以及對新冠病度的恐懼，所做的僅僅是讓人們團結起來走上街頭。這種對以滯后性和相應的災難性為標志的資本主義常態(tài)的責問，將會變得越發(fā)重要，因為經(jīng)濟將持續(xù)停滯下去，而非運動也會被推向一個更具革命性的前進方向。
因此，這種策略性的思考還需要想想非運動需要采取什么樣的手段以最終掌握對資本主義停滯/去工業(yè)化的主導權，并為其所含括的新世界打下基礎。為了生存，非運動必須激發(fā)出對某種生命形式（life-forms）的創(chuàng)造，從而不再依托金錢和雇傭勞動力便可生存下去。這也意味著需要發(fā)展對生產(chǎn)方式的新的用法，以之作為對抗資本的工具——該工具不僅將我們從工作中解放出來，還使得大家能夠共享讓人們能夠不再單純茍活的勞動。一如Angry Workers of the World近來所描述的，最直接的目標應該是讓每個人都“在相應的社會生產(chǎn)力水平下，能夠在付出更少勞動的情況下拿到足夠的收入”。
然而，愿意生活在這樣一種由資本主義所扶植或禁絕的、去工業(yè)化狀態(tài)管治下的共同體之中的人們，或許只能夠通過當前時代（不妨挑釁一點地說）跨階級的混雜形式而被制造出來。無產(chǎn)者、學生以及中產(chǎn)階級被迫一同走向街頭。但除非他們能夠超越自己的特定利益，與世界上處于顛沛狀態(tài)或失業(yè)的人們聯(lián)手，否則他們的權利主張將導致進一步的階級分化。因此，雖說有必要“扎根”于無產(chǎn)階級生活，從而使得掙扎中的工人能夠跨越國際聯(lián)結彼此，但同樣重要的是將工作場所與非運動聯(lián)系起來，后者的發(fā)展跨越了大多數(shù)群體乃至階級的界限。這方面的失敗將復刻此前的分裂，使得各個階級被劃分到彼此不同但鮮有利益沖突的區(qū)隔之中。無疑，這種既讓全世界的無產(chǎn)者們集結成微弱的聯(lián)盟又在其中制造分裂的搖擺狀態(tài)，正是我們當前時代這頭衰頹的比希摩斯（Behemoths）和失敗的利維坦的特征。
當下，一種病毒正在讓文明機器幾近陷入停頓。它暴露了資本主義國家無法在不采取經(jīng)濟停擺的情況下保護生命，而這些經(jīng)濟活動早已與人們的生活密不可分。鑒于我們既不試圖也沒辦法再造作為社會民主主義基底的增長機制，那么前路就只有一條，就像博爾迪加主義者們在1953年所提出的，為了一種激進的“資本的’去投入’”（de-investment of capital）而奮斗。對博爾迪加而言，這意味著“生產(chǎn)資料相對于消費品分配的比例減少了”，且我們準備的是一個“生產(chǎn)不足（under-production）的計劃，即把生產(chǎn)集中在必要選項上?！边@種“去投入”和生產(chǎn)不足的結合業(yè)已通過封鎖（以及長期以來的經(jīng)濟停滯）證明了自己的可行之處。但要想掌控資本主義的衰退，就需要解決那些在非運動內(nèi)部不同社會階層之間產(chǎn)生的、奇怪但又趨同的社會問題。
智利的高中生們抗議交通費漲了30比索，而這演變?yōu)榉磳嵭辛?0年的新自由主義憲政體制的群眾運動，并最終在2020年10月達成了對憲法的大規(guī)模修訂：“不止是30比索，而是整整30年（No son 30 pesos son 30 a?os）?！痹诜▏粓龇磳θ加唾M漲價的抗議很快變成了更大規(guī)模的動員，以反對不平等以及專制政府強制采取的經(jīng)濟緊縮手段。而當斗爭激化且很多初始目標都已經(jīng)達成之后——往往是壓迫使得越來越多的人走上街頭以抗議警察暴力——非運動揭示了一個團結的要點，在于它們都是由經(jīng)濟停滯所產(chǎn)生的，或至少是受到停滯左右的。如此一來，非運動中的身份認同合流就能讓其更加清楚地意識到它們即經(jīng)濟衰退下的主觀表達。我們已經(jīng)指出，在如今這個時代，階級意識無非是資本的意識。而反過來，這一點在今天所指出的就是，資本主義是沒有未來的這一愈發(fā)明顯的事實。而當黃背心的參與者們在說“世界末日，每月月底”（end of the world, end of the month）時，不僅是想說他們已經(jīng)察覺到了我們這個時代的毀滅可能，還想指出這個世界和這種生活的終結是創(chuàng)造新世界和新生活的必要先決條件。
(圖5: Protests and political legitimacy,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2000-2020)
▍現(xiàn)在我們都是雜種
我們所目擊到的揮舞國旗唱著國歌試圖沖擊凱旋門的行為，以及在美國時不時不分是非地推倒雕像的行為，都指涉了一種更加廣義的所謂反政治的模式。但與從阿拉伯之春到黃背心運動再到黑命攸關等當代的非運動一樣，針對警察的憤怒往往意味著更加普遍的對政治的憤怒。這并不僅僅是因為警察是國家壓迫的最直接反映，是在街頭直面的對手。如果說雕像是靜止的國家象征，那么警察則是活生生的象征，而在一個經(jīng)濟緊縮且疫病大流行的年代里，后者顯得更加明顯。隨著國家已經(jīng)在保護民眾免受多重危機沖擊時的無力，國家開始通過對民眾的約束來遏制危機帶來的影響。也就是說，國家將其功能縮減到了管治這一項之上。
如此一來，在法國流傳的口號“人人都討厭警察”或許在更廣義的層面指向了現(xiàn)代國家的非法化。警察暴力、隔離、社交距離以及封鎖措施（以及一些政客試圖重開經(jīng)濟的愿望）正在激發(fā)新一輪社會異見。近來的緊縮政策也讓很多新自由主義民主國家的警察淪為了墮落與暴力的代表，他們在那里的貧困及工人社區(qū)成為了國家化身。相應地，近來的調查結果表明對于警察的信任度也已經(jīng)下跌，這些苗頭包括警察已經(jīng)越發(fā)成為無產(chǎn)階級和少數(shù)族裔、小資產(chǎn)階級乃至富人們共同的仇恨對象。
當然，其中一個原因在于人們都普遍意識到了警察暴力的存在。普遍來講，警察都是暴力的，因為這項工作需要且鼓勵專制的人格，也因為警察承擔的保護財產(chǎn)的角色常常使得他們?nèi)鐘W威爾所說的那樣變成工人階級天然的敵人。但警察暴力也會在最初確保緊縮政策以及如今確保封鎖政策施行的過程中，隨著其職權的擴大而加劇。在警力無法增加的情況下，發(fā)現(xiàn)自己的時間和資源都變得有限的警官個體都會更加果決地采用立竿見影的或懲戒性的處罰手段。而暴力執(zhí)法的升級反過來則不可避免地會導致受害者和旁觀者對于警方的敵意日益增加。
此外，被憎惡的經(jīng)歷也會在警察內(nèi)部產(chǎn)生某種“亞文化”身份認同——與很多反抗他們的人群并無二致：一種被包圍的少數(shù)群體的感覺（藍命攸關“blue lives matter”），這也會惡化他們執(zhí)法的暴力程度。當他們既無法感受到來自被他們規(guī)訓的無產(chǎn)者的尊重，也無法感受到來自被他們所保護的富人的尊重時，他們也會出現(xiàn)憤世嫉俗的傾向。警察以不受懲罰地殘酷執(zhí)法來炫耀“文明”規(guī)章為樂趣。借用《李爾王》里埃德蒙的對白，警察們“為雜種們挺身而出”（stand up for bastards）。
越來越多的人會認同這種無恥的暴行，這種可能性會帶來真正的法西斯危險，并產(chǎn)生出可以理解的反法西斯和反警察的反應。但就像卡馬特在1968年就已經(jīng)指出的：“把非人道的都劃歸到社會的一部分中，再把人道的都劃到另一部分中，這么做是危險的。”在卡馬特看來，把我們的攻擊集中在警察身上是“延續(xù)某種儀式——警察在其中一直扮演著不可戰(zhàn)勝的征服者的角色”。與其將攻擊警察認定為反抗的既定策略，我們倒不如想想如何從策略上繞開警察，甚至好好利用敵營內(nèi)部的潛在矛盾。
最終，被非運動剝?nèi)ズ戏ㄐ缘牟粌H是警察，還有整個世界范圍內(nèi)把自身功能縮減到治安范疇的政治。通過剝?nèi)フ麄€系統(tǒng)的合法性，非運動可以最為有效地抵抗警察。就像最近很多時候發(fā)生的，這么做會引發(fā)對內(nèi)戰(zhàn)的擔憂，因為這預示著軍隊已經(jīng)完成部署。而到最后，打消這種擔憂的只能是叛變。就像士兵必須叛逃（傳統(tǒng)上這是革命要成功的必要條件）那樣，警察和安全系統(tǒng)的叛變——如2000年在塞爾維亞發(fā)生的所謂推土機革命（Bulldozer Revolution）——將越發(fā)需要超越敵意，以讓非運動得以回歸到它們最初開始超越的種類、身份和角色的合流之中。
削減警費所設想的是，如果把花在警察和監(jiān)獄上的錢都重新分配到其他公共服務上的話，就能夠解決本該由警察來管控的潛在社會問題。但這么做忽略的是警察和監(jiān)獄其實是最為廉價的公共服務，它們本身就是緊縮政策的寫照，也因此這么做對解決再分配問題無甚裨益。從實操角度來看，取締警察常常意味著用其他機制來取代警察所扮演的角色（例如用專業(yè)的調解人員、社工和私家保鏢等），但這么一來同樣的弊病也可能會出現(xiàn)。但即便是更加激進的取締論調，在面對國家拋給警察的真正社會問題時也同樣會犯錯。那種讓受害者決定處罰和“責任”（accountability）的做法只會復刻當前監(jiān)獄政體的處罰偏見。但盡管對減少傷害和對彌合的呼吁是完全合理的，我們也應該清楚地意識到這都超越了任何資本主義社會所能夠認同（遑論承擔）的范圍。因為這會促使人們意識到，修補（repair）和賠償（reparation，償清一個人的債務意味著將自己贖出人際關系之外）不是一回事，并且資本主義讓我們?nèi)甲兂闪穗s種（盡管我們都不單單只是雜種）。
削減警費這一口號會在一個擁有相對暴力的警察系統(tǒng)且有著根深蒂固的私刑傳統(tǒng)的國家喊出來，或許也不奇怪。“有組織的遺棄”會讓我們注意到這樣一個事實，即當政治被縮減到警政時，警察的不在場（absence）就像其在場（presence）一樣政治化。這種作為不在場的在場的政治可以對應出許多例子，不僅是對美國狂野西部的想象，也包括很多由戰(zhàn)爭帶來的局面（包括內(nèi)戰(zhàn)及其他），還包括很多被國家遺棄的貧困社區(qū)，例如由黑幫打理的巴西貧民窟。鮮為人知的是，這種例子也出現(xiàn)在吉姆·克勞法下的南方（Jim Crow South），那兒的警察常常拒絕進入黑人社區(qū)，除非有白人報警說他們是黑人犯罪的受害者。近期的案例則包括在一些美國城市出現(xiàn)的“無警區(qū)”（cop-free zones），例如作為一個獨立國家（像有些參與者宣稱的）的西雅圖的國會山自治區(qū)（CHAZ），那里的殺人率可能會是世界上最高的。芝加哥的南部的兇殺率一度和巴西今年夏天的水平相當，對此我們可以更清楚地意識到取締警察卻又不取締資本主義制度時情況會變成什么樣。芝加哥大學位于海德公園，這里一塊被該城市南部貧困社區(qū)環(huán)繞的富裕孤島，那里的私人“警察”獲得的經(jīng)費比起周邊所有轄區(qū)加起來的還要多。畢竟對于有錢人而言，私警終究是更加劃算的安排：如果你想要的只是保護自己的財產(chǎn)，為什么還要把稅金撒在保護整個城市的警力上呢？
在示威者的壓力之下，明尼阿波利斯議會在2020年6月不僅投票通過削減警費，還中止了警務活動。盡管看起來他們會食言，但如果他們采取和新澤西州卡姆登一樣的取締模式的話，那最多也就是給警察換個名頭而已。更加激進的廢警想法有時會被民間武裝分子兜售，他們整個夏天都在明尼阿波利斯的街上巡邏，以尋找傳說中的“白人至上主義劫犯”。對自身經(jīng)歷的迥然不同的描述揭示了暴力問題的復雜性，它在活動家、店主和犯罪率高企社區(qū)的居民眼中的面貌都有所不同。
從這些例子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斗爭本身很容易成為無政府狀態(tài)和混亂的消極表現(xiàn)，而這正是特朗普們想要激化的。就像阿甘本就2013年的雅典所說的那樣，“真正的無政府是權力的無政府（true anarchy is the anarchy of power）。”這一點或許可以從智利抗爭的一個流行口號體現(xiàn)出來：“我們并非在戰(zhàn)爭中（No estamos en Guerra）。”這句口號針對的是皮涅拉總統(tǒng)，他在2019年10月的一場演講中公然宣稱：“我們正處在和一個非常強大的敵人的戰(zhàn)爭中，這個敵人會不擇手段地使用暴力。”在這個例子以及許多例子中可以看到，世界上的非運動似乎矛盾地代表了秩序派，然而警察卻變成了無政府派的武裝力量，并會加劇我們這個世界的分裂。
(圖6: Protests and political legitimacy, Anglo-Saxon countries 2000-2020)
▍一門物種（Species）的科學
在《尾注》第三期的《待命航線》一文里，我們把占領華爾街運動的核心麻煩描述為將散落的無產(chǎn)階級（以及心懷不滿的中產(chǎn)階級）碎片組合為廣場上的同一股力量的問題。如今回想起來，它們都是非運動大潮剛剛漲起時的信號。但“組合的問題”（problem of composition）更常被理解為一種“身份政治”的問題，后者似乎是伴隨著工人運動的消亡而出現(xiàn)的。
但要說反身份政治是身份政治最糟糕的產(chǎn)物的話也有些許夸張。許多批評身份政治的左翼人士認為，工人運動的殘余力量，依然可以圍繞著一個身份問題而集結起來，即從未遠離其核心的“公民民族主義”（citizen nationalism）。但我們也已經(jīng)看到了，只有右翼才能夠在這種情況下壯大起來。然而，“身份政治”并非只是一個在社民左翼頭頂上游蕩的幽靈。事實上，這個詞已經(jīng)變成一種幾近普遍化的貶義詞了。即便是那些最“清醒”的人也開始采用同樣的術語（或同義詞）來批評那些試圖縫合不必要的分裂的人，或者是那些用可疑的說辭來代表被壓迫者中處境較好的亞群體（sub-groups）的人。這也是為什么我們認為“身份政治”指涉的不僅是當代非運動所要面對的一系列局限。在我們使用這個術語時，從更廣義的角度來講，身份政治構成的是今天大多數(shù)斗爭的基礎，以及由此引發(fā)的必須直面的種種局限。
非運動的核心組織原則是他們對普遍的不公或腐敗，特別是對警察、政客或精英的憤怒和厭惡。但是在斗爭的演變過程中，這種負面的團結（通過敵意達成的團結）是不夠的。我們通過對于何為錯的共同感覺判斷而達成團結，但又恰恰限制于這種與“錯”之間的關系，要超越這種限制只能依靠闡明關于“對”的共同愿景。此外，我們在憤怒和憤慨的旗號下走到一起，但其背后關乎利益和忠誠的真實分裂卻被掩蓋。這種分裂有些時候不可避免地會讓它們在暴力中被感知到。這在不僅僅是針對既定的敵人的斗爭，而且作為為了特定階級群體（例如黑人、原住民、青年、移民等）而戰(zhàn)的斗爭時也表現(xiàn)得很清楚，這些特定群體會將自己表現(xiàn)為最飽受剝削或最憤怒的一群人，以局部來代表整體。
如今這樣一個整體是無法被代表的，以至于一些身份政治傾向于描述階級斗爭在既定工作場所或既定階級構成之中的潛能與局限。的確，這樣的斗爭只能夠借助直面和混淆讓工人階級深陷其中的身份認同區(qū)隔，從而來延展自身。階級被區(qū)分成無數(shù)種情形，每一種都能反映局部，但沒有一種可以清楚地勾勒出政治忠誠和利益群體的面貌。而且也鮮有協(xié)調問題的解決方案，以讓局部的身份認同可以被加以調整以充分地反映作為整體的階級。
例如在美國，階級是借由“種族”（race）來運作的；整個社會之中最貧困且最受剝削的階層是比例不一的非裔或土著后裔，而這些族裔的特征又常常被識別為該社會階層的特征。當然，這種表現(xiàn)形式的問題不僅在于，事實上存在著非裔或土著后裔構成的中產(chǎn)階級群體，而且還在于貧窮的白人在這種視角下常會被誤解為是享有特權的一撥人。在一個自由主義的美國想象之中，白人工人階級已經(jīng)被視作無可救藥的種族主義者，是一群與被唾棄的特朗普的基本盤相應的“可憐蟲”，而在保守派眼中，這個群體則始終與早已不復存在的由男性擔當?shù)酿B(yǎng)家糊口的工種——包括警察——聯(lián)系在一起，他們的體面與料想中“底層”（underclass）黑人應有的病態(tài)形成了鮮明對比。因此這兩個階級都被依照道德的或種族的準則被裂解為值得拉攏的和不值得拉攏的窮人，但哪一個“種族”應該在這種二分法之中被對應到哪一邊，很大程度上則仰仗旁觀者們對自由派或保守派的忠誠度。
如今所有的政治都傾向于身份政治，并不是因為身份之分歧變得更加清晰且難以對付，而是因為它們越發(fā)受到挑戰(zhàn)和混淆。一方面，這是正在進行中的資本主義停滯的簡單作用，在這種停滯中，生產(chǎn)的進程與日益糟糕的經(jīng)濟走勢相結合，以摧毀對維持就業(yè)、健康、居住和家庭生活穩(wěn)定的期盼。另一方面，當對抗這些逐步惡化的境況的需求，足以打破跨階級合作的重重阻礙時，當非運動最終涌向街頭、廣場以及環(huán)路時，身份進一步受到挑戰(zhàn)，直至其存續(xù)也受到質疑。這些空間是需要被混淆的，因為其生產(chǎn)所需要的是一種對于分散的身份認同的主動合流。而這個進程勢必讓人感到憂慮，因為它涉及到身份政治那冒險的舞步，使之常常處于這樣一種風險之中：變成單純的表演性、痛苦的乃至暴力的。
最新一輪對于黑命攸關的表述，也因此可以被視作是表現(xiàn)非運動的全球累加特征的一種普遍模式的實例。自5月26日以來席卷全美的示威、暴動以及對紀念碑的沖擊反映的是一股迄今為止分離乃至互相對立的要素的巨型合流。在這種融合之中，內(nèi)部分裂也隨之激增，既包括已存在的身份認同，也包括在斗爭中新生的身份。在弗洛伊德之死引發(fā)的動亂中，我們可以指認出“日”與“夜”的不同，分別對應中產(chǎn)階級的和平抗議以及無產(chǎn)階級的暴動和洗劫。我們也可以論及“暴力”和“非暴力”之間的對立，或者是大城市和小城鎮(zhèn)之間的對立，且很多這些小城鎮(zhèn)第一次見證了示威游行的發(fā)生。但最驚人的或許還是要屬這些抗議中的種族構成。
毫無疑問，無論是在最初的明尼阿波利斯騷亂中，還是在后來芝加哥和費城的有針對性的搶劫事件中，黑人無產(chǎn)者都起了帶頭作用。然而，在絕大多數(shù)抗議活動中，甚至在許多騷亂中，所謂“白人”參與者似乎也構成了街頭運動參與者中的多數(shù)。這一事實常被左翼和右翼共同忽略，因為體察這一點有礙他們自身對身份認同的認知。但恰恰是“美國白人”的群眾動員標志著這場運動與其他類似運動之間的不同之處，例如與2015年的黑命攸關運動以及1960年代席卷美國各大城市的動亂。
這可以被解讀為是對“白人性”的大規(guī)模背叛，作為對在年輕美國人之中尤為明顯的種族主義觀念的逐漸退卻。在這場運動引發(fā)的整個文化的連鎖反應過程中，我們可以察覺到表演性反種族主義的顯著抬頭，我們可以很容易看到這樣的例子：穿著肯特布（Kente cloth）做成的衣服跪下的民主黨政客，象征式地為黑人牧師洗腳的白人基督徒，以及越來越多打著“多元化導師”（diversity trainers）和“黑人領袖”（black leaders）旗號的人，他們告訴中產(chǎn)階級白人：退回去，呆在你的道路上，保持非暴力，回到贖罪和救贖的個人操練之中。
然而，重要的是要認識到這種做法在5月26日之后已不再是反種族主義的主導形式。相反，我們所看到的是某種與本文所述的“身份政治”更加接近的東西：一種主動挑戰(zhàn)由種族界限造成的分裂政治。在橫幅上、在口號里，我們看到聽到了跨種族團結的表達，但當活動家們在這種情形下試圖借助種族來區(qū)分人群（或者借由種族身份來制造所謂的多元化格局）時，他們所完成的恰是警察和法西斯分子們的工作，即分化和弱化運動。
事實上，人們可以把這場抗爭視作對此前帶有表演性質的模式的后進且務實的反種族主義抗議模式。畢竟，抗議者們主要的攻擊對象是那些由自由派市長領導的行政機構，后者中有很多人的從政生涯都是由表演式的反種族主義姿態(tài)造就。這些市長里頭有相當數(shù)量的黑人女性，而他們?nèi)缃駞s在保護手里流著鮮血的警察，監(jiān)視著抗議者的暴力化傾向。他們所謂的多元化和包容性的話語無法有效地勸服美國白人們待在家并且“配合工作”（do the work）。相反，成千上萬（或許數(shù)百萬計）的白人奮起反抗這些自由派的黑人市長們，且在多數(shù)情況下他們能夠與自己的黑人友鄰們并肩作戰(zhàn)，而非屈從于對方。
但如果說弗洛伊德之死引發(fā)的動亂代表的是“對‘白人性’的背叛”，那也不是《種族叛徒》（Race Traitor）曾經(jīng)捍衛(wèi)的那種形式。這并非是在工人階級力量推動下帶來的策略性的背叛，而是一種由憤怒和不滿引發(fā)的、對于新自由主義主體的自發(fā)式背叛，這種主體拒絕成為他們應有的模樣，且在斗爭帶來的合流之中粗略地感受他們可能成為的模樣。
但盡管合流是可能且易于達成的，在斗爭的熱潮中它卻難以持久。而且盡管非運動的合流常常以背叛“我們何為”這一點為前提，它們卻鮮有機會讓我們把舊有的生活拋在身后。我們反抗一種孤獨的狀況（一種僅因社交距離和封鎖而加劇的孤獨），但反抗本身卻很少能夠滿足社區(qū)對饑餓的不滿，而饑餓才是導致反抗出現(xiàn)的原因所在。實際上，它們驟然打亂日常生活，然后又迅速退散：要么是回到自己的日常生活之中，要么是回到自己所屬的某種身份認同之中。
這種一致性的缺乏也不是什么技巧或策略上的優(yōu)勢。讓它們能夠壓倒警察力量的并不是它們在策略上的多樣性，而是動員的范圍和規(guī)?！斐扇绱朔秶鸵?guī)模的往往最開始是由于警察的暴力。所有的參與者都會意識到，在某個節(jié)點之外，動員的合流，以及持續(xù)有效的組織的欠缺，都在阻礙斗爭的延續(xù)。我們認為非運動利用且激進化了日常存在的再生產(chǎn)的變化，以及由此造成的人類生活再生產(chǎn)的變化。因此，我們所篤定的是這種人類學式的變化會在街頭抗爭被鎮(zhèn)壓之后還能繼續(xù)下去，因為非運動是我們當下時代反形式的（anti-formistic）邏輯表達。
身份認同的合流是今日的反抗得以可能的條件，但也是需要被跨越的局限。從短期到中期來看，我們期望它能夠在實踐上和理論上都變得問題化（problematized）。這種局限或許意味著新型組織形式的必要性：這種隱匿的團體需要去吸引以空前規(guī)模占領街頭、掀起對我們時代動蕩浪潮的反叛群體——無論他們是流氓的還是被剝奪權利的中產(chǎn)階級。但就像我們在這篇文章反復提出的，鑒于非運動是資本主義停滯狀態(tài)的主觀表達，那么它們最重要的任務還是要意識到這種潛在的狀況，并將它們自身定位為一個已走向衰退的體制的潛在終點。非運動意味著無產(chǎn)者不再擁有任何浪漫化的任務。它不能動員個人也不能為霸權而戰(zhàn)。相反，它只能通過繼續(xù)抵抗任何意圖振興當下這個政治世界的嘗試，從而超越我們當下?lián)u搖欲墜的秩序——在某種程度上，這一秩序早已瓦解了階級社會的基礎。
走出我們這個無政府時代的蹣跚一步在于非運動在其自身對人類共同體的渴求中所目睹的身份合流。直到現(xiàn)在，這一渴求依然無法在勝利中得到滿足，也沒有因為壓迫而止步，這也是為什么我們認為這個時代會繼續(xù)表現(xiàn)為沒有革命的革命者的累加。饑餓的人們穿上了黃衣，使用身份的而不是階級的碎片化話語，因為整個左翼的框架都已經(jīng)垮塌了。如果一套務實的反種族主義在弗洛伊德之死引發(fā)的抗議之中壓倒了表演式的表達，那是因為革命的務實主義不再從意識形態(tài)已經(jīng)僵化的世界之中提取詩意（poetry）。21世紀的革命必須讓死者埋葬他們的死亡，以抵達它自身的內(nèi)容。因此，當代種族科學的任務在于再一次閱讀我們時代的符碼，以理解非運動本身如何揭示我們當前時代的反形式的（anti-formistic）趨勢，以及在其合流中，我們?nèi)绾文軌蛞庾R到所謂的資本、國家和階級等社會形式的消蝕。鑒于共產(chǎn)主義是一種廢除了這些社會形式的真正的非運動，我們想對那些直面當下?lián)u搖欲墜的社會秩序的人們說：前進吧，野蠻人！
本文轉自“澎湃思想市場”，原發(fā)表于《尾注》，原題為《全球運動觀察｜前進吧，野蠻人！——全球抗爭與我們時代的“非運動”》，由澎湃思想市場編譯?！段沧ⅰ?Endnotes)是駐扎在德、英、美的一個討論小組發(fā)表的刊物。圖片來源于網(wǎng)絡，如有侵權，敬請聯(lián)系刪除。限于篇幅，內(nèi)容有所編刪，注釋請參見原文。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lián)系版權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