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柏
盧西歐·巴卡洛（Lucio Baccaro）與仲納斯·彭圖遜（Jonas Pontusson）在《政治與社會》雜志2016年第2期發表題為《反思比較政治經濟學：一個增長模式的視角》的文章。他們在文中重新挖掘米哈爾·卡萊斯基（Michal Kalecki） 的宏觀經濟學理論，以增長模式為切入點，正面挑戰 “資本主義多樣性理論” 以企業為分析單位的靜態分類和功能分析為特點的主流研究范式，力主把各種增長模式背后的政治聯盟之間的沖突作為未來研究的重點，并以1994~2007年英國、德國、瑞典和意大利的經濟數據為基礎，分析了四種不同增長模式的特點和利弊。這篇論文的發表，不僅在西方比較政治經濟學界掀起了一場大辯論，也預示著一個新的研究范式正在出現。
沃夫岡·斯特里克（Wolfgang Streeck）指出，巴卡洛與彭圖遜對卡萊斯基的再發現，最重要的貢獻在于他們凸顯了資本主義與生俱來的沖突的意義。這種沖突，不是比較政治經濟學中的主流觀點所注重的技術官僚們在關于什么是最佳協調形式方面的分歧，而是一國在國民收入分配過程中切實的政治沖突。在斯特里克看來，增長模式這一分析框架的長處在于它不是功能的，而是歷史的——因為支持特定增長模式的政治聯盟會隨時間發生變化。當一個現有的增長模式失靈，摸索新增長模式和建立支持新增長模式的政治聯盟的過程，必然伴隨著矛盾和沖突。這個以增長模式的政治經濟為核心的分析框架抓住了沖突這一資本主義的本質特征，它有潛力發展成為一個現代版的關于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制度學派。
巴卡洛與彭圖遜的文章對中國而言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在國際環境嚴重惡化以及支撐中國經濟發展的各種增長模式似乎都已經走向極限的今天，巴卡洛與彭圖遜對卡萊斯基以實際工資上升為基礎的消費驅動增長模式的再發現以及對歐洲四國增長模式利弊的比較分析，為我們思考中國經濟的未來提供了十分有價值的參考。
本文將首先介紹巴卡洛與彭圖遜對卡萊斯基的再發現和他們對歐洲四國的比較分析，繼而討論這一研究對中國的意義。本文將指出，這次貿易爭端帶來的國際環境的深刻變化，進一步凸顯中國既有增長模式面臨的極限。本文主張以實際工資上升為基礎的消費驅動增長模式，將是中國經濟未來發展方向的最佳選擇。雖然貿易問題在短期內對中國經濟而言是一次嚴重的挑戰，但是它也為中國提供了徹底轉換經濟發展模式的政治條件。
▍米哈爾·卡萊斯基的增長理論
米哈爾·卡萊斯基（1899~1970）出生于波蘭，在經濟學界他被認為是一個將新馬克思主義和后凱恩斯主義結合的經濟學家。卡萊斯基的理論誕生在20世紀30~40年代——上一輪全球化的全面逆轉期。此前曾經蓬勃發展的自由貿易當時正在經歷一個嚴冬，在應對世界性經濟危機過程中誕生的美國羅斯福新政代表的自由資本主義，德意日代表的法西斯主義和蘇聯代表的社會主義國家之間正在進行第二次世界大戰。在這樣一種歷史背景下，卡萊斯基以一個相對封閉的視角來看待一國經濟的增長模式。從全球化的周期看，當時的國際環境恰恰與目前貿易戰和保護主義崛起的今天有相似之處。卡萊斯基與凱恩斯一樣認為可以通過刺激需求實現充分就業。他本人認為基于預算赤字的政府支出，受低利率和特定減稅政策支持的私人投資以及在富人和窮人之間進行收入再分配是三個刺激總需求的主要方法。
新卡萊斯基學派的最大貢獻在于發現實際工資上升，除了導致消費需求增加而刺激經濟增長以外，它還有另外一個刺激經濟增長的機制——即促使企業在消費需求增加時為追求利潤進行新的投資從而帶動經濟增長。
新卡萊斯基學派首先認為工資在分配中比例的增加會導致更多的消費并擴大企業對產能的利用。這一觀點基于兩個假設：第一，當工人與資本家在消費和儲蓄傾向沒有不同時，工資在GDP中的占比增加對消費的影響是中性的；第二，經濟中存在剩余生產能力，因此企業回應需求增長時是增加生產，而不是提高產品價格。因為如果不存在剩余生產能力，消費需求的增長將導致通貨膨脹。
在過去的一般看法中，在勞動生產率不變的條件下，工資的增長率將等于利潤的下降率，增加工資與投資是對立的，前者的上升會導致后者的下降。如果假設資本積累與預期的利潤是正相關，投資水平應該隨著分配向工人傾斜而下降。
新卡萊斯基學派則認為當總需求增加時，企業投資也會增加。這一學派認為工資在GDP中的占比增加對投資有何種影響，取決于它是對利潤的負面影響還是對消費的正面影響占主導地位。當對消費的正面影響為主時，工資上升既可以增加消費，也可以增加資本積累；而在對利潤的負面影響為主時，將會出現消費增加投資下降的局面。
新卡萊斯基學派最核心的觀點，也是其馬克思主義思想特征最明顯的部分，是強調收入在資本與勞動之間分配的變化直接影響有效需求。這一學派假設低收入家庭比高收入家庭更有可能將增加的收入用于消費，從而增加新的總需求。在實際工資增加而勞動生產率不變的條件下，如果把實際工資增加部分都分配給富人，其對有效需求的影響可以基本忽略不計。換言之，工資占GDP比率的增加或減少對一國經濟帶來的影響不僅取決于該國采取何種增長模式，更取決于該國如何分配工資增減的部分。卡萊斯基不僅重視實際工資上漲與總需求之間的關系，而且特別強調在富人和窮人之間的再分配向窮人傾斜是一個創造總需求和實現充分就業的可靠途徑。
卡萊斯基始終認為，權力與沖突是理解宏觀經濟關系與結果的關鍵。雖然卡萊斯基與凱恩斯都強調充分就業的重要性，但是他與后者的一大不同在于他認為充分就業的政策將受到資本和食利階層政治聯盟的反對。資本擔心充分就業對勞動力市場的壓力會加強工會的談判實力，食利階層則擔心政府為制造有效需求而產生的預算赤字和債務會引發通貨膨脹，稀釋金融資產的實際價值。正是由于卡萊斯基直接把權力和沖突引進他的經濟學分析，他的宏觀經濟學理論才被政治學界認為是政治經濟學，而不是純粹的經濟學。
▍四種增長模式
卡萊斯基總結了三種制造總需求的途徑：即依靠預算赤字的政府支出，依靠低利率和特定減稅政策刺激的私人投資以及依靠在富人和窮人之間收入再分配來刺激家庭的消費支出。巴卡洛與彭圖遜則在此基礎上提煉出四種增長模式：第一種是出口驅動；第二種是凱恩斯式的公共財政驅動；第三種是私人投資驅動；第四種是在信用擴張支撐下的消費驅動。在他們的實證研究中，德國是以出口驅動為主的代表，英國是一個以消費驅動為主的代表，瑞典則是一個以出口和消費同時驅動的代表，而意大利則是一個既不能刺激出口也不能刺激內需的失敗代表。
巴卡洛與彭圖遜指出，在20世紀80年代之前這四個國家都采取了福特主義的消費驅動增長模式，即工會與資方通過強有力談判，提高工人工資，帶動國內消費與投資的增長。但是隨著全球化的進展，工會的力量在1970年以后不斷下降，這四個國家在20世紀80年代以來各自發展出完全不同的增長模式。
德國是出口驅動增長模式的代表，它依靠壓制工資和國內消費來保證出口產業部門的國際競爭力。在1994~2007年期間，德國的GDP年平均增長率僅為1.7%。但是出口年平均增長率卻是7.7%，為四國中最快。然而與此同時，德國的家庭消費增長年平均增長率僅為0.9%，為四國中最慢。而德國的出口之所以能夠替代家庭消費變成經濟增長的重要驅動力，最明顯的原因是其出口產品對價格的敏感；在1994~2007年期間德國在任何一個收入段的不平等發展都比其他三個國家嚴重。
英國的增長模式主要依賴家庭消費，支撐它的是一定的實際工資上漲和家庭債務。在1994~2007年期間，英國的GDP年平均增長率為3.3%，與瑞典一樣是發展最快的。它出口的年平均增長率為5.2％，不如德國和瑞典，但是比意大利要快一個百分點。然而英國的家庭消費年平均增長率高達3.6%，為四國中最快。由于英國的出口集中在以金融代表的高端服務業（1996年至2007年間占總出口額的比重由34%上升到66％），對價格不太敏感；與德國相比，英國的不平等在高端收入段內也有較大發展，但是在低端收入段內卻要少很多。
瑞典是出口與家庭消費雙極驅動。在1994~2007年期間，瑞典的GDP年平均增長率與英國一樣為3.3%。它的出口年平均增長率達7.3%，僅次于德國的7.7%，但是快于英國的5.2%和意大利的4.2%；瑞典的家庭消費年平均增長率為2.7%，在四國中僅次于英國的3.6%，但是遠高于意大利的1.6%和德國的0.9%。瑞典之所以可以實現出口與家庭消費并舉，是因為它的出口追求高附加價值的知識密集型的產品和服務，在1996~2007年期間瑞典出口中的服務業在GDP中的占比由20%上升到37%。與此相應的實際工資上升提高了國內消費的需求，這種需求包括對低收入人口提供的服務。這使得瑞典在各個收入段內控制不平等的表現均好于德國和英國。
意大利則是這四個國家表現最差的。在1994~2007年期間，它的GDP年平均增長率為1.6％，是四國中最慢的。出口的年平均增長率4.2%，也是四國中最慢。其家庭消費的年平均增長率為1.6%，僅高于德國的0.9％。意大利的出口始終沒有實現升級換代，因此對價格極為敏感；由于經濟長期低迷，產業沒有實現升級換代，不平等問題倒是四國最輕的。
▍國際環境與中國經濟增長模式
巴卡洛與彭圖遜的研究對思考中國目前的增長模式轉型有重大意義：第一，導致四國原有的福特主義增長模式崩潰并把四國推向不同發展方向的全球化也是推動中國經濟增長模式在過去40年里變化的主要推動力；第二，在全球化的進程中，他們指出的四種增長模式中的三種在中國先后出現，并且目前都已經基本走到極限。雖然巴卡洛與彭圖遜把中國視為投資驅動增長模式的代表，但像中國這樣巨大的經濟體，在過去20多年里經常是幾種增長模式同時存在。
中國的改革開放從一開始就趕上了席卷全世界的新自由主義和全球化的大潮。從20世紀80年代初對外開放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中國經濟的增長模式一直以出口驅動為主。這種增長模式導致中國經濟發展嚴重依靠國際市場。2007年，中國GDP貿易依存度高達66.2%。與東亞古典發展主義的日本和韓國重視保護國內幼稚產業，依靠國內創新體系發展有完整知識產權和商標的產品不同, 中國從一開始就積極吸引外資，利用廉價勞動力的比較優勢，積極參加全球生產體系的分工，通過出口來推動經濟增長。與拉丁美洲國家的依附發展不同，雖然中國積極向外國資本和商品開放國內市場，但是在其教育體系和科研能力的支撐下，中國的高質量人力資本卻支撐了產業升級換代。保羅·薩繆爾遜（Paul Samuelson）早在2004年就得出結論，由于中國參與國際分工，比較優勢這一西方經濟學貿易理論中200年前確立的核心概念已經無法幫助我們理解21世紀的世界經濟。
2003年人民幣開始面對的升值壓力是中國從出口驅動向創新驅動增長模式轉變的重要推動力。2004年，北京大學路風教授關于汽車產業的研究報告在“兩會”上掀起了對汽車產業缺乏自主創新批評的浪潮。同年6月，政府出臺了第二份汽車產業政策，明確提出要發展自主品牌。同年7月，央視放映的關于運十下馬的紀錄片引發全國討論，最終導致中國政府在2006年決定上馬大飛機項目。同年鐵道部放棄自主發展的中華之星全面引進外國高鐵技術引發的辯論，導致2006年鐵道部與科技部聯合立項，發展中國有自主知識產權的國家標準動車組。2005年，中央文件正式宣布要把中國建成創新型國家。2008年廣東省政府正式提出“騰籠換鳥”，全面推動產業升級換代。中國自2004年以來逐漸推動的創新驅動增長模式，在過去幾年里帶動了以物聯網，大數據，云計算和人工智能為代表的新經濟的強勢發展。這個增長模式既重新挖掘了毛時代獨立自主的傳統，也具有全球化時代國際合作的鮮明特征。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推動中國經濟增長模式從出口驅動向內需驅動轉變。雖然以房地產為特征的投資驅動和各級政府興建基礎設施為特征的財政驅動早在20世紀90年代就已經出現，但是，直到2008年之后，這二者才變成中國經濟的主要增長模式。從20世紀80年代初開始政府推動的基礎設施建設，是出口驅動增長模式的重要組成部分；1992年以后，各個經濟特區和沿海沿邊以及內陸中心城市為吸引外資紛紛大力興建基礎設施。在1997~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期間，中國以加大對基礎設施的投資來應對經濟下滑。基礎設施建設開始成為凱恩斯式有效需求管理的重要政策手段，既為中國加入WTO后迎來新一輪的外資流入，而且，也成為中國應對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期間的重要參考。以地方政府土地財政推動的房地產開發始于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但也是在2008年以后中國向內需驅動轉變才真正在發展的速度與規模上出現高峰。在過去的10年里，房地產和基礎設施領域的迅速發展的確使中國經濟由出口驅動轉向了內需驅動。中國GDP的貿易依存度從2007年的66.2%下降到2017年33.6%。
最近的貿易爭端和保護主義興起，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國際環境中前所未有的深刻變化——不僅如此，在未來的5~10年內國際環境進一步變壞的幾率要大于變好的幾率。首先，從經濟周期看，美國經濟已經經歷了戰后最長的擴張期。即使沒有貿易戰，美聯儲加息早晚也會導致美國經濟減速。2018年10月10~11日兩天之內美國股市大跌1300點，很可能預示著轉折點即將到來。在美國失業率只有3.7%的時候，特朗普政權仍然把貿易問題歸結為外國的錯誤，與多國同時發生貿易沖突。不難想象，如果經濟蕭條導致失業率上升民粹主義在美國政治中進一步發酵對中國經濟外部環境的影響。其次，在經歷了1970年代末至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近30年新自由主義運動的蓬勃發展后，全球化的周期從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時已經開始從釋放市場力量轉向保護社會。發達國家率先出現許多逆全球化趨勢的征兆：英國脫歐，特朗普上臺，右翼政黨在歐洲各國的影響迅速上升，反移民和反自由貿易的運動此起彼伏。這一切顯示全球化即使不全面逆轉，也會從過去40年的發展程度大幅度收縮。國際環境的變化與保護社會的政治訴求結合必然迫使各國對自身的增長模式進行深入調整。
▍現有增長模式的極限
每一個既有增長模式都曾經為中國經濟發展作出過重大貢獻。然而任何一個增長模式都是歷史的產物，是特定時空條件下的選擇，并且每一個選擇都有其相應的代價。國際環境的急劇變化凸顯了中國既有增長模式的困境，并進一步加劇了它們的不可持續性。
中國既有增長模式有鮮明的中國特點：第一，中國有出口驅動，但是與德國的出口驅動相比，中國出口產品對價格更為敏感。第二，中國有投資驅動，但是在過去十年里中國投資驅動的核心產業是房地產（當然2004年以后創新也開始推動高新技術產業的迅速發展）。第三，中國有凱恩斯式的財政驅動，但是政府投資集中在基礎設施建設。
在現有的幾種增長模式中，以創新為標志的投資驅動部分在未來無疑最有發展潛力。在數據成為生產資料的新經濟中，以物聯網，大數據，云計算和人工智能為代表的數字革命正在不斷地為中國經濟帶來新技術、新產業、新模式和新業態。新經濟的發展將不僅使智能制造和智能服務取代傳統的制造業和服務業，幫助中國實現產業升級換代，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且將對傳統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和國內各項基本制度帶來極大的沖擊。如果成功地應對數字革命的挑戰，中國將有可能實現在發展道路上的彎道超車，變成名副其實的世界強國。
出口驅動增長模式早在本次貿易戰爆發之前就已經疲態盡顯，而貿易戰更是凸顯其脆弱性。中國的出口由于以廉價勞動力為比較優勢，對價格要比德國產品更為敏感，在抑制國內出口部門工資上漲方面比德國有過之而無不及。農民工一直是中國加工貿易生產部門的主力，但他們的實際工資在80年代末至90年代末除去個別年份基本沒有怎么上漲。而且與德國相似，中國的勞動力市場也有雙層結構：一邊是以廉價勞動力為比較優勢的出口部門，另一邊是城市地區的國有企業和服務業等非貿易部門。從20世紀80年代末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的20年間，中國勞動力市場的雙層結構導致農民工與城市職工的工資比例持續下降，它是中國不平等程度發展的重要影響因子。
2008年以后，由于發達國家對中國出口吸納能力下降，再加上人民幣升值、工資上漲，中國出口驅動的增長模式已經處于轉型之中。在逆全球化趨勢日益明顯的國際環境中，這一模式的空間會更加縮小。如果美國對中國出口產品征收關稅的做法長期化，跨國公司為了控制成本勢必會將產業鏈向其他國家轉移。中國固然可以通過“一帶一路”開拓其他市場并爭取和其他國家簽訂更多的自由貿易協定。然而，正像美國歐盟和日本在今年9月聯合國大會上的聯合聲明以及美墨加最近簽署的貿易協定中的“毒丸條款”表明的那樣，在未來國際經濟秩序的建構過程中，發達國家一定會在WTO的規則方面更多地制衡中國的出口驅動增長模式。如果考慮到中美貿易戰還有可能向匯率領域延伸，未來的國際環境對出口驅動的增長模式將更為不利。
2008年以后以房地產為特征的投資驅動和以基礎設施建設為特征的財政驅動發展模式也很難持續發展。
中國的投資驅動在2008年以后集中在房地產。從20世紀90年代末房改至今，中國81.4%的城鎮家庭已經擁有至少一套住房。雖然城鎮居民中不靠借款買房的家庭比例高達61.5%，房地產開銷在可支配收入中的占比卻高達90%以上：這意味著中國家庭把他們過去幾十年積累的可支配收入用于投資房地產。雖然目前城鎮有房家庭中只有四分之一是靠借錢買的房，但他們在房地產投資上的杠桿率卻高達213%以上。據上海財經大學的研究，2017年中國家庭債務與可支配收入之比已經高達107.2%，超過美國當前水平，逼近美國金融危機前峰值。家庭債務對消費的擠出效應已經持續多年，其標志之一就是消費增速自2011年開始持續下滑，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的增速從2011年的20%下滑到2018年6月的9%，實際增速掉到7%。
以房地產為主的投資驅動正在綁架中國經濟的未來。首先，供應總量嚴重過剩與供求關系不平衡同時存在。在北京，一方面由于高收入階層把房產作為保值投資而出現了90萬套空置房，另一方面卻是租金快速上升，導致低收入階層，特別是剛剛進入一線城市的年輕人付不起房租。收入不平等導致的兩極分化已經成為房地產產業問題的關鍵。如果不從如何解決空置房源的利用入手，而是一味地發放土地，將造成用地和資源的極大浪費。其次，中國的出口本來就對價格敏感，高房價下工資上升的壓力會迅速增加出口部門的運營成本，使得中國企業的國際競爭力進一步衰竭。在高房價的壓力下，像華為這樣的企業都不得不把研發部門遷出深圳。第三，高房價造成的生活成本急劇上升，房貸負擔已經嚴重擠占其他消費；而且，這也成為年輕家庭不敢生二胎的重要原因，在中長期形成對勞動力供應的嚴重束縛。更為嚴重的是，許多民營企業在近年來紛紛以抵押股權的形式加杠桿投資房地產，“去杠桿”導致其資金流中斷，而債權人強迫清盤使得這些企業陷入困境。
以基礎設施建設為特征的財政驅動增長模式是導致政府在國民收入分配中占比過大的重要原因之一。其后果是公共服務投入過小，間接增加民間儲蓄壓力，加重企業和民間的稅收負擔，既限制了企業的活力也限制了消費的發展。這一增長模式造成的更大麻煩是推動政府債務逐年攀升。
政府債務包括負有償還責任的直接債務以及政府承擔的或有債務（負有擔保責任、可能承擔一定救助責任）。2015年，政府債務中僅負有償還責任債務部分，中央、地方、全國政府債務規模分別達到12.96萬億元、16萬億元和28.96萬億元。雖然債務風險指標總體上處在控制標準參考值范圍內，但是進一步提升的空間很小。另外，由于中國政府介入社會經濟生活的程度較大，也相應承擔著范圍極大、種類頗多的或有債務，而且這一部分規模巨大。考慮泛或有債務口徑，中央政府或有債務達8.36萬億元，占其負有償還責任債務的比例64.5%，地方政府或有債務為39.54萬億元，則是其負有償還責任債務的2.5倍。加入或有債務后更新的負債率、債務率指標，都明顯超出了控制參考標準值。
中國的政府債務呈現出以下特點：第一，政府債務風險不僅以較快的速度增長，而且處在積累攀升的過程中。一般來說穩定狀態下債務長期可持續的必要條件是債務實際增長率低于GDP增速。近年來GDP增長減速和政府靠債務驅動發展地方經濟的做法對政府債務風險和財政可持續性提出嚴峻的挑戰；第二，政府債務風險是全方位的。不僅地方政府債務規模龐大、風險較高，中央政府債務規模也不容小覷。隨著對地方政府債務增強管控，對中央政府舉債加杠桿的要求明顯增加；第三，中國政府或有負債主要集中在地方政府上，地方政府或有負債規模大概比中央的大近5倍。這一方面是因為地方政府債務管理體制長期空缺帶來的債務惡性膨脹；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分稅制改革以來地方政府支出責任不斷擴大的客觀現實。
在貿易爭端的大背景下，政府和家庭負債隱含的金融風險不容忽視。（1）如果出口訂單大幅度下滑導致企業破產員工失業，在目前家庭債務已經進入危險區域的條件下，必然導致大量房貸違約進而導致銀行系統的危機。（2）現在不少評論認為貿易爭端的走向不排除演變成金融戰的可能。如果美元極度走強推動大量的資本外流，也會引爆房地產泡沫的破滅。房價急跌、房不抵債導致的違約不僅會導致銀行系統的危機，而且還會將已經負債累累的地方陷入更大的困境。
▍休生養息與強筋健骨：提高實際工資與實現消費驅動
世界范圍內興起的保護主義浪潮和正在進行中的貿易爭端，要求中國必須思考在最壞情形下的生存之道。因此，中國在選擇新增長模式時不妨持一種“貿易歸零”的基本假設，重點考慮如何利用國內要素驅動，將經濟增長的動力主要立足于內部循環的基礎上。貿易歸零的假設并不是要放棄國際貿易，而是把中國現有的巨大貿易量完全視為額外的安全贅余。這樣，即使貿易爭端長期化，甚至出現全球化全面逆轉，中國經濟也不至于遭遇滅頂之災。立足于內部循環的新增長模式不僅不會導致閉關鎖國，恰恰相反，它可以有效地對沖貿易爭端和貿易保護主義帶來的負面影響，并會為中國出口進一步擴大國際市場。 雖然許多分析對中國經濟的前景悲觀，筆者倒是認為貿易爭端更有可能推動中國經濟增長模式向消費驅動和創新驅動轉型，推動中國在經濟結構、社會保障、公共服務，收入分配以及產業的國際競爭力等各個方面向發達國家看齊，經過一場鳳凰涅槃，二十年后成為真正的世界強國。
在巴卡洛與彭圖遜的分析中，瑞典的出口與消費雙極驅動是四個發展模式中最理想的。把它延伸到關于中國的討論，中國經濟未來的增長模式也可以是雙極驅動：一方面是創新支撐的投資驅動，另一方面是實際工資上升支撐的消費驅動——筆者將其概括為“強筋健骨”與“休生養息”。在本文中，筆者將聚焦于“休生養息”。
首先，向消費驅動轉變不僅可以穩住現有外資和吸引新外資，而且還可以對沖貿易爭端，更是變成貿易強國的必由之路。
目前，為什么許多外資面對高關稅的威脅還選擇留在中國？第一，許多企業會認為貿易爭端不會持續太久；第二，許多產品只有中國能生產，其他國家只能從中國進口；第三，中國完整的產業鏈無法被其他的發展中國家輕易取代。但是如果貿易爭端長期化，美國對來自中國的產品長期征收高關稅，跨國公司為了節省成本就必須考慮轉移產業鏈。從長期的視角看，中國對外資最大的吸引力只能是不斷擴大的消費市場規模。
一個國家消費市場的規模與該國在國際政治經濟中博弈的實力有直接的正相關。美國正因為有世界上最大的消費市場，所以它有資本與許多國家同時打貿易戰。中國是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有研究表明中國消費總額在2017年已經追上甚至超過美國。如果假設目前兩國消費總額大致相等，而美國人口不到中國的四分之一，那么中國國內人均消費總額只相當于美國的25%。目前，中國GDP總量是美國GDP總量的60%以上，如果把中國人均消費額從目前相當于美國的25%上升到60%，中國國內消費總量應該相當于美國的240%。與其天天算中國何時可以趕上美國的GDP總量，不如算何時中國國內消費總額與美國之比能達到兩國GDP之比。只要中國消費市場不斷擴大，不僅跨國公司不敢輕易把產業鏈轉出中國，而且還會有越來越多的外資進入中國市場。面對不斷擴大的中國消費市場，西方各國根本無法結成針對中國的貿易聯盟。
向消費驅動增長模式轉變，也是中國變成貿易強國的必由之路。
國際貿易主要有企業內貿易（intra-firm trade）、產業間貿易（inter-industry trade）與產業內貿易（intra-industry trade）三種形態。如果貿易戰長期化或全球化全面逆轉，跨國公司主導的全球生產方式中的企業內貿易將嚴重縮小，國際貿易將以傳統的產業間貿易和產業內貿易為主。迄今為止，中國出口驅動主打的加工貿易一直以跨國公司主導的企業內貿易的形式進行。這種貿易形式本身是中美貿易不平衡的重要原因，也是貿易戰的政治根源之一。傳統的產業間貿易指各國按比較優勢生產不同的產品然后彼此進行交換。隨著中國勞動成本不斷上升，除非成功地實現產業升級換代，否則中國也很難再長期大規模依靠產業間貿易。產業內貿易指各國生產同類產品然后彼此進行交換，它是發達國家之間貿易的重要形式。他們之所以進行產業內貿易，并不只是為了產品的多樣性，更本質的原因是彼此都有發達的消費市場，相互開放市場是貿易利益的交換。
當前，無論是基于中國的GDP總量、貿易總量、貿易順差和外匯儲備總量，還是國際上普遍預期中國早晚成為世界上第一經濟體，再指望他國繼續把中國當作發展中國家給予特殊待遇是不現實的。在后全球化時代，管理貿易（即特朗普強調的公平原則）可能會大行其道。在這種國際環境中，要想進入對方的市場，就必須向對方提供市場。中國只有不斷擴大國內消費市場，才會有在國際貿易中進行利益交換的籌碼。只有當增長模式轉向消費驅動，國內市場規模日益擴大，中國才可以在企業間貿易被大面積破壞的條件下仍然可以掩護出口結構中低端產品的產業間貿易的國際市場，并為產業升級換代后的高附加價值產品打開產業內貿易的國際市場。
其次，增長模式從重視出口、生產和投資向重視進口、分配和消費轉變，不僅僅是解決過去40年來發展的欠債問題，更重要的是通過這些轉變使中國向發達國家的標準邁進，成為真正的世界強國。
增加實際工資向消費驅動轉型首先是彌補過去40年為經濟發展付出的各種代價。
巴卡洛與彭圖遜的研究顯示，即使是像德國這種有強大的技術和質量優勢的出口驅動增長模式，也仍然沒有逃脫抑制國內工資和消費的命運。中國在這方面的問題比德國要嚴重得多。中國出口驅動增長模式的內在邏輯是把國內的分配問題拿到國際市場上去解決。中國農民工的工資水平在維持國際競爭力的名義下被長期壓低。每當外國人用乘法來計算中國的綜合國力要求中國開放市場為其他國家的發展提供外部需求時，我們總是用除法來強調各項人均發展指標的低下。一方面對外宣傳中強調中國經濟發展的各種成績（有人甚至認為中國的綜合實力已經超過美國）；另一方面卻堅持中國在國際貿易體系里的發展中國家身份。這種狀況顯然是不可維系的。
過去為了集中資源發展經濟，政府的財政驅動向基礎設施建設高度傾斜，而把醫療、教育、住房和退休金等多方面的公共服務市場化。其結果是“國民收入分配當中政府的占比偏高，居民偏低。政府占有了大量的國民收入，但是我們在社會保障方面的支出，醫療教育低于發達國家的水平。非常清晰的推理是宏觀稅負高，政府的收入占比高，大量的財政收入用于基建收入和財政供養”。在這樣的宏觀環境下，雖然中國有比發達國家還先進的基礎設施，但是在經濟結構、社會保障、公共服務、收入分配和生活質量上與發達國家仍然有巨大的差距。以房地產為特征的投資驅動雖然為大部分城鎮居民提供了住房也促進了經濟增長，但是基本吸光了城鎮居民的可支配收入。
增加實際工資，向消費驅動轉型是2008年以來中國經濟從出口驅動向內需驅動轉變的2.0階段，它是中國變成發達國家的必由之路。中國政府已經提出在建國一百周年的時候把中國建成世界強國的目標。世界強國到底體現在哪些方面？ GDP總量，強大的軍隊，創新和技術支撐的國際競爭力,這些固然是世界強國應有的指標；但國內消費在驅動經濟增長時的作用，第三產業在經濟中的比重，公共服務體系和社會保障制度的健全，收入分配方面的相對平等，既是所有發達國家共同享有的特征，也是中國經濟增長模式轉型理應追求的重點目標。中國政府最近出臺一系列措施來提高實際工資加強消費，這絕不僅僅是權宜之計，而是向發達國家經濟轉變的一個切實的步驟。現在離中國政府提出的把中國建設成世界強國的目標只剩30年。這些目標不可能在一夜之間實現，必須從現在起就作為行動綱領。“兩個一百年”講的絕不僅僅是GDP總量，而是中國人民日常生活的質量。當中國成為世界強國時，高質量的日常生活必須不能僅限于少數富人，而是體現在大多數中國人的實際生活中。中國必須從“讓一小部分人先富起來”向“共同富裕”的階段轉變。
向消費驅動的增長模式轉變，也是中國作為一個世界強國對建設世界命運共同體應該作出的貢獻。在過去40年里中國采用的出口驅動模式依靠的是國際市場為本國制造經濟增長的外部需求。在全球生產方式中，發達國家的消費需求為參與全球價值鏈分工的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提供了機會。現在中國已經成為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在這種情況下，中國進一步開放市場，在使本國邁向發達國家的同時也用中國國內的消費需求為其他國家的經濟發展提供機會。這是一個真正能夠雙贏的選擇。
最后，向注重實際工資的消費驅動轉變，增加公共服務和強化社會保障也是為應對以人工智能為代表的科技革命可能帶來的社會沖擊做好準備。
新經濟的迅速崛起將從根本上改變支撐經濟增長模式的制度基礎。在西方的語境里討論人工智能的沖擊，最大的挑戰是資本主義私有制。當機器人可以大規模取代人的勞動時，資本出于利潤驅動的原則將會大幅度削減就業人數。當勞動力失去參與生產過程的機會，他們將以何種形式參與未來的分配？他們的生計將以何種形式得以維持？因此與其再等20年，面對智能生產造成嚴重社會影響時再開始頭疼醫頭式的改革，不如利用這次貿易戰帶來的經濟增長模式轉型的機會，籌建中國應對人工智能時代挑戰的制度。
中國由于各種結構和制度的原因，在發展以數據為生產資料的新經濟時，有希望實現彎道超車。其中一條十分重要的原因是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規模對發展數據經濟十分重要。但也正因為如此，中國也很有可能早于其他國家遭遇人工智能和機器人在生產程中廣泛應用對社會造成的嚴峻影響。因此中國也必須盡早就開始制定政策，把擴大公共服務和提高社會保障水平提到優先的議事日程上來——分配，公共服務與社會保障，是應對人工智能和機器人沖擊的核心問題。目前已經有一些發達國家在討論設立普適最低工資的制度。中國現在如果再不解決過去40年發展在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的欠債問題，當這些問題與未來人工智能和機器人造成的失業問題疊加爆發，就將為時過晚。
▍增長模式轉型的政治經濟學
巴卡洛與彭圖遜對卡萊斯基的再發現的另一大意義是他們重視分析增長模式背后的政治聯盟這一政治經濟學的核心問題。卡萊斯基十分重視利益沖突與增長模式轉換的關系。任何一種經濟增長模式都有附著之上的利益格局。這些利益格局通過增長模式中的機制和制度來獲得和維護相應社會階層的利益。既得利益者從來就不愿意輕易改變增長模式，他們永遠是改革在政治上的阻力。由于每種增長模式都有強大的惰性，在任何增長模式較大的轉型過程中，危機經常是打破政治力量均衡的最好時機。
中國過去40年所處的國際環境從來也沒有為中國提供向真正的發達國家邁進的機會——只要出口驅動還可以利用，就連德國也沒有能夠從壓低國內工資和消費的怪圈中走出來，中國更不可能徹底脫離吃廉價勞動力老本的惰性。這次中美貿易戰的烈度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國國內增長模式轉型以及對增長模式進行選擇的政治環境。美國政府在貿易戰中的強硬立場既部分地構成限制中國選擇增長模式時的外部環境，也在客觀上削弱了中國國內反對增長模式轉型反對變革的政治力量。
在中國面臨經濟下滑的挑戰時，各種利益群體必然都在爭取讓政府的資源向自己傾斜。為了理解增長模式轉型在政治上的難度和復雜性，我們不妨分析一下增長模式轉型要求的政策對各個利益群體的影響。
要增加實際工資，向消費驅動轉型必須要回答的首要問題是從哪里找錢來？過去的出口驅動是靠外部需求，投資驅動和財政驅動都靠債務。如今這三種模式都走向極限，要提高實際工資推動消費驅動只能靠以下的辦法：
（一）減少政府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占比。這要求政府減少在基礎設施建設中無效率的投資，真正擺脫GDP主義的影響，不再不擇手段地維持特定的增長率。它也要求政府進行深水區的改革，切實減少財政供養的規模。
（二）集中資源提高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雖然這些不能直接導致實際工資的增加，卻可以通過替代民間儲蓄來間接增加民間可支配收入從而促進消費。
（三）降低企業稅。中國的企業交稅負擔過重已經成為社會共識。然而，目前中國面臨著雙重挑戰：既要防止經濟嚴重下滑，也要推動結構改革實現增長模式的轉型。為兼顧這兩個目標，并以后一個為主，企業減稅雖然應該是普適的，但是也應該用來鼓勵企業參與供給側改革和向消費驅動轉型。創新投資是供給側改革，應該允許抵稅。為防止由于工資上升造成企業投資減少對總需求帶來的抵消作用，也應該允許企業把為員工漲工資的支出用來抵稅。
（四）調節個人所得稅。在稅收政策上進一步向增加低收入階層的實際工資傾斜，因為這部分群體實際工資的增加部分更有可能用于消費從而增加新的總需求。政府最近的政策已經在向這個方向努力。同時政府要加強征稅能力。像最近演藝界查稅反映出的那樣，政府用不著非要通過為富人加稅來開源，只要確保能收來該收的稅就會增加稅收。
（五）控制通貨膨脹，防止房價進一步上漲，加大加快廉租房和公共房屋租賃制度的建設。由于房價對企業運營成本和中國家庭可支配收入的巨大影響，必須從向創新驅動和消費驅動增長模式轉型的視角來審視房地產政策。
主流經濟話語目前強調市場配置資源。市場配置資源的本意是當有需求時就會有供給。離開增加消費需求，強調市場配置資源只能是一句空話。現在市場面臨的最大挑戰是消費降級、需求下降。沒有實際工資的上漲，就沒有消費需求的增加。即使給企業減稅，即使讓市場配置資源，企業能在沒有需求的條件下增加投資嗎？為了增加實際工資和消費需求，政府必須要通過公共政策有所作為，而不是把轉型的任務交給市場。
對政府而言最大的挑戰是要認識到目前手里的資源可能是最后的資源: 由于其生產機制在未來可能難以為繼，必須把它用在能真正救命的地方。
迄今為止，中國政府手中資源的主要來源是靠超量發行的貨幣支撐的。貨幣超發一方面來自出口驅動帶來的貿易順差以及由于外匯管制衍生的外匯占款，另一方面來自投資驅動增長模式的基石之一——土地財政。在中美競爭長期化的前景下，貿易順差與外匯儲備不斷減少應該是大概率大事件，中國增發貨幣的機制將被嚴重削弱；在地方政府和家庭債務都已經接近極限的條件下，土地財政必將失去發展的動力。當提供充沛資源的條件正在迅速惡化時，如果政府仍然延續過去的思維慣性，把資源集中用在一時救急的刺激增長上，其前提是這種策略必須有效。一旦失敗，再出現重大危機時，政府將沒有再進行補救的資源。這是日本在20世紀80年代泡沫經濟期間留下的慘痛教訓。
▍結語
全球化的鐘擺運動正在經歷一個歷史的輪回。七八十年前卡萊斯基在上一輪全球化逆轉時發展出的宏觀經濟學分析框架，對我們現在面臨的選擇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卡爾·波蘭尼（Karl Polanyi）曾經指出，資本主義的長程運動受方向完全相反的兩個作用力的驅動：釋放市場力量和保護社會。卡萊斯基理論的提出，正值發達國家的公共政策范式從釋放市場力量向保護社會轉變之際。他主張增加工資在分配中的比例，特別是增加低收入群體的實際工資，以實際工資的上升實現消費驅動，從而創造新的總需求。這正是在保護社會政策范式下的經濟增長模式。目前愈演愈烈的逆全球化趨勢代表著發達國家的公共政策范式正在又一次從釋放市場力量向保護社會轉型，中國政府現階段的施策也應該反映這一歷史的同時代性。
卡萊斯基的政策主張直接代表著當時發達國家公共政策范式保護社會的時代特征。巴卡洛與彭圖遜揭示的歐洲四國的增長模式則是出現在20世紀80年代發達國家的公共政策范式從保護社會向釋放市場力量轉變之后，因此他們分析的案例提供的都是相對市場化的解決方案——即使瑞典這樣的國家也是通過產業升級換代在國際貿易中實現實際工資的上升。從這層意義上而言，巴卡洛與彭圖遜不僅僅是重新發現了卡萊斯基的理論，也有其當代意義——產業升級換代對解決不平等問題的間接正面影響。
本文以巴卡洛與彭圖遜提出的四種增長模式為出發點討論中國未來的增長模式。本文雖然從“貿易歸零”的基本假設出發主張中國要把資源相對集中在以消費驅動的增長模式上，但它并不是徹底否認出口、財政和投資對中國經濟的帶動作用。放眼中國未來改革開放大方向中的增長模式，出口和投資將以“一帶一路”和創新為重點，而本文主張的消費驅動在很多方面也需要財政的配合，即通過提高公共服務和加強社會保障體制來增加實際工資，并積極解決收入分配中的不平等。十年前的大調整幫助中國基本實現了由出口驅動向內需驅動的轉型，以房地產為核心的投資驅動和以基礎設施建設為核心的財政驅動為中國經濟帶來了硬件方面的大幅度躍升。這次調整最重要的使命是實現內需驅動向消費的轉型，其重點應該是通過一系列有關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的制度建設在保護社會的同時大幅度縮小與發達國家的差距，邁出變為世界強國的實質性步伐。
（作者單位：美國杜克大學社會學系，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
注釋：
* 筆者非常感謝文一教授和劉世定教授對初稿的評論和建議，最后的版本文責自負。
[1][3][5] Lucio Baccaro and Jonas Pontusson, “Rethinking Comparative Political Economy：The Growth Model Perspective”, Politics & Society, Volume 44 (2016).
[2] Wolfgang Streeck, “Varieties of Varieities：VoC and the Growth Models”, Politics & Society, Volume 44 (2016).
[4]雖然日本代表的東亞發展主義早在20世紀50~60年代就已經顯示出實力，但是出口驅動作為經濟增長模式在卡萊斯基生前尚未被概念化。
[6] Paul Samuelson, “Where Ricardo and Mill Rebut and Confirm Arguments of Mainstream Economists Supporting Globaliza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Volume 18 (2004).
[7] 由于篇幅的限制，本文只討論消費驅動對創新驅動的影響，而把應該如何發展創新驅動的增長模式留給另一篇專文來論述。
[8] 盧峰：《中國農民工工資估測：1979-2010》。http：//www.sohu.com/a/222676663_673573.
[9] 方正證券，引自盧亮亮：《中國家庭的加杠桿空間已到極限了嗎？》，https：//www.gelonghui.com/p/196959；
《上海財大：中國家庭債務是可支配收入的107%逼近承受極限》，https：//xw.qq.com/cmsid/20180809A0JW2100.
[10] 胡祖銓：《我國政府債務規模及其債務風險的研究》，http：//www.sic.gov.cn/News/455/8692.htm.
[11] 任澤平：《我國單位GDP的財政供養偏高有待改革》，http：//finance.sina.com.cn/china/gncj/2018-09-17/doc-ihkahyhy0111797.s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