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喜?| 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工商管理學院
【導讀】近年來，“轉型升級”無疑是中國經濟政策的核心詞匯。面對轉型期經濟增速放緩，應對”轉型陣痛“成為一個重要問題。然而，“經濟轉型升級”的本質究竟是什么？“轉型陣痛”是否不可避免？本文指出，人們對“轉型升級”的認識，偏重于”升級“，而忽視了”轉型“；同時，轉型期的產業政策和創新政策，也未能切入具體的產業活動，抽離了微觀基礎和產業內容，以至于難以真正推動轉型升級。這才是出現”轉型陣痛“的真正原因。
為了理解真實經濟和技術活動中的“轉型升級”，本文細致考察了一家位于臺海前沿的創新型企業在短短30年內打破西方(包括日本)技術統治、成為全球龍頭的歷史過程，為中國經濟的轉型升級提煉了三個重要命題：
第一，在單一企業層面，轉型升級必須同已有的龐大制造能力相結合，才能最大程度地減輕乃至避免“陣痛”，而這需要充分利用改革開放的有利制度環境，全面學習領先企業的成功經驗，提高自身業務質量；
第二，在產業鏈層面，轉型升級所需要的學習，還會影響后進企業的組織結構，面對工業體系中的上游能力缺口，成功的創新往往需要后進企業采取縱向一體化戰略、參與上游高質量活動，以“大而全”形式為工業體系“補課”；
第三，在工業體系層面，只有不同產業與產業鏈不同環節的一流企業協同創新，使技術知識在整個工業體系內廣泛流動，才能系統性地把握產業巨變機遇，實現可持續發展，這是釋放國民工業體系完整性“紅利”的關鍵。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21年第4期第61-70頁，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特此編發，供諸位思考。
打造創新鏈
——中國經濟轉型升級的廈門宏發經驗
▍ 對轉型升級的反思與理解
中國經濟的轉型升級正處于“征程正未有窮期”的緊要關頭。2019年，李克強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特別強調“經濟轉型陣痛凸顯的嚴峻挑戰”；在2020年2月11日召開的國務院常委會議上，中央政府表態，面對新冠肺炎疫情沖擊，應“高度關注就業問題，防止大規模裁員”。雖然“轉型陣痛”一說時常見諸報道，但從更寬廣的歷史視野來看，這種“轉型陣痛”并不正常：以日韓為代表的成功轉型往往能夠兼顧“高增長”與“低失業”；相反，中國臺灣和香港雖然經歷了“陣痛”，但其轉型效果仍然有待歷史檢驗。換句話說，“轉型陣痛”從來不是轉型升級取得成功的必要條件。
中國的轉型升級，存在什么樣的風險？回答這個問題的關鍵，是理解中國政府所說的“轉型升級”到底指什么。追溯中國的政策語言體系，我們會發現中國政府所說的“轉型升級”并非意義完全一致的政策概念。“轉型升級”進入中國的官方文件始于2003年中共十六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此前，中國的官方語言中沒有“轉型”只有“升級”，即“產業結構優化升級”：以各種標準將不同產業分為“合理”與“不合理”、“高級”與“低級”，并優先發展“更高級”和“更合理”的產業；那些不那么“合理”“高級”的行業，不僅無緣優先發展，甚至無權自主選擇發展道路，因為政策設計者對此的設想是“利用高新技術改造傳統產業”。這種人為劃定三六九等的產業政策在迅速發展的加工貿易中碰了壁：一大批所謂高新技術產業的組裝業務，從“升級”的角度看已達“終點”，但其技術含量和溢出貢獻卻微乎其微。差別化的產業政策因此備受質疑，以獲取創新能力為目的的“轉型”成為新政策焦點。
此后，“轉型升級”的對象擴大到整個國民經濟，2010年之后更是連年現身政府工作報告。但二者在政策制定者心目中的差別一目了然——相關解讀明顯偏重于“升級”，即前述產業結構方面的目標。對“轉型”的討論多與“自主創新”“創新驅動”相聯系。正因如此，“科技體制改革”和“國家創新系統建設”成了“轉型”政策的重點，而企業作為最重要的創新主體卻少被提及，這使轉型政策很少能直接切入具體而微的產業活動。換言之，與“轉型升級”相關的具體政策議題，仍然停留在差別化產業政策的老路上；而不是依循企業創新的基本邏輯，對“轉型”“升級”兩個主題進行系統性政策設計。受此影響，從宏觀層面“選擇特定的優先產業”，仍是過去十年轉型升級政策的重心。從《工業轉型升級規劃(2011—2015年)》到《中國制造2025》均是如此。
然而，差別化的產業政策并未讓更“高級”的行業獲得真正高級的創新發展，反倒有可能阻礙了整個經濟體系內基礎廣泛的創新轉型。那些官方認定的“高級”產業，憑借政府背書引得眾多企業入局圈地，但創新能力缺失的“淘金者”往往難逃“高端失守、低端混戰”“快上快爛、暴生暴死”的厄運；不“高級”的行業則與政策支持絕緣，跨界合作的艱難甚至阻擋了中國從完整的國民工業體系中攫取“紅利”。與此同時，科技體制改革并未有效配合轉型需求，相當比重的創新政策對具體產業內容進行了“抽象化”處理。多頻共振之下，轉型升級的難度系數大幅提高，“陣痛”自然在所難免。總之，中國經濟轉型升級遭遇困難、產生“陣痛”的根本原因是對“轉型升級”的理解存在偏差。在此基礎上形成的政策組合，即“以高級化為目標、抽象掉微觀基礎的產業政策+以科技體制為重點、抽象掉產業內容的創新政策”，難以對真正的轉型升級起到推動作用。
何為真實世界中微觀而具體的“轉型升級”？我們認為，轉型升級的本質是一個改變經濟活動質量的過程，即爭奪、控制經濟體系中高質量活動的過程。“高質量”尤其體現為報酬遞增與技術變化，其中前者與大規模投資有關，后者與長期研發努力有關，且二者都具有知識密集的特征。高質量活動的資本與知識密集度構成了領先者維持競爭優勢的“防火墻”，即進入壁壘。這意味著，對任何后進者來說，轉型升級是一個有目的的學習過程：通過學習現代經濟體系中的現成知識（包括技術），跨越進入壁壘，進入知識密集的高質量活動。
但學習過程也存在不同的方式方法。作為“二戰”后進步最快的后進者，日韓的學習就明顯區別于其他后進國家：它們更擅長以必要的引進為起點，逐漸掌握國外現有技術，并通過持續不斷的學習積累，尤其是針對引進技術的“改造中學習”，甚至“創新中學習”，最終不僅躲過了“引進—落后—再引進”的追趕陷阱，而且在高質量活動領域成功站穩腳跟。在中國，華為、格力、京東方、濟南二機床等各行業頂尖創新者同樣是“改造中學習”“創新中學習”的踐行者。使這種激進戰略選擇成為現實的關鍵動力，是與后進者的資源能力極不相稱的戰略意圖，是有關“我想成為誰”的想象力。
更重要的是，上述以激進戰略選擇為起點、以有目的的學習和創新為主軸的轉型升級邏輯具有穿越行業的普適性。下面，本文以繼電器行業單項冠軍、廈門宏發電聲有限公司（下簡稱“宏發”）為例，充分展示這一微觀邏輯及其在中國產業實際中的具體形態，我們圍繞宏發案例提煉的三個命題將為中國產業轉型升級的宏觀邏輯提供重要的啟示與想象空間。
▍ 宏發經驗對中國經濟轉型升級的啟示
宏發成立于1984年，目前是國內排名第一的繼電器開發生產企業，也是全球最大、專業化程度最高的繼電器開發生產商。在繼電器這個有著180多年歷史的傳統行業中，宏發僅用了三十多年時間就打破了西方（包括日本）的統治。其間近二十年間（“十三五”工業強基工程啟動之前），繼電器行業甚至完全不在中國政府的視野和興趣點之中，這就迫使宏發只能自力更生。三十多年前，宏發剛剛進入繼電器工業時，一度窮到“吃不上飯”；到了2018年，宏發人均銷售收入突破70萬元，不僅完爆國內行業平均水平（人均約30萬元/年），與國內“第二軍團”（人均年銷售收入50萬元左右）的差距也越拉越大。
宏發能夠有如此成績，源于1987年董事長郭滿金到任后一系列連貫的行為邏輯。其邏輯原點是由宏發自主選擇、并一以貫之的長期戰略導向：代表中國在繼電器行業國際競爭前沿占有一席之地。立足于這一戰略導向，宏發逐步展開自己的學習與創新活動，并匹配以極具針對性的投資，從而形成自主可控的創新鏈。這一過程還充分考慮了企業自身與中國產業發展的具體情境，從而有效保障了學習效果和投資收益，使跨越進入壁壘、構筑競爭優勢成為可能。宏發的經驗與中國一批深陷轉型“陣痛”的企業形成了鮮明對比。很多企業學習與創新投資效率低下，“創新找死、不創新等死”，正是由于對中國產業發展的基本國情缺乏必要的了解和尊重。
我們將宏發經驗的啟示意義，表述為以下三個命題。
命題1（單一企業層面）：轉型升級必須同已有的龐大制造能力相結合，才能最大程度地減輕甚至避免“陣痛”，而這需要充分利用改革開放的有利制度環境，全面學習領先企業在研發、制造、管理等各方面的成功經驗，提高自身業務質量。
在外向型經濟中成長起來的宏發，通過國際認證、合作貿易、中外合資等不同路徑，掌握了不同品類繼電器的生產、開發技術。這一經歷充分證明后發經濟追趕、學習發達國家已有技術在現代產業競爭中的重要性。“自主創新”不可能在閉關自守的狀態下實現，必須充分借鑒和利用外部先進成果，后進者在完全不理解和掌握現有技術與管理知識的條件下，不可能閉門造車地完成任何有價值的重大突破（所謂“原始創新”），更不可能依靠這種天上掉下來的重大突破實現跨越式發展。
更重要的是，與中國大批有志于創新的企業不同，宏發對領先者的學習并非單純的技術學習，更不是對核心技術研發——中國創新政策的最大關注點——孤注一擲。相反，宏發展現了教科書級的全面學習過程：立足自身戰略導向，從產品開發、制造工藝、質量控制、管理理念等全面學習領先企業的成熟經驗，提高自身業務質量。這種全面學習使宏發的“老師”遍布全球：美國、歐洲和日本的企業在不同時期成為宏發在不同領域的“引路人”。正因如此，郭滿金將這種師法天下、博采眾長的學習環境稱為“改革開放紅利”。而這種全面學習能夠成功，根本原因在于有效發揮和放大了企業的現有優勢與能力。
“補短板”在轉型升級中確實非常重要，但關于如何補短板卻有不同的政策思路。現行政策導向基于“主流”經濟學認識：通過市場出清、壓縮過剩產能來提高市場有效性，從而把更多企業“逼”上自主創新之路，以解決“有效優質供給不足”的問題。但是，這一思路無法回避一些現實困境，比如，面對嚴峻的市場形勢，企業完全可以選擇退出、裁員、減薪、假冒偽劣，為何要迎難而上“補短板”？導致這一困境的根源是將“化解過剩產能”和“補短板”視為兩個彼此割裂的議題，不僅在時間與金錢上都過于迂回，更背離了中國經濟成長的一條基本經驗：用發展的眼光看問題，用發展的手段解決問題。
新中國用七十年時間建成了全世界門類最齊全的工業體系和獨一無二的強大制造能力。強大制造能力與核心技術短板并存，使中國工業常年“高端失守、低端混戰”。這意味著中國并不存在絕對意義上的產能過剩：“高端失守”狀態下的產能過剩正是核心技術短板的具體表征。“補短板”因此成為“化解過剩產能”、變“低端”為“高端”的可行出路。此時，如果脫離甚至破壞企業現有的能力體系和組織結構，“補短板”的作用反而發揮不出來。因為核心技術本身無法自動帶來經濟價值或轉型升級：它只是一種中間物品，真正的創新性產品或服務，只能是核心技術與其他能力或資產相結合的結果。創新經濟學家將這些與核心技術相結合的關鍵要素稱為“互補資產”，其中就包括大批中國企業擅長的營銷、售后服務和有競爭力的制造。
因此，以發展的方式解決“產能過剩”，需要協同推進核心技術與互補資產的高質量發展：以自主核心技術武裝企業現有能力（包括產能），以現有能力為自主創新提供互補資產和戰略起點。這就要求我們在從“制造”到“智造”的轉變過程中，更加辯證地理解龐大工業產能對轉型升級的重要性，而不是采取輕視甚至敵視的態度，將其視為需要倒逼出局的包袱。否則不僅會逼出“陣痛”，還會極大地約束工業與技術政策對“改進現有制造能力”的想象力，進而直接限制了很多企業對車間層面學習活動的投資：提高工人技能、改進生產工藝、優化現場管理，最終提高產品質量。相比之下，宏發全面學習領先企業的經驗充分證明，這些面向企業層面的、系統的能力建設與投資——而不只是以工人個體為落腳點地去呼吁“工匠精神”——是解決“大而不強”問題、建設制造業“大國”的入門課和基本功。
命題2（產業鏈層面）：轉型升級所需要的學習還會影響后進企業的組織結構。面對工業體系中的上游（基礎元件、高端裝備與原材料）能力缺口，成功的創新往往需要后進企業采取縱向一體化戰略、參與上游高質量活動，以“大而全”形式為工業體系“補課”。
在三十多年的發展過程中，宏發屢屢打破傳統分工邊界，將模具和零部件加工、高端成套制造裝備，甚至材料配方研發等諸多工作，先后納入自身工作范疇；并為此不斷調整組織結構，直至打造起一個完整的繼電器產業鏈。在中國，像宏發這樣向產業鏈上游延伸的領軍企業不在少數。無論是同樣自制高端裝備的中信戴卡、常熟開關，還是跨界關鍵零部件的華為（自研芯片）、格力（自產壓縮機），這些企業的經歷表明：一旦啟動全面學習，創新者就勢必遭遇中國工業體系和創新系統中的“短板”或“卡脖子”環節，進而不得不采取“大而全”的組織結構、創造性地解決自身問題，并最終成為中國工業體系中短板環節的“補課者”。
出現這種現象的原因在于中國工業體系“碎片化”和“底子薄”的結構性特征。“底子薄”即普遍的能力缺口與技術短板，一方面，這是由中國后進者的地位決定的，另一方面也同中國長期以來的工業與技術政策有關。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政府將“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的“三段論”作為學習國外技術的指導方針。這一思路將“學習”和“創新”理解為一種“特定順序”，即把“消化吸收”視為“再創新”的必要條件。這與日韓企業“改造中學習”、“創新中學習”、以“再創新”帶動“消化吸收”的激進學習戰略，形成了鮮明對比。但是，單純的“消化吸收”無法形成“再創新”所需的能力基礎——理解市場需求的能力和理解關鍵技術的能力。這是“三段論”式學習戰略的最大短板。此外，某些意外事件也會拉大中國工業的能力缺口：比如在缺乏市場保護和政策關注的背景下，跨國公司對國內工業龍頭的擠出（如軸承行業）、圍剿（如德國舒勒針對濟南二機床的布局）和斬首（如當年席卷中國工業的“合資變局”），以及為引進外資而對本土企業技術積累的干擾（如夏普早年對京東方的做局）、中斷（如乘用車行業）甚至毀棄（如柴油機配附件）。
相比之下，中國工業體系“碎片化”的問題——企業間互信與合作不足的問題更加隱蔽，相應的針對性政策也長期缺位。這一問題在今天突出表現為差別化的產業政策，但其歷史根源卻可以追溯至計劃經濟時期：以條狀分割方式建立起來的國民工業體系，與計劃體制的諸多缺陷相結合——如生產者與用戶相分離、生產與研發相分離、對企業探索試驗的限制，從根本上阻隔了上下游企業的自發合作。20世紀80年代之后的市場化進程和外向型經濟，進一步破壞了本土產業鏈上下游的聯絡機制與合作空間。與此同時，保護知識產權的法制建設滯后和超常增長滋生的機會主義思想，也影響了本土企業的合作互信。所有這些都使中國企業很少以合作方式應對創新的不確定性。
如果缺乏有針對性的強勢產業政策，而單純以市場機制或“倒逼”很難改變“碎片化”和“底子薄”的結構性問題。市場交易機制不能作用于那些技術短板和能力缺口，而“倒逼”鏈條又被工業體系中的“碎片”切斷了。這意味著，今天中國工業體系中新興成分的衍生——如高端裝備升級、高端共性技術供給和數字化轉型——很難依托于市場機制下現成的社會化分工、社會資本和協同創新（類似硅谷的“雨林式”創新系統），而只能更多地訴諸企業長期戰略這類“非市場”機制。一旦下游領軍企業的轉型升級對上游創新要素提出更高要求，他們就只能自力更生：通過高強度的長期投資推進多元化戰略和一體化戰略，依托新的組織結構，進入上游高質量活動，創造新知識，進而為整個工業體系“補短板”。這就使領軍企業像“盆景”一樣在產業鏈上下游獨自冒險和學習，成為轉型升級和完善工業體系的關鍵動力。因此，我們將中國這種特殊的工業體系稱為“盆景式”工業體系，宏發這種“大而全”的產業“盆景”就成為提高國民工業體系完整性的關鍵，國民工業體系完整性“紅利”由此產生。
命題3（工業體系層面）：只有不同產業與產業鏈不同環節的一流企業協同創新，使可靠的技術知識在整個工業體系內廣泛流動，才能在系統層次上把握產業巨變的機遇，實現可持續的經濟發展，這是釋放國民工業體系完整性“紅利”的關鍵。
隨著組織結構不斷完善，宏發逐漸建立起完整可控的能力體系和創新鏈，創新能力和生產效率隨之得到全方位保障。這使宏發能夠抓住每一次重要歷史機遇，與烽火、華為、特斯拉等世界一流企業展開廣泛合作，成功參與光通信、新能源等諸多產業巨變，最終在產品技術上實現了從跟跑到領跑的轉變。這種全球領先位置，又為宏發與更多一流企業的創新合作創造了條件。宏發的這種經歷，揭示出另一個在中國經濟轉型升級過程中被廣為忽視的問題：如何看待傳統產業的創新潛力？如何認識傳統產業轉型升級的途徑與意義？
長期以來，傳統產業的創新潛力及其對經濟發展的貢獻，都是中國差別化產業政策的盲區。雖然這種“有所不為”在某種意義上有某種“勒緊褲帶搞建設”的不得已，但也更多地反映了計劃體制思維方式的局限性。建設國民工業體系的第一要務和指導原則是以發達國家為模板、“解決有無問題”，確保“生產市場經濟能夠生產的各種產品”；所以國民工業體系的第一部類（計劃經濟時期的機械工業）和高新技術產業（上世紀90年代之后）就成為優先發展對象，以便為其他部門提供技術支持。而其他部門，那些更依賴民用市場、歷史更悠久的傳統產業，則被視為裝備工業和高新技術發展的自動受益者。此時，傳統產業轉型升級的邏輯就是讓市場機制充分發揮作用：利用價格機制將高技術產業中的先進技術裝備引入傳統產業，以促進后者的設備更新和效率改進，甚至實現跨越式發展。
但宏發以及更多創新型企業的實例證明，以上政策假設與事實嚴重不符：因為在絕大多數情況下，高新技術“并不會替代舊技術。由此造成的一個簡單后果是，即使是‘老’產品本身及其生產過程，也能采用一些與之前完全不同的技術要素”。即便是產業革命，“替換”也絕非中心內容；產業革命帶來的繁榮，離不開新的核心技術與現有產業基礎的廣泛結合。這意味著，傳統產業的轉型升級，絕不應該止步于對設備改進和效率提升的片面關注，而必須兼顧“老產品”本身對新技術的吸納，即自主產品開發。在現實世界中，僅靠外力推動、獲得設備更新和效率改進，傳統產業中的后進者永遠不可能“跨越式發展”：它們只能跟隨領先同行的腳步，進入一個又一個新產品領域，并通過價格戰與前者搶奪市場，最終消費者雖然漁翁得利，但企業自身的利潤和工資卻難以改善。相比之下，后進企業通過自主產品開發，提供差異化的創新產品，并在此基礎上開辟自主價值鏈，才能在產業競爭中爭取主動權。
通過利用新技術改造“老產品”，宏發這種傳統產業中的后進企業提高了“學習已有技術”的效率，形成了自主創新能力。一旦這種能力積累達到一定水平，傳統產業中的創新者就可以抓住產業巨變的機會，改變技術流動的方向：它們將從現成新技術的應用者轉變為全新技術孕育過程的參與者，將那些在本行業中經過反復驗證的可靠知識貢獻給新興產業的產品開發。之所以出現這種現象，是因為創新的“多技術”特征：創新從來不是單一技術獨立發生作用的過程。即便存在某項核心技術，也需要其他技術的支持。這些支持性技術，廣泛分布在國民工業體系的各個部門。此時，單一創新主體不可能以一己之力、從頭發明完成創新所需的全部技術，而必須與不同產業的創新者建立合作，解決問題。
這意味著，一國國民工業體系的能力基礎和合作水平，直接決定其在產業革命中的作為。那些新興產業中的一流企業，只有得到產業鏈上游的一流企業在高端材料、高端裝備、高端元件等眾多領域的有力支持，才能在產業巨變中抓住契機，將其轉化為新產品、新服務的領先時間、市場份額和利潤回報。技術與產業政策只有無差別地支持所有行業中的潛在創新者，為其戰略意圖的實現創造有力條件，才能充分釋放國民工業體系的完整性“紅利”。
▍ 結語
本文以宏發為例揭示了經濟轉型升級的微觀邏輯。宏發案例表明：在激進戰略意圖的作用下，企業學習與創新的范疇會突破“核心技術”等簡單化束縛，而擴展至經營活動的各方面（前述“全面學習”）和產業鏈上下游各環節（前述一體化“補課”）；一旦各行業的學習與創新都放開手腳、有所進步，國民工業體系完整性“紅利”將得到釋放。結果就是企業、產業鏈和國民工業體系各層面的高質量活動領域被極大拓寬，轉型升級的戰略“腹地”瞬間開闊。
轉型升級不會在真空中發生，改變政策活動質量，是從整體上改變經濟活動質量的必要條件。上述微觀邏輯表明：在技術政策上，我們要變“三段論”的跟隨模式為自主創新，激發更多企業的戰略意圖；在創新政策上，要變科技導向為產業導向，扣準企業創新主體，強化政策配合聯動，加強政策資源投放，重建產業情報系統；在產業政策上，要變差別化思維為系統化思維，鼓勵產業鏈上下游合作、釋放國民工業體系完整性“紅利”等。所有這些變化的源頭，是中國政府自己對轉型升級的戰略意圖：畢竟只有那些不相信“陣痛”的人，才會在轉型升級過程中毅然斬斷“陣痛”下持續發展的邏輯，避免其走向一個自我實現的預言。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21年第4期61-70頁 ，原題為“打造創新鏈——中國經濟轉型升級的廈門宏發經驗”。 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 聯系版權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