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存旺
國仁是城鄉之間的橋
農村衰敗引發的諸多社會問題正在中國逐步顯現，食品安全問題就是其中一例。食品安全問題在城市的爆發，暴露出的是城鄉關系交惡的現狀。隨著大量青壯年農民進城，農村剩下了“三八、九九、六一”人群。勞動力投入在農業領域的減少，使得農業生產越來越依賴化肥、農藥，越來越仰仗農業機械和能源，與此同時，農戶家庭飼養家禽和家畜的數量也迅速減少。在資本引領下的以集約化和規模化為主要特征的農業產業化，為了追求產量和利潤，將化肥、農藥、激素、食品添加劑等肆無忌憚地用于農產品生產之中，進而引發食品安全問題。
在資本追逐利潤的本性面前，自然規律也會被扭曲。那么，該如何保障食品安全？主流的意見是加強食品生產過程中各環節的監管。這顯然是治標不治本的辦法——誰能夠有效監督高度分散的小農生產？食品監管體系又由誰來監管呢？如此發展下去，監管體系將變得越來越大、越來越復雜，委托代理悖論將被放大。最終，這些高成本的監管體系也難逃崩潰厄運。因此，從根本上來說，只有構建和諧的城鄉關系，阻止農村衰敗，才是化解食品安全問題的正道。
在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開展以后，國家加大了對農村的資金投入，尤其是農村的社會保障，十七大報告又將生態文明的建設提上了日程。在這種新的發展背景下，建設和諧的城鄉關系，也需要新的思路。
國仁城鄉互助合作社正是在構建和諧社會、建設生態文明的時代號召之下成立的。國仁城鄉互助合作社是生產者和消費者之間的橋梁，橋的一邊是希望吃到健康農產品的市民組成的消費合作社，另一邊則是決心放棄化學農業，轉向生態農業的農民組成的生產者合作社。國仁城鄉互助合作社處于生產和消費的中心位置，將市民消費合作社與農民生產合作社結合成為一個統一的利益共同體。在這個利益共同體中，生產者一方負責生產高質量的健康農產品，消費者一方所需要做的是提前預付貨款，以購買農產品的形式來支持農民進行生態農業轉型。作為中間環節的國仁城鄉互助合作社，一方面要對生產者合作社進行生態農業技術支持和生產管理，協助生產者合作社組織發育，培育自身監督機制；另一方面，要組織價格聽證會，由農民和市民共同協商，商量出一個合適的健康農產品價格——沒有中間環節額外的加價，經過聽證會得到的價格一般都會比超市同品質產品低。國仁城鄉互助合作社的運作理念和機制都是建立在組織合作基礎上的。這種市民與農民的合作方式，也是市場經濟成熟階段的發展趨勢，“上——符合執政黨的戰略方針，下——符合民意”。
以鄉村建設為基礎的城鄉關系；從“教授賣大米”到“購米包地”
國仁城鄉互助合作社的理論基礎，是發育農民合作組織、推動生態農業為核心的鄉村建設。而國仁成立的背景或推動力，也是來源于鄉村建設的實踐。具體一點說，國仁的成立，和2005年被媒體炒得沸沸揚揚的“教授賣大米事件”有著密切關聯。
“教授賣大米”說的是中國農業大學副教授何慧麗的事。2003年，中國農業大學副教授何慧麗掛職蘭考。上任伊始，何慧麗曾試圖走招商引資的主流區域發展道路，但是資本的邏輯就是唯利是圖，并不關注農村社區發展這些人文命題。因此，她招商引資建設農村社區的行為以失敗告終。沒有外界資本注入，農村社區自身又缺乏資本，那該如何促進社區發展呢？何慧麗選擇了發展農民合作組織，在資本稀缺的情況下，寄希望于農民通過合作促進農村社區的發展。
何慧麗的“鄉村建設”，是以人們并不太看重的文藝活動為起點的。從2003年起，何慧麗組織大學生到蘭考的南馬莊進行支農調研和支教，舉辦文藝活動；退休的老藝術家，也來到南馬莊志愿教授村民文藝；縣里的退休干部，也被動員到南馬莊為鄉村建設鼓氣。外來的力量，讓村民們感受到社會的關注，極大地溫暖了人心。于是，曾經是村莊發展主力軍的“鄉村五老”、學會了花鼓的農村婦女等都行動起來，婦女文藝隊、老人協會等村民組織紛紛成立。到這時，村民們的合作熱情自然而然地要轉移到利用農村社區資源、通過合作改善生活的方向上，生產性的農民合作社應運而生。在這個“外發促內生”的過程中，“南馬莊無公害大米合作社”就水到渠成地成立了。但是，村民們發展生態農業致富的激情，以及何慧麗通過鄉村建設探索和諧城鄉關系構建道路的熱情，很快遇到了冷漠的市場規則的強力挑戰──南馬莊無公害大米，沒能賣到應有的價格。
南馬莊無公害大米，由于少使化肥、不用劇毒農藥，屬于對環境友好的農產品，因而具有經濟學上定義的“正外部性”。但是，事實是這種具有正外部性的產品卻以賠本的方式退出市場。這種情況，被經濟學家們總結為“市場失靈”。經濟學家對如何解決“市場失靈”問題的理論討論，主要觀點都認為在市場失靈時，政府應該介入，使得“外部性內部化”。然而，政府大多忙于招商引資，長期不重視農業污染問題，也并不看重合作社生態農業的小型實踐。農業立體污染惡化，正是農村環保遭遇“市場失靈”和“政府失靈”雙重困境的結果。
那么，如何在“雙失靈”的現實中，留住既對環境有利，又對健康有利的南馬莊無公害大米？迫不得已，何慧麗竟然拉了幾十噸大米到北京，演繹了后來被媒體廣泛報道的“教授賣大米”事件。對她賣大米的行為，輿論評價分為截然不同的兩面。一方面，大部分學界和商界人士為捍衛市場規律的理論和實踐的純粹性，對何慧麗的行為進行一系列的口誅筆伐——確實，對于大米到北京后如何銷售，何慧麗在當時好像也沒有完全想清楚。但是，另一方面，熱心的北京市民和一些“另類”學者對何慧麗的行為給予了極大的支持，社會各界的力量被動員起來幫助南馬莊大米銷售。到后來，在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戰略的感召下，也有商業資本以合作方式為南馬莊大米提供免費的銷售渠道。但是，這些熱情的幫助無法在根本上解決問題，資本的強勢和唯利是圖的本性，使得合作在不到一年的時間內就破滅了。
資本掐斷了銷售渠道，但是消費者熱情不減。為了聯通消費者和生產者，學者溫鐵軍、何慧麗和畢宜民等人倡導成立了“購米包地小組”，嘗試在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實現零中間環節的對接。所謂“購米包地”，就是生產者和消費者直接面對面：消費者根據自身需求量，向指定的生產者訂購大米，并預先支付購米款；生產者則按照消費者的要求，采取多施農家肥，少用化肥和農藥的無公害標準生產大米。消費者預先支付的費用，起到了分擔生產環節風險的作用；生產者因為有了預先支付的購米款，而不必獨自承擔生態農業轉型期間農作物減產帶來的經濟損失，才有可能放棄投入高化學品的生產方式。這種消費者預支付貨款幫助生產者轉型的方式，在國內并不多見，參與其中的也多是持有城鄉互動理念的學者和市民。這些參與“購米包地小組”的成員，他們的預付款從200元～2000元不等，有的成員還帶著家人利用假期到其所包地塊，參與了大米的收割勞動。
“購米包地小組”在當時組織的過程中，還是一個相對松散的結構，缺乏全身心投入運作和管理的專業隊伍。同時，也因為活動經費有限，“購米包地小組” 在成立一年之后，活動就日趨減少了。但“購米包地小組”在活動過程中，聚集了一批認同城鄉互助合作的消費者，也積累了城鄉互助合作的實踐經驗。如何將這些積累的人力、資源和經驗保存下來并且繼續發展呢？溫鐵軍、何慧麗、畢宜民等“購米包地小組”核心組織者認為，應該在松散的“購米包地小組”的基礎上成立一個專門的機構，一方面維持已經形成的城鄉互助運動，另一方面，通過不斷地實踐，繼續探索一條可持續的城鄉互助道路。
國仁城鄉互助合作社正是在“購米包地小組”的基礎上成立的。部分“購米包地”小組成員為國仁的運作注入了第一筆資金。一些關注環保和社區發展的公益基金會，如香港的社區發展伙伴（PCD），也為國仁的發展給予了資助。這些資金對國仁完成組織建設和維持早期運作，起到了關鍵的作用。除了組織者的推動，國仁城鄉互助合作社的成立，也得益于一批有多年生態農業實踐和農民組織化培訓經驗的年輕人的加入。這些來自原河北定州晏陽初鄉村建設學院的工作人員，在學院內成功實驗了“六位一體”的生態農業，并且通過對農民組織化培訓將這種生態農業推而廣之。他們的加入，給國仁城鄉互助合作社帶來了強勁的發展動力。原晏陽初鄉村建設學院的生態農業工作室對生產者合作社進行生態農業技術支持和生產管理，合作經濟工作室則協助生產者建立起合作社組織，培育自身監督和生產管理機制。在他們的努力下，國仁城鄉互助合作社的生產者社員隊伍很快發展到三個，產品種類也更加齊全，從原來單一的無公害大米擴展到綠色糧油、干貨和少量鮮貨。
以公平貿易作為溝通城鄉的媒介
國仁城鄉合作社以公平貿易為自己的基本理念。這個公平貿易針對的既是生產者也是消費者。對城市消費者而言，公平貿易在于購買到貨真而價實的健康農產品；對農村生產者而言，公平貿易在于獲得合理的生產利潤。在現有的商業銷售渠道中，超市等終端銷售渠道獲得了健康農產品產業的大部分利潤，生產者和消費者其實都是利益受損方。商業資本利用市場勢力壓低農產品收購價格，損害了農民的利益；大幅度抬高銷售價格，則損害了消費者的利益。因此，國仁試圖以公平貿易作為溝通城鄉的媒介。但是要在銷售過程中堅持公平貿易理念并不容易，公平的價格需要做到生產信息透明，也需要產銷雙方共同協商。為此，國仁必須支付為達到公平貿易而產生的組織費用。達到公平價格的方法之一，就是國仁組織召開的價格聽證會。
國仁曾經在2006年和2007年組織過兩次南馬莊無公害大米的價格聽證會。2006年參加第一次大米價格聽證會的，既包括溫鐵軍、林家彬、何慧麗、周立等知名學者，南馬莊黨支部書記張硯斌等無公害大米協會的農民社員代表，也包含部分消費者代表。聽證會的氣氛非常熱烈。學者們首先介紹了生態農業和生態價格，生產者介紹了無公害大米種植的過程，國仁公布了中國農業大學學生社團對南馬莊無公害大米生產成本的調研數據，消費者代表范先生則對數據進行了鑒定。范先生作為消費者代表是有一定原因的：近些年來，他因為擔心食品安全問題，聯合了幾位朋友在北京郊區承包土地自行種植蔬菜，對綠色農業生產有一定的了解。在范先生鑒定成本數據的合理性之后，與會的專家學者、生產者和消費者就開始一起討論大米的最后價格。討論價格的環節是最熱烈的，討論也是在爭議中不斷達成一致的。舉個例子來說，與會者就生態價格的形成機制持有不同意見：有的人認為，當地農民生態農業種植方式對整個自然環境都有利，因此在價格中應該加上一部分用于獎勵；而另一些人則認為，南馬莊離北京太遠，北京市民無法享受南馬莊的自然條件改善，因此不贊成價格加上激勵部分；有的消費者拿超市的大米價格與南馬莊大米價格進行比較，認為南馬莊大米應該參考超市制定適中價格，不宜偏離太多，否則將直接影響消費者購買；生產者代表則從成本和利潤的角度，闡述了什么樣的價格可以保證他們的基本利潤、刺激他們的再生產。最后，與會代表一致同意在生產、物流等成本的基礎上，加成20%的利潤率，形成無公害大米的銷售價格。聽證會的基本特點就是生產者和消費者可以面對面交流，保證大米種植成本的信息對稱；而在成本基礎上加上流通費用以及雙方都認可的利潤加成，即得到最終消費價格——可以說，聽證會基本保證了大米貿易的價格公平。
公平貿易的另一要點是產品質量。國仁城鄉互助合作社作為生產和消費之間的中介，必須為產品的質量提供嚴格的保障。在這方面，國仁的優勢在于那些來自晏陽初鄉村建設學院的工作人員。他們中的大多數，都經過長達五年的生態農業實踐，也掌握了農民合作社培訓的基本經驗。因此，國仁城鄉互助合作社從一開始就擁有了生態農業技術優勢和發展農民合作社的經驗，也與很多農民合作社都保持著良好的關系。這其中有一些農民合作社，就成為國仁城鄉互助合作社的“生產者社員”。在發展的過程中，國仁逐步形成了一套適合農村分散小農的農產品質量監控方法，形成了一套不同于正規認證體系的認證方法——國仁將自己的這套認證方法稱為“情感認證”。所謂“情感認證”，其寓意是說認證雙方的關系不是建立在簡單的商業規律之上的情感關聯；從操作上來說，對于國仁的工作者，就是必須身體力行地參與“生產者社員”從高化學農業轉向生態農業的過程，體會“生產者社員”在這個過程中的艱辛，對于他們在轉型期的苦痛保持一種感同身受的情感關聯。“情感認證”能否成功，取決于“生產者社員”與國仁之間能否建立互信的關心。
國仁在保障產品質量上所做的另外一項重要工作，是對于成為國仁生產者社員的農戶或農民合作社，堅持嚴謹的考察和長期的觀察。而且，與一般的觀測不同的是，國仁考察的對象，不僅是農村社區的自然環境，也包括農村社區的人文環境。沒有一個好的自然環境，很難種植出健康農產品，但與此同時，國仁也非常看重社區的人文環境。良性的鄉村治理可以改善社區人文環境，創造出良性的合作文化，孕育誠信、互助。合作化發展到一定程度，才能發育出相互監督的機制；也只有逐漸健全這些良性因素，才能從根本上保障農產品質量。
城鄉互助的當下命題：培育消費者合作社
國仁成立至今已經兩年有余，國仁鄉村建設現行的發展思路收到了一定的成效，產品由單一的無公害大米擴展到米、面、糧、油等多種產品。但是生產者社員生產出來的健康農產品，仍然面臨著銷售困境。國仁關于消費者社員的發展工作，到目前為止，仍然進展緩慢。對于國仁的發展來說，對于城鄉的互動關系來說，培育消費者合作社，是目前非常迫切的任務。
“消費者合作社”是相對于“生產者合作社”來說的消費者的組織形式。對此可以參照的對象是香港和臺灣的消費者運動。香港和臺灣的消費者主動性強，消費者組織工作也就比較好做。比如說，“臺灣主婦聯盟”最早的成員就是幾位家庭主婦，她們成立這個聯盟的出發點不過就是為了保障家人健康、尋找安全食品這些日常生活的需求。后來，響應她們號召的主婦們越來越多，目前這個組織內部的銷售額，已經以千萬計了。港臺地區的消費者運動的背景，也是嚴重的食品安全問題，而推動消費者組織、消費者合作社形成的，正是那些每天要和食品打交道的普普通通的家庭主婦。
中國大陸的食品安全問題雖然越來越嚴重，但只依靠消費者的食品安全意識恐怕起不到根本的作用，解決食品安全問題，也需要消費者的主動參與，需要建設必要的組織渠道。然而，實際操作還是困難重重：一方面，一般的銷售渠道不接受國仁的“情感認證體系”，而一般銷售體系也無法完全取信于消費者；另一方面，消費者普遍面臨巨大的工作壓力，在保障食品安全方面也是心有余力不足。因此，國仁需要開辟新的渠道和消費者建立聯系，以國仁的主動來推動消費者的覺醒。什么叫消費者的覺醒？那就是消費者意識到，他們的消費行為能夠決定生產者的生產行為，能夠影響政府的決策，引導社會的發展方向。有了“覺醒”的消費者，就有可能擴大消費者合作社，也為城鄉互動的良性發展開辟了新的空間。
在建設消費者合作社的問題上，國仁目前正著力于開掘以社區為基礎的“共同購買”渠道。共同購買，是“團購”的一種模式；國仁城鄉互助合作社的“團購”，不同于一般意義上只為取得較低價格的“團購”，它融入了國仁支持生態農業和公平貿易的公益成分。2009年3月下旬，國仁與萬科西山庭院的業主合作，在該小區舉辦了以“食品安全與城鄉互動”為主題的公益講座。講座邀請來了順義的一位農場主，小區的業主們在講座上直接和這位農場主面對面交流，了解農場建設生態農業的基本狀況。經過這場有益的交流，一位萬科西山庭院的業主，主動將小區內二十多戶消費者組織在一起，形成了初具規模的共同購買群體。 “社區支持農業”的概念，也正在這種點滴的實踐中尋找自己的新形式。
以小區、社區為基地，推進消費者合作社的建設，目前來說只是剛剛開始。但是在食品安全問題日益嚴重的大背景下，如果我們將消費者的組織建設置于一種日常生活的渠道中，消費者合作社的發展，也未嘗不會如港臺地區的現狀一樣取得良好的成果。在這一條實踐探索的道路上，國仁將一如既往地秉承公平貿易和生態農業的理念，將農園與社區進行農業對接，形成本地生產者和本地消費者互動的新局面。
（作者單位：國仁城鄉互助合作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