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討會上，專家學者從歷史、文化、政治和經濟等多維度審視今日俄羅斯的戰略地位與國際影響。大家一致認為，中俄友好關系具有重大戰略意義，同時指出，中國社會對俄羅斯的認知、以及俄羅斯的自身性格，都具有復雜性和多元性。有專家指出，應當客觀看待俄羅斯與中國關系的歷史經緯，準確把握當代中俄關系走向，高度重視俄羅斯在當今國際政治經濟格局的地位和作用。

在探討俄羅斯文明對世界格局的影響時，與會專家指出，俄羅斯文明的特質在國際政治中表現得尤為鮮明。俄羅斯的意識形態融合了歐洲主義、斯拉夫主義與社會主義等多種看似矛盾的元素，這種多元特質如何共同作用于俄羅斯的對外政策，是一個值得深入研究的課題。

會議還重點分析了俄羅斯保守主義的復興、彌賽亞意識的變遷以及反西方主義傳統在俄羅斯的延續。專家們探討了俄羅斯的東方觀和東方學史，以及其對內陸亞洲秩序的塑造作用，尤其是對中國邊疆地區的深遠影響。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與會學者審視了俄羅斯外交政策的“東轉南進”戰略，深入分析了其在全球政治經濟體系中的地位與作用，探討了俄羅斯經濟現代化的可能路徑以及蘇聯解體后的結構性問題。最后，專家們圍繞俄羅斯文明如何塑造世界格局展開討論，強調其在國際政治中的獨特作用，并深入探討了俄羅斯在全球南方的影響力及其長期意義。

（圖源：北京對話）

出席研討會的專家學者包括：中銀國際研究公司的董事長曹遠征、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助理教授費海汀、中國社會科學院俄羅斯東歐中亞研究所副研究員郝赫、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原院長季志業、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國別和區域研究專業助理教授施越、北京外國語大學俄語學院副教授孫芳、清華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所所長汪暉、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院長王文、清華大學俄羅斯研究院副院長吳大輝、中國社會科學院俄羅斯東歐中亞研究所俄羅斯經濟室主任徐坡嶺、中國社會科學院俄羅斯東歐中亞研究所研究員張昊琦、華東師范大學俄羅斯研究中心副教授張昕、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教授趙華勝、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俄羅斯中亞研究中心研究員趙隆。

研討會由《文化縱橫》雜志社和北京對話共同主辦。《文化縱橫》雜志社社長楊平致開幕辭。北京對話聯合發起人、秘書長韓樺主持相關討論。

與會專家合照（圖源：北京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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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眾號

4月12日，由上海外國語大學上海全球治理與區域國別研究院、北京修遠經濟與社會研究基金會和《文化縱橫》雜志社聯合主辦的“特朗普2.0時代的國際變局”學術研討會在上海外國語大學松江校區召開。會議聚焦當前國際局勢變化，圍繞“全球范圍內新右翼與保守主義思潮的崛起”、“特朗普2.0時代給世界格局帶來的沖擊”、“14 億人的工業化對世界意味著什么”等三大議題展開討論，來自全國各地近30名專家學者參會。

上海外國語大學上海全球治理與區域國別研究院執行院長楊成教授主持會議開幕式。他指出，特朗普再次執政對世界格局造成極大沖擊，社會思潮的變化是深層原因。在國際失序加速演進的關鍵節點上，學術界就此問題展開深入討論具有重要現實意義，期待與會專家基于西方之亂和中國之治的比較研究，共同為促進中國特色自主知識體系建設，深化區域國別學發展貢獻智識。

《文化縱橫》雜志社社長楊平在致辭中指出，當前全球右翼保守主義呈現全球化與本土化交織、隱性反自由等新特征，正在分化西方價值同盟并推動全球南方整合。當前中美博弈已從意識形態對抗轉向國家利益直接沖突。這一變局下，中國應把握戰略機遇，通過引領全球南方國家重塑國際治理體系，推動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國際新秩序。中國需要保持戰略定力，在變局中構建新的發展范式。

本次會議的第一項議題由《文化縱橫》執行主編陶慶梅主持，4位學者圍繞“全球范圍內新右翼與保守主義思潮的崛起”逐一發言。

上海外國語大學上海全球治理與區域國別研究院副研究員郭小雨首先指出“保守主義”的激進化造成其概念界定困難，從而突出了“保守主義”力圖保守之內外秩序的持續模糊性。她通過討論柏克與斯密在“價值”產生方式上的政治經濟學分歧，還原了保守主義用維持價值差來支持政治秩序的特殊方式。最后，郭小雨基于保守主義視角，討論了美國當前保守主義的深層困境。

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副主任趙明昊教授在發言中指出特朗普第二任期標志著美國保守民粹主義進入新周期，其本質是傳統保守主義與極右翼民粹的合流。特朗普通過強化帝王式總統權力、改造共和黨為“忠誠黨”、推行“單一行政權理論”，試圖將白人至上主義和非自由主義民主制度化。這種做法的實質是通過重構“非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維護美國霸權。

《世界社會主義研究》編輯部助理研究員趙丁琪以美國左派內部反思為線索，對“進步新自由主義”的概念進行了闡述，即美國民主黨所持有的將新自由意識形態和身份政治相結合而形成的理念。他認為，正是因為民主黨過于注重身份政治，忽視了美國底層白人工人階級的利益，最終導致了以特朗普為代表的右翼民粹主義勢力的崛起。

上海外國語大學上海全球治理與區域國別研究院助理研究員林文昕從認識論的角度討論了俄羅斯保守主義如何被建構和使用，合法性源自何處及其認識論基礎的不穩定性和主觀性。俄保守主義的認識來源的重點在于構建或選擇性重塑“真理”和“傳統”，亦訴諸宗教和特定歷史目的論。這種知識生產方式與來源在后帝國語境下仍有諸多矛盾，深刻塑造了當代俄羅斯政治表達與實踐。

上海社會科學院原黨委書記潘世偉在對上述發言進行評議時強調，及時而準確地把握美國變化著的現狀及趨勢依然十分重要，與此同時，中國學界更為緊迫的任務是，不為美西方的劇變所困惑，保持清晰的自我認知，專注于自身發展，構建相應話語體系和身份定位，通過與美西方的長期共存、合作與競爭，展示文明的多樣性和現代化的多樣性，堅守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必要性與可能性，讓全球選擇更美好的未來。

上海外國語大學特聘教授、上海全球治理與區域國別研究院美國與太平洋地區研究所所長黃靖在發言中指出，特朗普2.0時期全面回歸杰克遜主義，試圖通過美俄關系正常化重構有利于美國的戰略平衡。特朗普以關稅戰重塑貿易體系以孤立中國，然而美國國內制造業空心化、債務危機和社會分裂等結構性問題持續惡化，加之中國等國家的堅決抵制，將迫使特朗普最終回歸談判桌。

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程亞文認為，過去由美國主導的全球化已經結束，世界正變得多極化、有界化。曾經各國互相合作、資本自由流動的無邊界狀態正在消失。如今，各國開始重視自身利益，全球規則面臨重構。資本和政治的合作破裂，全球治理機制失效，戰后建立的國際秩序也正在瓦解，世界正在進入一個更復雜、多元、競爭激烈的新階段。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教授王湘穗基于特朗普2.0時代的特點，認為未來世界局勢的演進將與俄烏沖突的解決方式有很大關聯。在俄烏沖突的持續影響下，世界格局將從一超多強走向群雄并起的“新戰國時代”，其中中美關系將體現為競爭性共存的態勢。

中國社會科學院俄羅斯東歐中亞研究所俄羅斯經濟室主任徐坡嶺教授從對新自由主義世界秩序的理解、全球化終結的邏輯和關于中俄合作推動國際秩序更加公正民主的三個角度，闡述了中俄合作在為未來全球秩序提供價值觀基礎、推動雙邊與區域合作、以及應對大國競爭等方面的進展與挑戰。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曹遠征教授主要從當前美國對世界秩序體系的摧毀、中國的經濟發展對這一秩序體系的貢獻和當今世界對中國經濟狀態的認知三個方面著手，討論了全球治理體系在當前激烈變局中的處境與可能的未來。

華中師范大學工業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嚴鵬從歷史視角剖析全球工業地理變遷，指出特朗普時期產業政策的傳統根植于漢密爾頓的“保護主義”思想，而中國工業化的觀念淵源可追溯至古代“實業文明”。歷史與現實的互動警示，在工業地理重塑背景下，中國須兼顧制度創新與觀念引領。

上海交通大學國際與公共事務學院黃琪軒教授以非洲為例，解析了全球南方群體性崛起的動因。西方“結構性調整”在非洲失效，而中國通過國企主導基建建設，帶動了中外企業投資，促進了工人技能提升及產業集群形成。作為“最不可能案例”，非洲借助國際資本、全覆蓋的中國制造和改變的生產結構，取得了突破性發展。

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長聘副教授封凱棟從內外兩個維度來看中國工業經濟發展和創新問題。他強調，當下14億人工業經濟的持續發展面臨著市場容量、逆全球化等巨大挑戰，中國工業輸出是解決長期結構性矛盾的必由之路。與美國工業創新的軍事底層邏輯不同的是，中國需重構一種適應自身結構性轉型的新型體系。

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副教授李寅介紹了美國管理資本主義從20世紀60年代多元化運動到金融化、全球化的衰落歷程；并且指出美國產業政策陷入“激勵與能力脫節”困境。這啟示中國需要推動能力建設與共同富裕協同發展。

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程亞文指出，中國發展除全球化外還依賴強大的國家組織和動員機制。中國能在既有國際秩序中實現崛起，是主動適應并突破結構性限制的結果。而美國則因資本邏輯失衡、忽視社會利益而逐漸衰退。盡管中國推動全球合作帶來新希望，但也要警惕他國反感與未來被全球化反噬的可能，尤其要關注產業空心化和內部結構變化帶來的挑戰。

與會學者一致認為，在不確定性日益增加的當今世界，中國更應“強內功”，繼續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與世界共享發展機遇，實現互利共贏。學界應緊扣時代需求，加快構建中國話語和中國敘事體系，為全球治理貢獻中國智慧與中國方案。

中國人文數字閱讀影響力期刊100強公布

《文化縱橫》為唯一入選學術期刊

在2020-2021中國人文大眾數字閱讀影響力期刊TOP100評選中，《文化縱橫》榮晉“2020-2021中國人文大眾數字閱讀影響力期刊TOP100”海外排行第97位，為唯一入選的學術期刊。自2019年起，《文化縱橫》與龍源期刊網合作開發海外市場電子刊閱讀，主要用戶為海外高校圖書館及公共圖書館領域。在此，由衷感謝社會各界人士長期以來給予《文化縱橫》莫大的信任和支持。

2021年10 月 28 日，中國新聞出版研究院和龍源數字傳媒集團在中國數字出版博覽會上聯合發布 2020—2021 數字閱讀影響力期刊 TOP 100 和 2020—2021 知識閱讀城市 TOP100 排行榜，詳情如下（本圖原刊于《中國新聞出版廣電報》）：

中國核心期刊公眾號3季度閱讀榜公布

《文化縱橫》繼續上榜

在媒體融合發展趨勢下，學術期刊積極探索媒體融合傳播的新型出版模式，通過建設微信公眾號以擴展內容傳播渠道，提升學術期刊傳播力、影響力。中國人文社會科學綜合評價研究院以CSSCI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數據庫(2021-2022)收錄的814種學術期刊為樣本（30種臺灣地區期刊因無法采集微信公眾號，本次研究暫未統計），通過公開渠道全面采集了2021年第3季度學術期刊微信公眾號的相關數據。以下為綜合性社會科學和高校學報類、人文學科類、社會科學類的第三季度TOP30學術期刊微信公眾號（以閱讀總人次排序），數據由“中國人文社會科學綜合評價研究院”公眾號發布。

— 綜合性社會科學和高校學報類 —

— 人文學科類 —

— 社會科學類 —

（數據來自各綜合學術平臺、主辦單位、期刊社、期刊和報紙微信公眾號、CSSCI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2021-2022)來源期刊數據庫；統計周期為2021年7月1日-2021年9月30日）

? 王儒西 | 整理

▍“龜兔賽跑”1.0版本

應試教育下，學生負擔很重，中國的家庭都在為競爭而學習，“不能輸在起跑線”；但是中國的學校又在致力于讓“所有的學生一樣的好”，這是一個悖論。這就有了“龜兔賽跑”1.0版本。在2009年中國上海參加的PISA測試中，上海學生的標準差比較低，也就是說好學生和差學生的整體差距不大，同時低級思維項目（理解、記憶等）分數高，而高級思維（評價、判斷、創新）等分值低于平均分值，這反映了應試教育過于重視書本訓練、排斥學生的其他能力和機會，而標準差低則表明整體上學生之間成績的差異小。也就是說，在“龜兔賽跑”1.0版的教育設計中，跑得快的兔子與跑得慢的烏龜差距很小，或者說跑得慢的烏龜不能明顯輸給跑得快的兔子。

在“龜兔賽跑”1.0版本中，學業負擔太重了，教育開始減負，淡化考試，讓城鄉所有的孩子都能享受快樂的童年。然而，孩子快樂了，家長卻焦慮了，因為減負后的校內教育的質與量都有所下滑，已經難以單獨勝任教學育人的職能。與不斷的減負同步，培訓機構大量涌現，學而思、好未來等校外教育公司市值飆升，私立學校的教育質量不斷提升。這時出現了王蓉教授所說的“教育的拉丁美洲化“，即減負使得大量中高收入的家庭逃離公共教育體系，去私立部門尋求更高水準的服務。今天在許多南方城市里，公立學校成為低劣教育機構的代名詞。北京情況則復雜一些，好的的公立學校與各種校外市場、資本市場有復雜的嵌套關系。

教改減負的背后是應試教育和素質教育的對立。素質教育這一概念內涵模糊，更準確的定位是作為應試教育批判的武器存在。我們可以不知道什么叫素質教育，但是只要痛感于應試教育的嚴苛，素質教育似乎就天然獲得了論證與認同的合法性。

我更愿意用“博放教育”和“精約教育”這兩個概念來描述減負之后的“應試教育”和“素質教育”。這對概念來源于人文主義學者白壁德所提出的博放時期（era of expansion）與精約時期（era of concentration）之間的歷史的鐘擺。所謂“精約教育”，實踐的是嚴格選拔和訓練，信奉的是“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所謂“博放教育”，一些教改名校，宣稱提供你感興趣的一切，成就你想擁有的一切，奉行同情寬容的個人主義、人本主義，強調解放，甚至無序與無紀律。現實中，這兩種理念型常常嵌套在一起，呈現復雜的樣態。學生3點半放學以后，可能直接到校外教育機構里去了。也就是說，學校的博放實際上高度依賴家庭與校外的精約訓練。

精約教育，如一些教育評論者所言，是要把向上的動力如同一部發動機一樣安置在學生心中。學校用一套細致嚴密的制度，確保學生發生身心的蛻變，養成終身受用的習慣和品質，在苦中苦背后是習慣養成、意志磨礪，是高卓的快樂，這是一切精英尤其是平民精英的自我塑造的艱苦歷程。而在博放教育中，學生不僅能夠選擇學什么，還能選擇什么時候學、在哪里學、跟誰一起學，以什么方式學；取消班級和班主任，拆掉教室中的講臺，老師站在學生中間；尊重學生興趣、制訂個性化的課表，為私人定制未來。

從這兩種教育理念的對比可以看出來，中國社會發生了斷裂：大城市的社會中上階層開始享受素質教育的成果，而中小城市與鄉村的社會中下階層信任和選擇的仍然是應試教育。

也就是說，中國社會的中上階層和中下階層在對繼承人的培養途經上、對精英的塑造方式上，發生了明顯的分歧。

?

▍二代崛起：全球故事

二代的崛起不僅是中國故事，更是一個全球故事。上面我們講了“龜兔賽跑1.0版”是讓跑的慢的烏龜不能明顯地輸給跑的快的兔子。而二代崛起后，教育這個龜兔賽跑的競賽升級到了“2.0版”，開寶馬車的烏龜入場了。

“二代”首先是一種經濟事實，它的背后是承襲制資本主義。經濟學里有一個庫茲涅茨曲線，它相信隨著經濟增長和技術進步，社會不同階層之間的不平等程度將在資本主義發展的高級階段自動降低，并最終穩定在一個可以接受的水平上，每個社會階層都可以共享經濟增長的紅利。在二戰后一直到1970年代，西方社會大致是這樣一個發展；大家相信，在經濟在大潮下，所有的船只都會揚帆遠航。

但是，在《21世紀資本論》中，托馬斯·皮凱蒂對各國歷史的研究，指出這個曲線是有局限的，只能解釋一個特定的時期特定的現象。他進一步揭示財富的深層不平等，指出資本導致的不平等比勞動導致的不平等更嚴重，資本所有權（及資本收入）的分配比勞動收入的分配更為集中。勞動收入的不平等只是溫和的不平等，而資本收入的不平等（如房地產和金融資產）是一個極端不平等。

皮凱蒂把下層階層定義為收入最低的50%，中產階級是中間40%，上層是前10%，這前10%又是由1%和9%構成。在他的數據里面，下面50%的人的勞動收入占所有比例當中25%—33%，中間40%占37到50%；最上面10%的人占到所有比例的25%和30%，這只是溫和不平等。而資本收入是極端不平等，下面50%只占5%-10%。中間是25%-40%，前面這10%的人占的比例是大于50%的。
皮凱蒂也分析了基尼系數的發展趨勢。數據顯示了資本主義社會分化的不斷加劇，教育民主化并沒有消除社會不平等。最上層1%的群體足以對整個社會面貌和政治經濟秩序產生重大影響。這個超級財富階層必然有他們自己的教育選擇，因為他們需要通過教育將其財富體面地傳遞到下一代。

社會頂層的這1%到底是怎么篩選、如何培養？最近廣西師大出版社即將出版的《出身：不平等的選拔與精英階層的自我復制》一書，就聚焦于美國收入最高的初級崗位：麥肯錫咨詢、私人投資銀行或者高級律師事務所，他們的薪水是同校從事其他工作的畢業生的2—4倍，這是一張通往社會上層的單程票。這些頂尖投行、管理咨詢公司、律師事務所怎么招聘人才，就決定了高校里的大學生們需要具備怎樣的素養。他們所看重的，第一層是你的學校的排名，他們認為不管你學的是什么專業，這3到5所頂尖學校的學生一定是最聰明、上進、有趣的人，這些人才理應得到高地位和高收入。這些頂級學校的學生進入公司以后，也有很好的符號效應，因為客戶看到公司的員工都是名校畢業生，就會產生信任。這樣就建立了高出身-高薪-高品質-高付費的市場鏈條。

但這還不是全部。

這些拿6位數和7位數薪酬的招聘官，一定要招和他契合的人，也就是他們覺得有能力、有趣的朋友。過去的人力資本理論是看一個人學了什么，因此能做什么；但在今天的頂級行業中，更多看的是他的整個人，也就是所謂“人格資本”（personal capital），這其實就是我們所說的“素質”。美國版的“素質”看重的是極強的內在驅動力和進取心、豐富的課外興趣、出色的社交技能，以及在繁多的學習、工作、興趣之間管理時間的能力。這樣的人可以在嚴苛的工作環境中生存下來，而且還能夠生氣勃勃、鼓舞別人的斗志。這些都是從事高挑戰、高競爭、高薪酬的工作所必須具備的素質。而且，課外興趣最好是那些高端的休閑活動，比如馬術、馬球，因為這是其所屬社會階層的信號。“二代”們就是靠這樣一套東西被篩選出來的。

我們前面說的“開寶馬車的烏龜”走入現實中，是以一套合理的、正當的、有時隱形有時又張揚的邏輯運作的。美國社會看似自由，相信個人努力，但實際上有嚴格的而且往往是隱形的等級劃分。一個有能力向上流動的人，需要在在這樣一個既隱形又等級森嚴的秩序中上下移動，讓自己適應它的規定和程序；學會在密集而隱匿的等級關系中自如周旋，既能和他的上級權威套近乎，坐在導師的沙發上，又能與普通人打成一片，開放親切，這是民主社會的新精英。

新精英背后特別講究一種面對權威或者說擁有特權生活中的自如、淡定、如魚得水、不卑不亢的氣質，這就是教育中所培養的極為重要的“慣習”，它看似簡單，但必須從小在各種儀式場合中反復練習，才能鐫刻在身體中，流露在言談舉止的細節上。在信息時代，有形的知識已經貶值，非常易得，只有這些無形的慣習才決定“你是誰”，而后者是家庭與學校昂貴的投資后才能獲得的。“二代”新精英們就是這樣不斷被再生產出來的。

▍多元選擇與嚴苛選拔：制度的隱秘

Ralph Turner將教育選拔分為兩種：一是競爭制，指向所有人開放，成功與否表現為個人表現能力。二是舉薦制，指占據重要地位的精英直接選定獲勝者，用于最頂尖的工作領域，表面上人人都可以申請，但實際招聘者只考慮當前精英舉薦的人選。美國有托福和SAT的考試，但這些只是前面的競爭制，考過了只是過關，而最后錄取你的人看重的不只是分數。

這就是考試選拔中的客觀性與主觀性之間的博弈，客觀性的標準考試能篩選出那些名列前茅的人，但是有可能遺漏許多未來的國家杰出領袖和優秀人才。客觀公正、形式開放的考試所錄取的人與統治精英所庇護的人之間的差異，是哈耶普錄取中微妙的政治，有時強調智力，有時又強調品性。

哈佛大學校長科南特堅持開放。他曾說，教育最重要的任務是要從各個階層中精選出那些擁有才華和德性的“自然貴族”，并利用公共支出、為了公共利益而通過教育來造就他們。要讓那些有杰出能力但也許囊中羞澀的年輕人能夠就讀，只有這樣，通向頂層的通道才能敞開，讓民主的精神充盈于我們的學習殿堂。

而耶魯大學則發現，一旦新的錄取政策完全是依據學術水平來錄取新生，學校便再無多少立錐之地留給他們自己的孩子，而是可能是另外一些人，尤其是那些成績特別好的猶太人。因此耶魯的領導對學術上的選賢舉能（也就是美國版的應試教育）表示明確的反對，認為要代之以上層社會傳統的理念——錄取時要看重是否有服務國家的品性和領導力這些素質。

類似地，羅德獎學金的評選標準是要具有陽剛氣質的基督徒品格與公共服務的精神，而不是書呆子。它要有能力的人，要有男人味的人，要在擅長戶外運動同時還有點殘暴的學者，這樣的人才具有人格的力量，才具有“敢于完成使命的勇氣”。對這些品質、品性與個性的重視，就是美國的“素質教育”。它打破了唯分數論，但是也為腐敗、偏見和歧視打開了后門。

▍中國“二代”及其教育期待

改革開放40年以來，我們取得了快速的經濟增長。普通中國人已經習慣了像搭上自動上行扶梯一樣，隨著經濟的大潮不斷改善自己的生活。因此，這期間的教育整體來說是家庭地位與財產的保護機制。今天，在經濟高度發展40年后，一方面社會結構已經趨于穩定，另一方面財富階層出現，“二代”崛起。這是今天中國教育面臨的復雜社會情境。

另外，中國特有的獨生子女政策下，80后是第一代獨生子女，如今他們的孩子——第二代獨生子女也已經進入學校，獨生子女家庭父母充滿焦慮，不允許子女失敗，甚至不能接受他平庸。這時教育已經不再是教育了，教育已變為現代社會核心利益分配的權威代理，以及社會地位的代際傳遞的主要渠道。教育，好像看起來是個人分數、個人成就，但它實際上依賴于以家族為單位的積累與投入。

這就是布迪厄所說的“社會煉金術”的核心，它成功地將先賦的特權地位與后天獲致的成就性因素結合在一起，用后者掩飾前者，從而為先賦的地位特權留下了既隱秘又多元的博弈空間。

中國社會對于教育、平等有深厚的歷史傳統。

錢穆先生在《歷代政治的得與失》里講，中國的傳統政治，已造成社會各階層一天天趨于平等。中國社會以宋以下，已經造成了一個平鋪的社會。封建貴族公爵伯爵之類早就廢去，官吏不能世襲，政權普遍公開，考試合條件的誰也可以入仕途。貧寒出身，平地拔起，至多三代（富不過三，貴不過三），起先一個勤耕苦讀的人出來問事，以至飛黃騰達；而他的下一代，很快又變成紈绔子弟了。于是有另一個家庭里勤耕苦讀的人物，又再昂起頭來。

梁漱溟先生在《中國文化要義》指出，在此社會中，非無貧富、貴賤之差，但升沉不定，流轉相通，對立之勢不成，斯不謂之階級社會耳。在中國社會里，一個人生下來其命運都無一定，為士、為農、為工、為商，盡可自擇，初無限制。而“行行出狀元”，讀書人固可以致身通顯；農、工、商業也都可以白手起家；富貴、貧賤、升沉不定，流轉相通。既鮮特權，又無專利，遺產平分，土地、資財轉瞬由聚而散。大家彼此都無可憑持，而賭命運于身手。得失、成敗皆有坦平大道，人人所共見，人人所共信，簡直是天才的試驗場、品性的甄別地。這是“一代”的境況，學校與考試的功能，正是“賭命運于身手”的天才試驗場、品行甄別地教育與功名相連、社會的開放性與教育的功利性緊密相連。

而今天“賭命運于身手”，此命運已經不是個體的命運，尤其對獨生子女家庭來說，是整個家族的運勢；這“身手”也不再僅讀書人的勤耕苦讀，而是一個家族持續的投入。防御“下滑”與力爭“向上”已經成為所有階層（包括中間、中上階層）代際傳遞中的深刻緊張，乃至日常的焦慮。而那些希望一考改變命運的寒門子弟，在今天高等教育的大眾化下則面臨更大的困難。

回到開頭說的應試教育與素質教育對立。事實上，應試有其合理性，素質也有其正當性，但在現實中，它們都在教育的功利主義下被扭曲，從而出現種種問題。激烈的競爭邏輯將原來主張教育公平的理想主義者變成一個個既精明又計較、雖務實卻不無猥瑣的教育功利主義者。

今天的基礎教育不斷減負，高考不斷降低難度，這些改革極大地損壞了考試的權威性和嚴肅性，高校識別學術精英更困難了，于是出現了自主招生，企圖建立新的門檻。但在這一輪輪的改革之后，競爭的成本越來越高，不僅需要學生自身持久的專注、堅定的意志、一定的天賦，也需要他的家長精明的眼光與昂貴的投資，所有這些層層嵌套在一起，變成一場理性的經營。家庭、學校與培訓機構在教育消費邏輯下日漸趨同，共享一套相似的經營原則，圍繞錄取學校排名、選擇專業的冷熱、考生的名次、競賽的獎項、自主招生的成績。每一項指標都是一筆生意，甚至一條產業鏈。

這就是龜兔賽跑2.0版本。1.0版本是偏重知識習得。2.0版本中淡化了考試的選拔功能，主張多元選擇，因此，學科競賽、先修課程、自主招生風行。自主招生的原意是伯樂相馬，不拘一格，不料，馬市突然熱鬧了，出現了馬販子、馴獸師，良莠不齊、真假混雜的“千里馬”突然大批冒出來了。高考也罷，競賽也罷，自招也罷，都迅速地被功利主義邏輯所侵占。因此，素質教育與應試教育之爭是一個虛假問題，它們真正共同的敵人是功利主義。在功利主義的侵蝕下，無論是應試還是自主招生，都被挖掘出了各種“套路”。新的選拔方式在功利主義面前不過是一場難度更高的智力體操，并沒有發生質變。

▍教育改革：癥結與限度

我們的教育改革，常常改的是病名，而不是病癥。教育面對的是一個結構的問題。在美國進步教育時期，康茨提出：學校敢于建立一種新的社會秩序嗎？能成為社會改造的杠桿嗎？杜威相信可以。他相信教育是社會改革的基本方法，因為學校自成一個雛形社會，它直接影響著明日社會的樣貌。

然而，教育一旦接過這一任務，就會不可避免地讓學校落入“混亂的教育計劃”之中：社會存在許許多多轉瞬即逝的需要，許許多多教育制度無法有效地妥善處理的需要。1953年，芝加哥大學校長赫欽斯指出，把教育看作是社會改造的工具，既不明智，也是危險的。他批評現代社會有兩個迷思：所有的問題都能夠通過生產來解決，通過教育來解決，遺憾的是，這兩個偉大的信條都是錯誤的：生產可能加劇貧困，教育也能夠助長愚昧。

中國教育已經嵌套進入全球化之中，在人民對教育的多重期待中，既有平等主義的訴求，也有經營、投資乃至洗牌中產階級策略，以及精英教育對其繼承人嚴格的傳承與庇護。在“二代們”多元的教育期待、教育選擇后，是各種社會力量在對“素質教育”的定義與博弈。教育公平不僅是社會公平的基礎，更是社會公平的結果。如果企圖以教育公平的薄弱之力來推動社會諸多層面的公平，實現所謂底線平等，就無異于螳臂當車，而且會攪亂教育的內部秩序。認識到教育的限度，教育才能尊重內在的育人規律。

今天的精約教育嵌套在中國當下的政治經濟結構中，而博放教育則嵌入在中國當下的觀念和民情結構中。前者有多嚴苛，后者就有多虛妄。教育改革也不是簡單的制度模式移植，把芬蘭教育、美國教育移植就好。教育一定是從自己的制度文化民情中真實生長出來的，我們需要尊重傳統與常識。教育改革不是簡單的理念實驗，移植，它是一門政治的技藝，需要謹慎的平衡。

▍分析框架：“三個普京”

“普京主義”里面，實際上有三個普京：具體的普京、抽象的普京和系統的普京（在政治系統中的普京）。“具體的普京”是指普京本身是一個執政者，是國際政治學中人的因素。“抽象的普京”是說普京本人代表的是俄羅斯國家，反映的是俄羅斯的國家利益與國家特性。“系統的普京”，即在政治系統中的普京，指的是一個政治系統有輸入和輸出復雜的過程，普京只是這個系統中的一個要素；一旦普京本人的執政理念和舉措在俄羅斯形成一種執政模式之后，普京本人和系統發展本身之間也許就不是完全一致的。比如常常有人說俄羅斯現在能源型經濟這么嚴重，俄羅斯甚至都是世界經濟的附庸，為什么不改革？事實上，對俄羅斯發展弊端認識和理解最深刻的人就是普京。普京早就指出，俄羅斯不實行創新發展戰略，就是死路一條。但是普京是在他一手打造的政治系統當中的，這個系統所形成的治理模式本身如果缺乏動力的話，即便普京本人意識到俄羅斯的問題，這個系統會排斥被認為是破壞穩定的因素。所以普京是處在這樣的政治系統中的普京，他受到系統本身的制約。

從這三層普京出發，蘇爾科夫提出的“普京主義”就相應有三個層面的含義。第一個層面是“具體的普京”，即普京本人的舉措。普京本人執政將近20年，他采取的執政舉措，他所展現出來的執政理念是很成系統的。第二個層面是從“抽象的普京”這個含義來講，普京本人所展現出來的舉措和理念，都表現出了俄羅斯國家性和總統人格特質的結合。通過研究普京，通過研究“普京主義”，我們可以解讀俄羅斯問題研究的三個關鍵詞：國家性、人民性和聚合性。第三個層面，從政治系統中的普京的角度來看，我們實際上是看普京模式和俄羅斯發展道路的前景，這個系統究竟是一個什么樣的系統？根據我自己 的研究體會，俄羅斯具備一個政治控制非常強的治理體系，但是治理績效在遞減，有可能最后很多挑戰甚至危機源自模式本身。這也符合俄羅斯國家歷史上鐘擺式的發展規律：俄羅斯的歷史總會有一個爬坡、強盛、崩潰、衰敗，再起來再爬坡的過程。這是俄羅斯歷史的間斷性特點，它與俄羅斯的治理模式是緊密相關的。

▍“普京主義”要解決的基本問題

“普京主義”所要解決的基本問題，其實都是歷史上懸而未決問題在當代情景中的延續。以下四個問題，都是“普京主義”研究的基本問題，也是普京在這個時代要回答的核心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國家建設、社會制度這個層面的。蘇聯解體之后，俄羅斯究竟要實行什么樣的社會政治制度？西方那種資本主義制度嗎？還是要回到過去，再實行集權制度？還是說創造一條符合俄羅斯當前階段特點和歷史傳統的道路、制度呢？俄羅斯歷史上始終處理不好國家和市場的關系，那么蘇聯解體后國家應如何定位？在國家經濟生活中如何發揮作用？繼續像歷史上一樣偏重軍事，還是說要把國家治理的優先方向集中提高俄羅斯國內生活的民眾水平？

第二個問題，從地緣政治上說，蘇聯解體之后，俄羅斯的西部邊界實際上退回到300年前彼得大帝剛要開始擴張時的邊界。這時就面臨一個問題：是再次要像歷史上一樣，把后蘇聯空間的成員國重新一體化進行發展呢？還是守著現有的國土疆域內，按照正常國家的形式發展？這就是地緣政治上的基本問題。

第三個問題，在文化和意識形態上，蘇聯解體之后，俄羅斯國內最大的一個缺失，是那種大國榮耀、民族自豪感的缺失，普京2011年再次回歸克里姆林宮的時候，一提到歐亞聯盟就得到選民的支持，可見在俄羅斯民眾中，這種大國榮耀的意識是多么強烈。普京前八年之所以能成功，也是因為他通過治理，恢復了老百姓對于俄羅斯的大國榮譽感。那么，一個復興的俄羅斯是不是需要一個統一的思想？是不是需要一個讓全社會都要接受，并且可以指導俄羅斯發展的思想？

第四個問題，從國際關系上來講，俄羅斯百年以來面臨的核心問題就是俄羅斯和西方的關系問題。在俄羅斯的意識中，東方總是落后的，西方是先進的，盡管俄羅斯危機之后現在向東看，但是只要歐洲和美國伸出橄欖枝，俄羅斯就會轉向西方，轉到歐洲的懷抱。那么，是要積極融入西方世界，還是要兼顧東西，實施大歐亞戰略，成為歐亞大陸的強國？

▍“普京主義”的特點

蘇爾科夫這篇文章其實在很大程度上回答了以上這些問題。下面，我們通過蘇爾科夫的文章《長久的普京之國》來看看究竟俄羅斯人自己是如何理解“普京主義”的。

這篇文章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第一次以官方的身份對普京過去將近20年乃至當前國際形勢下，俄羅斯處在什么樣的國際地位做出了自己的回答，并提出了“普京主義”這個概念。文章毫不諱言地闡述了普京主義的許多核心內容，指出“普京主義”的本質就是外生性、軍事性、人民性。什么是外生性？蘇爾科夫明確無誤的指出：現在的俄羅斯終于擺脫了蘇聯解體之后俄羅斯一直分崩離析的境地終于走上了一條回到了自身合乎常理的、唯一可能的狀態，即日益強大的、領土不斷擴張的多民族一體性。

第二點是軍事性。文章指出，俄羅斯國家的軍事警察職能是最為重要、最具有決定性意義的職能。俄羅斯從來都認為軍事的重要性高于經濟，高于從事貿易的商人。

第三點是人民性。文章指出，俄國歷史上一共存在過四種國家形式，一種是在15-17世紀，伊凡三世所建立的莫斯科和全俄大公國，第二個國家形式就是18-19世紀，彼得大帝建立的俄羅斯帝國的形式，第三個在20世紀，列寧建立的蘇聯，第四個就是普京在21世紀建立的當代俄羅斯聯邦的國家形式。蘇爾科夫認為，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俄羅斯國家模式雖然表現不一，但內在的本質是一樣的，俄羅斯國家的歷史結構要素是一致的。這四種國家形式都是凸顯了意志堅強領導人的重要性，并且最高領袖和人民之間是一種天然的信任關系。

▍“普京主義”的基礎

重點說說“人民性”這個概念。由“普京主義”的人民性，就引出《長久的普京之國》的核心觀點：“普京主義”基礎或者俄羅斯在歷史上國家結構的基礎，本質就是因為俄羅斯不是一個深暗國家，因為俄羅斯有深層人民。俄羅斯的深層人民是俄羅斯的最高領袖天然的民意信任基礎。

深暗國家（Deep State）本意是說西方社會是深暗國家，民主都是外在形式都是工具而已，本身是不透明的，決策不透明，真正的民主溝通參與也不透明。蘇爾科夫反其意而用之，認為俄羅斯不是深暗國家，因為俄羅斯一切事情都是放在明面上，因為俄羅斯有深層人民。深層人民指的是，在俄羅斯無論是哪種國家結構形式，在俄羅斯任何一個歷史時期，總有一批這樣的人，做調查也調查不出來，通過社會學問卷也調查不出來，但是當俄羅斯國家歷史出現衰敗轉折的時候，這批人可以把國家拉回正確的軌道。俄羅斯實行保守主義也好，自由主義也好，社會主義也好，最終實行都是符合俄羅斯傳統價值觀的發展道路。這樣的一批人，他們可以是財政預算人員，是公務員，也可能是工人，也可能是農民，散布在俄羅斯國內，每當俄羅斯有危難的時候，就會有這樣一群深層的人。這就是俄羅斯的人民性。

這樣的一批人民還擁有一個特點：無條件、天然信任最高領袖。蘇爾科夫認為俄羅斯有一個傳統，在俄羅斯存在最高領袖和人民之間這種天然的信任和溝通關系。俄羅斯的社會結構、政治模式都是為了把最高領袖和深層人民之間的溝通打通。現在我們在講民主要有社會民意基礎，普京獲得高支持率要靠民意基礎，但是如果我們深刻理解這篇文章之后，就會進一步理解在這個基礎上還有更高一層，就是所謂深層人民和最高領袖之間的天然信任關系。

▍“普京主義”的政治意義

第一點，“普京主義”是在俄羅斯國內政治生態出現隱憂的時候被官方正式提出的。這和去年俄羅斯政治形式密不可分。去年俄羅斯總統大選，普京以投票率和得票率兩個70%當選，這是一個莫大的政治合法性來源，在現在世界各國投票率偏低、紛紛進入二輪選舉的情況下，普京以兩個70%當選，開局非常好。但是僅僅經過一個退休金制度改革，普京到9月份地方選舉之后，信任指數就史無前例地降低到35%左右。所以蘇爾科夫這篇文章有應對俄羅斯國內局勢嚴峻的考慮，想進一步振奮民情，幫助普京延攬民意。

第二點，今天的俄羅斯有一個“2024問題”，2024年這一任總統任期結束后，普京怎么辦，俄羅斯向何處去？“普京主義”的提出實際上暗示俄羅斯將進入“沒有普京的普京”時代。普京的治理模式和俄羅斯歷史上的國家模式內核形式完全一致，普京本人不在，“普京主義”也會延續。這就是俄羅斯的百年生存發展模式。

第三點，《長久的普京之國》這篇文章講的是俄羅斯的內政，蘇爾科夫還在2018年發表過一篇特別重要的文章，叫《混血者的孤獨》，講的是俄羅斯的外交。認為烏克蘭危機后，俄羅斯進入了2014+時代，俄羅斯以后既不做東方的西部，也不做西方的東部，俄羅斯就是一種獨特的文明。蘇爾科夫這兩篇文章，暗示了俄羅斯也要作為一種文明型國家，要立于歐亞大陸中心地位，不要做中心的邊緣這樣的思想。

《長久的普京之國》回答了“普京主義”是什么和為什么會有“普京主義”（因為普京的這種執政理念和模式，是和俄羅斯一以貫之的俄羅斯國家特性是吻合的），但是有意無意地沒分析“普京主義”現在政治績效怎么樣，只是泛泛地談到“普京主義”模式，這也是和普京現在面臨的困境有關，俄羅斯現在經濟下滑，外交面臨國際制裁。

▍“普京主義”的前景

普京執政近二十年，俄羅斯從“全盤西化”向俄羅斯傳統回歸。在繼承葉利欽改革成果的同時，普京強調在俄羅斯歷史、文化和精神的基礎上保持俄羅斯特色并實現國家現代化。

“普京主義”不僅是時代的產物，具有清晰的內在邏輯，而且與俄羅斯的國家特征和俄羅斯歷史上的國家治理傳統一脈相承，其內涵可以概括為俄羅斯政治的控制性、俄羅斯經濟的政治性和俄羅斯外交的外延性。

上面談過了俄羅斯語境下的“普京主義”。而西方國家對“普京主義”的理解主要包括三點：一是反西方主義；二是帝國思維；三是集權體制。西方與俄羅斯對“普京主義”的評價不盡相同，這與雙方在俄羅斯發展道路、戰略平衡問題、地緣政治等問題上的利益與看法不同密切相關。

總起來看，普京執政以來，俄羅斯繼續堅持憲政民主的政治制度和市場經濟的經濟制度，雖然是不完善的，但同時也是不可移轉的。與此同時，俄羅斯面臨嚴重的困難和潛在的危機，從經濟結構、管理效率、技術裝備、腐敗治理等指標來看，沒有好轉，反而在惡化。

俄羅斯目前的體制模式總起來看維持穩定有余，促進發展不足。穩定是基礎，但真正意義上的長期穩定建立在發展的基礎上。未來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內，普京依然面臨國內問題的三大挑戰。一是如何把政治穩定與政治現代化結合起來，既能增強政治活力又能確保政治控制，二是如何調整經濟結構和經濟發展模式避免經濟衰退，三是如何應對俄羅斯與外部世界的變化以實現大國崛起的歐亞戰略。在當前的國內外形勢發展的背景下，俄羅斯向何處去仍然是值得關注和研究的重大戰略問題。

▍素質教育的“麻煩治理”

今年正值改革開放四十年，各個領域紀念改革開放的文章層出不窮。在教育領域，華東師范大學袁振國教授提出了“雙優先”的說法，將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教育的發展經驗概括為“兩個優先”：國家優先發展教育，教育優先滿足國家發展需要。

從這個角度出發，可以簡單窺探改革開放40年以來的教育發展及其實施層面的情況。2012年，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占GDP的比例達到4%，該目標是在1993年《中國國家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提出，原定于2000年實現的規劃整整滯后了12年，說明國家的教育發展依舊處于一個低投入的狀態。

對改革開放40年來教育發展進行歷史回顧，以不同階段的基本教育特征為標準，1978年至1988年可視為第一個十年，這是恢復整頓和開拓創新的時期，教育改革剛剛從這里起步。第二個十年是徘徊迷茫、尋找新道路的過渡時期。第三階段以1998年高等教育大擴招為標志，與此同時，90年代末啟動一系列基礎教育的辦學體制改革措施，包括將公辦學校轉為民營學校、高中教育有償收費等，這種教育商業化和市場化的路線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現在“麻煩治理”的局面。

素質教育的“麻煩治理”主要包括四個方面。最核心的是中小學生的減負問題；二是課外培訓熱；三是高考制度改革；最后是素質教育的推進，這方面在大城市的優秀學校有很大進展的，但從全國整體來看仍然乏善可陳，“素質教育轟轟烈烈，應試教育扎扎實實”。

▍應試：與素質教育如影隨形

素質教育的概念從上世紀九十年代出現，到1999年頒布《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進素質教育的決定》，其內涵一直是教育領域爭論的熱點，但素質教育站在應試教育的對立面，這一點是大家的共識。

應試教育被視為“復活”和“強化”版的傳統教育，其中最核心的是中小學重點學校制度，這些占比甚少的重點學校成為了應試教育擇校競爭的主要目標，也造成了現在激烈的學業競爭局面。在之前提出防止“片追”（即防止片面追求升學率）的政策口號，至90年代，“片追”逐漸定性為應試教育。應試教育下的競爭程度越來越激烈，其危害也越來越大。

1981年，作為教育部顧問的葉圣陶在《中國青年》雜志發表《我呼吁》一文，呼吁各方面關注中學生在高考重壓下負擔過重的問題，引起社會的強烈反響。1982年教育部的通知中，要求“繼續辦好”重點中小學的同時，處理好重點學校與非重點學校的關系，“保證重點，兼顧一般”。這一通知作為對學生高考壓力過大問題的回應，其實是遠遠不夠的。

中國基礎教育質量在評估領域取得了不俗的成就，但同時，因學生承受巨大的學業壓力而飽受公眾批評。以國際學生評估項目PISA（由OECD組織，針對15歲青少年進行的數學、科學和閱讀三項能力的測試）為例，2012年中國上海作為代表參與測試，再次高居榜首，但當時上海得了兩個第一：學業成就第一，學業負擔第一。具體來說，上海學生平均每周作業時間達13.8小時，全球排在首位，而OECD國家的學生每周花費5小時，其他亞洲國家如韓國、日本，學生的作業時間只有上海的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學業成就第一是以過長的學習時間為代價的。

▍擇校熱、培訓熱與應試教育的制度根源

在楊東平老師看來，應試教育在逐漸惡化，其表現形式也是多種多樣：其一，隨著教育培訓業的發展，應試教育的“數字化”生存無孔不入；其二，為應試教育辯護的聲音越來越理直氣壯，很多人將其視為窮人“上升”的唯一途徑。

為何應試教育屢禁不止、愈演愈烈？有人訴諸于文化傳統，認為科舉留下的應試傳統在如今各種“小升初”、“初升高”模式中得到了延續。但這種社會性偏好，或者說中國家長望子成龍的期望，是一種長期存在的背景因素。此外，還有很多其他的解釋，如勞動力市場的需求、中產階級的焦慮等等，這些因素都不是絕對性的，最直接的原因是教育制度的問題。

1999年，教育部為了貫徹《義務教育法》，促進義務教育的均衡發展，要求所有的重點高中必須與初中脫鉤。重點高中與初中脫鉤的規定還催生了“轉制學校”，即重點高中自辦的初級中學轉變成民營機制，搖身變為高收費的翻牌學校，用于彌補教育投入的不足，使得教育發展進入了一個教育產業化的軌道。2005年前后，國務院開始整頓轉制學校，要求各學校明晰性質，非公即民，但這次整頓在很多地方并不徹底，直至今日許多學校的產權也沒能完全界定清楚。

建立一個正常的教育秩序，還需要規范教育方針和教育的基本價值。當今社會強調學生的“全面發展”，該教育方針是深入人心，但現實生活中上并不盡然，因追求全面而導致平均和平庸發展的現象不在少數。

教育公平的價值被人人稱頌，但在實際的教育現實中卻讓位于效率優先、升學率優先……在印度，私立學校需劃出25%的入學名額給來自低收入家庭、生活水準低下的學生和殘障學生，這就是教育公平的概念，這是法定的教育制度。

中國的教育是高度功利主義的，這與文化傳統中“唯有讀書高”、“讀書做官”的說法密不可分。中國的教育也是非常精英主義的，這里的精英主義指向一種價值觀，即整個教育制度、資源的配置以及教育的重心，都偏向少數精英。而且，多年以來教育發展的重心都偏向高等教育，教育資源的配置傾向于城市。

▍從應試教育突圍：是可能的嗎？

如今盛行的素質教育、基礎教育改革，其核心概念是“從應試教育突圍”。

要實現這種突圍，局部的修修改改是遠遠不夠的。有人認為整體的教育范式需要轉型，亦有人提出要“換賽場”，轉移到新的系統中來進行規劃。楊東平老師認為三個影響教育變革的因素中，最重要的是價值觀，其次是教育制度即體制與政策，第三是教育技術。遺憾的是，現實生活中這三者的重要性是顛倒過來的。教育技術一直被賦予重要的使命，更有甚者認為只要實現教育信息化，隨著時間的推移就能夠發展到未來教育，這其實是一種本末倒置。教育的現代化不僅僅意味著硬件設施的改善，尤其是現在大為流行的互聯網信息技術，也不僅僅是績效水平的提高，所謂入學率、升學率等等。教育現代化的核心指標是教育品質，這與常被提到的教育質量還有些許差異。現在趨向于用教育品質來取代教育質量，就是希望避免把教育質量狹義地理解為考試分數和升學率，教育品質包括學生的身心健康、人格發展、近視率等等，在這之上配合著教育治理的現代化，從而實現學生的充分發展。

在談論教育改革和發展時，特別需要反思的一個問題是：什么是好的教育？

實際上，全球范圍內的教育研究一直在思考教育目標，尋求再定義知識、學習與教育。2016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發表了一項重要研究報告《反思教育：向“全球共同利益”的理念轉變？》，其中指出“教育的經濟功能無疑是重要的，但我們必須超越單純的功利主義觀點以及人力資本理念。教育不僅關系到學習技能，還涉及尊重生命和人格尊嚴的價值觀，而這在多樣化世界中是實現社會和諧的必要條件”。這里批判的是在最近二十年以來，整個世界的教育發展陷入到了功利主義的旋渦中，尤其是在人力資本理論出現之后，但人力資本理論的缺陷在于，把教育的發展狹義地理解為人力資源的開發，導致了教育的功利主義。當把教育的發展建立在一套經過高度規劃設計的機制上，教育其實也就變成了國家的一項產業，這與教育初始發展的核心概念是有很大區別的。在這種以國家為單位的、功利主義教育發展的架構下，人們也就喪失了對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關懷。而且當這種國家功利主義逐漸轉化為個人功利主義，每個人只關心自己的職業發展，所謂全面發展的公民教育也就成了奢談。

教育的經濟功能無疑是重要的，但是教育的發展必須超越單純的功利主義觀點和人力資本理念。教育不僅關系到學習技能，還涉及到尊重生命和人格尊嚴的價值觀，這在多元化的世界當中是尤其重要的。2015年，21世紀教育研究院在其舉辦的LIFE教育創新峰會上發表了一項人本主義教育宣言：“促進教育的人文化、多元化、社區化、生活化，改變長期以來教育重理輕文、智育至上的價值，充實教育的人文內涵，使教育充滿愛的情感和生命的溫度。”中國教育改革出現“麻煩治理”的最關鍵原因在于，在互聯網技術高速發展的21世紀，教育的價值觀卻還停留在上個世紀，這也是楊老師將價值觀視為影響教育變革的核心因素的原因。

樹立新的教育價值觀，首先要超越單純高考制度改革的視角，要實現高中教育均衡發展、高中教育的多樣化，改變現階段升學競爭的單軌道模式，實現學生的多元發展。其次要超越單純的財政視角，一方面改善教育投入的結構，從過度重視“物”轉移到主要重視“人”，另一方面需要供給側改革，鼓勵多樣化辦學如社會辦學、家長辦學、在家上學等等，構建一種新教育生態。最后是超越單純課改的視角，從課程改革走向學校改革。這是以教育家辦學和學校自主管理為主體的變革，北京日日新學堂、云南楚雄興隆美麗小學、伏羲班等新型學校就是在這種理念下誕生的。

▍教育是大寫的政治議題

柯貴福認為，教育是一個真正的公共性議題，它是大寫的政治，是最大的政治議題，因為它涉及到一個社會架構和家庭結構的再生產問題，也就是中國國家和民族的下一代發展問題，也關系到每一個家庭、每一個人的發展問題，關系到下一代如何能夠更好的生活。之前被視作年輕人的80后、90后很多都成了家長，80后甚至已經成為家長的主流，他們對教育的思考會成為影響社會發展關鍵要素。

柯貴福以北京為例，指出中層家庭是教育活動最為積極、最為主要的參與者。中層家庭的家長本身受過良好的教育，這種切身體會創造了迫切的需求，對下一代投入教育資源的決心很大。但中層家長沒有巨大的財富或實業給下一代繼承，中層家庭的孩子往往還是要進入到高考體系，而在北京，這就意味著從好幼兒園到好小學、再到精英中學、最后北大清華這樣的路線。這必然是對家庭綜合資源投入的比拼，家長不僅要投入大量的時間、精力，還要投入大量的物質資源，比如買學區房。教育競爭會把整個家庭都往這個規則上趕，類似于教育領域的軍備競賽。柯貴福認為，這一套不甚合理的游戲規則，其制定者正是學校、政府以及教育產業化的其它重要參與者。批判制度的家長們卻又把孩子往好中學、好小學塞，他們在這個游戲規則之中只是用腳投票的參與者，不能結成組織來反對規則，所以盡管他們聲音喧鬧，但是卻缺乏政策影響力。

接著，柯貴福談及中西部地區重點中學的“掐尖”現象又稱“衡水現象”。這導致兩個問題，一是優質教育資源的過于集中，一個地級市基本只有一個省級重點中學，只有擠進去才能獲得考入好大學的機會，造成了嚴重的不平等。二是鄉村文化氛圍的惡化，農村居民原來看得到身邊人能考上好大學有好工作有好出路，但今天大家突然發現再怎么讀也只能是一般學校、找不到工作，還不如去打工，就沒什么人愿意好好讀書了。

他還談及教育問題在中國如此復雜的原因。他認為，教育除了理論上的三個功能即傳遞知識、培養人格、以及選拔人才之外，還有兩個結構性功能，一個是維系社會分工，另一個一個是階級再生產。精英主義的教育就是進行資源賦權，現在一些央企、中央部委、以及大型跨國企業，許多只定向招聘幾個學校的畢業生，甚至只要北大、清華的學生，這樣的資源積聚使得壟斷結構越來越強悍，在精英教育體制下社會結構必然固化。現在大家一方面批判社會階級固化，一方面又高度的精英主義，這其實是一個思維分裂的過程，但這是為了讓子女在社會中過上更好生活迫不得已的選擇。因為當下的選拔體系與孩子素質的天然多元化特征是不匹配，它可以識別各方面都比較平均的“高水準”，卻很難識別某方面有特長的人。

柯貴福指出，多元化人才選拔體系的缺失，可能與生產力發展水平有關，現代教育體系產生于德國，它與德國工業化進程密切相關。今天已經到了第三次、第四次工業革命時代，我們的教育體系與產業體系的復雜變遷不匹配，可能是比較關鍵的問題。自動化帶來勞工失業、人工智能帶來中層職業的消滅，普通和中等智力難度的工作消失了，但現有的教育體系還在源源不斷生產這樣一批學生，他們甚至找不到工作、養活不了自己。靠個人或靠家庭去解決這一問題存在相當大的困難，它只能由政府主導、肩負起公共責任，它也是國家實現產業轉型或者民族復興必須承擔的一個責任。

▍段德敏：特朗普時代的強人政治

眾所周知，美國的兩黨政治始終處在兩個不同的政黨、兩個不同政治派別互相討論、互相斗爭、互相平衡的態勢下，在這樣的政治格局下，鮮有超越性的力量存在。段老師認為，特朗普明確地標榜反體制、反精英，對兩黨政治的游戲表現出超越性——和體制對抗，不用在乎那些腐朽政客們的喋喋不休，甚至可以在某種程度上挑戰美國政治體制中根深蒂固的權力分立和制衡機制。因此理解美國特朗普時代的權力與政治，不能僅僅從民主黨和共和黨兩黨之爭或左右之爭中尋找線索。

段老師引用美國前總統尼克松的話“沉默的大多數”（silent majority），指出特朗普與體制和精英對抗的底氣來自于他對“沉默大多數”(silent majority)的代表。盡管在總統選舉之后，很難說特朗普就真正代表了“大多數”，但這一虛擬的“沉默大多數”仍然十分強有力：在“沉默大多數”的話語中，兩黨的對話和爭辯都成了精英們的陰謀，而那些“沉默大多數”才是真正的人民主體，他們的聲音是唯一正確的，也是真正應該被聽到、卻因種種原因被掩蓋了的。特朗普完全來自體制外，成功地將這一“劣勢”轉變為“優勢”因為來自體制外，所以他更能體認普通美國人的利益訴求和價值取向，而特朗普看似成功的商業背景也使他可以說自己有能力帶領美國人“讓美國重新強大起來”(“Make America Great Again”)。這一轉變不僅消解了公共討論的重要性，而且為政治選擇賦予了額外的道德色彩——一邊是道德上自私自利、邪惡的精英，另一邊則是美國傳統精神和文明的承載者。

回顧西方政治史，可以發現，真正的政治強人都是起源于民眾的支持，而非武力征服。而從根本上說，政治強人是現代社會的現象。段老師以此闡釋特朗普“強人”形象的社會背景：一方面，今日的美國早已今非昔比，在國際舞臺上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在外交和國防方面負主要責任的總統也獲得比以前大得多的權力；另一方面，與此相關，美國國內的社會構成也日益復雜，分裂的程度也日益加劇。當人們發現相互之間難以就上述問題達成起碼的共識時，他們自然會希望出現一個懸置于社會之上的最高權力，期待這個權力能給他們帶來某種權利的伸張、利益的實現或認同方面的肯定。

段老師進而提醒，特朗普在美國的崛起對很多人、特別是他的忠實支持者來說，象征著一種新的希望和解決問題的新出路。表面上看，這很有道理，所謂不破不立，既然體制已經無法解決人們關心的諸多問題，甚至成為問題本身，那么從體制外尋找能夠解決問題的人并無不可。但從制度本身的角度看，這一現象其實帶有一些絕望的特征，因為它直接暴露了現有體制的局限性，但又未能提供一種長期有效的新的制度路徑。

段老師強調，如果說特朗普上臺對內顯示出美國社會“向‘傳統精神和價值觀’的回歸”，對外則伴隨著對敵人與朋友的重新定義。特別是在對外經濟關系中，從《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到《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到美國與中國、歐洲的經貿往來，特朗普政府都試圖對之加以重新審視，該退出的退出，該重新談判的重新談判。特朗普需要在他的忠實支持者面前表現出切實維護美國人自身利益的強硬形象，從而與傳統的政治精英、全球主義者們區別開來。一方面，他表現得更“務實”，對國際社會中的人權問題不像以前的美國總統那樣關注；但另一方面，他對國際秩序的蔑視與挑戰也為國際社會帶了很大的風險。

在演講最后，段老師重申，大眾之所以在很多時候對特朗普時代的美國政治感到困惑、不解，主要是因為我們對“美國”本身賦予了太多先入之見，包括對它所代表的文明、制度的想象。全球化時代給人們造成的沖擊是全方位的，它既帶來巨大的便利，也會無差別地帶來巨大的不確定性，以至于像美國這樣高度發達的社會中也有很大一批人感到深深的挫折。因此在解釋特朗普時代的美國政治時，我們既要從美國社會本身的變化入手，也應該理解政治本身的“建構”作用。特朗普的“強人”政治有美國社會內部變化的緣由，這一強人政治的出現也在悄無聲息地對美國這一政治共同體本身產生影響。

▍楊平：“強人政治”根本源自于全球資本流動

在段老師從國際政治角度解讀“特朗普現象”后，《文化縱橫》雜志社社長楊平進一步補充他對此問題的思考。楊平總編認為，傳統社會資本自由流動受到封建社會制約，在幾十年前受到民族國家、意識形態的制約，如今資本在全球的配制日益擺脫地域、國家還有其他各種力量的束縛，可以自由地在全球支配。資本可以在全球自由配制的時代到來，使得這個時代產生了許多的新特點，全球化是其中之一。

根據“鐘擺效應”，在30-40年的周期內，自由化、效益最大化，要求減稅，給企業松綁等現象層出不窮，從上個世紀80年代連帶中國改革開放一起形成的新自由主義浪潮隨著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而走向瓶頸。資本運動到了肆無忌憚的時候，會對社會造成極大傷害。為了更方便金融資本盈利，原本只提供儲蓄服務的銀行業開始深入到投資領域，各類金融衍生品迭出，產業由實業轉向金融、由一國轉向全球的趨勢愈演愈烈。楊總編以此指出，在當前中美貿易博弈的大環境下，資本全球分布的全球化帶來的反向破壞性顯現，聚集了大量勞動密集型產業的中國引起美國產業倒逼。另一方面，資本的流動遏制了勞工運動的興起，底層勞動人民把對資本家的仇恨轉移成對外來墨西哥人的仇恨，轉移成對亞洲人的仇恨，轉移成搶他飯碗人的仇恨，這是資本主義常見不鮮的現象——這也是大眾認識并理解“特朗普現象”的另一個視角。

在楊總編看來，“特朗普現象”也可看做“逆全球化”的表現。特朗普一方面關閉市場，一方面減稅，在民粹民意與資本利益之間尋求平衡，這涉及到政治領袖的現實存在與民主政治的制度存在如何互弈的問題。民主政治制度肯定會制約政治領袖的行為選擇，但是政治領袖反過來可以操縱民主，當不可控的社會現象發生時，社會制度需要強人的支撐。

▍提問環節

在提問環節，有讀者問道：“土耳其、俄羅斯以及其他國家強人政治與美國相比有什么區別？”

段德敏老師認為，特朗普政權很難說是一個強人政治。特朗普的“強人政治”僅就美國體制而言——美國整個體制就是為了避免強人政治。特朗普現象作為一種對現實的回應，存在沖破傳統體制的可能性。各國有其自身的歷史，俄羅斯始終存在非常強大的、具體個人政治家的權威，并且其社會對這一權威有高認同度。一旦美國出現普金式人物，一定會發生長時段的變化，隨之影響整個社會中人們的觀念、人們的情感、人與人之間的關系。

楊平總編輯則從資本運作的視角提出，大量的寡頭控制整個俄羅斯的國民經濟命脈，普京的存在有其資本格局的客觀基礎。而土耳其的問題在于伊斯蘭宗教，土耳其自上世紀30年代改革，通過現代化政治上臺成為一個準發達國家。冷戰之后，流動的資本與不斷加劇的貧富分化，使這些伊斯蘭地區機會大大減少，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機后，向傳統回歸的浪潮席卷全球，所產生的極端效應就是伊斯蘭極端主義、恐怖主義。其內部宗教極端主義回歸，以及以埃爾多安為代表的強人政治回歸，也是這一思潮所帶來的變化。

還有讀者提問：“特朗普上臺后，美國經濟并沒有像之前所預測的那樣蕭條，不降反升，而中國的生產效率卻在降低，在這種經濟形勢下，需要如何應對？”

楊平總編輯回應道，美國目前正處于經濟下行逐漸復蘇到高增長的階段，這與奧巴馬政府經濟工作密不可分，不可一概而歸為特朗普本人的執政作為。中國目前則處在艱難的產業升級階段，面臨長期的經濟挑戰，回顧人類歷史，從未有過如中國這般經濟體量、人口基數國家完成從下向上的產業轉型，加之勞資矛盾和民族問題的存在，勢必意味著這將是一個艱辛的過程，因此需要謹慎面對，以史為鑒。

此外，讀者與主講嘉賓就近期美國政治走勢、中美貿易戰對全球秩序的影響等議題，進行了深入的互動和交流。在此也感謝到場聽眾們的支持，保證了活動的圓滿進行。

▍競技類真人秀節目的演化史

在成為大眾熟知的“《創造101》總編劇顧問”以前，吳暢暢老師已深耕中國廣電研究12年，在其看來，當前各種粉絲文化的崛起、粉絲經濟，必須放置在長達數十年的選秀節目的演進史之中進行歷時性的考察。從2005年《超級女聲》到當前網綜“選秀/真人秀時代”，吳老師認為中國的選秀節目一直存在兩個層面：一個是應然層面，一個是實然層面。前者在近20年來中國省級衛視市場化、商業化浪潮的裹挾下，呈現出市場化與行政邏輯的錯位。例如《超女》的成功，使得每一個省級衛視都開始有意識地尋找各自在全國市場中的位置，繼而引發了對高收視、能夠引發全社會討論的“現象級節目”的追逐。奉行“競爭的強制規律”的電視市場化改革者轉變為資本積累的無規律與非理性的執行者——一個新的節目模式出現后，同類型、同質化競爭的節目隨之蜂擁而上。

選秀節目存在的實然層面，則表現在中國的選秀節目常常會始料未及地成為某種公共討論或者社會性別表演的空間。與西方或日韓國家相反，中國的選秀節目一定程度上以反日韓的方式先入為主地培育了中國相關文娛市場，從而反向倒逼相關產業的成熟。

▍作為利潤增長點的信息娛樂行業

網絡綜藝近年來集聚了大量的風投和資本，吳暢暢老師結合調研經歷，指出在網綜節目與湖南、浙江、東方、江蘇等第一梯隊衛視的重壓下，不少缺乏足夠生產成本的省級衛視，順應頂層設計，反其道而行之，將資源投入于文化創新類、經濟類、扶貧類與公益類等四大類型節目。不少省級衛視的相關節目先叫好，收獲頂層的關注與宣傳，隨后獲得廣告投放，這算是對此前電視市場化邏輯的一次反向行動。

通過對比韓國與美國等地的媒體行業，可以發現，相較于其他國家新媒體之于傳統媒體的沖擊，中國的新媒體堪比不可阻擋的“狼來了的氣勢”，逼迫紙質媒體和傳統的廣電媒體在短時間轉型“救命”。吳老師強調，在這一過程中，大量出走的廣電團隊和人才，本身構成了視頻網站網綜節目制作的改革排頭兵。與此同時，從節目辛迪加分銷模式到網站天價獨播模式的轉換，也使視頻網站與省級衛視之間的關系發生變化——不再是過去的“同業同盟關系”，而是力量并不均衡、甚至存在一定不平等的商業交易關系，當然，占據主動權的不是傳統電視，而是視頻網站。畢竟，隨著中國年輕與城市中產觀眾在過去十年由電視轉向中屏、小屏的不可逆的遷移，與占據了經濟資本和社會資本雙重優勢的視頻網站相比，省級衛視的議價權與協商權大為降低。

與傳統衛視節目相比，視頻網站的節目生產更為純粹直接地奉行產品思維和市場邏輯。吳暢暢老師也據此概括出中國網絡綜藝在過去幾年間所呈現的幾大現象：其一，網綜反哺，即電視臺節目放在視頻網站上播放，或通過網絡直播后再由衛視頻道播放刪減版。其二，網絡綜藝受到關注的嘉賓，或被“名人化”的選手，開始頻頻登上國內省級衛視的綜藝節目，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國內省級衛視綜藝節目的內容生產與價值實現；其三，傳統廣電行業里一直爭議不斷的制播分離模式，視頻網站在近幾年間，借助紛紛出海的廣電人的力量，將之運用得風生水起。其四，垂直細分市場的開發和利用。網絡綜藝節目不再追求大眾化，而是專注于特定群體及小眾類市場的深耕細作，互聯網經濟中“長尾效應”的神話，在網綜選秀或真人秀節目近幾年的生產中被著力放大與應用。

就此，吳暢暢老師將2018年定位為“垂直細分類市場節目元年”，而促發這一市場變化的前提，包括三點社會事實：第一，青年代際的媒體素養與買賣原則；第二，作為一種自我規訓的新自由主義，即所謂的適者生存、優勝劣汰的自我認同；第三，青年文化部落化和閉合性生長的社會現實。

▍粉絲經濟與青年文化的部落化

在中國，“粉絲經濟”似乎是一個老生常談的問題。相較于現下較為熱議的營銷視角，吳暢暢老師注意到，綜藝節目的差異化競爭模式，客觀上將西方偶像文化產業發展形態分階段地引入國內，催生了粉絲市場的快速成熟，反過來使相關產業不得不因循完善。

相應的，粉絲經濟也產生了幾點新變：首先，受眾由單純的消費者轉變為身兼生產者和消費者兩種角色。借用亨利詹金斯“文本盜獵者”的概念，過去粉絲經濟形成過程中，粉絲無法直接參與文本、產品的生產過程，但養成類節目為粉絲提供了直接介入產品完善與成長流程的機會，使其從“盜獵者”轉變為“看守者”的姿態，也反映出粉絲與偶像力量關系的改變。必須指出，粉絲對偶像的養成，不僅擁有表面上的掌控權，更重要的是，它幫助粉絲在一個共時性的進程中產生對偶像的情感依附，這種主觀的評估與體驗所導致的粉絲對偶像的“使用價值”極具私人化與個性化的認知乃至幻想，才會制造并強化他們的“文化看守者”而非盜獵者身份。因此，養成類粉絲經濟一定程度上改變了馬克思關于商品使用價值的說法，使用價值呈現出精神性而非物理性的特質。

吳暢暢老師最終總結出三個主要觀點：

第一、選秀節目本身確實在視頻網站上找到了延續熱度和復蘇粉絲經濟的平臺，也幫助了視頻網站具備了大型棚內綜藝節目的制作實力。

第二、制作火節目經濟公司從一開始的時候就已經創造出了粉絲，召喚他們參與商業文化的生產，甚至娛樂工業的決策過程。

第三、當前已經浸泡在日韓或者西方偶像文化與商品經濟當中的年輕一代粉絲，作為文化看守者可能所具有的情感感受力，以及在此基礎上所謂的文化衍生物，早已撕裂了年輕代際內部一致性的事實。年輕的粉絲不是不需要定義或者拒貼標簽，而是他們圈層結構以及與偶像之間主客體關系的形成，基本上是現實生活當中階層生活形態與文化區隔的虛擬鏡像，或許這才是所謂互聯網綜的互聯網思維，也是當前粉絲經濟網絡崛起的一個核心。

▍提問環節

本次活動現場提問熱烈，在此特摘取部分提問和回答，作為演講內容的補充及延伸。

提問1：您的標題是“粉絲經濟的再度崛起”，我想問您在什么時間線上說它是一個再度崛起，它什么時候衰落過？

吳暢暢：我覺得你這個問題問得非常好，所謂“再度崛起”的時間線應該從2017年或者2016年開始。我并不否認中國粉絲一直存在，我所謂的“粉絲經濟再度崛起”是指粉絲經濟再次以可視化的方式成為廣電產業下游產業當中一個不可或缺、必須爭取的新現象，在這個意義上講，“2016年芒果TV開始重新啟動《超級女聲》”可以視作一個時間點。

提問2：我認為現在是一個2.0選秀時代，選秀節目有為娛樂產業輸送人才的責任，可以把它看成娛樂圈引進市場，如果這么想它要塑造一定的社會責任性，同時它作為一個電視節目也要有它商業的價值和商業程度。我想問作為節目制作怎樣平衡這個東西，或者我們不平衡這個東西留給觀眾，您是怎么看的？

吳暢暢：我想說明一點，從最早期的選秀節目，李宇春那個年代到現在為止，制作方國營電視臺完成了自產自銷過程，所謂的節目制作上、中、下游環節，都是由國營電視臺集團化后組建的影視集團內部不同部門承擔。2005年《超級女聲》的制作是湖南衛視的節目團隊，下游是市場化改制的天娛公司，天娛公司算是國企，這也形成了一個閉合式的產業鏈條。如今，雖然部分網綜選秀節目的制作與播控分屬不同的機構或公司，但是運營、經紀同播控平臺的頭尾相連，更為純粹地強化了資本增值的閉合鏈條。

提問3：吳老師好，您作為這樣一個局內人怎么看待這種綜藝節目賦予他們的主觀性，賦予粉絲投票或者選擇的主觀性，這些明星的選出是否真的是粉絲推的？

吳暢暢：?第一，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了一個有意思的現象，任何一個選秀節目出來，“陰謀論”一定是大家討論的對象，先不說這個“陰謀論”背后反應怎樣的社會心理，我覺得這也是中國粉絲文化版圖中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

另外一個角度，選秀節目中召喚參與者（進而轉變成粉絲）的方式，正是建立在商業主義邏輯基礎上的“直接民主”形態。這種賦權，在文化產品的制造與生產層面，“保障”了受眾的參與感，這種參與感的形式主義（程序）與實質（結果）之間的偏差，是產生陰謀論的根源。當然，出于一種心理投射和補償機制的賦權感，能夠激發較強的個人行動力，即從認同到投票再到生產與消費。從這個角度上說，這就是所謂的粉絲的主體性或主動性。

我真沒有想到我的很多知識分子朋友都在看這些節目，尤其是復旦的一些朋友跟我說很喜歡楊超越，你要不要跟我一起投票，我就是要把她送到前11的寶座，這當中有沒有賦權的可能？一定有，只不過，執行了一種集體性社會心理補償機制的賦權感一定程度確實被資本利用與吸納，用于再生產，以及快速變現，這是我們需要反思的問題。

提問4：老師您好，您剛剛提到的那些節目，包括《中國好聲音》、《中國有嘻哈》、《創造101》一些都是引進國外的版權，我想問您怎么看待原創和引進國外版權的現象。視頻平臺市場化導致他們沒有試錯的空間所以要借助國外成功的節目模式。《創造101》引進韓國的版權，關于韓國節目轉換為中國媒體的過程？《創造101》本來一個韓國的節目，怎樣把這個韓國的節目本土化？

吳暢暢：現在信息娛樂行業是一個高資本聚合、人才密集型領域。每年中國都會出臺相關的藍皮書報告。這幾年信息娛樂行業投資非降反升，尤其在綜藝節目這部分，我看到的數據是，今年投資超過3個億的網絡綜藝應該超過3個，這是以前很難想象的情況。你剛才已經回答了我這個問題，得到大資本投資的節目要么買了版權，要么以借鑒的方式。這些平臺希望利用這些已經在原來的社會環境中獲得市場成功的節目模式，并以一種普世性的方式，幫助民營資本在國內完成了新一輪的利潤積累。但是，網綜尤其是選秀節目在社會上的成功，主要不是市場“配方”在形式上的成功，而是對一個特定社會文化價值與問題意識的回應。

第二個問題，我想在座很多看過produce101，這個節目原版有一個很重要的前提，建立在韓國本土大量沒有被消化甚至幾乎沒有出道的那些練習生以及他們的公司跟節目制作公司和播控平臺之間相互協商的結果，這些練習生本身在參與這個節目之前基本沒有出道的機會，和媒體打交道的機會也很少。而我們在做這個節目（創造101）選人的時候網紅占據一定比例，她們完全不缺成名的渠道，她們不參加這個節目還可以其他的節目可以做，她們還可以通過直播賺錢。我覺得這個正是本土化的前提，猶如節目總導演孫莉和我討論的那樣，反而需要把它展現出來，中國女團現在的發展現狀不正如此？經營女團的公司本身參差不齊，有大資本集團，有中小型企業，有主營女團，有不是主營女團，許多練習生并沒有經過嚴格練習生訓練。除此之外，我覺得節目更重要的不是幫她們實現夢想，是幫助她們修正夢想。

還有一個問題，中國女團在中國發展社會認知度非常低，我想大家都很清楚。幾乎所有女團都是走線下、劇場，沒有變成一個所謂大眾女團發展路徑。社會認知度非常低，社會評價并不高。嚴格講，很多女團自己本身的父母親都是反對自己的女兒做女團這件事情。我覺得有這三個具體的背景，足夠讓我們節目進行一些本土化改造。

提問5：吳老師好，我問一個簡短的問題，您剛才一直提到咱們國家現在青年文化呈現一個顯著的特點，部落化或者圈層化，我想問一下這種趨勢會對這個社會造成什么損害？

吳暢暢：部落化，如果按照文化研究的角度，是一個交叉（intersectional）的現象，青年文化內部圍繞城鄉、城市或地區、社會性別、階層等不同維度相互區分，也相互交疊。在這種情況下，青年文化形成了不同的文化圈層。而更重要的問題是，正是因為現在傳統媒體日漸式微，使得現在網綜節目很大程度上把持和掌握了青年文化領導權。

在此也感謝到場聽眾們的支持，保證了活動的圓滿進行。

近年來，區塊鏈成了婦孺皆知的名詞，而它給世界帶來的沖擊遠遠超乎人們的想象，甚至比20年前的互聯網革命強烈一千倍。上至政府首腦、央行行長，下到企業家、創客，甚至每一個年輕人，都繞不開區塊鏈。那么，什么是區塊鏈？區塊鏈又會對現實世界產生何種影響？

▍什么是區塊鏈？

段永朝區分了兩類區塊鏈——狹義的和廣義的。什么是狹義的區塊鏈？一個數據塊就好比一節火車車廂，區塊鏈就好比按照時間順序將數據塊一節一節掛起來組成鏈條狀的火車，它以密碼學方式保證數據的不可篡改、不可偽造和存儲安全。

廣義的區塊鏈則可用“共識算法”來界定。傳統的賬戶是由專業的會計師來處理，使用的是經典的復式記賬法。區塊鏈則用數字化的方式來“記賬+認賬”，把賬簿劃分成一個又一個碎片，每一個碎片叫一個區塊。每一個區塊鏈記錄著賬目交易的往來。不過區塊鏈有三點特殊之處：

第一，這個賬簿不是存儲在你家柜子里，而是存在一個“不知道什么地方”的地方，叫分布式存儲。

第二，這個賬簿不是會計師記賬，而是參與到區塊鏈的整個社群中，所有的人一起來記。

第三，傳統賬簿可能只包括你的進貨、銷貨，只和你有關，但區塊鏈的賬目包含了參與區塊鏈社群的所有人的所有賬戶。

區塊鏈類似于微信群，入群者的經濟活動都會被記錄下來，每個人都有權利閱讀這些記錄，每個人都是會計師。區塊鏈打破了過去賬戶只是個人之間“私密”這樣一個狹隘的觀念。

接著，段永朝先生揭示了區塊鏈的三重意義。

▍區塊鏈奠定了人類合作的技術基礎

首先，區塊鏈為一個人類相互信任與積極合作的烏托邦奠定了技術基礎。段永朝提到了三項重要研究：

密歇根大學的羅伯特·阿柯塞羅在《合作的進化》一書中拋出問題：獲利的最佳策略依然是弱肉強食，但是能不能在自私的個體之間達成合作呢？

諾瓦克在《超級合作者》給予了回應。他研究物種的群體行為，研究物種和物種彼此之間的互惠行為。他發現撓癢癢和互相梳毛，是上百萬年生物演化過程中遺存下來非常重要的新社會行為。

紐約大學詹姆斯·卡斯則認為，人類社會演進過程中的各種博弈可以分成兩類：一類是有限的，必有終結，必有輸贏；一類是無限的，沒有終結，比如母子之間的互動，必須信任和互惠才能有和諧共贏的長久關系。

迄今為止，人類合作的原則都沒有超越軸心時代的金規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區塊鏈正是建立在這一價值基礎之上，讓世界重新啟動。

▍區塊鏈節省了“討價還價”的交易成本

其次，區塊鏈有助于節省“討價還價”的交易成本，促進經濟的繁榮。區塊鏈能真正地改變信任機制——陌生人在互聯網上能不能一次達成信任？段永朝認為這是可能的。因為過去是一種先生產、再消費、后付費的方式。這個過程特別追求“同意”，故而締約成本和履約成本都居高不下。這種方式源自于對確定性的執著。而區塊鏈則破除了這種執著，它是一種財富生產、分配與消費同時并發的模式。

高度不確定性追求的不是“同意”，是“會意”。區塊鏈把財富的生產和財富的分配平衡地放在一個巨大的賬本中。這個巨大的賬本對所有參與區塊鏈的人都是公開透明的，同時又是加密保護隱私的，所以財富的生產和分配同時進行。區塊鏈會取消傳統賬本，讓廣義賬本促進每個人的深度聯結。

▍區塊鏈建立“知足社會”

最后，區塊鏈有助于建立一個“知足社會”。段永朝引用了維納在1950年出版的一個小冊子《人有人的用處：控制論與社會》中，轉述英國19世紀詩人赫爾墨斯的一首長詩“神奇的單馬車”中的觀點：真正好的馬車，是這個馬車壞掉的時候，所有的零件都同時壞掉。一個輪子使用壽命將近時，車輪軸也不行了。這就是所謂的“恰當設計”——并不是說每一個環節都要設計得很棒，而是所有設計的匹配度極佳。

區塊鏈讓這個社會不再追求GDP、追求單邊經濟增長，而是追求“剛剛好”，也就是達到某種程度時就能說“夠了”。在這樣一個知道“足夠”的社會，人的創造力才能得到無窮的釋放，才能進入到藝術的、創新的氛圍。也就是說，區塊鏈讓每一個人達成自己的甜蜜三角——所能、所愿和所為之間實現良好匹配，不再有所愿非所為、所能非所愿或者所做非所能的遺憾，而是盡快地進入到生命和生命共生演化的巨大網絡之中，坦然地接受生命能量的相互支撐、流動，坦然地用自己的生命意愿去接觸所有的生命意愿。

區塊鏈就是將每一個人內心深處的甜蜜三角用堅實的算法邏輯技術支撐、連接起來。每一個人都可以恰當地在價值交流、互換、流動的過程中，享受到價值創造的當下快樂。

▍區塊鏈的技術遠景

在段永朝的演講結束后，《文化縱橫》雜志社社長楊平先生進行了點評。他認為段永朝老師以深入淺出、高度凝練的方式總結了區塊鏈的基本構成，又全面解析了區塊鏈技術對當前世界的深層影響，是自己聽過的最清晰明了的一次區塊鏈講座。他對段永朝所言“區塊鏈將塑造知足社會”的遠景表示十分期待。

不過楊平先生指出，作為技術基礎的區塊鏈實際上晦澀難懂，卻能在短時間內成為風口熱點。這背后恰恰不是由技術本身決定的，而有著復雜的政治經濟原因，是出于各種資本力量乃至權力關系的推波助瀾。仰仗技術單線演進以制約資本、權力的力量，從而推動人類社會進步，并不現實。

隨后的現場互動環節中，段永朝就讀者提出的問題一一作出回應。

有位聽眾認為去中心化的系統遠不如中心化的系統效率高，段永朝回應說：追求高效率實際上是工業主義的通用度量衡，有些問題的解決并不一定要依賴效率。

有位聽眾認為區塊鏈能解決大數據時代的數據產權問題，想請教段老師對“鏈權”最先落地領域的看法。段永朝回應說：我愿意賭和押寶的地方是在無形資產確權的領域，區塊鏈可能最先落地開花。

有讀者對于去中心化和集權體制的關系感興趣，段永朝回應說：“中心化”和“去中心化”這兩個過度簡化的名詞太容易讓人誤解區塊鏈。區塊鏈是一種生態系統，像大海的波濤一樣，沒法說哪個海浪是波峰、哪個海浪是波谷。所謂中心（波峰），恰恰是流動的。

此外就“如何緩解強勢技術帶來的價值觀裹挾”、“計算機專業的大學生是積極投身于區塊鏈領域，還是夯實傳統IT領域的基礎”等問題，段永朝和在場聽眾進行了深入探討。

最后，段永朝鼓勵大家對自己的理性保持信心，不要覺得區塊鏈這樣巨大的時代變革與己無關，而要扎下去、參與其中、深入研究。知足社會聽上去有很多烏托邦色彩，但是技術在扎扎實實地進步，算法、隱私保護、人工智能在扎扎實實地為這個烏托邦底座擰上更多的螺絲，安上更多支撐的樁柱。

在此，也感謝到場聽眾們的支持，保證了活動的圓滿進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