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碩、周可陽?| 香港樹仁大學社會學系

【導讀】近日兩則消息引發熱議：一是知名主持人白巖松直指“中國教育最值得吐槽的是家長”，二是上海教育改革在全市范圍內將教育資源“大餅攤開”，引發一連串反應，知名“老破小”學區房一夜直降60萬，北京、深圳的家長也人心惶惶。

伴隨十幾年住房商品化的進程以及教育體制的轉型，社區階層化早已明晰可辨，學區房作為重要載體，助推了家庭資源轉化為子女教育機會，但也激化了“教育焦慮”。

本文基于實證調查，深入分析了新中產階層人士購買學區房行為的動機與策略。有意思的是，“80后”和“90后”的新中產人士在權衡教育資源與居住體驗時，似乎沒了“60后”和“70后”的那種自我壓抑態度，他們追求的，是在確保子女受到良好教育與保障自身居住的舒適環境之間，達成最佳的平衡。在購買學區房的策略方面，面對教育政策的不確定性，新中產人士以把控子女教育機會和實現現有資產保值增值為著眼點，來規劃設計自己的購房方案，以確保所購置的學區房產能夠轉換成更多元化的教育資源，從而為實現代際優勢的排他性傳遞而服務。

本文原載《社會發展研究》2019年第4期，原題為《學區房消費與新中產階層的內部分化——基于紹興市新中產階層的訪談研究》。特此編發，供諸君思考。

學區房消費與新中產階層的內部分化——基于紹興市新中產階層的訪談研究

教育是中產階級關注的一個焦點問題。對比其他階層,中產階層家長最擔心的是孩子無法維持中產的位置。隨著向上流動渠道的制度化,學歷和資格成了晉升中產的前提條件,因此中產階級能做的就是給自己的孩子提供最有利于應付這場競賽的環境和資源,使得他們的子女能夠在客觀公開的教育競賽當中勝出。

隨著住房商品化的進程以及教育體制的轉型,住房和教育資源緊密聯系在一起,社區階層化已經明晰可辨,教育資源分配不均導致學校環境之間質量差異明顯。社區在分層,學校也在分層,因此家庭資源能夠比以往更容易更有效地轉化為子女教育機會。在家庭和學校的雙重影響下,新中產階級可以更為有效地將自身的文化優勢和經濟優勢轉化成子女的學業成就。在中國目前的政策下,能否令子女在教育競賽當中占據有利位置,順利完成父代與子代階級位置的交接,學區房扮演了至關重要的角色,也因此成為了中產階層焦慮的集中地。

▍研究方法及研究對象

本文采用質性研究方法,于2019年2月至4月,采用深度訪談形式進行。本文共有12個受訪者,他們的年齡介乎29—57歲,以立意抽樣的原則和滾雪球的方式選取。受訪者首先必須吻合前述關于中產階級的職業定義。從下面的受訪者基本資料表格可以看出,他們的教育程度大多是本科及大專,而從事的職業多為經理或者專業人士,也有個體工商戶。此外,我們在選取受訪者時也對他們的年齡進行了要求,根據他們的年齡及出生年份,我們大體上將他們區分為“60后”“70后”的中年中產階級以及“80后”“90后”的青年中產階級。每個人訪談時間為1—2小時。

12位受訪者當中,10位受訪者通過各種渠道擁有了上述學區內的學區房,2位并沒有目前也不打算購買學區房。10位受訪者擁有兩套或以上住房。而獲取學區房的渠道上,7位是通過購買商品房獲得的;2位是通過單位分配獲得,而還有1位則是通過繼承加市場置換獲得。大部分受訪者購房的時間都是在2004年內地房價開始起飛后購買的,而結合訪談中他們提及的子女年齡資料,我們發現他們購買學區房的時間基本上都集中在子女就學前。表1梳理了受訪者的一些基本資料。

▍學區房的獲得途徑

我們已經可以初步從受訪者的資料里面看到,他們大部分都通過或購買、或分配、或繼承而擁有了學區房。其中,在商品房市場上直接購買,是他們獲得學區房的最主要渠道。購買了學區房的受訪者都表示,和大城市動輒幾百萬的學區房不同,紹興的學區房總價并沒有太貴,幾十萬的總房款是在他們經濟能力可以承受的范圍里面,壓力并不是太大。比如“60后”的受訪者W先生就談到:

我們買這個房子之前也沒有想那么多,因為覺得學區房嘛,總要買的,早買晚買是一樣的,就挑選了一下地點、對應的學區還有周邊的設施什么的,符合我們的要求,那價格又在我們可接受的范圍內,我們就買了。(W先生)

“80后”的W女士和Z女士的經歷也是類似的:

購買之前我們主要想的是學區好壞是首要的,其他的可能就是一個交通要方便,設施方便,主要以方便為主。畢竟紹興物價也不算高的,我們的收入還是能負擔得起的。(W女士)
這套房子本身是比較舊的。我買的時候只是考慮了孩子們學習的問題。因為我買得早,所以那個時候其實價格不是很高,58萬左右,我們可以負擔的。我也沒有怎么考慮過生活環境,因為我買的時候本來就不打算住的。(Z女士)

相對于“60后”“70后”的中產階級較強的消費信心而言,受訪者中更加年輕的兩位受訪者都表示了學區房還是給他們帶來了一定程度的經濟壓力。如“85后”的Z先生所言:

學區房目前帶給我們的壓力就是經濟方面壓力比較大一些,我們也是工薪階層嘛,因為學區房么價格肯定要比普通的不是學區房的要高很多,這個上面壓力比較大一點,其他倒也還好。我和他媽媽都還算是比較有空的,時間、精力這些也不是很成問題。經濟上面問題會大一點。(Z先生)

“90后”的SH先生更是在考慮了經濟因素以后放棄了學區房。他說:

我們的房子購買時也是參考了父母朋友們的意見。我們曾經考慮過是否應該購買一套學區房。但是考慮了我們的經濟因素后,我們最終還是放棄了。我和我妻子還比較年輕,積累的財富肯定是要少于那些中年中產階級家長的。所以我們考慮之后覺得,購買效益不穩定的學區房還不如購買擁有舒適居住環境的房子來得劃算。(SH先生)

受訪者給我們的反饋讓我們看到,比一線城市便宜得多的房價使得小城市的中產階級擁有更高的購買力,也給了中產階級對于學區房更加靈活的選擇權。在我們的受訪者當中,經濟基礎比較強的“60后”和“70后”擁有學區房的人占了絕大多數。相比較聶辰所做的北京中產階層購買學區房的動機研究中,買學區房的人只占全部受訪者的六成,這一比例提高了不少。這當然不是說小城市的學區房對于中產階級來說完全不構成負擔,只是相比較大城市,這部分消費壓力給小城市的中產階級帶來的影響較小,他們的消費信心相對較高。

除了在商品房市場上直接購買學區房,也有一部分業主是透過分配或者繼承獲得的學區房。我們的受訪者當中,有一位“80后”及一位“60后”的受訪者是通過繼承獲得了父輩分配到的學區房:

那個時候國有企業和機關有些學歷的、有專業職稱的,他是能分到這個房子的,說白了就是國家給你的。當時呢我老爸在80年代就是高級工程師,國家給他的待遇就是有這個房子可以分,說白了就是共產黨的優惠政策……后來是這個房子可以轉成私人的了,我們就把它給買下來了。就是房改房的時候,原先是屬于公家的,后來房改之后可以屬于私人了。那時候給的就沒有多少,幾萬塊錢,很順利的就把它辦下來了,也沒有什么困難。(Y女士)

隨著“50后”新中產逐漸退休,他們的學區房就自然交給了下一代來繼承,后者再加以整合變為自身的資源。由于城鎮住房供給的雙軌制,“50后”的中產階級當中有相當一部分國有企事業以及行政單位的雇員可以以相當低廉的成本成為昂貴住房的擁有者,而這些以福利形式分配的房屋則成為了這些雇員的私有財產。正是因為這些福利的存在,國家控制體系下的雇員可以通過房屋分配迅速累積其擁有的經濟資源。這一部分的中產階級占比隨著住房商品化改革的進程有所降低,但他們擁有的資源卻可以通過代際傳遞轉移給其子代,令其在上升的渠道當中擁有更多的經濟優勢。這樣的案例相信會隨著中產階層內部的代際更替而越來越多。

盡管不同代際的中產階層面臨的經濟壓力有所不同,但總體而言,在我們的受訪者看來,目前生活的地區物價相對較低,因而無論是直接在商品房市場中購買,還是通過繼承以及置換,擁有學區房給他們帶來的壓力并不是太過難以接受。因此他們在購置學區房時展現出比一、二線城市靈活得多的彈性策略,能夠相對從容地平衡購房時的各種需求,這一點會在后面更加詳細的說明。

▍學區房的購買動機

除了在獲得學區房的途徑上,我們看到小城市的中產階層和大城市相比有所區別,更大比例的受訪者傾向于擁有而不是放棄學區房;在購買學區房的動機上,我們則看到“60后”“70后”的中年中產和“80后”“90后”的青年中產之間,也出現了微妙的話語上的差異。

對于中年中產而言,購買學區房的首要目標是為了獲取文化資本,尤其是制度性文化資本。如“60后”受訪者W先生所言:

(購買學區房的)主要目的還是給孩子選擇一個更好的學校,在我們的能力范圍里面,想要給他最好的助力。那讀書我們肯定是不能幫他讀的,我們唯一能做的就是給他創造更好的外部條件,盡可能讓他輕松一點。(W先生)

除了制度性文化資本以外,這個年齡段的中產家長也同時注重作為學習習慣以及學習風氣的身體性文化資本:

這種初中和小學啊,學習風氣還是比較要緊的。現在國家不是提倡減負嗎,可能在這種情況下真正體現出名校的特別,它的管理啊,風氣啊,抓得比較好。(F先生)
我聽他老師講,他和同學們平時聚在一起討論的就主要是這道題你是怎么做的,我是怎么做的,應該怎么樣做好,而不是在討論游戲什么的,我感覺這樣的氛圍挺好的。(C女士)

除了增加本身的文化資本以外,他們購買學區房的另一個動機則是借此更加確認中產身份。對于大多數的受訪者而言,擁有房子已經不足以構成中產階級的身份標志,一套好學區的學區房才足以證明自己的中產階級位置。這種身份象征的建構一方面通過學校的篩選,與工人階層區分開,將自身擁有的優勢固化下來:

這種學校里面一般都是家庭條件還不錯的,能夠買得起學區房去讀的,相對來說這些孩子的家庭教育比較好,家庭的父母呢也都是白領,比較注重人的素質和品質,養成教育,那么相對來說名校里面欺凌這種事情會比較少,我也比較放心我的孩子去和他們接觸、交流。其他的一些民工子弟學校家庭教育當中相對會比較薄弱一點,就容易發生校園欺凌,社會上的混混比較多。(FU先生)

另一方面,則希望自己可以和同等職業、教育、收入狀況的人相匹敵,不希望自己落后于人:

我們身邊像我們這樣的,處在這個位置上的,起碼95%以上的人都是買學區房的。學區房好像成了一個很必然的剛需。沒辦法,一定要買。(ZH女士)

學區房不光承載著他們對于本身階級身份的認同,也承載這他們對于子代階級位置的期待,希望子代可以快人一步,保持中產階層位置甚至進一步提升:

像我小孩周圍同學他們家里大多數也都是買學區房的。這是我們唯一能為他做的。如果人家都去買了學區房而你沒買,人家的孩子可以進好學校,然后考上好的高中、好的大學,之后找到了好的工作,那你的孩子就輸在起跑線上了。當然也不是說真的就讓他成績有多好,但是起碼我們做家長的會心安一點。你說我們也不是買不起,那萬一就是這么不買然后害得他比人家差了呢?我們賭不起的呀。對我們來說做了肯定比不做好,這是我們的想法。(W先生)

但是好學區的學區房通常比較老、舊、小,社區配套設施也不齊備,這都是和新中產階層對于家庭生活的想象有出入的:

我們那套是普通的樓房嘛,不大,兩個小小的房間。賣家曾于幾年前簡單的裝修過,但是空放了這么幾年也是不太好了,所以我們就又簡單地裝修了一下,然后就過去住了一年半……就是住在那里的時候我和他媽媽停車會比較麻煩,那我們那個是老小區,沒有專門的停車場,停車要不就停廣場的停車位上,要不就只能早點在單元樓下占位置,這個不是很方便,但是為了他上學那也沒辦法。(W先生)

盡管這些居住體驗并不盡如人意,但中產階級多數可以憑借相對優勢的經濟資本和文化資本對居住體驗進行改善。比如任職建筑業的受訪者F先生的經歷:

周圍什么還是方便的,房子里邊衛生設施什么也是齊全的。居住的那些家具啊設施啊什么的都是我自己弄的,我本身是這個職業嘛,比較熟悉這些,在搬進去之前全部自己設計自己裝修了一遍,住住還是舒服的,有經過一些改造。(F先生)

除了盡力改善學區房的居住條件以滿足中產階級的居住要求,“60后”“70后”的受訪者因為都擁有第二套住房,因此當子女入學,學籍穩定后,他們多數都選擇回到更為舒適的場所居住。比如受訪者F先生和ZH女士,都是在孩子入讀心儀學校以后就搬到更舒適的住房居住,而學區房則暫時空置。自身居住需求的滿足在他們看來理所應當排在子女教育后面,因此大部分中年中產階級在談到當時購房時的抉擇過程時,都傾向于輕描淡寫地用“沒有怎么考慮”,“價錢合適就買了”這樣的話語一筆帶過。似乎對于他們來說,這樣的抉擇既然是必須,就沒有必要再浪費時間精力權衡。

相比較“60后”“70后”的中年中產階級依然將子女教育放在首位考慮,“80后”和“90后”的青年中產階級在權衡教育資源與居住體驗時,似乎沒有了“60后”“70后”那種自我壓抑犧牲的態度,代之以更加平衡的取向。如“80后”的Z先生說:

從前那套也是學區房,但那里的居住環境都不是很喜歡,你看那邊到晚上人也沒了,比較冷清的。這邊(城南)有超市,美食城,銀泰之類,下樓有稽山公園,散步啊走路啊也是很好的,環境比較好,比較熱鬧。(Z先生)

“90后”的SH先生更是認為居住環境重要過學區位置:

學區房的功效誰也不能保證,與其將大筆金錢投入在這種地方,不如購買面積較大且環境更好的房子。現在這套的環境設施綠化都是很好的,小區的物業服務也很貼心,建造商也是有名的大牌子。(SH先生)

這里我們并非想說青年新中產家長不重視子女教育。事實上我們認為,青年中產階級家長目前的取態一部分是受到子女年齡相對較小的影響。但不能否認的是,他們對于自身的需求展現出的堅持要比中年中產階級強,此外對于子女未來發展的路徑,相對呈現更加平衡開放的態度,而不是像“60后”“70后”一樣認為自我壓抑是理所應當的事情。我們認為這應與“80后”“90后”中產階級成長經歷和面對截然不同的經濟環境有關。相比較“60后”“70后”所經歷的憑借文憑可以比較輕易找到一個好工作,從而晉升中產,這樣的路徑對于“80后”“90后”來說已經越來越不可靠,他們自身已經處于一個不確定的環境當中,他們的子女就更有過之而無不及。因此,對于是否要靠名校才能有好的職業發展,他們的看法并不像“60后”“70后”一樣篤定。比如“90后”的SH先生說:

學區房這個東西我自己是感同身受的。我以前上的也是所謂的名校,在紹興不算最好也是排名前幾的。我自己的感受是學校的教學力度、風氣、師資力量、學生質量都比較好,但本質上還是看學生個人。我也有很多同學不愛讀書,老師管得再嚴總能被他們找到空子的。當然這些人里面,也不是各個人之后都窮困潦倒的,也有些人后來發奮圖強有了自己的方向過得也很好,所以還是條條大路通羅馬,每個人有每個人的路。(SH先生)

的確,由于學校擴招、公司改制、政府重組、靈活的雇傭方式等大大侵蝕了文化資本帶來的優勢,因此“80后”“90后”面對的職場環境比起“60后”“70后”要嚴峻困難得多,是否再要投入巨大資源供子女在體制內進行教育的競賽,“80后”“90后”可能開始有不同的考量,更加愿意保持一個開放的態度。對他們而言,子女擁有的能力似乎重要過文憑本身。當然,“80后”“90后”的中產階級的孩子通常還比較年幼,他們的看法會否因為孩子開始進入小學階段而產生不同,需要進一步的觀察研究才能得到更加準確的結論。

▍教育政策與購買策略

由于學區房的市場價值與教育政策緊密相關,因此學區房的購買策略也無疑會受到教育政策變化的影響。作為學區房的擁有者,教育政策的風吹草動不僅會影響自己資產的價值,也會影響自己對子女未來發展路徑的規劃。有不少受訪者加入了杭州甚至是上海的家長群,當這些大城市出臺什么新政策的時候,大家都會盯著這里,每個人都怕忽略了新政策讓孩子失去機會,所以都特別留意這些信息。

與我們進行田野調查同時,紹興市開始推行教育政策改革,進行教育資源輪換,我們的受訪者對于這一改革都非常關注。在我們的訪談中,無論是中年中產還是青年中產,對于紹興學區房的教育政策的看法中,比較占主流的觀點是認為教育政策改革還是會趨向拉近教育資源分配的不平等,而自己目前依靠學區房帶來的優勢是不確定的。因此對這個轉變的方向,他們的態度是有些曖昧的,主要保持觀望態度,努力覺察先機,適應環境變化,除此以外別無他法。如“80后”受訪者Z女士所說:

至于這個房子之后會怎么樣,會不會增值什么的,因為我生活在這個環境只能我必須要適應這個環境。你生長在哪個環境里,那就只能去適應環境,因為也沒有特別大的能力能夠去改變它之類的。你不能說因為我不滿這個環境我就可以改變這個環境,這個是不可能的。在這個環境里面,在我的能力范圍之下我只能用我的能力去適應它,所以我也不會說過多地去批判現在這個教育。(Z女士)

另一位“60后”受訪者W先生也表示了相近的意見:

我也有聽說了現在也有什么教師資源輪換啊什么的辦法出來,他們應該也是已經發現了這個問題然后想要努力地去改變它,想要慢慢改變這個不公平的顯現。你說教師資源輪換了那學校和學校之間的差距減少了,可能這種購買學區房的風潮就會慢慢降下來。其實感覺這幾年的這個教育的政策啊,其實也是一直在變,一會兒這樣了,一會兒那樣了,他們應該也是在做不停的嘗試吧。但這些政策變來變去都不是我們小老百姓可以去干預的。我們只能是做好我們的事情。但是我覺得這種教育改進政策什么的出來肯定還是有一點好處的,不管你說是不是治標不治本,但起碼它能治理到一點就是好的,這個問題也急不得。中國的教育制度這個樣子都這么多年了,也不是一下子能完全變的。(W先生)

當然,也有少部分受訪者以更加直接的態度評論政策改革的,如“60后”受訪者FU先生:

我覺得這些教育改進政策想提出的所謂解決學區房問題只是一種理想化。第一,名校的形成不是一天兩天的,一所名校的形成有它的文化,有它的教育環境,有一種學校的風氣。這種東西是靠老百姓來建立的,是靠老百姓的口碑和心里的認同感而形成的。第二,名校永遠存在的,不是說它沒有一個重點學校或者別的頭銜它就沒有名校了。那么多學校里總會有水平的不同,總會有一兩所學校比較優秀。就像是我們的社會,選拔機制是一直存在的,社會也需要這種人才選拔的機制。那一定會有一批人,一批學校是拔尖的。這種人為的干擾是一種拔苗助長,它太過于理想化了。社會一直在選拔人才,社會也需要選拔人才。但我們通過這些措施把學校給攪亂了,那這其實就反而是把情況變得更混亂了。在這種情況下你說要搞一個師資力量輪換什么的我覺得兩個大齒輪靠你一個小小的棍子來攪是太理想化了,反而是讓學生和家長更加的焦慮和不安,從而影響優秀人才的脫穎而出。(FU先生)

從上面的態度中我們可以預見,無論中年還是青年中產,盡管他們在意自己作為消費者的權利,也有一定資源為維護自己的利益發聲。但這些活動的規模都不大,也通常都在法律和政府的允許范圍內進行。比起有組織或者以集體的方式去爭取,他們更傾向用個體的策略來解決問題。另外我們也應該看到,中產階層盡管意識到現有教育政策導致的資源分配不均,但他們更追求維護既得利益的排他性。

抱著這樣的態度,中產階級又如何在不確定的政策環境下,制定對子女教育機會的把控和現有資產保值的策略呢?首先,在經濟能力允許的情況下,我們的受訪者會盡量選擇雙學區房,也就是有對應的小學和初中的房子,這樣的房子因為價錢更高而令很多人望而卻步,但大體還在中產階級的承受范圍內。此外,在政策環境時時變動的情況下,對應兩個學區給了中產階級多一層安全感,一個是子女上學保障更強:

我兩個小孩嘛,年齡一個13歲一個4歲。一個小孩現在是正在用這個學區房,另一個將來也會用。這個學區房其實已經是我們買的第二套學區房了。第一套學區房是單學區,它只有對應的小學,那我原來是只有一個孩子,只考慮到她要讀書,還沒有二胎。但是后來有了二胎之后,考慮到因為弟弟也要讀書嘛,我們就把原來那套單學區的學區房換成了現在這套雙學區的學區房,就打算一直用下去直到弟弟上高中。(Z女士)

此外,雙學區的學區房因為需求更高,轉賣起來比較容易,這也一定程度上保證了他們資產相對靈活的流動性:

我買的時候還是考慮了蠻多的,價格么總也要優惠一點的是吧?然后學區么也考慮到要雙學區,以后賣掉的時候也可以方便一點,更好脫手。(C女士)

另外一層“安全閥”則來自這類房子位置在市中心,資源稀缺,因此受訪者不少都相信這更有利于資產保值:

現在這個紹興在控制學區房的面積,有一部分城區的人住在這個地方,像我之前買的那個地方,是紹興古城保護的地方,是永遠不會拆遷的,受到保護的,永遠是可以住在這里的。那這個房子你怎么可能控制得了呢?拆又不能拆。特別像魯迅小學周圍都是老城區,所以它永遠都是有市場,永遠都是賣得出去的。(F先生)

上述兩個“安全閥”對經濟資本的要求更高,因此成為了中產階層保證子女教育資源時更為依賴的排他性手段。此外,有些受訪者在子女長大以后把學區房以很好的價錢賣掉,有些則把學區房出租出去,給子女儲備教育未來的同時也自己帶來了額外的經濟回報。學區房對于他們來說不僅不是經濟負擔,反而可以給他們帶來豐厚的經濟回報。

我們的受訪者當中一半左右在訪談中表達了希望子女可以出國念大學甚至高中。因此，即使他們在國內擁有的教育資源會因為學區房政策的改變受到影響,在學區房上得到的經濟回報也可以相對容易的轉換成更多元化的教育資源。他們也因此擁有了更靈活的生活規劃。這提高了他們應對政策以及外圍經濟環境不確定性的能力。這和大城市的中產階級動輒要舉全家之力,同時肩負沉重的貸款負擔,甚至要壓縮自己在其他方面的生活支出,才能保證子女的教育資源相比有很大不同。盡管小城市中產階級也會擔心政策轉變給自己在教育和資產安全這兩大領域的負面影響,但整體而言,對學區房相對較強的購買力還是讓他們可以最大程度地保留機動性,對不確定的環境加以更有彈性的應對。

▍總結與討論

通過田野調查,我們看到一、二線大城市與三、四線小城市的中產階層在學區房的消費上的確展現出不同的考慮因素。相對低廉的物價使得三、四線城市的中產階層在學區房消費上的信心更強,對于消費升級的需求也更大。當然,小城市的中產階層相對充足的消費信心和需求背后的原因不盡相同。他們當中,出生于六七十年代的中年中產階級的成長是和中國經濟市場化、國際化增速發展緊密結合的,享受到了長時間的改革開放帶來的紅利,再加上經過較長時間的積累,他們的經濟資本明顯比“80后”、“90后”的中產階級要優越,因此他們更加有能力同時照顧到子女教育與個人居住環境的要求。但當政策的影響導致這兩者出現矛盾時,他們還是傾向于照顧子女教育,并為此愿意犧牲個人在居住環境上的享受。

相比較而言,“80后”“90后”的中產階級家長面臨的職業環境變化比較大,更不穩定且挑戰更多。而且他們就職時間相對較短,經濟資本有限。但“80后”“90后”的青年中產階級有一部分來自于中產階級的內部更替,在有家庭支援的情況下,他們的經濟壓力也得以緩解。盡管如此,“80后”“90后”的新中產家長們在購買學區房時,更加注重平衡自身居住的舒適要求。這和“60后”“70后”更主動以及更樂于為子女壓抑自身需求的做法有所不同。背后的原因固然與“80后”“90后”中產階級面對的學歷貶值以及變化的市場環境導致他們以有限的經濟資本無法同時照顧兩種需求相關,但除此以外,也與上升渠道變得越來越制度化后,他們希望在子女年幼的時期探索不同的上升途徑有一定關聯。這些發現也從另一個角度說明,我們在研究他們的消費行為和動機時,需要對中產階級的異質性進行更加細致的劃分,從而幫助我們更準確地把握中產階級在消費上的需求變化。

此外,本文也探討了教育政策的不確定性給中產階級的購房動機以及對自身階層位置認同所帶來的影響。我們看到,中產階層對政策的不確定性相當敏感,也對政策有自己的看法,能夠看到教育政策的不足以及帶來的教育機會分配不公。但他們更加注重自身作為學區房業主的權益。當教育政策的變化影響到他們作為學區房業主的權益時,他們會密切關注,也會在合法的范圍內表達意見,但這種維權的行動具有很強的排他性,目的依然是保證自己子女的教育資源得以維系。此外,他們依然傾向于采取個體性的策略,依靠個人、家庭以及社會關系網絡的力量解決政策不確定性給子女教育機會以及上升渠道帶來的負面影響。

總括而言,本文聚焦小城市中產階級的消費動機與需求,希望補充現有關于大城市中產階級的研究,令中產階層的消費研究更為豐富。此外我們也嘗試將中產階層內部不同世代的消費理念與價值分別探討,加以對比,從而進一步展示中產階級內部的異質性。但本文的結論是基于12位受訪者的深度訪談資料而得出,而在12位受訪者當中,“90后”的中產階級因條件所限,人數較少,這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我們的比較。此外,不同世代的中產階層所處的人生階段不同,在固定時間點的對比研究無法展現他們隨著職業發展以及家庭結構變化所產生的新的消費需求變化。這一點我們希望在未來的研究中加以矯正并深入探討。

本文載于《社會發展研究》2019年第4期，原標題為“學區房消費與新中產階層的內部分化——基于紹興市新中產階層的訪談研究“。圖片來源于網絡，如有侵權，敬請聯系刪除。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系本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