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封凱棟 | 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
【導讀】據美媒報道，當地時間12月14日，美國選舉人團投票確認拜登當選美國總統。拜登此前多次表示，將改變特朗普任內政策，讓美國重新領導世界；但對于打壓中國，美國政界已形成高度共識，例如近期美國朝野積極推出多份戰略報告(如11月17日美國務院的《中國挑戰的方方面面》)，為即將上臺的拜登政府獻策。這其中，產業和科技領域的競爭尤為關鍵。輿論認為，特朗普舉全力打壓中國產業和科技的行動，將延續至拜登時代，甚至可能愈演愈烈。
如何理解這一趨勢？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副教授封凱棟指出，二戰尤其是冷戰后，美國通過為全球科技和經濟發展提供公共品，建立起一個不平等、層級性的國際工業經濟體系，由此確立自身霸權。正是基于對全球生產體系的協調控制，美國得以利用經貿和金融手段攫取利益，進而實現擴大世界影響力、推動國內治理的雙重目標。
但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美國國內金融化浪潮迭起，逐漸掏空了美企的組織管理和技術創新能力，美國的技術領先地位和美式國際經濟體系開始松動。近年來華為等中國企業借鑒西方成功企業的傳統經驗，成長為信息與通信領域的國際領先企業，讓美國清晰地意識到自身在這一事關霸權穩固性的關鍵領域的控制權旁落，意識到這是一場輸不起的“戰爭”。作者提醒，未來美國很可能將它所支配的國際體系的一切支柱性條件都“武器化”，包括貨幣、軍事、國際經貿秩序以及全球生產和技術網絡，中國必須做好充分的準備。
本文發表于《文化縱橫》2020年第5期，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諸位參考。
中美沖突：
國際經濟層級體系的裂變
2020年8月17日，當美國商務部產業與安全局宣布對華為的第三次打壓舉措時，它對一個中國企業的打壓已經超出了絕大部分中國民眾的日常認識。為何美國要與中國在經貿及科技問題上展開如此激烈的全面對抗？
本文認為，美國針對中國所采取的舉措，是為了維護它在當今國際經濟體系中的霸主地位。該地位是美國得以控制全球工業生產協調，從而利用經貿手段和金融手段攫取利益，進而對外維持其世界性影響力，對內回應社會階層矛盾的基礎。從歷史經驗來看，這種霸凌本質上接近一種“零和游戲”，即通過打擊壓制對方而使自身獲得經濟增長。因而，目前這場沖突并不能簡單地認為是一個國家與另一個國家之間的糾紛，而是一個通過自身的努力奮斗上升的后發國家與國際工業經濟體系霸主之間的沖突。
▍全球化時代的國際工業經濟體系
全球化并不是新鮮事物。事實上，現代資本主義工業經濟的萌芽和發展就伴隨著全球化的發生與發展。對勞動者的制度性剝削需要有遠方的市場需求作為支撐，否則工業經濟規模的擴張就喪失了動力。阿瑞基在《漫長的20世紀》中從馬克思的MCM′的基本邏輯出發，按照物質擴張（M）階段與金融再生擴張（M′）階段所形成的交替更迭，將世界資本主義的積累周期按照歷史的先后順序分為熱那亞周期、荷蘭周期、英國周期和美國周期。
推動周期更迭的因素很多，但大體上可以歸因為體系用以實現物質擴張和武力擴張的效率因素。在物質擴張效率方面，美國周期體制（當今全球化體系）的核心特征，是通過組織性協調實現了交易成本的內部化；而被它替代的英國周期的核心特征，是通過殖民擴張實現生產成本的內部化。
具體來說，英國周期的核心是通過殖民戰爭獲得原料供應和商品傾銷市場，來支持英國本土制造工業的發展；此時全球化流動的主體是由市場交易機制協調的投入要素或最終產品。美國周期的核心特征是通過跨國企業的內部協調或企業間的關系性合同來完成協調，從而將交易成本內部化。在這一體系內，作為霸主的美國不再需要直接占領海外殖民地來實現對要素與消費兩個市場的控制，從而省去了維持殖民體系的巨大成本。在這一階段，全球化經貿活動中跨國流動的對象當中，很大一部分是由企業內或企業間長期合同協調的中間產品或生產性服務。這個組織性協調的模式有助于降低大規模生產的不確定性，并得以在全球范圍內優化生產資源和生產活動的配置。以此為基礎，美國周期在物質擴張上構建起了相對英國周期的優勢。
但是，這個全球性的協調機制是層級性的。其內在穩定性的來源是主導者對體系內其他參與者的霸權；而該霸權則是主導者通過技術系統、資本和技能上的主導權維持的。這一霸權之所以成立，除去金融、軍事手段之外，還在于現有技術范式的總體增長瓶頸——當今的信息技術經濟范式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陸續形成的，迄今為止都沒有發生過重大的突破。該瓶頸使得發達工業國家具有通過技術上的主導權打擊直接競爭對手，為自己在當期爭取更大的經濟空間的基礎。另一方面，已有經濟范式對經濟增長空間的限制，也使得霸權國家在面臨激烈的國際市場競爭時會通過打擊對手為自己爭取利益，解決自己國內的問題。
這個層級體系的協調性機制在工業經濟層面有一個中微觀的視角，是20世紀70年代之后以美國為主發展起來的全球生產網絡體系，即由來自發達國家的、具有系統集成能力的跨國公司（人們往往稱之為該網絡的“旗艦企業”），通過不完全是產權型關系的企業網絡，在世界范圍內完成從資源獲取、生產協調到最后分銷的流程。
跨國性生產協作早已有之，但是作為生產組織的重要形態則源于20世紀80年代。當時，信息技術的發展大大提高了全球性生產組織協調的可能性，同時全球貿易環境進入了一個相對寬松的歷史時期。其中，模塊化的產業技術體系的崛起，為全球生產網絡的形成提供了最重要的前提條件。模塊化指的是對復雜技術產品的知識和相關活動進行分工，使得各部分（各模塊）通過一套事先確定的設計規則就可以實現彼此之間的協作；這種設計規則對于參與者帶有一定的強制性，即各模塊內部的調整不應該扭曲各模塊之間的界面參數。模塊化體系的發展使得技術分工得到了極大的拓展，也使得國家之間的社會分工得到了拓展。
跨國性協調的經濟組織，早在英國周期就大行其道。但當時的地區性協作更多的是生產與銷售之間的協調，或者起碼是基于初級投入要素或類似于汽車的發動機、變速箱等大宗標準化部件的跨國境貿易和協作；而不會將復雜技術和流程的協作也大量地依托于跨國性合作。全球生產網絡時代則呈現了完全不一樣的特征。當代讀者對全球生產網絡最熟知的典型例子就是iPhone和iPad等產品的生產，它不僅吸引了國內外學者進行研究，甚至連蘋果公司也會主動在其官方網站公布其在全球范圍內最重要的200個供應商的列表；這些供應商往往還有著各自的全球性供應網絡。在這些供應網絡內部進行跨國性流動的，是大量的工業中間品，甚至只是特定環節的加工服務（例如材料表面處理或者表面拋光）。換言之，美國周期把工廠蓋在全球化協作的基礎上。
▍作為產業協作體系的全球化
全球生產網絡的興起有其深刻的時代背景，可以說是20世紀六七十年代出現的美國國內大企業“無關多元化”浪潮的后遺癥。當時，美國企業的快速增長開始放緩，大企業轉而通過并購實現橫向一體化和縱向一體化。當這些巨型企業建立起來后，資本膨脹的沖動開始驅使它們去追求“無關多元化”——通過收購財務上“有利可圖”但與本企業主業無關的其他企業保持自身規模的增長。這一浪潮導致企業負責戰略決策的高層管理者們無法做到對旗下業務保有足夠的專業知識，企業的戰略管理層級因此趨向于官僚化。最終，這種模式快速盈利的泡沫，被當時日本與德國制造業的激烈競爭戳破。美國的實踐者開始反思一體化企業的弊端，并嘗試實現資源的靈活配置。
在這一背景下，IBM所發展的基于模塊化技術體系的“兼容機”，從計算機工業的激烈國際競爭中脫穎而出，被認為奠定了新的發展模式。此后，微軟與英特爾之間的Wintel聯盟又加強了個人計算機工業的模塊化協作的特征?！澳K化設計創造了選擇權”，得到保障的選擇權則創造了靈活性，而“二戰”后美國國家在科技上長期大量投資所產生的科技成果，恰好為這一模式提供了保障。這讓美國得以通過企業間協作，更好地利用美國本土的科研資源、世界各地的要素資源以及東亞地區的制造資源；有部分學者認為美國由此找到了重振其工業的模式。
伴隨著模塊化體系的發展，在美國國內，“開放式創新”（open innovation）的理念大行其道，即強調企業應該基于模塊化的理念，通過納入外部力量并與外部利益相關者協作完成創新，從而縮短研發時間、降低研發成本。“開放式創新”理念的大規模實踐，終結了美國大企業內設研發機構（in-house R&D）的模式，而這種美國企業自19世紀末期發展起來的，依托企業自有的開發團隊實現長期的內部技術積累從而獲得競爭優勢的模式，是整個第二次工業革命最重要的組織創新和制度創新。在國際層面，大企業相應地也開始追求非產權關系的跨國性生產組織，以擺脫原有產權性跨國網絡在組織、財務和決策等方面的負擔，謀求自身戰略靈活性。在實踐中，不同旗艦企業所領導的“全球生產網絡”往往體現為非產權關系的長期合作網絡與產權關系網絡的混合體。
但是，由工業技術的模塊化體系所構建起來的全球生產網絡，之所以能夠穩定運轉，依靠的是其分工體系中的權力關系以及人們對這套權力關系的依賴：上層成員通過相對稀缺的技術、資本品和投資等手段實現對下層成員的控制，并以此為該體系提供相對穩定的發展前景。技術上的控制權同樣源自模塊化體系：模塊化體系不是各模塊的簡單加總，它的形成與發展需要約定的設計規則，這一體系得以存在的前提，是存在能夠掌握系統集成的核心企業，并且核心企業能夠發展出一套組織協調手段。設計規則當然不可能是完全預先計劃的。這就更需要有企業具備認識、分析、分解系統整體性的能力，能夠應對各模塊和成員在技術和協作方面的沖突，通過必要的調整來保證系統的動態平衡。相對于模塊化活動而言，系統集成具有技術上的優勢和主導權。
因此，全球生產網絡的本質在于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企業基于對技術和關鍵資本品的主導權，得以通過對外輸出資金（如在海外建立企業、合資企業，或者入資有價值的企業）和資本品（尤其是設備、產品設計或者專利），控制產業鏈上有豐厚回報的重要節點，并充分延伸自身在技術和設備方面所積累的資產的經濟價值。
▍作為霸權體系的全球化
正因為全球生產網絡體系有其內在技術和協作上的層級性，使得它事實上是一套權力上的分層結構，該結構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體系內不同企業的層級分工。甚至在全球性旗艦企業和區域性旗艦企業之間也存在層級分工。盡管不同的全球生產網絡有多樣化的形式，但幾乎毫無疑問都是由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承擔主導型角色。在這樣的協作體系中，當然存在發達國家對后發國家的技術轉移：不論是正式的技術授權、資本品輸出、交鑰匙工程、技術咨詢，還是非正式的技術協助。但這樣的技術轉移往往只在“協作失靈”——即協作機制因下層廠商能力不足而可能面臨系統性失敗時才會發生，且上層企業只允許下層企業擁有應用技術和在給定的框架下解決問題的能力，而不會輕易容許下層企業獲得定義系統或者定義結構性問題的能力，因為后者意味著下層企業潛在地對系統集成工作有回溯的可能性。因此，盡管在全球生產網絡的框架下，有不少學者研究后發國家企業如何進行“工業追趕”，但這些研究所能呈現的現象絕大多數都是數量意義上的，即后發國家如何在先發國家設定的框架下實現增長。
更冷酷的現實是，這種由發達國家企業跨國協調發展中國家企業的“陣營”乃至“聯盟”的關系性質都是逐級而論的。發達國家的旗艦企業發展出全球生產網絡這種模式，就是為了解決其原有一體化企業的僵化問題，因此處于底部的成員往往就需要為整個系統扮演庫存緩沖的角色，通過提供額外的產能為整個體系的生產保證交貨的及時性。當整個網絡迎來競爭對手的沖擊必須進行減產或者轉產時，來自先發國家的資本會迅速利用它在信息和靈活性上的優勢撤走（所謂輕資產），而扔下往往來自發展中國家投入了大量重資產的參與者，讓其承擔結構性沖擊時的“緩沖器”。
但是，作為一個霸權體系，美國及其企業在全球生產網絡中不僅實施強制，同時也制造了認同。而對體系內其他成員的強制，以及令其他成員產生對自身的認同，正是“霸權”的兩大關鍵要素。這種認同制造的過程，主要是通過為國際工業經濟體系提供重要的公共品實現的。?
“二戰”后出現了大量“以科學為基礎的產業”（science-based industries），在這些產業中科學發現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正是在這方面，美國做出了重大貢獻：因其“產學研軍政”結合的體系，美國在基礎科研以及科研的產業化方面具有明顯的優勢，進而推動了大量新興產業的發展。例如，半導體工業主要起源于美國；而集成電路最初則是為美國海軍航空母艦提供高可靠性復雜電控手段服務的，甚至在集成電路產業發展的最初5年內美國軍方幾乎是其唯一用戶?？梢哉f，美國的這套產學研軍政體系的確為全球新興產業的發展提供了知識性的基礎；美國也因此在目前全球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的體系里擁有特殊的地位。
同時，高科技產業的發展還需要更多社群類的制度設計，包括但遠不限于技術類、行業性和國家間的組織，來促進科研及產業共同體設置議程、協商問題、聯合解決技術瓶頸、形成標準、轉化知識，這些構成了全球高技術產業重要的知識型基礎設施。以通信設備制造業為例，僅這一產業就有數百個重要的國際組織，其中有國家間的組織如國際電信聯盟（ITU），國家及企業聯合組織如電信行業協會（TIA）、互聯網工程任務組（IETF），企業間組織如3GPP和3GPP2、電氣電子工程師學會（IEEE），以及大量專項技術組織如藍牙聯盟、WiFi聯盟、SD協會等。
這些國際組織大多都是以美國參與發起或者為主體的。美國通過投資產業公共品，從而實現對全球產業共同體的塑造，令其他國家的參與者也形成了自我認同的信念，即認為接受并參與這一由美國主導的體系是對自身有利的。這也是為什么即便在特朗普政權的政策目標已經是要全面打擊中國高新技術產業的創新前景時，國內產業界甚至科技政策界依然有人認為離開美國之后中國的高新技術產業無法發展。
當然，作為當今國際經濟體系的主導者，美國所提供的公共品遠遠不限于產業生產網絡范疇。它在全球范圍內的軍事投放、以美元為基礎的國際貨幣體系、美國對關鍵經濟投入要素及其運輸網絡的影響力，都是美國周期重要的支柱。這些支柱給予了體系下的參與國一定的政治經濟秩序，使得參與國在該框架下能夠對國際經濟形成相對穩定的預期。而對于霸權擁有者而言，它在公共品上的付出，以及它對外的投資、資本品甚至管理經驗（海外合資企業）的輸出，則保證了它在全球分工體系中攫取更豐厚利潤的權力。
▍沖突的必然性與美國霸權的危機
對于后發展國家而言，有效的發展實踐需要持續地創造新的經濟活動空間，以不斷地將人口從生產率相對低的部門轉移到生產率相對高的部門去。但由于經濟發展本身會帶來國內要素價格的變動，尤其是勞動力價格會隨著人均收入水平的提升（這是產業和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而上漲，那么后發國家就需要通過技術進步持續提高生產效率，或者將資源配置轉移到潛在回報更高的新的產業；否則工業發展就會陷入高成本、低投資和高失業率的陷阱。因此，后發國家成功的工業化和創新發展過程必然是結構性的。
而在以跨國協調為中心特征的國際經濟體系中，后發國家結構性的工業能力成長必然意味著對原有生產網絡關系的沖擊。當這種沖擊威脅到美國的技術主導權時，即便后發國家是在遵循美國所設定的交易規范基礎上發展起來的，美國依然會予以堅決的反制。也就是說，霸權建立的國際經濟體系和提供的公共品，的確為其他國家提供了工業發展所需的政治經濟秩序，但這一秩序是相對的、有限的。在不發生技術范式變遷的情境下，發展中國家工業能力的提升會使得它與領先國家之間的競爭越來越接近“零和游戲”。這一特質是由工業技術范式的局限帶來的。在技術范式的擴散與成熟期，因為工業生產的基礎型技術（例如產生能源的方法，以及可以利用的原材料等）已經沒有重大變化，整個體系的增長率從長期而言必然是趨緩的。在此背景下，當后發國家通過積極的發展戰略進入復雜工業產品領域后，它的競爭可能會導致國際市場出現“生產過?！爆F象，從而直接造成領先國家的經濟損失。
技術體系中的長期領先、盤剝他人的能力、堅船利炮和國際領導力是一組相互依存的條件，它們區分了這個體系模式下的霸權國家與普通國家。而正由于這些條件之間的相互影響，使得其中任何一個條件的變化都會損害其他條件的存續。對美國而言，后發國家在技術主導權上的挑戰，就不是一個“多一點或者少一點”的程度問題，而是主導體系是否穩固的結構性問題。
因此，霸權國家發動反制的動機是雙重的：第一重動機是與直接競爭對手爭奪經濟增長空間，以解決霸權國自身現實的經濟和社會問題；第二重動機則立足于對體系的控制，通過打擊潛在的挑戰者以確保自身對跨國性協調的主導權。
美國通過1985年廣場協議、1986年和1991年兩次“日美半導體協定”打壓日本的半導體工業，以打壓日本崛起就是一個經典案例。然而，美國在20世紀80、90年代解決了日本對自身的挑戰后，并沒有將其戰略資源貫注于解決美國制造業的競爭力問題。相反，今天美國在部分工業和高科技領域內的窘態，除了源于中國企業的快速進步外，也與美國自身并沒有從根本上扭轉不利于制造業和長期產業創新的生態有關。華為之所以被美國政府定為當前的頭號打擊對象，不僅僅是因為華為在創新方面的杰出成就，更因為目前美國事實上已經沒有了國際級的通信設備制造商與之競爭，中國企業的崛起使得美國明確地意識到主導權的旁落。美國霸權的危機更主要是源自其內部。
▍美國霸權危機的根源
正如阿瑞基所指出的，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美國問題的根源在于它的“貨幣主義反革命”（monetarist counterrevolution），即寄希望于依靠貨幣政策讓世界的貿易和生產保持擴張，即便這種擴張已經令美國企業喪失了長期競爭力——因為從事后來看，大量被創造出來的資金中僅有小部分被用在新的貿易和生產設施上。布倫納認為1985年的“廣場協議”和1995年的“反向廣場協議”都沒有跳出這個邏輯，即主要寄希望于用貨幣政策來解決當時國際經濟體系中的貿易不平衡問題，而并沒有解決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美國企業整體上暴露出來的組織能力問題。雖然美國在與日本的經貿戰中曾經發動過一系列國家科技計劃（如ATP）、產業聯盟（如半導體產業聯盟和下一代汽車計劃）以及跨產業協作機制（如20世紀90年代由軍方主導發起的“敏捷制造”計劃等），但這些措施更偏重于經濟主體之間的協作關系（例如目前在集成電路生產設備領域大紅大紫的ASML，就是20世紀80年代末美國聯手歐洲廠商打壓日本所培養起來的產物，而且ASML的主要股東陸續也已經變為美國投資人），而沒有致力于去啃企業組織內部效率問題這根硬骨頭。事實上，組織能力的衰落和企業層面的效率問題，才是美國在制造業以及在高科技產業的工程化環節面對日本企業的挑戰節節敗退的根源。
更大的問題在于，作為對本國企業在20世紀70年代無關多元化浪潮中失敗的回應，美國社會發展出了更加金融化的企業治理模式，而這進一步加劇了美國大企業競爭力的衰退。以阿瑞基的周期邏輯理論觀之，美國進入了金融化擴張的階段，外部機構股東對企業生產經營活動的重要影響是這一階段的重要特征。
以20世紀80年代末為分水嶺，威廉·拉佐尼克將美國的工業企業分別稱為“舊經濟模式”和“新經濟模式”。在舊經濟模式下，企業強調“盈余保留加再投資”，即將利潤提留于擴大再生產以及投入研發活動，維持高比率的研發資金（例如部分企業所強調的10%，即將等同于銷售額的10%的資金投入研發活動），并且企業往往有對組織成員的長期承諾，甚至部分企業是以“從不裁員”著稱的，如IBM、DEC和Delta。然而，20世紀70年代后情況開始發生變化，企業因激烈競爭而開始大規模裁員。另一方面，20世紀80年代初后，由于美國相關制度的變化，機構投資者（包括保險公司、養老基金、共同基金、銀行個人信托等）的持股比重爆炸性增長；1984年后，機構干預主義開始興起；1992年，代理投票制度讓激進的機構投資者擁有了更大的話語權，機構投資者開始通過各種形式影響企業的治理模式、高層管理者的人選與激勵制度。與此同時，垃圾股、復雜的金融衍生品開始陸續登臺，而激烈的國際競爭和企業管理能力的衰敗，又導致美國產權市場上存在大量可以追逐或者操作的對象；這使得敵意收購、杠桿收購等手法大行其道。最終，這些“改革家”構建起一個企業控制的外部市場。
強大的外部股東對企業的控制、大企業傳統遺留的管理效率問題、豐富的金融“創新型”交易手段、實體產業激烈的國際競爭以及“股東利益最大化”的價值觀的盛行，這一切都讓美國的工業企業更加“金融化”了，從而轉變為拉佐尼克所定義的“新經濟模式”。“金融化”的主要特征可以歸納為外部股東以金融資產價格（尤其是股價的漲跌）作為激勵企業管理者的指標，這恰恰說明外部股東關注的僅僅是短期通過股價漲跌來套利，而不是企業的長期競爭力。具體而言，外部股東嘗試影響高層管理者所采取的管理行為，而其關切的核心是“要求企業吐出現金流”，即要求企業以各種方式將企業“冗余”或“閑置”的資金轉變為股東的獲利；因為在他們眼里，企業內存在著不能當即產生價值的“閑置”資金或者人員，都是管理效率低下的表現。為了滿足外部股東的訴求，企業開始大量采用并購、股票分紅和以企業自有資金回購股票等方式推高股價，或者將本應用于長期投資的資金用于分紅或回購股票；裁員往往也是能夠激勵股票價格上升的“利好”因素，而且被波及的員工不僅限于藍領工人，20世紀90年代初期甚至出現了一個白領失業潮。
在這一背景下，曾經奠定美國競爭優勢的那些大企業發生了蛻變：企業和員工之間雙向的長期組織性承諾消失了，連一貫強調組織傳統的IBM和惠普等企業也都從20世紀90年代初開始進入持續的裁員浪潮；穩定的就業被高度流動性的勞動力市場和制造業越來越低的就業比例所替代。企業內部用以激勵核心員工的手段，也不再是長期的職業成長，而是股票期權。但股票期權這一激勵手段在實踐中往往是流動性的：因為在大部分情況下，該激勵只有在股票拋售后才能真正兌現；而在兌現激勵后，這些員工往往都會尋找下一個將會給他們豐厚的股票期權的雇主。
自從19世紀末以來，美國的大企業一直都是美國工業經濟中執行技術創新活動、長期積累組織能力和技術能力的最重要載體。大企業內設研發機構這種做法被理論家們看作是劃時代的制度創新，標記了第二次工業革命，甚至被稱為“發明方法的發明”。而在20世紀末的金融化浪潮中，這一曾奠定了美國競爭優勢的傳統消退了。事實上，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美國大企業在獲取新技術時，它們通過并購其他企業獲取新技術的比例快速升高，通過自身內部研發組織長期積累而產生新技術的比例則開始迅速降低。這種趨勢在進入“新經濟模式”時代后更為顯著。
比如，在光通信設備中鼎鼎有名的思科，一度被人們視為硅谷“互聯網時代”新經濟模式的代表，但它在成為新經濟的明星之后，絕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重要技術都是通過不斷地并購有潛力的企業而獲得的。并且，美國大企業用以并購高技術中小企業的常用手段也是金融化的，例如換股。這甚至“帶壞”了美國傳統的通信設備制造業的巨人們，比如全球聞名的企業內設研發機構貝爾實驗室在1996年從AT&T中分離出來，成為新成立的朗訊科技公司的一部分；朗訊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通信設備制造企業，但它追隨思科式“新經濟模式”進行了一系列重要的并購，很快就在2000年之后陸續爆出嚴重的虧損。同是貝爾系統的北電網絡也同樣如此。隨著傳統大企業的退潮，美國體系在過去100年物質擴張階段所積累的偉大遺產也正在逐步消退。簡言之，美國的金融化浪潮反噬了其物質擴張時期所積累的能力。
回顧美國在20世紀70年代后大企業的發展歷程，我們可以發現，美國企業組織效率的問題一直未曾解決，其衰落的總體勢頭一直在延續。盡管在冷戰中獲勝以及在經濟上打擊了日本等競爭對手，讓美國在20世紀90年代迎來了經濟復蘇，但這并沒有觸及美國工業的根本問題；相反，企業金融化的浪潮反倒使問題更加惡化。這也導致通信設備領域的美國企業甚至都還沒有來得及正面接受華為爬上第一梯隊之后的挑戰，就已經迅速倒下了。
通過模塊化體系和全球生產網絡解決生產和研發當中的協調問題，并沒有為“舊經濟模式”中的優點——即對需要長期、高組織性開展的研發活動的支持——提供新的替代品。雖然在全球生產網絡頂端的科研領域，美國依然在全世界占據高地，但在產業工程環節，人們產生了越來越多的疑慮。從長期來看，沒有理由認為：科技進步與系統性產品的工程化工作可以區分開，或者系統集成與模塊發展可以長期區分開，發達國家可以僅靠少數高附加值的技術活動長期把控對全球性協作系統的統治。缺乏產業和企業的組織能力作為保證，以上做法就更像美國對自身已有的工業知識積累的一次快速折現。
當新興國家的企業經過長期的資源動員、戰略性投資而最終崛起時，就擊破了領先者用“開放式創新”“模塊化體系”“一流企業賣標準”“戰略式外包”“全球性協同”等光鮮術語所包裝起來的架勢。例如，近年來，美國企業在港口機械領域的傳統競爭優勢迅速衰落。在中國振華港機打敗西方企業的過程中，大量西方企業開展了“服務化轉型”，通過為振華港機提供咨詢服務收取高額費用。然而，他們之所以能夠實現“服務化轉型”專攻系統設計，是因為他們曾經有長期的工程研發甚至生產的經驗。當他們的下一代工程師沒有了在生死存亡的競爭中設計產品、跟客戶深入打交道的長期經驗，西方企業是否還能維持相對中國企業的比較優勢來從事工程“服務化”？事實上，美國迄今為止依然擁有統治力的產業，往往都是那些由于各種原因其國內主要企業沒有追求新模式而保持穩步發展的產業；而大部分追求金融化、一味鼓吹外包和全球性協作的產業都遭遇了困境甚至失敗。
華為就是在美國ICT工業金融化的過程中崛起的。它之所以被美國政府以及不少美國學者、評論家以驚人的惡評相待，并不是因為華為如同它們所宣稱的“偷盜技術”“得到了中國政府不公正的力挺”“與中國軍方有關聯”，而是因為它占據了5G技術的制高點。盡管也正如同任正非反復強調的，如果就相關領域的基礎科研而論，美國依然具有強大的優勢；但正因為美國企業自身的衰落，美國在信息通信設備領域的控制權已然旁落。
華為雖然在自身發展過程中形成了不少有特色的、有利于激勵員工創新的制度安排，但是其企業經營的基本理念與“二戰”后黃金時代那些成功的美國大企業的理念是非常類似的：企業與核心員工之間雙向的長期承諾，杜絕外界對企業長期戰略決策的影響，堅持對主要業務的貫注，將利潤中的很大一部分投入研發（每年都在10%以上）和再生產，發展一個高度組織性的、龐大的研發隊伍。這一切都使得華為能夠長期將大量資金和人力投入解決專業的技術問題、研發新的產品和技術上去。而在2001年互聯網泡沫破裂和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之后，美國企業的退潮又給了華為逐步開始利用國際一流人力資源挺進前沿的機會。這造成了極具戲劇性的反差：當華為通過學習美國傳統成功企業的經驗而成為國際一流公司時，美國自身在這一領域的企業卻已經異化甚至衰退。
因此，美國工業競爭力的衰退，是其內部長期的社會經濟因素導致的。正因為美國無法輕易地解決內部問題，就更有可能致力于損害對手的增長機制，拆解對手的協作網絡，通過壓制競爭對手的發展來延續自身在國際體系中的控制力。正因為自身的頑疾導致美國在短期內很難重新回到“贏”的位置，那它的策略就必然是讓對手“輸”。為達到這一目的，美國所支配的國際體系的一切支柱性條件都可以拿來當作武器，包括貨幣、軍事、國際經貿秩序以及全球生產和技術網絡。之所以這些支柱會武器化，不僅因為它們有效——服從于這個國際經濟體系的國家對這些公共品有程度不一的依賴性；同時也是因為霸權一旦崩潰，美國為維持霸權而支付的公共品對其自身便喪失了意義。
▍雙循環如何才能循環？
當前中美之間的經貿及科技沖突是無法回避的，這一趨勢并不以中國單方面的意志為轉移。霸權國家和普通國家是兩種截然不同的生存狀態，除非美國國內發生重大的社會經濟結構變遷，否則作為一個整體的美國社會絕不會輕易接受美國霸權的結構性衰落。霸權地位的旁落不僅意味著利益損失，也意味著社會經濟生活的根本變化。事實上，自從美蘇爭霸結束以來，美國對中國一直沒有停止過“一面接納”“一面打壓”的兩手策略，只是此前的打壓策略因為各種原因都并沒有完全得逞。特朗普政權所做的，是將中國對美國霸權的潛在挑戰這一精英政治話題公開化，并嘗試通過社會動員獲得采用極限施壓手段的國內合法性。但重要的是，在此之后，該話題就成為美國重要的、公開的政治議題，此后任何美國政治領袖都需要正視并做出回應。
中國的工業技術雖然仍無法在整體上與美國比肩，同時在基礎科研以及推動科研與產業結合等環節上依然與美國有較大的差距，但經過國家與產業界的戰略性投資，在部分領域的應用技術上的確已經占有優勢，兼之又有強大的制造能力和國內市場，所以美國很容易感受到中國對自身在這些領域主導權的威脅。這就是美國在大數據、人工智能和5G領域對中國頻下重手的原因——因為在這些尚處于先導期的產業領域中，中國已經積累起可以與美國競爭的技術能力。尤其在5G領域，華為的確在全球技術體系中的工程技術層面和部分基礎性技術上，都已經達到世界前沿，這使得它對部分技術的議程設定、對關鍵技術和關鍵設備的推動，都有了話語權。華為對特定市場供貨與建設的速度，也將會影響該國或者該地區信息基礎設施的領先性。
特朗普政權最早用于塑造發動對華經貿戰、科技戰的語境，是抨擊中國由政府主導的“中國制造2025”計劃，理由是這一行為扭曲了市場競爭。但實質上這一項目與美國自1988年興起的ATP計劃非常類似，美國之所以針對“中國制造2025”的真實原因，想必與美國自身以通用電氣為領軍的“工業互聯網”嘗試的失敗有關聯。“中國制造2025”一直都被看作是對標歐洲的“工業4.0”和美國的“工業互聯網”的工業體系。這些產業都帶有強烈的“共用技術”屬性，即未來大量的工業應用很可能都將以這些技術及體系為基石，對它們的爭奪勢必將在很大程度上決定各國對下一階段全球產業體系的影響力。
對于美國霸權而言，這的確都是與它名為“國家安全”但實質是“霸權安全”緊密相關的必爭之地。中國發起“一帶一路”倡議，幫助大量非洲國家開啟工業化進程，以及對國際組織和金融機構的塑造，自然也就更容易被認為是對美國霸權的重大威脅。當然，更重要的是，中國在軍事，甚至在貨幣上并不依賴美國，這不僅使得美國缺少了利用相應震懾逼迫中國就范的工具，也使得中國的崛起對于美國而言更加無法忍受。
因此，美國用以打壓中國的最核心的武器是各種“脫鉤”，其實質就是將中國踢出由美國主導的各種世界性體系，而后者則有賴于美國為首投資構建的公共品。以華為為例，在美國第一輪打壓過程中，就有大量技術類協會聲明不再接受華為的會員資格。鑒于目前中國政府以及中國企業在ITU和3GPP等國際組織中已經逐步形成的影響力，美國必然會不斷嘗試將中國從其他仍由美方主導的國際組織中剔除出去，甚至通過所謂的“開放技術革命”繞過華為已有的技術體系。脫鉤的目的在于讓中國及中國企業因為無法依托國際性的科技、產業協作及貿易體系而陷入崩潰、倒退或者停滯。
解決中國現階段的問題，重中之重就是要塑造一個基本可行的科技與產業體系，使得中國的科研和產業活動能夠持續開展，以爭取在發展中解決問題。而構建科技與產業體系的關鍵，則是要由國家和社會組織投資提供公共品。要通過對關鍵領域的投資、解決關鍵的科研與技術問題、形成相應領域內的基礎設施，吸引多元的成員參與，形成定義問題、提出議程、群體協商的機制，以此為科研與產業的發展塑造真實的共同體。當然，更重要的是要解決中國科研和產業脫節的問題，才能為內循環的構建奠定一個基本有效的從基礎知識生產、到技術產業化、再到工程化應用以及生產制造的體系。
開放是必須堅持的。但如果當前所發生的中美矛盾，是美國周期的霸權對挑戰者的“驅逐”，那我們就必然會意識到中國開放的程度取決于中國內循環的吸引力。
換言之，外循環的規模與范圍，取決于內循環的價值，取決于中國所提供的公共品以及由中國推動的跨國性協調為各參與者經濟發展帶來的收益。考慮到除了可以充分動員的第三世界國家之外，世界主要的工業國依然依附在美國主導的國際工業經濟體系中，那么除了戰術層面的靈活性外，其他發達工業國是否會發生戰略轉向（即轉向與中國合作），將取決于加入中國循環所帶來的收益與它們的轉換成本之間的比較。因此，積極的戰略政策和經濟活動的持續擴張，才是構建有吸引力的內循環的必要前提。
— ?2020年12月新刊目錄??—
▍域外
羅斯福道路能拯救英國嗎？
佘倩影 張佳俊
▍封面選題 “雙循環：探尋中國經濟發展新空間”
創建“消費-創新”新循環—— 2035經濟新主題
張 平
疫情、衰退與沖突下的中國經濟新發展
張 明
培育制造業生態體系：工業史視角下的“雙循環”
嚴 鵬
走出薩繆爾森陷阱——打造后全球化時代的開放經濟
高 柏
▍全球治理
國際權力結構變遷與世界衛生組織的發展策略
張傳紅 李小云
▍公益理論與公益實踐
反思“第三部門”理論：扶貧中的政府與公益組織
王曉毅
懸浮的社會組織
陳 鋒
▍專題：重新認識西方
“美國實驗”與“美國危機”—— 特朗普現象背后的總統選舉制度
王 希
歐洲民粹主義的多重面孔
張金嶺
歐洲環保政治的興起與限度
葉開儒
▍新發展知識
被架空的援助領導者—— 日本戰后國際援助的興與衰
徐 加 徐秀麗
▍學術評論
如何建設政治學的中國學派
潘 維
▍世界觀
什么是中亞？—— 地緣身份、內部結構與復線歷史
袁 劍
全球疫情下的中西方碰撞與“東升西降”
高 程
▍經典重溫
吳汝綸訪日與近代中國教育改革
楊一男
本文原發表于《文化縱橫》2020年第5期，原題為“中美沖突：國際經濟層級體系的裂變”。圖片來源于網絡，如有侵權，敬請聯系刪除。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系本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