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記者? 李響
2007年年末，我和一位在澳大利亞的友人聊起當時還是一個新名詞的“次貸危機”。面對我的疑問，她談起她的一位老師——這位老師曾在澳大利亞著名的澳新銀行任職多年——課堂上的宣講：次貸危機是一個非常小的問題，當前世界的金融體系以及機制已經非常發達和完善，而且還有許多具體而微的監管制度，這樣的小問題不會引發大的危機；1929年的危機已經被研究得非常透徹了，類似這種危機不可能重演，金融市場一定會繼續繁榮；在自由競爭的金融市場中，隨著金融衍生品的不斷出現，社會福利毫無疑問會不斷增加。這一點，毋庸置疑。
2008年10月8日，友人從溫暖的澳大利亞回國，迎接她的恰恰是全球金融危機的寒流。此前一天，澳大利亞中央銀行大幅減息1厘，創1992年以來最大減息幅度，以紓緩全球金融海嘯對本國經濟的沖擊。英國《金融時報》稱之為“劇烈的降息”。悉尼的麥格里集團經濟師羅伯遜(Rory Robertson) 則指出:“這表明政策制定者越來越確信經濟衰退的到來，將要出現的是低預期的經濟增長率和高失業率，消費品將大幅上漲，通貨膨脹壓力也會越來越大。”總而言之，對于繁榮已經喪失信心了。
面對這場金融海嘯舉手無措的人，不僅是這位偏居澳大利亞的教授。大名鼎鼎的前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主席艾倫·格林斯潘，也在9月14日接受美國全國廣播公司的訪問時公開說，美國正陷于“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機中，而這場危機引發經濟衰退的可能性也正在增大。這位近12年來美國經濟繁榮的主要設計師毫不諱言地說，這是他職業生涯中所見最嚴重的一次金融危機，這場危機可能將持續相當長時間，并繼續影響美國房地產價格。他認為，美國躲過經濟衰退的幾率小于50%，這場危機將持續成為一股“腐蝕性”力量，直至美國房地產價格穩定下來，而且危機還將誘發全球一系列經濟動蕩。而就在2005年8月，他在一次講話中還盛贊次級貸款占總信貸額的比例從1990年代初期的1%到2005年的10%，稱贊次級貸款等新的金融工具降低了對貸款者信譽評級的交易成本，促進了金融市場的更好運轉。
從7月13日美國政府宣布接管“房地美”和“房利美”開始，“危機”(crisis)這個詞就不停地出現在歐美各大媒體的頭版上。另一個占據頭版顯著位置的詞匯是bailout——其中文意思為融資，較為通俗說法就是“解套”，就是說整個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就是經濟被套住了，而如何處理危機就是“解套”。10月4日，美國眾議院終于批準了7000億美元的“bailout”法案 ，開始了全面拯救資本主義的行動。10月8日，澳大利亞央行的降息亦是這個全球“解套”行動的一步。10月10日，歐盟國家領導人峰會達成全面給各大銀行注資的意向。拯救大兵“資本主義”已經成為時下世界的主題。
在一片“bailout”的喧鬧聲中，斯洛文尼亞哲學家齊澤克（Slavojiek）則在10月9日的《倫敦書評》（London Review of Books）中撰文，題為《不要只做，談談吧》。齊澤克指出，對目前金融泡沫粉碎的反應中，一個最為讓人震驚的事實是“沒有人真正知道應該怎么去做”。他進一步指出，信心是整個現代經濟游戲的一個重要部分；對于整個市場的救援與干涉，不僅僅依賴于銀行家對于這些干預的信任，更要依賴于他們是怎么能讓其他人相信他們。9月24日，共和黨候選人麥凱恩希望推遲競選辯論，號召大家去到華盛頓商討救市舉措，齊澤克認為這一舉動是荒誕的，“這不是麥凱恩應該出現在華盛頓的時刻，所謂政治就是確定中立地帶的斗爭，麥凱恩此舉不能說明他想要拋棄政黨偏見。政黨政治最可怕的一點就是嘗試掩飾自己的政治派別，稱自己代表所有人的聲音，這樣的言辭只能使得人們更加確定他是某個利益集團的代言人而已。”他認為奧巴馬的拒絕完全正確，但是不能只是提1992年克林頓的競選口號“笨蛋，問題是經濟”（It’s economy ,stupid），而應該補充為“笨蛋，問題是政治經濟！”（It’s the POLITICAL economy, stupid!）。的確，如果真的渴望能讓這次危機“是短暫的”，我們應該首先冷靜地對這個問題進行政治經濟學討論。
“資本主義最大的原罪是有福不能同享 ”
這場危機到底是如何發生的呢？著名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Joseph E.Stigiliz)在9月17日接受CNN的專訪時作了解答。開場他即道明美國政府對整個經濟危機的回答是一個粗糙的答案。他指出，美聯儲的流動資產(可以低息貸出的金錢)和松緩的規定導致了房產泡沫。當泡沫破滅的時候，基于超額估價的資產而做出的融資過度的貸款就成為壞賬。而近年來出現的所謂金融工具的新“發明”，只是隱藏了系統化融資的規模，把風險變得比較不透明。正是這些發明才讓這次的經濟危機變得比早期的經濟危機更加戲劇化。
斯蒂格利茨認為，金融機構本身最應該為危機負責。“這些金融機構的經營者得到的回報很豐厚，說起來是因為他們冒了風險并且分配資本，這兩方面被認為能提高經濟效率，因此也使得他們的高收入看起來合理。但是他們錯誤地分配了資本，他們錯誤地處理風險問題——他們實際制造了風險。”斯蒂格利茨嚴厲地批評金融機構，“他們的行動基于他們的獎勵機制：專注于短期盈利，鼓勵承擔過度風險。這并不是金融制度的第一個危機，我們也不是第一次看到那些信奉‘自由的、不受限制的市場’的人向政府尋求幫助。我們可以看到一個規律，這個規律顯示著深層的系統問題。”?
斯蒂格利茨所謂的這個規律是什么呢？英國首相丘吉爾有句生動刻畫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名言：“資本主義最大的原罪是有福不能同享，社會主義最大的優勢是有難必然同當。”通過市場自由貿易，每個人在謀求自我利益最大化的基礎上帶動全社會利益最大化。亞當·斯密很清晰地概述出了資本主義的運行規律。資本主義之所以能存在，并不在于能產生約翰·洛克菲勒、比爾·蓋茨，而在于能促進社會的繁榮。但是實際運行中的資本主義，總是人人首先希求自我利益最大化，也就所謂有福自己先享受，所謂“有福不能同享”是資本主義普遍的情況。個人利益最大化，往往建立在公共利益被個人蠶食的基礎上，當這種蠶食越來越厲害的時候，經濟危機也就爆發了。
今年7月，在曼徹斯特大學舉行的經濟政策創新會議上，斯蒂格利茨發表了系統研究金融危機的論文，《2007/2008金融危機以及其微觀經濟學后果》，詳盡分析了整個金融危機的過程和誘因。“這是一個經典的龐茨（Ponzi）騙局”，【1】斯蒂格利茨認為，90年代以來的美國經濟繁榮實際上是舊的美國金融金字塔騙局的重新上演，根本是不可持續的而且是沒有任何技術增長的繁榮。“投資基金購買作為投資組合一部分的新的金融衍生品。我們可以通過許多案例發現，次級貸款和其他的資產被橫向和縱向切成許多小塊，然后重新組合，這些最后的產品會和其他類似的人工制造的金融產品混合在一起，拋售到市場上——沒有人能很輕易地確定這些最后投資證券組合中哪一部分屬于風險資產”。斯蒂格利茨稱這種投資機制為“老鼠會”，“一種新形式的會計欺騙”，究其實質，是一個“精美的規范套利”機制。
斯蒂格利茨精湛的專業分析，實際已經給出了整個金融風潮的根本誘因——金融獲利的欲望，正是這個欲望牽引著整個美國經濟一步一步地滑向了“潰敗”的局面。欲望是資本主義的永動機。一方面是獲利的欲望在支撐著一個金融老鼠會不停地把泡沫吹大，另一方面，則是消費欲望，獲取更多的物質享受欲望在維持著這個泡沫。
今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保羅·克魯格曼（Paul Krugman）獲獎當日在其《紐約時報》的專欄上留言“今早對我而言發生一件很有趣的事情”。諾貝爾獎委員會給出的克魯格曼獲獎理由是為了表彰他在“商貿模型分析和經濟活動區位領域”的貢獻。對克魯格曼而言，這個“有趣的事情”在于如果人們能早點聽取他的“商貿模型 ”分析的話，金融危機或許就可以避免。早在2006年2月13日，他就在《紐約時報》專欄中發表《債務與否定》一文，指出美國人在全球市場的消費已經超過了其收入的57% ，換言之，美國人進口量超過了他們出口量57%。那么，美國人是如何“超消費”的呢？克魯格曼指出，這主要是通過向日本、中國和中東石油國家借債的方式來完成的。他說，“我們對于進口錢就像進口石油那樣著迷”。而美國的外債主要不是用來推動投資，實際上的商業投資水平處于歷史低位；更多借來的錢是被用來修建房屋，購買消費品，并且為聯邦預算的赤字融資。
克魯格曼指出，這樣的消費方式是不可持續的。美國的貿易赤字將不得不下降，房地產的繁榮將會終結，美國的消費者和美國政府將不得不回歸到經濟的基本面。他還指出，由于太多的經濟參與者有著不切實際的預期，美國未來將面臨的調整不大可能是“軟著陸”，而是一種“崩盤式”的調整。今年1月8日，克魯格曼發表文章《美利堅，請別為我哭泣》，進一步指出去年以來美國面臨的危機是整個30年世界危機的一個延續而已，“墨西哥、巴西、阿根廷、泰國、印度尼西亞都已經經歷過了，現在是美國！”他認為近30年來，金融投資家們一直在持續著一個游戲，如果他們在某個國家的投資無法獲得他們滿意的收益，他們就撤資，如此一而再、再而三地尋找新的游戲地點，“那些在拉美和亞洲發生的大規模金融危機的故事與美國的信貸和房地產泡沫崩潰是同一個故事，不同之處在于，這些日子里，美國開始扮演通常是他們分配給第三世界的經濟體的那個角色”。只不過，第三世界經濟體是生產實體產品過剩，而美國是生產債券過剩。這位里根時代的政府經濟顧問，觸及了一個關鍵問題，近30年來以新自由主義為代表的里根經濟學終于到了全面崩盤的時刻了。
新自由主義的烏托邦許諾
已故著名法國社會學家皮埃爾·布爾迪厄（Pierre Bourdieu）早在十年前法國《世界外交》雜志發表的《新自由主義的本質》一文，就已開始了系統的分析和反思。布爾迪厄指出，新自由主義是一整套的話語邏輯，在當代世界已居支配地位，而其本質是“一個旨在破壞一切妨礙純粹市場機制運行的群體組織的工程”。這種話語體系認為，經濟世界是純粹的和完美的世界，要實現一個純粹和完美的市場，才能建立這個世界，任何可能對純粹的市場法則構成障礙的集體結構都要被摧毀。這套話語把理性取向的經濟和社會條件同構成它們應用條件的經濟和社會結構混為一談，進而形成了一種經濟法則（建立在競爭和效率的基礎上）和社會法則（服從于正義原則的統治）之間的對立。布爾迪厄指出，這套話語是“一套強勢話語，在這個世界中完全站在強權一邊”，解除金融管制不過是其整套行動步驟的一步而已。新自由主義是一種對自由貿易的強有力的信仰。市場的權利在經濟效率的名義下神圣化，清除那些給追求個人利潤最大化的資本所有者帶來不便的種種行政的或政治的障礙，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已經變成一種理性的行為模式。進而，它鼓吹讓民族國家服從于經濟主宰者對經濟自由的要求，禁止對市場首先是勞動力市場的任何管制，主張公共服務普遍私有化，減少公共和社會開支。
新自由主義這套話語的一個特點，是將自己和民主、自由捆綁在一起，但是其核心的要求卻是“自由貿易”——普世的不是民主而是自由貿易！對此，斯蒂格利茨形象地描述道：“我們告訴發展中國家民主的重要性，但當涉及他們最關心的問題、那些影響他們生計的問題，即經濟時，他們被告知：經濟學鐵律讓你無從選擇，你必須要把一切關鍵決策都交給一個獨立的、幾乎總是由金融界代表所支配的中央銀行……簡而言之，當我們的左手似乎是在向前殖民地國家的個人賦權的同時，我們的右手又把它收回來了。”
新自由主義話語的最重要特點在于它作了一個烏托邦的許諾：即通過新自由主義，通過斯密所謂看不見的手實現社會繁榮與富裕。遺憾的是，這個烏托邦只能是烏托邦。事實上，早在2006年11月24日，《今日美國報》就發表了題為《貧富差距卷走美國夢》的文章，指出當時還很繁榮的美國房地產業實際上是在不斷地擴大美國的貧富差距。文章以弗羅里達州科利爾縣（Collier County）的拿波里鎮為例，鄉間俱樂部的高檔住宅從500萬美元漲到了1600萬美元，但是這個縣的其他地方的住宅價格則縮水了50%。當年全美標價為500萬的高級住宅價格上漲了11% ，但是全美房價則連續下跌8個百分點，原因是房價已經是許多美國人不敢問津的了。文章援引一位貨車司機的話，道出了普通美國人對于日益擴大的貧富差距的不滿：“讓人惱火的是這些人視你如無物，你不是開著寶馬車或其他的名車，他們就讓你感到你微不足道。”而根據密歇根大學社會研究中心2007年8月4日公布的一項調查，全美國最富有的2% 的人凈資產從1984年到2005年翻了一番，但是最窮的1/4的人2005年的凈資產——如果使用恒等美元計算的話——相對于1984年是減少的。
如果貧富差距僅僅是美國一國的情況，那么倒也不會是太大的問題。但是近20年來全球化的結果是全球貧富差距的不斷擴大。2007年10月3日的《華爾街日報》就已經指出世界財富增長了7% ，達到了97.9兆美元，其中0.7%的人卻占有了近33.2兆的財富，而這些人大多數都生活在西歐和北美。世界銀行2004年4月19日的報告指出，必須要采取行動修正全球貧富不均衡的情況：“全球有60億人口，其中10億人掌握著全球GDP的80% ，而其他50億人每天生活費不足1美元，世界已經失去了平衡。”那么造成這種貧富差距的經濟政策的關鍵在哪里呢？2007年4月的世界銀行一份報告道出一個驚人的事實，美國的經濟赤字是所有其他的經濟發展合作組織國家赤字總和的3.5倍。美國政府大肆發行國債，增加赤字，美國金融市場也在不停地生產各種各樣的債券，而全球資本源源不斷地購買美國國債和各種債券，“正因為資本源源不斷地流入，美國人縱情地享受比他們收入高出6% 的消費，美國是全球化的‘最大的受益國’”。30年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最終給這個世界增加了兩億窮人！
但如果僅僅是這樣的全球化，是很難持續的。2008年7月和8月，斯蒂格利茨在《評論匯編》（Project Syndicate）上相繼發表文章《新自由主義的終結》和《向左轉，謀求增長》，一針見血地指出全球化的成本遠遠高于其收益，經濟增長如果不能讓大多數人受益就毫無意義, 自由市場的說辭和政府干預的混合對發展中國家造成了特別惡劣的影響。“在一個物質充裕的世界里，發展中國家仍然有數百萬人無力負擔最低限度的營養需求。在許多國家，食品和能源價格的上漲將對貧困人口具有毀滅性影響，因為和富裕人口相比，這些項目在他們的支出中占的份額更大”。事實上，新自由主義關于增長的烏托邦是一個只能建筑于未來的神話，越來越多的人對生活處境感到失望，乃至絕望的時候，只能是再次說明“有福不能同享”。
救市：現金換垃圾？
資本主義有福不能同享，自然有難也不應同當。但是當“bailout”一詞成為時下歐美各大媒體的關鍵詞的時候，資本主義也只能“有難同當”。在美國政商界大佬如火如荼地討論救市的時候，2008年9月《紐約客》刊發了知名作家Ben Greenman的一幕音樂劇《 “解套”的片斷》。Greenman把鈔票、信用卡、股票債券、支票這一干現代貨幣擬人化，在金融風暴中這伙兄弟都落魄了，決定一起去看保爾森、布什、巴菲特等一幫大佬出演的電影。電影一開始沒多久，鈔票便開始打瞌睡，這時信用卡高呼：“這是一個怎么樣的地獄啊，美元正在打鼾！”美元醒過來說：“我確信我明白他們的意思了，金融家掉下來一只靴子之后，第二只也一定要掉下來，但是在此期間，他們就會不停地蹦。”這些充滿諷刺性的臺詞，正好表達了一個現實——美元沉睡，金融家亂蹦。電影里政界自我鼓吹，大談遏制危機；商業界可憐兮兮，大吐苦水。而鈔票兄弟們總結道，“這部電影太爛了！”
的確，對于一般民眾而言，救市就是一幕“很爛很冗長的電影”。現實的生活危機才是真真切切的“美麗人生”。10月15日蓋洛普民意調查顯示，2/3的美國人在金融危機中很受傷。5月18日英國《金融時報》的民意調查指出，歐洲主要五個國家的絕大多數民眾對貧富差距的擴大無法容忍，其中西班牙和德國不滿人數分別達到了76%和87%。
而就在一連串緊急救市政策出臺之后，10月18日的《泰晤士報》的頭條卻醒目地寫著《市場持續走跌，全球通向漫長衰退》，整個英倫三島失業人口將達到300萬。
的確，面臨這么一個“病態經濟”（ailing economy，美聯儲主席伯南克語），僅僅是大筆的“bailout”有什么意義呢？事實上，當救市宣言一經發布，199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著名經濟學家加里·貝克爾（Gary S Becker）10月7日就在《華爾街日報》發表文章《我們沒有走向衰退》。這位芝加哥學派的主要代表人物認為，目前的危機決非經濟大蕭條，政府不應該救市，那些沒有市場的金融產品應該在市場運轉中自我消亡。如果貿然救市會造成道德風險，應該相信多年以來金融市場的自我調節能力。他提出應該擴大銀行對資本的需求，同時把“房地美”和“房利美”迅速出賣，交給私人企業。市場再稍加調整之后就可以復蘇了。貝克爾不停為金融市場打氣。他認為目前的金融市場已經非常復雜，并且在各種各樣的壓力之下，人們不可能清楚地了解，很難提出一個長期性的改革計劃，而采取較為理性的微小措施便能降低金融危機所造成的災害。貝克爾大概是忘記了，這種金融市場的復雜性，恰恰是美國于1999年廢除了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Glass-Steagall Act）之后造成的，這個1933年為應對大蕭條而提出的銀行法案，將投資銀行業務與商業銀行業務嚴格地劃分開，保證商業銀行避免證券業的風險。該法案禁止銀行包銷和經營公司證券，只能購買由美聯儲批準的債券。正是這個長期被新自由主義者稱之為“惡法”的銀行法案，在近70多年里保證了金融市場的正常運行。斯蒂格利茨稱該法案的廢除給新的利益爭斗提供了廣闊的空間，“傳統商業銀行的保守主義文化，完全被投資銀行的冒險主義文化摧毀了，如今冒險成了統治銀行業唯一的文化 ”。
200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格曼則是另一種批評態度。在2008年9月21日《紐約時報》上，克魯格曼用“現金換垃圾”為題撰文批判美國政府的救市方案，指出確實應該采取行動，但是需要的正確的行動是拯救美國銀行體系，而非購買一文不值的債券。
10月14日保爾森終于接受了各方的建議，宣布將2500億救市資金直接注資商業銀行。布什公布救援方案時表示，政府的 “解套”資金不會給金融家們作為“下崗”的補償，金融企業的高收益的“回縮”也是救市計劃中的一部分。然而似乎一切都有些晚了，10月18日蓋洛普民意調查顯示，美國人的消費信心和對經濟環境的信心僅為5% 和12% 。
鍍金的“30年繁榮”
2007年，克魯格曼將自己在《紐約時報》的專欄“一個自由主義者的良知”中的文章整理之后，出版了新書《一個自由主義者的良知》。他毫不客氣地指出美國歷史上最好的時期，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30年的時間，那時候貧富差距較小，幾乎所有美國人都享受經濟增長和社會進步的成果，整個社會比較和諧。
在克魯格曼看來，戰后美國比較和諧的“中產階級社會”，不是自由市場經濟的自然產物，而在很大程度上是羅斯福政府政策的結果。回憶羅斯福時代，人們馬上想到“羅斯福新政”，有時候人們把羅斯福新政狹義地理解為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加上那些幫助走出蕭條的大工程。其實，加強工會的力量，強調對富人征稅以支持社會保障和醫療服務，這樣來“壓縮”貧富差距，構建比較和諧的美國社會，讓大家都分享社會進步的成果，才是羅斯福新政最有價值的遺產。
但自里根政府以來，以所謂的“保守主義”為旗號，共和黨開始右轉“革命”。為富人減稅，削減和侵蝕社會福利項目，打擊和瓦解工會，結果使得美國貧富差距的程度急遽上升。里根早期成功地迎合保守人群在族群與性別上的焦慮感，并以隱秘的方式利用白人對民權運動及其影響的逆反情緒而走上政壇，小布什甚至嘗試拆下新政體制皇冠上的明珠——社會保障制度。
克魯格曼作了一個精彩的比喻，一個富者愈富的社會就像比爾·蓋茨進酒吧，酒吧里的人均財富值立即劇增，但其他顧客并沒因此變得更有錢。事實上，按通貨膨脹調整后的美國工資，1973年要比今天高12％，普通美國人未能收獲生產率提高的果實。
在這個“金色”的秋天，克魯格曼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資本主義失去了“30年的繁榮”。所有這一切都是那么的滑稽。也許要想獲得真正的繁榮，首先就應該從徹底反思30年的新自由主義開始！
[1]Charles Ponzi， 20世紀初美國著名的金融詐騙犯，他首創了一種我們現在稱之為“老鼠會”的騙局，以高回報引誘人們不斷投資到一個虛體公司中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