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記者：邊巍
伴隨著中國經濟的崛起和2008年北京奧運會的成功舉辦，世界對于中國的關注程度空前提高，中國與世界在物質層面的交流空前深入。然而，與此同時，在世界和中國的交往中，雙方的分歧和差異也日益鮮明地表現出來。為了了解和揭示這種溝通障礙，本刊把目光放在了外國媒體的駐京記者身上。與他們本國的民眾相比，他們在中國生活、工作，對中國的了解更為直接和深入，對中國人來說，他們帶有外部世界的眼界和角度。因此，這種旁觀者與加入者所描繪的中國模樣，成為世界認識中國的最重要窗口。世界是通過他們的眼睛和手中的筆來感知和了解中國的，通過對他們的了解，我們也可以大致描繪出世界的中國印象。
在北京奧運會召開前的一個月中，本刊選擇了9家外國媒體，希望能全方位地揭示外國媒體對中國的認識。其中有來自美國的《華盛頓郵報》《時代周刊》、英國的路透社、意大利的《新聞報》、德國的《世紀報》、英國的《金融時報》、日本的《朝日新聞》、新加坡的《聯合早報》、印度的《印度日報》。我們知道，對于整個外國媒體而言，這些案例還遠遠不夠，但是，這些媒體還是頗具代表性的。我們希望這個特殊群體的觀察能引起更多人的重視。
2008年北京奧運會受到世界的廣泛關注，有點像今夏的天氣，驕陽似火而又陰雨不斷。自北京奧運火炬開始全球傳遞，西方就沒有停止過對它的抵制，而中國人則以民族主義的姿態捍衛著火炬的尊嚴。中國人無法理解，展示中國文明進步的奧運圣火為何在西方遭到如此強烈的抵制？中國人滿腔熱情的積極融入為何遭到西方世界如此的反感？如同西方人的抗議讓中國人無法理解一樣，中國人的憤怒也同樣令西方困惑，在此次采訪中，這成為所有人首先談及的問題。
德國《世界報》駐中國記者約尼?埃林先生說，辦成歷史上最好的一屆奧運會的目標一經提出，很多國家就已經感到不快——類似的口號在奧運會的歷史上從不曾有過。“奧運展示的是人類自身的進步，而中國讓火炬登上了珠峰，這是人類對自然的挑戰嗎？在奧運會的亮點中，大家認為最有意思的是奧運會的點火方式，每個國家都在這個時刻獨具創意展示對奧運精神的理解和尊敬，火炬傳遞過程并不受關注，中國卻把這樣的傳遞搞到了世界范圍，中國人的理解完全把奧運原有的精神放在一邊，這確實令人反感”。在約尼先生看來，中國的迅速發展已經讓很多西方國家感到了壓力，而中國忽視西方社會對奧運會的普遍歷史經驗和傳統感受，過分夸張地進行國家實力的張揚，既是對奧運的不尊重也是對西方世界的刺激。
路透社記者儲百亮先生則認為，中國應該會預料到奧運火炬的傳遞是一定會遭到抗議的。他很詫異中國人對此毫無思想準備。他說，在奧運歷史上，全球的奧運火炬傳遞屈指可數，這很容易讓人聯想到1936年柏林奧運會，當時法西斯為了顯示自己國家的實力,曾經在歐洲范圍內進行過火炬傳遞，而日本1964年東京奧運會在除中國之外的多個亞洲國家傳遞，在當時的政治氣候下所指非常明顯。而像中國這樣在全世界進行的火炬傳遞是迄今為止唯一的一次。“奧運是中國一個展示國家實力的良好機會，但是，中國也應該懂得作為一個擁有獨特意識形態的國家，它的崛起必然會引起國際社會的各種反應，其中自然有反對的力量。況且中國還有那么多的國內問題，藏獨、法輪功，在這些問題上大多數國家和中國的立場還是有所分歧的。中國政府在這件事情上過于自信。” 儲百亮說。
持有相似觀點的不僅僅是西方記者，日本《朝日新聞》駐中國首席記者峰村健司也談到了火炬在長野傳遞時留給日本公眾的印象：傳遞道路的兩邊只有中國國旗，看不到奧組委和日本的旗幟。經過的日本人都很疑惑，這是誰的奧運會？難道只是北京的？新加坡《聯合早報》的葉鵬飛正在考慮撰寫奧運與社會主義中國特色的關系，因為“很少有像中國這樣舉國辦奧運”，這是中國的不同之處。在記者們的眼里，北京奧運會是在全力突顯中國意志和中國力量。
事實上，如果我們進一步追問，會發現抵制事件的發生并不是偶然的。經過30年的和平發展之后，世界對于中國的態度悄悄地發生了變化，30年來，世界進入中國的程度前所未有地深刻。然而這種進入，并沒有讓世界與中國的關系更為密切。世界對中國的認知也并沒有因此更為清晰、堅定，他們的目光反倒更為猶疑、曖昧。中國進入世界的過程，就如同一頭大象走進了瓷器店，它有意無意地碰碎了某些東西，或許它還沒有砸碎什么，但它的行為和體態已足夠讓瓷器店的老板憂心忡忡了。“瓷器店里的大象”是意大利《新聞報》郗士先生給與中國的特殊比喻，與我們所熟知的諺語中那只走進瓷器店的猛牛不同，這只大象面目祥和并非來勢洶洶，但這并不能讓人更加安心。而且，中國這只大象它要做什么，它會去哪里，這個問題也令世界困惑不已。
瓷器店里的大象
在世界、特別是西方人的信念中，30年前的中國是一個需要被拯救的地方，因為這個遙遠、神秘的國度經濟凋敝、貧窮破落，社會和政治落后而且偏執。他們曾經熱烈地歡迎這個遲來的、現代化的“好學生”。但僅僅是30年的時間，雙方的角色迅速轉變，中國對西方世界來說意味著機會、競爭者和麻煩制造者。
這是一種怎樣的機會？英國《金融時報》馬利德先生在談到這點時用“千載難逢”來形容中國機會帶給西方的喜悅——“以前有人說在中國掙錢像海市蜃樓，但是過去7年很多西方人在中國掙到錢，比如通用汽車在中國的銷售已經超過了它在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的利潤。”但世界總是在平衡之中呈現某種變化，對中國企業來講，這又是一次很好的學習外國企業發展經驗，提升自身競爭力的機會。這一點在中國經濟發展中是已經被證明的事實，因此西方人在喜悅的同時也一直懷有一份擔心。“他們是在參與幫助建設中國企業，但是他們也很害怕被擠出這個行業。”馬利德先生說。
事實上，這樣的擔心在世界上很多地方已經變成了現實。“中國的快速發展給西方帶來了很多沒有想到的麻煩——制造了自己的競爭對手。很多意大利的企業因為中國企業的競爭使原有的市場份額縮小，有的中小企業破產，工人失業。”意大利《新聞報》記者郗士先生說。2008年7月31日，美國《華盛頓郵報》摘登了美國經濟政策協會發布的一份報告稱，同中國的貿易逆差使美國在2001年至2007年間損失了230萬個工作機會。這些工作機會有2/3來自制造業，一半以上是收入較高的職業，“突出表現就是制造業損失了20萬個工程師和科學家崗位。”
不僅如此，在機會的彼此給予中，中國融入世界的程度已經深刻地影響了國家之間的交往，原有的政治利害關系在經濟的交流中也重新布局重新選擇。新加坡《聯合早報》記者葉鵬飛先生談起新加坡內閣資政李光耀最近的一次談話，中國的強大帶給其他國家的選擇已經和以前大不相同。李光耀認為新加坡以前的選擇是沒有代價的，可以全部按照美國的意圖行事，但是現在中國太強大了，得罪中國的代價越來越大，現在誰敢抵制中國的奧運會，那真是開玩笑，還想不想要中國這個市場？
此時，中國這只大象看到了其他國家對他充滿恐懼的表情。這種恐懼已經遠遠超出了經濟領域，成為一種戰略威脅，甚至在某種程度上成為一種民族情緒。馬利德說：美中是戰略對手，“9?11”事件使其無法顧及中國，但伴隨經濟的持續發展，目前這種良好而又有深度的關系不會一直持續；感受到最大威脅的是缺少活力的歐洲；東南亞在充滿激動的同時威脅感也與日劇增。而來自歐盟內部最新的民意調查顯示，法國、波蘭、意大利、斯洛文尼亞、德國的民眾普遍認為，中國對于他們的國家來說，威脅大于機會，整個歐盟和美國的民意也顯示了相同的調查結果，其中法國民眾對中國威脅持贊同的比例高達70%。
不僅僅在西方社會，包括印度和日本，中國經濟強勢傳達的威脅感也并沒有被中國的睦鄰友好的外交政策所消解。日本《朝日新聞》記者峰村健司先生說，日本自衛隊的建設情況是完全對世界開放和透明的，我們清晰地表達自己的軍隊在地區和國際事務中所承擔的角色。但是，中國在這個問題上相當含糊，中國軍隊和國防建設情況一直是信息禁區，對內對外都不透明。像中國這么大的國家，在軍事上曖昧的態度意味著什么？誰也不知道，而這種不知道當然就是威脅，就會產生焦慮。
印度《印度日報》的記者艾蓓說，面對中國，各個國家都有自己的焦慮情緒。對于印度來說，我們不知道這個強大的國家對印度會是什么。從歷史上來說，中國和印度共同的殖民歷史讓他們曾經有過第三世界的同一夢想，但是中國背叛了自己的友好表達，釀成了戰爭的結局，在印度人的印象里中國是不能被信任的。就目前來說，中國經濟的迅速發展確實讓印度人感到驚訝，而且民間的經濟交往在增多，民間關系在好轉。但是，國家的合作并沒有這么簡單。中印領土爭端在表面的友好之下并沒有一個實質性的解決之道，而中國對巴基斯坦的支持更讓印度人感到難以接受。印度想成為超級大國并加入核武器俱樂部，在這一點上，印度希望得到中國的支持，而中國不說Yes也不說No，沒有任何態度。在這些對印度來說至關重要的事情上，我們看到中國只關心自己的利益，它看誰符合自己的利益就會和誰成為朋友，但是印度并不能為中國提供什么。在中國實力越來越強大的情況下，不是朋友就是競爭對手，任何印度人都可能為此感到焦慮。
中國的強大改變了世界的經濟版圖，事實上也悄悄地改變了世界的政治和戰略版圖。顯然，對于這一點，無論是世界還是中國都缺乏足夠的準備。這是中國引起世界焦慮的基礎原因。但是，如果我們進一步追問，就會發現真正的問題在于：中國的行為邏輯，政治和文明主張沒有令人信服的展示和表達；從世界一方面來說，問題首先就在于中國復雜的現實、不確定的前景，讓世界難以理解，更難以把握。這使得雙方日益疏遠卻難以自察，雙方想要靠近卻不能交流。
難以把握和解釋的中國
引起記者們擔憂的不僅僅是中國的強大，如果這樣看就太小瞧這些資深的“中國通”了。對于中國紛繁復雜的面相，他們都有著深入的接觸和了解。他們既看到了中國的強大，也注意到了中國的脆弱。重要的是，不論是強大還是脆弱，中國都不能讓人掉以輕心。
對中國經濟發展所呈現的脆弱和不穩定性，外國記者有兩個基本的觀察和評價。
首先是廉價勞動力與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矛盾。《華盛頓郵報》駐北京記者站的負責人愛德華?科迪先生似乎并不太把前文提到的那份報告當回事。他說，每天美國總部都會催要關于中國的新聞稿件，但是，在我看來中國并沒有發生什么實質性的改變。在他來中國工作的5年時間里，曾多次出入廣東東莞成片的廠房中，穿梭在成千上萬的外地移民中。他認為這就是中國經濟發展的縮影。他說，在過去的30年里，沒有知識和創新的追求，中國在全世界賣的最多的是中國人便宜的血汗。這些來自外地的移民沒有最起碼的人權保障，沒有生活沒有未來，他們能夠擁有的只是工作、工作、還是工作，地方政府和投資者在利益最大化的追求中犧牲他們的個體價值。這種依靠廉價勞動力興旺的市場能走多遠？“一個新情況是，很多外國商人也開始把工廠轉移到勞動力更便宜的國家，這對中國來說也是個威脅。而中國低附加值的勞動產品如何面對世界市場，這可能是中國所有的制造業企業都在上火的事情。”愛德華先生說。
愛德華先生認為在全球化的產業分工中，中國實際上扮演的角色是制造業生產者，而更高端的具有科技含量的工作會被像美國這樣的西方國家占據著。廉價勞動力并不是中國所獨有的，當這個優勢失去的時候，中國經濟的前途又是什么？
其次，中國經濟模式自身的缺陷必將阻礙它的進一步發展。英國《金融時報》馬利德先生認為，中國當下發展有兩點值得關注：一個是當前中國的經濟模式不具可持續性，強烈依賴出口，如果不作適度改變，在未來一定會和很多國家撞車；另外存在很多政策缺陷，巨額外匯儲備這份本該用在中國人自己身上的錢現在卻給了低效率的海外投資。
中國經濟在發展過程中所呈現出的脆弱性和不穩定并不是一個秘密。而中國介入世界經濟的深刻程度，使他對自身經濟的任何調整都將對其他國家的經濟決策產生影響，這是外國記者理性關注中國經濟問題的動因。“中國的崩潰會產生更大的不穩定，而如果中國成功，將是巨大的影響，中國對全世界的穩定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馬利德先生的這個說法準確地表達了西方世界的擔憂。中國繼續發展還是崩潰？哪一個給他們帶來更大的福祉？誰也無法得出直接的判斷。美國《時代周刊》前駐中國記者黃永以美國人為例描述了一種對中國既依賴又拒絕的心態，似乎與西方世界對待中國的曖昧態度有相似之處。他說，美國人對于中國最廣泛的接觸是超市中大量的中國商品，從而形成了對中國人的微妙心理：一方面，他們對中國廉價商品的依賴感在日益加深，他們并不強烈地抵制中國廉價商品的進入，因為這會給自己的生活造成不便而損害自己的利益;另一反面，他們又不愿意中國人過上美國人的生活，這會降低他們的生活質量，對自己的利益還是沒有好處，所以也要經常借助工會的力量示威一下，以抗議中國對他們工作機會的掠奪。在這兩者之間，誰也難以做到取和舍，在可以選擇的空間里，呈現的是灰色地帶。
從經濟發展的觀察中，西方世界無法獲得足夠的經驗對中國未來作出判斷。那么在這個國家從歷史到現實的存在狀態中，是否能夠獲得清晰的認知而作為應對現實中國的參考？這個讓“中國通”更為頭疼——中國是個復雜矛盾的復合體，難以解釋，難以了解，更難以在這個國家的內部找到某種確定的東西。愛德華·科迪先生說，你怎么形容中國都是對的，因為中國現實的巨大差異會為你的形容找到證明。北京上海不能代表中國，河南貴州也不能代表中國，即便是在富裕的廣東省內，其北部山區依然有穿不起褲子的窮人，哪里是中國，誰也不知道。路透社記者儲百亮先生在中國工作10年，他說這樣的兩面性和矛盾性在中國太多了，在中央的政策上，你可以感受到開放和透明的狀態，但是在基層的執行中貪污腐敗不負責任層出不窮，最典型的就是發生在山西的黑磚窯事件，它的旁邊就是當地的派出所，這讓人太難以置信了。《朝日新聞》記者峰村健司在中國工作僅僅1年時間，第一次來中國看到北京街道上無數的高檔豪華轎車非常意外，可是當他深入貴州農村時那感覺完全是天壤之別。“我原來以為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應該相對公平，差距雖然可以理解，但是中國目前的貧富差距已經大大超過了理解的范圍。景山學校的孩子和貴州鄉村的孩子不是生活在一個時代，他們面對完全不同的未來。”
中國到底是誰？這是一個完全不清晰的定位。正如《金融時報》馬利德先生所說，所有的人都對這個共產黨領導的國家感到好奇。實際上，這種好奇是西方世界對一個與自己完全不同的外來者的打量。
一個異質的外來者
中國和別的國家不一樣，這并不是一兩個外國記者對中國的感受。在對中國經濟強勢的關注中，國際社會從來沒有忘記中國與他們最本質的區別：這里是一個共產黨統治的國家。
愛德華·科迪先生曾與中國學生討論如何治理中國的環境問題。在他看來，這很簡單。他說如果有另外一個被選出的政黨存在，它代表了環境保護的利益，那么中國環境治理很快就能見到效果。中國學生的回應是，您這么說很沒有意思，在中國如果你要想獲得一個正常的發展，就不要談論政治。愛德華先生對此難以理解。
大多數記者都認為，在中國談論民主是沒有意義的事情。但是民主問題又是西方記者在談論中國時必須談的問題——從政治制度上來說，這是中國較之西方國家最鮮明的特點。而在國際社會中，民主制度已經被作為一種普世價值而得到廣泛認同。
意大利《新聞報》記者郗士先生說，“在中國推進民主并不簡單，而中國官方說我們要有中國特色的民主，但民主只有一個，就像資本主義也只有一個。誰也無法想象，20年后的中國是什么樣子，如果總是以中國的特色為借口，可能會遭到西方世界的拒絕。”
林耀先生做時政記者20多年，此前曾經駐臺灣15年，在中國大陸工作已經10年。對中國的民主政治他有長期的觀察，這是一個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問題：在中國一人一票的選舉一定會選出一個農民來治理國家，中國現在精英政治的選舉方法有它的好處，但還不夠透明，需要更加完善。“但是共產黨有自身無法走出的死角：監督自己，穩定壓倒一切。前者在歷史上沒有成功的案例，而后者只會體現為一筆穩定基金”。“只是這個黨需要改頭換面，重新發明自己。”路透社林耀先生說。同為路透社的記者儲百亮對中國政治民主的模式選擇也是近似的看法，中國不會跟隨西方的民主模式，而是會作出自己的選擇。
其實，在現有的國際環境下單純談論民主政治，在中國與國際主流社會之間已經不是一個新鮮的話題——歷史上長達幾十年的冷戰是兩種政治體制兩大意識形態最大規模的對立。那么在當下的經濟背景下，對政治制度的談論已經擴展到一個新的范圍，即中國在這樣一個西方主流社會所不認同的政治體制下完成了經濟的高速發展。《印度日報》艾蓓女士說，中國在政治上沒有走西方的民主化路線，但是經濟上飛速發展的模式，為第三世界國家提供了一個發展的樣板和途徑。于是，世界出現了兩種心態，西方世界焦慮不已，第三世界國家感到興奮并將其作為榜樣。這不能不說是對西方世界的巨大挑戰。
《聯合早報》葉鵬飛談到一個趣聞。最近國際律師協會有一個報告批評新加坡不民主不法制，于是產生了一個辯論。新加坡內閣資政李光耀在一個公開場合回應這樣的批評說：西方亡我之心不死，西方的民主自由人士在策劃陰謀對付新加坡，但是新加坡所走的經濟上的發展，政治上的相對不民主的道路已經被俄羅斯和中國參考和學習。葉鵬飛說，這個事件并不是說中國在參照新加坡做什么，而從這種表述中，人們可以意識到一個與西方不同的模式正在被更多的人接受、肯定并視為楷模，而現在很多人談論的中國模式，就是對西方現有政治體制的挑戰。
這種挑戰會不會讓西方國家感到不安和焦慮？當然會，葉鵬飛先生說。“你的制度和他們完全不同，以后國際游戲的規則要中國參與， 中國不參與，那就沒得玩。他們的焦慮在于那些不確定性，即他們不知道你那套價值體系后面在制定游戲規則時怎么玩，是在既有的基礎上陪著大家玩？還是你要推翻這個自己重來一個？在西方主導世界那么久之后，出現這樣一個來路不清的挑戰，的確是非常恐懼的事情。”“而這種挑戰和憂慮背后的意識形態的深刻對立并沒有減弱。習近平出訪首先去的是朝鮮，四川地震中的小朋友去度假首先去的是俄羅斯而不是迪士尼，這些都能說明問題。最近美國起草的一份制裁津巴布韋的決議草案，中國和俄羅斯都投了反對票，這證明他們是兄弟。”路透社林耀先生說。
政治道路、發展模式上存在的巨大差異是西方社會把中國作為一個異質者存在的重要前提，這更多的表現在國家之間的對抗上。在普通的民眾中，幾百年前對中國天朝大國的崇拜早已消失，呈現出的是對中國毫不關心并由此產生的深深誤解。“其實在中國和世界之間，最終是政治沖突之下的文化沖突”，意大利《新聞報》郗士先生說。
從郗士先生所說的文化意義上來解釋，中國作為一個與西方不同的異質者的身份就更加明顯。不僅如此，它打破了很多中國學者歷來主張的、充滿包容性的歐洲文化所倡導的與中國文化的親近感。“歐洲在文化上一直漠視中國，他們所提倡的文化多元其實是在西方世界內承認歐洲文化和美國文化在內的多元，中國的文化一直不在它所承認的范圍之內。這就從根基上造成了歐洲人對中國普遍的輕視心理。中國人一直覺得和歐洲的摩擦少，留下了一種美好的和睦印象，實際上正是這種很少的接觸增添了歐洲人對中國的不關心和不了解。在歐洲人的眼里，中國就是一個政治上專制、經濟上侵略而戰略上會對歐洲有強大威脅的國家。與美國相比，歐洲的價值觀更加死板，尤其是對于人權問題。”
郗士先生同時談到，由于美國在全球的利益較多，與中國發生的摩擦也較多，與歐洲民眾對中國普遍的不關心和不了解相比，美國民眾顯得更了解中國。而事實上并非如此，現代的美國人對中國的印象大多停留在20年前的樣子，美國《時代周刊》前駐中國記者黃永說，在媒介如此發達的今天，這樣的現象似乎令人難以理解。這并不奇怪，在整個西方社會大抵如此。在西方，新聞媒介報道的真實與客觀性很少受到懷疑，在商業性的驅動下已經失去了原來的獨立，新聞成為商品，受眾就是買家。為了引導消費，他們必須要迎合讀者的口味。而西方讀者長期以來形成的對中國的閱讀口味和似是而非的想象也就可想而知。雖然近些年，西方媒體的報道范圍已經從中國經濟、政治逐漸擴大到消費、生活、文化等領域，但是長期以來形成的固有的思維模式沒有根本的改變。拿奧運會的報道來說，只是增加了報道的量，而在質上沒有發生根本的改變。黃永說，“在客觀報道的問題上，他們并不會去捏造事實，但他們的工作思路是在對中國有了一定認識的基礎上去構思選題，再去找內容，然后向總部賣掉自己的新聞，這個工作程序和我們所認為的遇到問題先去了解情況，通過調查得出結論是相反的。這意味著他們對中國的了解和認識是建立在自己價值觀基礎之上的。”他去年在和BBC拍攝組一起工作的時候，對西方記者對中國的無知感到驚訝，他們說“中國的女人好漂亮啊，原來以為她們穿的都是板兒藍板兒綠呢”。“在西方，了解中國不會去中國的門戶網站或者官方網站，他們會去法輪功或者人權網站，認為只有這里描述的中國才是真實的。”黃永說。
在對中國的還原中，不論是文化淵源還是現實的媒介傳播途徑，都使中國繼續作為一個異質外來者而存在，短時期內也許無法改變。而作為一個在中國停留20年的外國記者，郗士先生愿意把自己看到的中國原原本本地告訴給他的國家的人們，“但是，他們根本不信。”
大國的期待
從貧窮落后到經濟騰飛，中國用了將近30年的時間。這段時間用鄧小平的話來說是韜光養晦，中國在利用和平的國際環境謀求自身經濟的發展，也有人曾經形象地比喻為悶聲發大財。而中國目前強大的實力是此種國家形象的終結，這幾乎是所有記者的共識。不論是面對國際事務還是國內問題，中國必須擔當。
“中國開始當一個大國，你應該讓世界知道這個國家走什么路，國際社會不會用一個國家領導人的講話來判斷你是否真的透明開放。”德國《世界報》約尼?埃林先生說。“就現在的中國來說，它自身的發展造就了別人對它的注目和批判，奧運會以后的開放問題將進一步得到國際社會的關注。其實并不是國際社會要求中國如何，而是中國作為這樣一個泱泱大國必須開放，這是它自身發展的要求。”路透社林耀先生說。
外國記者們認為，作為一個大國，中國在國際事務上的擔當是第一位的。約尼·埃林先生說，“中國在對外事務上沒有一個統一的意見，一個不干涉內政原則已經不能應對國際事務的復雜局面。對外開放不夠和對世界了解的缺乏使中國在和其他國家的交往中缺少進一步表達自己的能力。從最初的向世界展示社會主義思想到現在以利益處理國家間的關系，這是一個進步。但是，當一個國家發展到一定程度的時候，還要擁有穩定的價值觀。”“中國的硬件發展沒有問題，但中國的軟件很落后。軟件是什么呢？就是確立一個對世界說話的戰略。在我看來，中國不知道自己在這個世界扮演什么角色，不知應該如何應付世界。這是個復雜的概念。正如計算機的各種軟件承擔著不同的功能，應對歐美國家、亞洲國家、伊斯蘭國家等不同的國家，中國將扮演多重角色，而不是站在一個角色上說話。”這是意大利《新聞報》郗士先生的觀點。
其次，中國必須建設開放的大國心態。改革30年，而開放遠遠小于改革，開放的步驟走起來也是向前走兩步退后一步，這是外國記者在中國的普遍感受。那么他們所期待的真正的開放的大國是什么呢？
《世界報》約尼·埃林先生認為，首先，政府必須要考慮你在世界上的地位與所展現的透明度、你給予新聞單位的自由是否一致。對于外國人來說，這是一種并不清晰但是潛在的威脅。這種威脅導致的結果是國外過分地批評中國而中國過分地回應。其次，中國應該以開放的眼界看待世界，在對待外國媒體的批評上，應該政府的歸政府，民眾的歸民眾。一個西方主持人對中國的指責，中國的外交部出來回應顯然是不合適的。另外，像《明鏡周刊》就是為了爭取眼球，不僅對中國的報道有歪曲，對別的國家也一樣，這在國外沒有什么反應。但在中國引起了中國老百姓的極端反應。因為老百姓只有一個方面的消息，他不知道怎么評論這種歪曲。就像《環球時報》這樣純粹為賺錢的報紙，一天到晚罵外國人，越罵賣得越好。如果能制造出什么事端，讓外國人給中國人道歉，那更是大快人心。這種情緒似乎無法停下來。政府應該讓人民知道不是所有的矛頭都對準中國，這是中國人對世界了解得少，很封閉造成的感覺。中國作為一個大國，也應該有對待這種批評的方法。 第三，中國要想成為一個大國最需要的是一個啟蒙運動，必須跟上世界的腳步進行公民教育，告訴人民可以自己說話，我們不要國家去替我們說話，也不要國家批判我們，應該是一個獨立的、負責任的公民形象。
談到奧運會之后的中國，記者們普遍認為國際社會寄予了中國更多的希望：真正的開放透明并積極貢獻于世界，是所有人都愿意看到的。“奧運會之后是個關鍵的時刻，有兩個可能性:中國開始真正地發展軟件，包括政治、文化以及媒體等等，這是一個重大的問題;另一個可能性就是后退。八九風波時，大部分中國老百姓不理解政府，10年后的法輪功期間，中國民眾的態度是一半一半，而今年的藏獨和火炬事件，民眾和政府完全是一致的。這說明中國政府對內已經越來越得人心。但是，世界的人心如何處理？如果中國不予理睬，那么中國就會孤立甚至像曾經的德國。”郗士先生說，中國現在到了向世界說話，向世界表達自己的時候，作為一個強大的東方國家，它要向世界闡明我是誰，我想做什么。否則國際間的對立、誤解和仇視將越來越多。現在很多的西方國家出現了孔子學院，很多外國人在學習中國的語言和文字，但這還遠遠不夠，因為思維和語言并不是一回事，中國應該站在自己的立場上去解釋自己，如果和西方有沖突，那更好，世界需要文明的爭論。
結 語
我們深刻地了解外國駐中國記者在中國與世界的溝通中所承擔的重要角色，他們是西方世界了解中國的眼睛。他們對中國的認識和思考將通過他們手中的筆極大地影響其所在國的民眾對中國的認識，他們所塑造的中國就是主流媒體上的中國形象。但是，他們通常總是躲在聚光燈的背后向別人發問，很少表達自己。他們是一群怎樣的人，他們對于中國的認識又是如何形成的，他們之間有什么共同之處，又有何分別？從與世界的交流角度而言，這些事實是我們必須了解的。
不過，要給這樣一個群體作一次全景式的考察是極為困難的。眾所周知，記者們的流動性非常強。《時代周刊》前駐中國記者黃永在西方媒體供職12年，深入接觸了大量來自西方的媒體，對他們有長期觀察。什么樣的人會被派到中國來做記者？他說以美國為例，他們的駐外記者取決于個人的選擇，如果具備了一定的工作能力并希望到他國工作的都可以進行申請，這與媒體的指定沒有關系。一個更有趣的現象是，黃永所了解的大部分外國記者在中國的工作年限一般不會超過5年，他說，在中國工作5年僅僅是對這個國家深入了解的開始，就是這個深入會讓記者們手下的新聞作品變得深刻和復雜起來，這對萬里之外的本土普通受眾是個挑戰，而對媒體本身來講挑戰更大，“讀者會因為內容深奧而放棄閱讀”。他們的工作方式對他們的中國認知產生了重大影響。
為了克服這種影響，本刊所采訪的大部分西方記者在中國工作超過5年，有的甚至長達10年。他們的生活方式、社交方式都會對他們產生影響，本刊所采訪的大部分記者都非常熟悉中國文化，了解中國的歷史，有的還在中國接受了大學教育，還娶了中國太太。可以說他們是外國駐華媒體中的主流，他們的觀念、人脈、工作方法常常會影響新來者的判斷。
通過這次采訪，記者眼中的中國形象大致得到了揭示。美國學者喬舒亞在其著作《中國形象》中寫道，中國如何看待自己并不重要，真正關鍵的在于國際社會如何看待中國。這個論斷帶有很強的片面性。但有一點是很顯然的：中國所面臨的問題已經不僅僅是中國自身的問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