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飛
一、從世俗國家到民族國家
民族國家，一般被認為是現代世界基本的國家形態。有人指出，我們經由日文把nation-state翻譯成“民族國家”是一個錯誤，因為這個概念所指的并不只是“單一民族的國家”，而是“世俗國家”。確實，nation-state的含義并不只是單一民族建立的國家，而且是擺脫了神權枷鎖的主權國家。不過，對這個概念的誤解，并不是從它的日文翻譯或中文翻譯開始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后民族覺醒的浪潮中建立的很多國家，就已經把nation-state理解成了“單一民族的國家”。日文和中文的理解，只是當時世界范圍內對這個概念的普遍理解的一個延續，而不是因為日本人和中國人特別地誤解了它。
在歐洲早期現代，隨著世俗王權的強大和宗教改革的推進，nation-state也逐漸形成了。當時民族國家的主體，確實不是20世紀意義上的族群概念。不過，由于世俗方言的興起，以及新教各教派的形成，也就形成了單一語言、單一教派、世俗王權至上，這樣三位一體的nation-state，來對抗羅馬教廷拉丁語的神權統治。這些國家的公民，也就逐漸形成了各自的民族，而這樣的“世俗國家”，也就慢慢可以被理解為“民族國家”了。
這一點尤其可以在19世紀末德國完成統一的過程中看到。隨著拿破侖的戰爭以及普魯士帝國的逐漸強大，以前極為分散的德意志各邦的民族意識日漸興起。但把這100多個小邦國統一成一個國家不僅在政治上不是易事，在理論上要說服每個邦國的公民也需要大量的工作。因此，當時德意志的考古學家、人類學家和民族學家所做的一個重要工作，就是研究看上去非常不同的各個小邦國人民之間的共同性，然后把他們塑造成統一的德意志民族，從而成為國家統一的基礎。雖然這些學者的工作在大多數邦國是成功的，但在奧地利這個與德意志民族有明顯親緣關系的人群中，卻始終未能建立起民族認同。德意志的統一，既是德意志強大的現代世俗國家的建構，也是德意志民族的形塑過程。
所以，雖然nation-state指的不只是民族國家，但這種世俗國家確實是經常建立在單一民族基礎上的民族國家。這個并不是絕對的誤解。因此，現代中國人在接受這個概念的時候，其實還是準確把握了20世紀初西方世界對它的基本理解，其所缺的部分只是未能了解這個概念形成的復雜歷史過程，無法洞徹從世俗國家到民族國家這一歷史過程的思想史意義。但這一點，是現代中國在接受很多西方觀念時所犯的通病，比如無法理解自由民主背后的思想內涵，無法看到現代科學背后的人文意義，等等，這都是要假以時日，慢慢探索和澄清的。
二、民族國家與多民族的現代國家
既然nation-state并不內在地意味著單一民族的國家，那么，在現代西方，就完全可能形成非常不同的國家建構模式。事實正是如此。即使在西方，單一民族國家也并不是唯一的現代國家形態。
我們姑且不說嚴格意義上的民族國家基本上不存在，很多國家的現代性建構過程也并不符合在單一民族的基礎上建立世俗國家這一路向。比如率先崛起的英國，可以說是現代世俗國家的典范。雖然我們一般也把它當作以英格蘭民族為主體的民族國家，但且不說它早就吞并了威爾士和愛爾蘭這樣的異民族，而且在它走向現代國家的關鍵時刻，英格蘭與蘇格蘭形成了聯合王國，這一多民族的特性甚至體現在了它的國旗上：兩個十字架的交叉代表了兩個基督教國家的聯合。更不必說擁有眾多殖民地的大英帝國，當然不是一個單純意義上的民族國家。
以歐洲移民為國民主體的美國更不是單一民族的世俗國家。美國建政之初，聯邦黨人和反聯邦黨人之間的那場爭論，多少就和這個問題相關。究竟是建立小型的道德共同體，還是建立容納多民族、多宗教，甚至多語言的眾多群體，建立一個龐大的現代帝國，正是聯邦黨人和反聯邦黨人爭論的焦點之一。要打破啟蒙思想家所謂民主制不可能在大國實現的斷言，建立一種前所未有的國家形態，就必然包容不同的信仰、文化和民族背景。美國的成功為現代國家創造了一個嶄新的模式，與在單一民族的基礎上建立自由民主的世俗國家的傳統已經非常不同。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恰恰是美國這個多民族、多文化混雜的大帝國，反而逐漸變成了西方自由民主的代言人。難怪托克維爾要特意遠渡重洋，去研究民主在美國安家后究竟變成了一個什么樣子。
超越民族國家的模式，其實并不只是英美政治思想的發明，而且代表了現代西方政治理想的一個更高境界。這種超越多少類似于當年羅馬帝國對城邦制度的超越。在希臘羅馬的古典城邦，像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這樣的思想家也和啟蒙思想家一樣，認為大國不可能實行真正的民主。希臘人普遍認為，文明人的生活只有在狹小的城邦中才有可能，像波斯和埃及那樣的大國，只能是野蠻人。但是，隨著亞歷山大對城邦模式的打破，以及后來龐大的羅馬帝國的崛起，城邦制不僅無法維持它的政治安全，而且根本就無法存在了。基督教的興起和傳播，也打破了民族宗教的形式，為跨民族的大帝國提供了意識形態。
到新教改革的時候，龐大的天主教會重新分裂為各自為政的新教派別，并與世俗政治體結合，于是有了建立世俗的民族國家的要求。像英國的亨利八世成立圣公會，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不過，從天主教會分裂為新教教派，這并不是回到基督教之前的民族宗教。每個新教教派都有普世的宗教要求，只是因為沒有足夠的力量而不得不把自己限制在狹小的民族國家之內。因此，圣公會的英國仍然愿意與天主教的蘇格蘭聯合。
正是因為基督教文明的這種普世要求，哪怕是到了今天，歐洲人不僅不滿足于民族國家的模式，而且試圖統一歐洲，恢復羅馬帝國的光榮。美國人之所以從一開始就不滿足于民族國家的模式，當然也是因為這個建立現代新羅馬的迷夢。美國之后，加拿大、前蘇聯等國家采取的都是這一模式。
三、從“五族共和”到五十六個民族
中國建立現代世俗國家的任務，恰恰與革命黨人的排滿思想同步發生，于是就很容易接受民族國家的概念中的民族主義成分。隨著清王朝的覆滅，排滿的熱潮漸漸消退了，“驅除韃虜”的口號也逐漸被更理性的“五族共和”思想取代，但民族國家的理念依然延續了下來。民國時期的民族學受德國影響不小，其基本傾向就是，從中國傳統的宗法思想出發，試圖將漢、滿、蒙、回、藏五族比附為同一宗族的不同分支。于是，蔣介石在《中國之命運》中說：
“四海之內，各地的宗族，若非同源于一個始祖，即是相結以累世的婚姻。《詩經》上說：‘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就是說同一血統的大小宗支。《詩經》上又說：‘豈伊異人，昆弟甥舅’，就是說各宗族之間，血統相維之外，還有婚姻的系屬。古代中國的民族就是這樣構成的。所以在這個時候，中國全體的國民，都有他‘四海之內皆兄弟也’的崇高的倫理觀念與博大的仁愛精神，決不是徒托空言的。”
陳伯達在批判此書時指出：“民族血統論，本來是德、意、日法西斯主義的糟粕，德、意、日法西斯就是拿這類怪論去作為進行侵略全世界的工具的。不料蔣先生也以血統立論，實屬怪事。”這一批評雖有其政治上的目的，但他指出國民黨的民族政策與德、意、日的民族國家路向更加接近，卻是實情。
共和國建立之后，則采取了另外一條路線，就是學習蘇聯的經驗，通過細致的民族識別，把本來差別也許很細微的族群區分成不同的民族，最后確立了五十六個民族，實行民族區域自治的政策。
這種通過蘇聯學來的模式，就是多民族并存的現代國家模式，是與單一民族國家不同的一種現代國家模式。雖然這一模式不無它的問題，但總體而言，蘇聯后來的諸多民族問題，在中國并沒有出現。之所以如此，是因為我們所學習的并不只是歐洲的多民族國家模式，而且中國文明繼承了幾千年處理民族問題的基本模式，也就是費孝通先生所說的“多元一體格局”。
應該說，無論國民黨的“五族共和”，還是共產黨的“民族區域自治”，都既從現代社會的國家建構中尋找支持，也從中國歷史上尋找資源。凡是異族入主中原，官修史書總要把該族的祖先說成是黃帝的某個子孫，因故竄于夷狄，所以這個民族只不過是華夏民族的一個分支；這就是國民黨宗族論的古代資源。但“民族區域自治”的背后，卻是“夷夏之辨”的更深層含義。
四、夷夏之辨與多元一體格局
古代圣人向來重視夷夏之辨，但對這個問題的理解非常不同。很多時候，“夷夏之辨”被理解成了族群之間的問題，好像這就是漢族與其他民族之間的斗爭，如呂留良所謂“華之與夷，乃人與物之分界，此乃域中第一義”；但若從歷史的角度看，則夷夏之辨重視的是禮樂文明，而非血統或族群。孔子作《春秋》所推崇的尊王攘夷，乃是“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于中國則中國之。”唐代的程晏更明確指出：“四夷之民長有重譯而至，慕中華之仁義忠信，雖身出異域，能馳心于華，吾不謂之夷矣。中國之民長有倔強王化，忘棄仁義忠信，雖身出于華，反竄心于夷，吾不謂之華矣。”歷史上各民族的融合并不是以一個主流族群吞并各少數民族，而是以禮樂文明統合各個民族。在歷史上逐漸形成的“漢族”，并不是因為血統的同源，而是由于文化的融合。所以當年進入中原的匈奴、鮮卑、契丹、女真等民族，就慢慢融合成了統一的民族。
我們也不能把儒家禮樂文明理解為漢族的民族宗教或民族文化。它是中華民族的一套文明框架，在它之下可以容納各種文化形態和宗教形態。佛教在中原地區興盛起來，也并沒有使佛教徒不再是漢族；今天的很多漢族人成為基督徒，也不妨礙他們仍然是漢族。甚至，在儒學傳播的其他地區，像日本、朝鮮，也自稱為“中華”、“華夏”。把漢族當成一個與其他民族并列的族群，只是在有了現代民族觀念之后的一種強行劃分。
今天的中國，當然已經不再只是古代儒家文明的承載者，而是在中華文明的框架之下，吸收了大量的現代文明建立起來的一個現代世俗國家。它并不是以“漢族”這個族群為國民主體的單一民族國家，而是可以容納多元民族、多元宗教的一個文明和政治實體。在這個政治實體之下的各個民族，都可以享受和進一步創造共同的禮樂文明，也可以維護和發展各自獨特的民族文明；但在政治層面上，各民族都只有一個忠誠的對象，那就是中國。
中華文明向來有普世性的天下訴求，這與基督教文明的普世精神有相似之處，但也有重大區別。西方現代文明在建立諸多民族國家的同時，仍然要通過政治、軍事、經濟等辦法重溫羅馬帝國的普世舊夢。但中華文明從來就沒有把自己完全陷入民族國家的狹小局面；其普世理想更不是通過征服與兼并完成的。而今，中華文明在進入現代世界之后，通過西方現代國家的政治模式，艱難但基本上成功地繼承了“多元一體格局”中的普世理想。雖然現代中國還有很多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沒有解決，現代中國的文明框架也并未完全安頓下來，但有一點是肯定的：這樣一個現代大國，沒有必要，也不可能使自己或其中任何一個族群縮回民族國家的模式。
（作者單位：北京大學哲學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