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耘

今年是五四運動九十周年，中國人說三十年是一世，老百姓說“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也就是說“三十年”是個天道之數，現在應該是個合適的回望和反省“五四”以及整個新文化運動的時機。

新文化運動最終目的是建立現代國家與現代社會

既然是回望“五四”，那就是一種帶有翻轉性地看待與思考五四運動。這就不能不重新審視五四運動的地位和特征。記得去年和師長們聊天提到五四紀念日要到了，這些80年代的熱血青年們馬上就興奮地說，當年聽到“五四”會激動得睡不著覺。五四運動對他們來說是一劑強心劑，對青年知識分子有著非常大的魅力。今天這一代人，據聞對“五四”是頗多貶損的，像“五四青年”作為網絡用語似乎是形容不近人情、與時代脫節、不切實際的理想主義。就我個人而言，“五四”首先是“科學與民主”，但是這兩者不是天然地聯系在一起的。五月四日那天的游行，并沒有打出“科學”、“民主”的旗號，它喊的是“外御列強，內除國賊”諸如此類政治性非常強的口號，和文化、科學、民主沒什么關系。是后來的史學家們把1917年～1921年的廣義的新文化運動稱之為“五四運動”，全稱“五四新文化運動”，這樣的命名就把文化和政治綁在一起了。這似乎是在說新文化運動沒有一個標志，它需要一個政治事件來指稱自己。單就“五四”的游行而言，主要是針對凡爾賽會議中國外交的失敗。一戰結束后，中國作為戰勝國并沒有收回原來德國在山東侵占的權益。五四運動就是對北洋民國身處的那樣一個不利、屈辱的國際格局的抗議，它的鋒芒是雙向的：既反賣國政府，也反帝國主義。五四運動的政治效果是直接或間接地促成了革命政黨的建立與發展（包括國民黨與后來成立的共產黨），進一步強化了推翻北洋民國的革命意志，最終誕生了紅色中國。從這樣的視野里看，五四運動和紅色中國的建立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

五四運動的政治方面是對北洋政府的不滿，文化方面是對此政府正當性的不滿。北洋政府的執政者，其合法性源自清帝遜位。北洋政府的軟弱導致中華民國在一戰的時候地位如此之低，另外一方面，民國時期，不斷的有人主張君主復辟，這個共和政體非常脆弱，執政者層面很容易滑回君主制。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中國社會對共和制的強大信念。當時，世界各國大多是君主制，或者是處于君主制與共和制的頑強搏斗之中。中國是亞洲第一個共和國，共和制在某種程度上顯示的是中國人的政治信心。因而復辟只有在前清的遺臣那里有熱情，在民眾之中，特別是中青年知識分子那里受到強大的抵制。

五四運動之所以在文化上找中國落后的原因，因為文化與政治聯系緊密，政治的正當性論證來自于文化。君主制在中國的正當性源自儒家——儒家批評傳統君主制的微言在這里可以存而不論。“五四”前后，中國知識分子反對儒家的態度就達到了一個頂點。就反儒思潮而言，中國近代史上一直不絕如縷，但從來沒有一次像五四運動這樣，幾乎在知識分子——特別是知識青年中進行了全面的動員，以一種先鋒或者說革命的方式提倡與中國傳統文化全面決裂。所以，從這個方面來說，五四運動最大的特點就在于，它已經成為中國現代性最強烈、最清晰的自足的排他符號。“五四”之后，中國的現代性必須以和傳統文化決裂這個方式來實現。其實在中國現代化的開端，現代性有多種可能，可以是君主立憲，但是戊戌變法后證明無法實行。之后，它可以是一種溫和的共和制，和傳統文化保持一種連續性的關系，北洋政府即在此列。但“五四”之后，這些可能性全都煙消云散了，中華現代國家的可能性只有一種，那就是激進的共和，與文化傳統的徹底決裂。我們的傳統首先指的就是儒家，五四運動就是整整一代知識青年徹底的反儒，不是揚棄而是徹底的決裂。這代青年有的成了國民政府的中堅，有的則參與締造了人民共和國。

按照陳獨秀的解釋，現代就是德先生和賽先生，即科學和民主。在“五四”前后，陳獨秀在同論敵論戰的時候，提出最強的理由是：儒家跟現代生活是不相容的，如果要現代社會，就不能要儒家。在提倡科學和民主而與儒家決裂的意義上，五四新文化運動被視為中國的啟蒙運動。啟蒙只是“五四”的一個方面，我們可以看到后世的史家對“五四”的命名都帶有某種雙重性。例如李澤厚先生提出的“救亡和啟蒙雙重變奏”。對“五四”最正統的論斷來自毛澤東主席，“反帝反封建的愛國民主運動”。最學究的論斷來自于思想史家，稱之為“反傳統的民主主義”。這三種名稱都是雙重的，不是只反一極，而是反兩極的。“啟蒙”、“反封建”和“反傳統”是一致的；“救亡”、“反帝”和“民主”是一致的。這兩個極，一極是文化態度，一極是政治態度，兩個環節結合非常緊密。五四運動用政治事件來指稱文化運動，本身就表明政治和文化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如果沒有五四運動，這段時期的文化運動是沒有指稱的。然而，這兩極的主次、本末卻是個復雜的問題。掌握話語權的知識分子，認為文化是根。但五四運動的命名方式表明，文化運動的意義是被政治確定的。胡適、陳獨秀當時已是中年，而年輕的一代之所以會卷入新文化運動恰恰是因為政治的刺激，文化運動的目標最終偏到了政治上。也就是說，文化運動的任務是科學和民主，但最終目的是為了建立現代國家與現代社會，等到這個政治目的實現之后，文化任務也就完滿了，沒有必要單獨地存在。一個更強大的國家建立以后，啟蒙可以算是完成了。眾所周知，“五四”之后出現了不斷激進的革命運動，革命是以建國為目的的。建國后，伴隨革命的文化任務也就告成了。從歷史上看，這是一個事實。但是現在的思想史家不這么看，認為這只是革命者對“五四”的一廂情愿的描述，他們有自己對“五四”的看法和反省。

怎么看文革與怎么看五四是緊密聯在一起的

如此，我們就要進入反省的第二個層面，如何反省“五四”以及反省的困難。對“五四”本來是沒有反省的必要。1939年毛澤東在延安的時候，已經對“五四”作了一個系統的、清晰連貫的描述。《毛選》中也不止一次提到五四運動，五四運動對于中國共產黨有著不可割裂的重要意義。毛澤東指出：首先，五四運動為中共準備了干部，沒有五四運動就沒有新中國的建國者，建國的主力軍來自五四青年。具體地說，這是指和工農相結合的青年知識分子。第二，五四運動蘊含了后來知識界的一系列論戰，“問題與主義”、“科學與玄學”、“科學與人生觀”等等。其中有一場對于新中國的革命建國至關重要，即中國社會性質問題大論戰。它消除了知識青年由于好學深思容易帶來的行動上的迷茫，使得中國未來的道路非常清晰。當時的知識青年，對于到底是跟著胡適之先生還是陳獨秀先生走，其實是有爭論和迷茫的。我們今天看楊沫的《青春之歌》，其中就很清楚地表現了當時五四青年內部的分歧。革命青年最后拋棄了胡適這些人。原因何在？有一點是值得我們注意的，就是胡適主張實驗主義，但是當時中國許多的現實問題，比如社會是什么性質？處在什么歷史階段？以后應該怎么做？這些問題實驗主義都沒辦法解釋。當時行動的人要求的則是對這些問題完整確定的回答。青年們要求清楚地知道，歷史該怎么發展，如何投身到歷史的大勢中去。這些問題需要一個史觀來解決，需要一種歷史必然性來告知答案。社會性質論戰的結論是，中國現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當前的根本任務就是反帝反封建，打倒代表地主階級與買辦階級利益的政權。這樣的結論給五四青年一個清晰一貫的答復。因為理論是要指導行動的，純粹為理論而理論的生活在那個大時代是反常的。社會性質論戰的偉大貢獻是，標明了中國革命的歷史正當性。《毛選》中對中國近代以來一些問題的分析總結中，在中國革命本身的正當性敘述論證中，包含了對五四運動的認定，五四運動的性質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正當性已經緊緊地綁在一起，交織在一起。這個問題在建國前是有的，建國后已經塵埃落定了。

改革開放以來，關于五四運動的爭論重新產生，這意味著從1949年到改革開放的這30年出了問題，借著重新討論“五四”來討論政治正當性的問題。1980年代的青年熱情很高，試圖在中國接續“五四”的精神，把啟蒙運動在新的歷史階段里升華。政府認為1980年代應該進行新長征，知識分子認為應該進行新啟蒙。這樣一來，“五四”成了青年拿來清算前30年，特別是清算文革的武器。1980年代的主流調子認為：“五四”反對封建專制，而文革的封建專制達到了頂點。這種論述本身就有些困難。首先，“五四”和文革是有內在的聯系的，文革的發動者是“五四”的參與者，非常真誠地把“五四”最重要的理想在文革中一一實現了。以“五四”的兩大主題而言，科學就意味著擺脫原來的文化傳統和迷信思想，用哲學和其他自然科學、社會科學門類來指導社會生活和生產實踐；迷信就是傳統、孔家店、孔教。科學首先表現為對傳統的否定性態度。文革時期，全民學哲學，農民甚至用毛澤東思想指導養豬，用科學指導一切生產實踐，而不要經驗和迷信，這實際源自于“五四”將科學的地位拔高。另一個主題“民主”，文革的發動者希望用“四大自由”、用人民群眾的造反運動來回應對民主的要求。造反有理就是民主，這里的民主是針對貴族制、君主制而言的，因為貴族制、君主制不存在造反問題，只有人民群眾才談得上造反。“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代表的就是群眾性，也就是“大民主”。所以，怎么看文革，這其實和怎么看“五四”是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的。

對五四的文化方面批評要多些對政治方面肯定要多些

這里，我們可以發現反省“五四”有個極大的困難或者說兩難，包含了兩個方面。首先是五四運動包含了中國革命的正當性論證，與這個論證緊密結合在一起。所以，歸根結底，反省“五四”的危險在于動搖現代中國的建國正當性。另一方面，不反省“五四”，任由五四運動對于傳統的那些消極意見占據社會的主流思想，動搖的則是現代中國的統治正當性與歷史歸屬感。中國和美國那樣的移民國家不一樣，它的統治之道、治理之術，如欲行之有效，大多是要從傳統資源來的，而不是建立在契約或者所謂按照自然法或者神法新訂立的憲法上。現代中國的疆域基本上是清代的疆域，略有損失；行之有效的治理術也具有相當的傳統成分，比如中央與地方的關系，主導民族與少數民族的關系等等。另一方面，現代國家歷史上的正統地位論證，首先應當從儒家的史學來。政權需要有一個歷史上的正統性。如果不反省“五四”，現代中國的歷史認同從何而來就成問題。中國的愛國主義是有歷史認同的愛國主義，而不是基于契約的共同體認同。契約論是對歷史的抽象猜測，如用以指導現實，那是不折不扣的顛倒妄想。

這個兩難如何解決，這就要進入這個問題的第三層面。我們可以嘗試兩種處理方式。第一個方面可以把儒家和現代中國的關系，甚至同中國革命的關系從積極的方面進行思考；第二，我們重新思考文化和政治的關系，應該主動把文化和政治區分開。

儒家和現代中國的關系，乃至儒家和啟蒙之間是不是有一個水火不相容的關系，只能非此即彼而不能共存呢？我們其實可以翻轉過來思考。“五四”被稱為中國的啟蒙運動，無非是因為有些地方和18、19世紀歐洲啟蒙相似，這個也是絕大多數思想家認同的。回過頭來看，歐洲的啟蒙運動有個非常有意思的現象，有些重要的啟蒙人物在很長一段時期以中國文化為楷模批判當時的西歐特別是法國的現實，其主要資源是儒家特別是理學。他們的啟蒙是用儒家的資源去對付歐洲意識形態的支柱——基督教神學，以重新思考絕對主義國家的哲學基礎。我們一直對這個方面缺乏足夠的重視，認為伏爾泰這些人對儒家說這么多好話不過只是霧里看花，沒有親身體驗，是把對歐洲未來的美好想象投射到中國上去了。朱謙之先生寫過一部論述中國哲學對歐洲啟蒙運動的影響的著作，其史料的分析與整理非常清楚，但是這本被歸為中西交通史的專著，很少有人從思想史上加以注意。其實朱先生這本書可以說是他本人的懺悔之作。他是直接參加五四運動的青年學生，而且是無政府主義派別的領袖之一。這樣的一個人寫了這樣的一本書，本身就說明一個意味深長的事情。在這本書里，他試圖給我們一個新的視角，像真正的啟蒙哲人那樣去看待儒家和啟蒙的關系，儒家和現代性的關系。我們應該認真地去看待如萊布尼茨、伏爾泰這樣的先賢們對儒家究竟說了些什么，為什么要這樣說。啟蒙哲人為什么對儒家這么推崇？

這其實可以從兩個方面來看。一個方面，宗教問題。哲人的大敵是神學家，哲學首先要處理哲學探討的和神學教導的東西之間的沖突矛盾問題。西方社會一直到現在都是宗教社會，也就是說民眾的基本信仰都是建立在教義以及某種神學之上的。啟蒙哲人認為儒家那里找不到人格神（像基督教的耶和華那樣有名字，可以和人對話的神）的地位。啟蒙包含這樣一種基本看法：相信人格神就是迷信，迷信就是愚蠢。在儒教的前后形態中，特別是他們喜歡的宋明理學中很難找到這樣的最高人格神的理論地位——康德哲學還要留下上帝做公設給道德奠基，而理學是根本不需要這個的。今天我們學中國哲學的學人可能無法想象，18世紀的西方把朱熹看成唯物主義者，因為他的思想里絲毫沒有神、人格性精神實體的地位。另一方面，當時的傳教士給歐洲關于中國社會的報道里，所描繪的是康熙雍正朝的中國，法國人一看，自慚形穢。中國當時管理著相當于全歐洲面積的大片土地，歷史漫長、傳統輝煌、民族與地域關系復雜，但又如此秩序井然，特別是中央完全能夠駕御地方以及貴族豪強。法國這么小的國土，還是政出多門、豪強林立，法令無法貫徹。他們十分羨慕這樣一個中央集權的大帝國。他們正確地觀察到，統治這樣一個大帝國是按照自然法運行的，而不是按照神法運行的。因為理學系統并沒有作為意志法主體的人格神的。天理，翻譯成西語就是自然法。這就是他們所推崇的宗教和政治的兩個方面。這兩方面對儒家的描述應該說得其大體，可以說基本準確。相反，我們現在對儒家的描述則很少從這兩個方面去考慮。其實這兩方面才是最重要最根本的方面——國家政權正當性基礎在哪，人應該怎樣生活的根基又在哪。所以我以為我們今天最好從儒家和啟蒙的積極關系入手，去考慮這個問題。從這個角度看，儒家并不是陳舊的破爛，它代表了一種睿智溫和的現代思想。

與歐洲啟蒙，包括受其影響的五四新文化運動那種激進的現代思想，以及直白的無神論傳統不同，雖然儒家傳統不承認有神，但對一般民眾來說，則可以且必須神道設教。這種思想與成熟明智的現代思想非常接近。不能簡單認為現代西方一定是反傳統、反宗教的。我們可以看看美國社會，總統選舉時辯論總會由一方挑起一些生活方式上的倫理議題：墮胎、同性婚姻、女權主義等等，因為這些論題是能刺激宗教感情的。這種選舉戰的背景是絕大多數選民都是基督教徒，要照顧他們的宗教情感。共和黨的政策總的來說是有利于少數富人的。但為什么占多數地位的中產階級與窮人會投票支持代表大資產者的共和黨？因為他們成功地訴諸了民眾在文化與宗教上的保守情緒，甚至成功地利用這種保守情緒促使民眾選擇一個在經濟政策上對自己不利的黨，荷包一時癟點，與宗教感情無關，但是同性婚姻問題則是基督教的底線之一了。

我們需要對“五四”作這樣的總結，把文化和政治方面反過來看，用一種不同于80年代前輩的方式去考慮“五四”以及文革。對“五四”的文化方面批評得多一些，對其政治方面肯定得多一些。“五四”的政治結果是建立一個統一強大的、獨立自主的、不再受威脅被欺凌的國家。而其文化方面，則需要我們多多逆向思考。希望中國的未來，是在一些明智的青年手中，他們會對中國的傳統（包括古代傳統與革命傳統）帶有溫情和敬意，帶有冷靜的思索和自信的肯定。我們現在需要吸收能接觸的一切思想，全面地調動、綜合這些資源，讓它們在我們的頭腦中組織成相對完整的體系去應對現代的危機。因為現在也許沒有任何一種單獨的資源能去應對目前這樣一種復雜的內外危機。儒家傳統沒有遇到過宗族解體之后的社會；資本主義傳統沒有遇到一個無產階級政黨長期執政，扶持、引導并且規范民間資本的共和國；馬克思主義傳統也沒有遇到過實行市場經濟的社會主義國家；自由主義者也沒有遇到如此廣泛復雜的世界體系危機。面對這樣復雜的社會現實，態度要從容，需要謹慎、勤奮和耐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作者單位：復旦大學哲學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