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振清
2006年以來，有署名“范蘭欽”者，在網絡博客和臺灣紙質媒體多次發文，談到“臺灣只是中國叛離的一省”，帶著某種憤恨，調侃自己是“高級外省人”，蔑稱臺灣人為“臺巴子”……幾年來，這些情緒化的言論處于“自說自話”最多是小圈子唱和的邊緣狀況。2009年2月下旬，范蘭欽又在《聯合報》撰文反思1947年“二二八事件”的真相，認為當年蔣介石、陳儀對該事件的處理“極對”，但是后來“二二八”的真相被掩蓋，成了“倭寇皇民復辟求獨的根基”。這些文字大膽挑戰連很多國民黨精英都不敢公開反對的臺獨史觀，深深觸痛了臺獨政客的敏感神經。2009年3月中旬，民進黨“立委”管碧玲揭發臺“新聞局”駐多倫多經文處新聞組長郭冠英就是范蘭欽，大肆渲染逐漸沉寂的省籍問題，在臺灣內部掀起一場夾雜著省籍矛盾、統獨爭議、公務員職責與言論自由問題的大風波。郭冠英最終承認自己是以“范蘭欽”為筆名的共筆文章的主要作者，不僅遭到馬英九公開訓責，更被“新聞局”毫不留情地迅速免職。
“范蘭欽事件”看似和島內歷次爭議話題一樣，被政客、媒體熱炒幾周后，新聞邊際效應遞減，就逐漸落幕。不過，這一事件即便平息，其背后的統獨、省籍問題就能定紛止爭嗎？適逢當前兩岸關系面臨重要轉型，有必要探究這一事件所反映的臺灣多層次政治思潮與社會心態，進而思考兩岸關系的新道路。
失衡的統獨話語：范蘭欽的潛伏與反彈
顯然，范蘭欽的這些言論，無論如何都不是當前臺灣社會的主流話語，而是臺灣統獨話語長期失衡下統派人士的情緒反彈。統一言論不見容于現實臺灣主流社會，不得不長期潛伏。不過范蘭欽不甘沉默，于是通過網絡發泄，偶有雜文見諸媒體，其中部分言詞的偏激路數類似于過去民進黨挑起省籍矛盾的文宣。如果說，過去臺獨勢力熱衷于渲染臺灣本省人受打壓的“舊悲情”，現在則大有統派“新悲情”的意味。
“范蘭欽”所處的社會土壤與生存狀況，其實是20年來臺灣內部統獨論述地位起伏的反映。上世紀80年代末以來，隨著國民黨內部權力爭奪與臺灣政黨競爭的演進，國民黨的“大中國觀”與威權統治體制一起消解。1990年“雙十節”，李登輝發表祝詞時還信誓旦旦地說：“中國只有一個，應當統一，也必將統一。”今天我們已經很難想象這樣的話會出自臺灣政治人物之口，更沒有人會想到竟出自李登輝之口。不過，在當時“解嚴”不久的臺灣，這樣的話語，不僅是政治宣傳，也是主流的社會價值觀。但是此后幾年，鞏固了權力的李登輝逐漸暴露出狹隘的本土觀，將“中國”概念改造成臺灣的政治對立面，迫使“中國統一”由主流政治話語沉淪為邊緣聲音，在公開場合最多只肯承認“一個中國”指歷史、文化上的中國。
1996年是統獨話語爭論的分水嶺。當年首次由臺灣選民直選“總統”以后，李登輝挾持民意，片面強調臺灣的“主體性”，將本土意識政治化為分裂意識。此后經過蔡英文（時為政治大學教授、現任民進黨主席）等學者的論證，李登輝于1999年7月隆重推出“兩國論”?！皟蓢摗辈粌H是李登輝“處理兩岸關系必須堅持與最基本的立場”（李會見美國在臺協會理事主席卜睿哲語），也是其推行臺灣“主體性”文化教育的指導思想。陳水扁就職以后經歷短期妥協，到2002年終于按捺不住，宣稱“臺灣是主權獨立的國家……臺灣與對岸中國，一邊一國，要分清楚”。民進黨執政八年下臺灣的政治宣傳與文化教育同樣受到“一邊一國論”的嚴重影響，不僅李登輝時期的“主體性”話語繼續得到強調，而且“去中國化”現象頻頻出現，影響了臺灣部分民眾特別是青年一代對兩岸關系的基本認識。在臺灣人看來，“臺灣”與“中國”不再有政治歸屬關系，“統一”作為兩岸政治前途的觀念，更被當作某種“政治不正確”。
這種臺獨話語霸權雖然迫使很多民眾自覺或者不自覺地馴服，形成了傳播學所說的“沉默螺旋”（spiral of silence）現象，但是總會引起有中華民族情懷、特別是具有中國心的知識分子的反彈。筆者近年來從訪問調研中了解到，越來越多的臺灣知識分子認識到臺灣無法真的“去中國化”；如果要講“主體性”，那應該是對過去忽略臺灣自我意識和本土意識的糾偏，但是這種糾偏不應“太超過”，更不應走向“去中國化”。畢竟，臺灣如果失去大陸，在經濟上豈能獨存？在文化與政治上又能找到什么前途？
這種對臺灣前途、兩岸關系的理性反思，在臺獨論述張狂的年代里潛伏與流動著，無疑是十分珍貴的。范蘭欽及其文章是這條潛伏河流中一朵激進的浪花，出現在民進黨“去中國化”最甚的2006年，算是一種不平之鳴吧?？上У氖?，范的言論帶著憤恨竄到省籍問題的歧路上去了，被臺獨政客抓到把柄奮力炒作。2008年5月以后，馬英九執政團隊和國民黨盡管在兩岸關系上承認“九二共識”，但是回避與披著本土外衣的臺獨思潮正面辯論，島內統獨話語失衡的局面并未有大的改變。在這種情況下，2009年初范蘭欽直指臺灣最為敏感的“二二八事件”性質爭論，無異于逆流而上，直擊臺獨論述的根底。處于政治蕭條期的臺獨政客正發愁缺乏對抗馬英九和國民黨的政治彈藥，百無聊賴之中驚喜地發現“范蘭欽”正是送上門來的最佳攻擊武器！
不過，管碧玲之輩對此事件過度操作和濫情發揮，不免引起臺灣主流民意的反感。而近年來臺獨霸道言行對臺灣社會的撕裂以及對兩岸關系的傷害，也令多數民眾無法再忍受。投機的政客們眼看勢頭不對，除了靠騷擾馬英九當局掙取媒體曝光率外，也不敢過分折騰。臺獨言行肆虐十余年后，終于到了強弩之末，但是統一話語的地位并非就能自動提升。現在，重建被民進黨政客割裂的中華文化與臺灣本土文化的關系淵源，乃是拉近兩岸人民關系的首要文化工程，舍此則統一話語缺乏基本的文化養分。就在筆者寫就初稿后，2009年清明節前夕，馬英九親赴臺北圓山“忠烈祠”主持“中樞遙祭黃帝陵典禮”，成為兩岸分離60年來臺灣第一個親自主持遙祭黃帝陵的最高領導人。相信海內外中華兒女都期望這樣的舉動能喚醒臺灣民眾心底的中華民族認同，清除臺獨分裂思潮的遺毒。另一方面，胡錦濤總書記近年來多次指出，臺灣意識不等于臺獨意識，本土意識不等于分裂意識——這些來自海峽此岸的溫暖話語，帶著理解和體諒，在海峽彼岸引起了不少有識之士的正面反應，有助于臺灣民眾破解“主體性”迷思。這些都是這波風潮能夠在3月底逐漸平息的大背景。
省籍矛盾：現實問題或者政治操作？
統獨爭論是“范蘭欽事件”的重要內涵，不過省籍矛盾卻是民進黨政客賴以炒作“范蘭欽事件”的資源和工具。民進黨政客或者在鏡頭前裝腔作勢地表演“本省人的悲情”，聲討“高級外省人”，或者站到臺上煞有介事地痛批“外省權貴”，鋒芒直指馬英九本人及執政團隊……這些言行翻炒日益沉寂的省籍矛盾，似乎為民進黨的政治炒鍋添加了不少煤炭。
于是就有一個重要問題：今天的臺灣社會，還有臺灣本省人和外省人之間的“省籍矛盾”嗎？這個問題對于理解臺灣政黨政治發展有重要意義。我們知道，臺灣的省籍矛盾源于國民黨威權統治時期外省籍精英對“中央”政治經濟資源的壟斷，以及國民黨“白色恐怖”和長期戒嚴引發的臺灣民眾的心理陰影。上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國民黨黨員組成和政治精英逐漸本土化，加上工業化以來的代際變遷，省籍矛盾難免有淡化的趨勢。2006年底美國北卡羅萊納戴維森學院任雪麗（Shelley Rigger）教授出版專著《臺灣理性主義的興起》( Taiwan’s Rising Rationalism: Generations, Politics and ‘Taiwan Nationalism’)對上世紀30年代到80年代之間臺灣四個世代的“民族主義”進行實證調查研究。她發現1954～1968年出生的第三代臺灣人以及1968年以后出生的第四代臺灣人的民族意識（包括省籍意識）不僅比1930～1950年代出生的前兩代人淡薄，而且自我意識更加多元，她還注意到兩岸原本發展取向有差異的民族意識正隨著兩岸經濟文化的交流而發生交融。無獨有偶，2007年臺灣作家楊渡（現為臺“國家文化總會秘書長”）為馬英九文集《原鄉精神——臺灣的典范精神》作序指出，從古到今先后赴臺的七波移民潮的發展趨勢就是融合，為此臺灣人應有寬容的“新本土觀”，不應再沉湎于族群切割與省籍區隔。而筆者2008年初在臺北縣國民黨基層黨部和民進黨基層黨部的調研中也發現，40歲以下選民的政黨認同和省籍認同程度都較弱，他們更重視候選人的政治形象與品格。今年4月初，臺灣聯合報系民意調查中心公布民調統計結果，發現從父代通婚情形來看，每100位受訪者就有14人成長于跨族群通婚家庭，其中“外省爸、本省（閩南裔）媽”的配對模式超過一半，比“閩南裔—客家裔”通婚者多了一倍，由此不同族群不斷包容、交融，省籍隔閡逐漸淡化。
這些研究與調查都證明省籍問題隨著世代更迭、內部交流正在不斷消解。但是問題在于，上世紀90年代以來民進黨為了與國民黨競爭，竭力攪起省籍矛盾，刻意塑造政黨認同與選民省籍身份的關聯。由省籍問題衍生出各種“臺灣本土對抗中國統派”的政治切割術至今猶存，強化島內民眾的藍綠分野意識，制造兩岸關系的緊張對抗。對此，馬英九、宋楚瑜等外省籍精英一度只能以“新臺灣人”口號為護身符，竭力躲避省籍身份問題。不過，由于民進黨執政期間省籍/族群切割有力，實際治臺無能，越來越多的選民不再注重重要公職候選人的省籍身份。馬英九在2008年3月高票當選，說明省籍矛盾終于回歸世代更迭后的真實面，不再是選舉主軸和嚴重的現實問題。那么這次民進黨政客對范蘭欽省籍概念的揭批，是否還能爭取本省人的支持呢？根據3月22日～23日《中時電子報》的民調統計，64%的投票者認為這是“綠營炒作，挑撥省籍話題”，并沒有所謂“外省權貴”縱容郭冠英的問題。可見，綠營政客的政治操作過了頭，最終損害了自己。那種民粹式的省籍區隔與對抗式動員，經歷了陳水扁十幾年的透支運作，已經失效了。無疑，這是臺灣民主逐漸成熟的重要表現。
但是馬英九在這波風潮中也不無損傷。一年多以前臺當局“教育部主秘”莊國榮不顧公職身份公開辱罵馬英九父親和蔣經國，刺痛臺灣社會的省籍傷疤，不過得到了馬英九的寬容與說情，而郭冠英以化名范蘭欽發表省籍歧視言論卻得到馬英九的訓責和免職。馬英九這種厚彼（綠）薄此（藍）的態度，泛藍民眾冷暖自知，于是在3月底臺北市大安區“立委”補選中，部分選民就以不投票的方式教訓馬當局和國民黨。不少觀察家從中發現，馬英九和大部分國民黨精英內心深處對省籍矛盾還是有很大的忌憚，面對民進黨主導的話語霸權又比較畏縮。這表明雖然省籍矛盾不再是臺面上的政治─社會問題，卻沉淀為特殊的政治心態，對政治行為形成潛在的影響。在這個影響過程中，國民黨的本土化趨勢有增無減，不僅表現在人事上，還表現在政策上和政治心理上。
選舉政治與臺灣前途：范蘭欽的迷惘與出路
統獨、省籍，一再被夾雜在形形色色的議題中過度炒作，恐怕是十幾年來臺灣民眾最無奈的事?！胺短m欽事件”不過是這條無奈河流中的一小朵浪花，值得進一步思考的是這個事件背后的政治操作。一個在快速工業化進程中保持均衡增長的社會，一個傳統文化深厚、民風淳樸的社會，怎么會動輒抽風式地陷入政治炒作之中？這個問題涉及對臺灣選舉政治體制的反思。
歷史地看待近20年來臺灣的政治發展，可以發現臺灣的民主化原本有具體的問題導向，就是要擴大臺灣民眾的政治參與、解決舊有政治體制弊端以及國民黨長期一黨獨大的問題。不過，這個過程伴隨著復雜的權力爭奪與政黨分合，并且籠罩著“第三波”民主化的光環，其結果超出了具體的問題解決層面。一方面，臺灣地區建立起競爭性政黨政治體制，實施全面的、直接的民主選舉，基層民意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視，司法正義大大增強。似乎實現了西方哲人“人民主權”的崇高理想和臺灣人“出頭天”的自我期待。另一方面，臺灣的民主演變成高度對抗性的全面選舉競爭，每逢選舉社會就遭到嚴重撕裂，政黨嚴重缺乏互信，貪污腐敗披著政治信仰外衣大行其道，臺獨話語霸權將言論自由逼到了“墻角”。可以說，選舉所制造的問題往往比它要解決的問題更多，并且選民除了定期例行投票外并無實際參與政府決策的方式——這可以算是哈佛法學院拉妮· 吉尼爾（Lani Guinier）教授所說的“選舉至上論”（Electocracy）的最佳案例（”Beyond Electocracy: Rethinking the Political Representative as Powerful Stranger”, in Modern Law Review, Vol. 71, No.1, Jan., 2008）。
這就是臺灣民主政治的一體兩面，強調任何一方面而忽略另一方面，都難免產生對臺灣政治發展的誤讀，但總的來說，單純的選舉制度無法解決臺灣面臨的前途困惑。在選舉至上體制下，原本困惑于臺灣前途的普通民眾，只怕會更加迷惘。畢竟，選票體現的是不同個體的偏好次序，無法加總為群體偏好次序，無法形成某種社會共識——這種“阿羅不可能定理”（Arrow’s Impossibility Theorem）同樣反映在關于臺灣前途的爭議上。而社會共識，恰好是當前臺灣社會保持持續穩定發展最為缺乏的。身為中華文化一分子的臺灣社會，身處中國大陸政治經濟影響力不斷增強的大時代，最需要的是對兩岸關系前途有符合歷史與現實的共識，并表現為推進兩岸共同發展的政治選擇，而不是“脫鉤”去思考所謂的臺灣的“主體性”。那種認為“公民投票”可以決定臺灣前途的說法無疑還是沒有擺脫選舉至上論。不僅沒有哪個臺灣政治人物敢真正推動“公投”來決定統一或者獨立，而且即便真的“公投”斷然決定要統或者要獨，也只是某種形式而已，所造成的內外動蕩恐怕會更大，從長遠來看統獨的問題還是難以解決。
以一人一票制為核心的選舉民主無法解決臺灣社會缺乏共識的問題，無法為臺灣的政治前途爭議解套。這是不管“范蘭欽”（泛藍情），還是“范律欽”（泛綠情）都要面對的現實問題。范蘭欽文章中發泄出來的情緒，不僅有對臺獨話語霸權的憤恨，其實也是對前途無奈和煩悶的曲折反映。
那么有沒有新的出路呢？2008年下半年以來兩岸關系和平發展的走向，正在啟發我們進行新的思考。
兩岸關系和平發展：超越空想的新道路與新挑戰
多年來，臺灣統派與獨派對兩岸關系的定位雖然南轅北轍，但是對兩岸關系的思考方式卻有相同之處——都停留在空想階段，或者想象統一的美景，或者想象獨立的幻影，但都沒有切實的政治經濟內涵來作支撐。在選舉至上的社會，這些同樣空洞的想象常常成為各種政治對立情緒的濫瘍。
現在到了超越舊有統獨爭論與空想，通過交流與合作充分落實兩岸同屬一個中國，并共同完善政治體制的時候了。兩岸關系新道路乃是建立政治互信、擱置政治爭議，推進兩岸綿密的經濟、文化、社會交流與合作，形成共同的發展道路，改善符合兩岸社會發展需求與特點的政治社會體制。這條道路要點在于通過經濟文化交流促成兩岸共同利益與共同認同，這從近年來兩岸關系的發展進程看是有現實需求的，從前述任雪麗（Shelley Rigger）對“臺灣民族主義”演變與兩岸民族意識交融的實證研究來看，也是有一定經驗基礎的。2008年下半年以來“大三通”的實現、兩岸經濟關系正常化與兩岸經濟合作制度化的推進、兩岸民間論壇與社會文化聯系網絡的發展等，都是這條新道路的具體步驟。反過來說，只有割裂兩岸各種聯系，證明臺灣可以在經濟、文化“去中國化”下穩定發展，獨立才可能維系——但這明顯背離了現實，無疑是一條死路。
這就是今后兩岸關系新道路的政治經濟內涵。這條以“和平發展”為名的新道路，意味著自“乙未割臺”（1895年）以來一百多年間，兩岸第一次有了共同正常發展的重大機遇。這是走向和平統一的必要階段和必經之路。
新的歷史性實踐必將引發新的理論思考。17～19世紀歐洲民族國家的形成、發展與沖突，為啟蒙思想家及后繼學者提供了構建人民主權和國家主權、民族─國家（nation-state）等國家理論和國際關系理論的大量素材。而18～20世紀末美國聯邦體制和歐盟超主權治理模式的形成與發展，引發了學者們對現代國家理論的修正與完善。反觀中華民族的歷史命運與兩岸政治經濟關系發展，實際上超越了威斯特伐利亞主權國家理論的解釋能力。兩岸關系和平發展的豐富政治經濟內涵，“中華民國”政權定位問題與未來中國國家結構形態，以及兩岸共同發展與共同體認同問題，正在對我們這一代研究者提出推進現代國家理論創新的挑戰。
猶記一個初夏的深夜，筆者在臺北市街頭某家小吃店與多位臺灣學者及評論家聚會，酒過三巡，有位前輩教授慨嘆兩岸統一道路之曲折，不知身處臺灣的中華知識分子何時方能超越統獨爭論，擺脫揮之不去的命運悲情。那條街巷的曲折與寂寥，那些不知寄希望于何方的迷惘與無奈，至今常常在我腦海里盤旋。也許現在“范蘭欽”們也有這樣的復雜心態。幸運的是，兩岸關系和平發展與共同發展的大幕正徐徐拉開，但愿這個新方向能夠為過去的迷惘和無奈，提供理想的答案。
（作者單位：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臺灣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