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2010年10月17日，阿拉善SEE生態協會“兩岸綠色經濟發展論壇暨三屆二次會員大會”在臺北召開。在“綠色經濟發展論壇”上，臺灣統一集團總裁林蒼生、臺灣信義房屋董事長周俊吉、萬科董事長王石、泰康人壽董事長陳東升、萬通集團董事局主席馮侖、美通無線總經理王維嘉等嘉賓圍繞“企業家責任與綠色經濟”主題各抒己見。論壇沒有囿于技術性問題，而將目光放在了更為深遠的華人社會價值重建之上，與本刊的“文化重建”宗旨遙相呼應。
幾位企業家的出身、教育、創業背景各異，極具代表性地展現出當代華人企業家的不同經營理念與風格。王石、王維嘉可稱為“西化派”代表，強調擁抱普適價值，甚至直接采取“拿來主義”，力圖以“簡單邏輯”來破解中國紛繁復雜的棋局。馮侖、周俊吉或可簡稱為“國粹派”的代表，堅守中國儒家傳統文化的基本價值，以仁、義、禮、智、信為基礎構建企業責任，并作為社會價值整體重建的基石；而陳東升則深受社會主義傳統的浸染，承認集體主義、英雄主義意識形態對這一代大陸企業家的影響，并對60年來的歷史充滿溫情的理解。作為企業家前輩，林蒼生則超越三種俗世傳統的爭論，從他的“身心靈”理論來闡釋未來企業社會責任的愿景。
本次論壇不是學術意義的理念探討，但其中蘊含的問題卻極具意義，它是華人企業的代表性人物對未來社會價值重建的集中表達，其典型性絕不亞于文人學者的規范表述。
王維嘉
臺灣人為何更“自在”
我一直在想：我們大陸人和臺灣人最大的區別是什么？我想答案可能是兩個字，即臺灣人比大陸人更“自在”。比如，大陸餐館里有很多服務員，如果這個餐館每天軍事化管理，他們的笑容是裝出來的；但如果沒有軍事化的訓練，表情就是惡狠狠的，覺得“我憑什么伺候你”？但是在臺灣，從他們放松的體態和表情看，你會覺得他很喜歡做這件事情，比如永康街上小豆腐攤的老板，收工以后把鍋臺地面洗得干干凈凈。當你看到他很安然、很自在的時候，去吃他的食品，就不會擔心他往里投毒或者放地溝油。
原因何在？中國的傳統文化在臺灣沒有中斷過，即使蔣介石統治時期也是提倡儒學，提倡孔孟之道，他本人又是基督教徒，西方的宗教和中國傳統的儒釋道在臺灣這里都得到充分的發揮，一般的老百姓就可以在這些宗教里得到身心安頓的地方。
而在大陸，本來五四運動之后孔孟之道剩的就不多，到1949年以后就徹底歸零了。中國文化就像一個幾百個G的大容量硬盤，1949年就是格式化的過程，幸好蔣介石帶走一張光盤，存到了臺灣。
五四運動把兩千多年來孔孟之道的精神廟堂徹底砸碎了。從1949到1978年，我們生活在革命鑄就的鐵房子里。到今天為止，我自己的話語都出不了“對立統一”、“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這一套體系。我們想掙脫這種話語體系，但已經很困難了，因為它已經融入到我們的血液里面。
從1978年后，這套鐵房子也被解構了，今天大陸的中國人是站在精神廢墟之上。1930年代，胡適先生從西方輸入的東西在大陸并沒有扎下根來。在過去30年中，中國人最信仰的，其實是“黑貓白貓論”。但這只是一個臨時庇護所、一個簡易房、一個違規建筑。
但是，我個人對這種精神狀態并不悲觀。在過去十幾年當中，中國企業家已經開始在上下求索。就像民營經濟可以從零發展到占GDP的70%一樣，這種精神上的追求，也許不能在我們這一代人身上完成，但只要我們不斷苦苦求索，一定能夠把精神廟堂重新建造起來。而且我相信，重新建造起來的，一定不是三字經、弟子規、漢服之類，而是在地球村、互聯網這樣一個大的背景下，既有全球普適價值、又有自己特色的東西。
如果要開藥方的話，可能顯得太膚淺，但我個人認為，可能其中有五分是傳統的普適價值——自由、法治、人權；有三分是新的普適價值，就是環境，把外部性變成內部性，如何使“少”就是“多”，這是傳統資本主義所沒有的價值。另外還有兩分就是傳統的孝順老人等孔孟之道中影響中國人家庭生活的東西。無論如何，我們這么大的一個族群，一定可以通過探索，找到一個自在的生活方式，蓋起一個新的精神廟堂。
王石
改革開放，就是人性的解放
這次會議的官方紙袋上寫著“少就是多”，提倡新的生活方式。實際上，在現代建筑領域，“少就是多”是建筑大師密斯·凡·德羅提出的口號，我相當信服這句話。作為企業文化的概括，萬科的第一句話就是“做簡單”，不做復雜。中國傳統文化是非常復雜的，人際關系也是非常復雜的。“簡單”，這就是在復雜的社會轉型環境下我的人生哲學。做人是這樣，做企業也是這樣。
這次開會，吳敬璉先生在歡迎宴會上表示，現在中國社會的現狀，一個是浮躁，一個是焦慮。我就來談談吳先生提到的這兩個現象在我身上的表現。
先說焦慮。作為企業家，焦慮的第一個問題是生存，其次是發展。到了發展問題解決的時候，可能就要考慮我為什么要這樣做，它的社會意義何在。作為我個人來講，正處在介于發展和為什么這樣發展兩個問題之間的轉型期。
吳先生所說的焦慮，在我身上是非常明顯的。要焦慮企業怎么走下去。但同樣是焦慮，選擇路徑可能不一樣，這就帶來“道”的問題。我的道義是什么？首先是簡單，在洋與中、古與今之間選一種簡單的方法，我的邏輯很簡單，現代企業制度是西方基督教文明的產物，那么我就采取拿來主義。當然，我骨子里還是中國人，也沒留過洋，骨子里肯定有很多中國傳統的東西，但是我不會迷惑，就是拿來主義，因為主觀上一結合，可能就會顯得非常復雜。
其次，我是一個極端的個人主義者。我認為，中國的改革開放就是一次人性的解放。所謂個人主義概念，第一是最起碼的尊重生命和生存權，第二是選擇權，第三是機會均等權，第四是尊重隱私權。如果問這四點是哪里來的？答案很簡單，就是拿來的，我的邏輯就是這樣。
談完焦慮問題，我們再來看看浮躁。2006年我寫了本書，叫《道路與夢想》，在這本書結尾，我寫了一段話，說萬科今后不會再有什么故事了，因為它已經按部就班，一步一步發展了。而偉大的公司是沒有故事的，比如可口可樂。
當然，我不認為萬科已經是偉大的公司了，因為它還沒有進入世界500強，怎么可能偉大？但當時認為它已經接近偉大了，所以就沒有故事了。但是到了2008年，萬科就差點沒背過勁去，“拐點論”和“捐款門”，都是構成政府、媒體、同行關注的兩個很重要的事件，怎么會沒故事呢？經歷之后我才發現，萬科的故事剛剛開始，離偉大還遠著呢，才做了這點事就覺得很了不起，登登山，游山玩水，再參加阿拉善，萬科就很偉大了？這種心態不是浮躁是什么？
試看萬科的銷售收入，2004年是73億，2005年是110億，到2006年是220億，2007年是520億。這么成倍地向上翻，質量能保證嗎？當市場行情非常好的時候，我們忽略質量，消費者也忽略，因為買了房子就漲價。但是突然之間，你成了眾矢之的，尤其是準業主買了房子馬上就損失15%的時候，他們就來找你。我當時非常清楚，萬科的問題，不是同行對你側目，也不是地方政府要找你毛病，而是你的質量能不能過關。我心里清楚，其實質量是過不了關的，因為發展太快。
但是，我們最后過關了，為什么？就是因為同行全不降價，結果價格杠桿作用體現了，盡管我們的質量有些問題，但萬科還是好賣。這樣，準業主就不好挑刺。實際上我知道，搶著買你的房子，不是因為質量好，而是因為同行還是高高架著，不肯降價，而萬科降價了。所以，2008年的過關，調侃地說是“大部隊掩護萬科撤退”。但是，像2008年這樣大部隊掩護萬科的機會，不可能再來了。所以在發展過程當中，我們到底是速度第一還是質量第一？是利潤第一還是質量第一？我非常清楚，我們一定要把質量放在第一位。
如果我們和臺灣企業家相比較，可以看到從接待的細致性和邏輯性上講，即使我們不浮躁、靜下心來做，要達到臺灣的水平，還得二三十年時間。所以先不要談意識形態，先從質量上做，把一個“道”的問題變成一個“術”的問題，這個差距還是相當大的。所以，我們要認真學習臺灣企業家好榜樣，更現實一些。
馮侖
傳統價值觀給人生配備GPS
去年我花九天時間在臺灣騎腳踏車環島的時候，大陸有兩位騎手，臺灣有九位。我們發現在這九天當中，大家經常沒有話講，其實語言都是相通的，不需要翻譯。第一天，大家可以講講公共話題，第二天，講講媒體八卦，第三天還能講什么？一天24小時，除了有不到10小時休息，其他時間全都在一起。據我觀察，開始的時候，我們還坐在一起休息，后來不自覺地，大陸和臺灣的朋友就自動分開了，但沒有任何矛盾和不愉快。因為再往下相處，時間久了，詞匯量找不到了，我說的詞匯，他們不興奮；臺灣朋友在一起說笑的時候，我也不興奮，因為我不知道有些詞是什么意思。
傳統社會的結構和精神世界的信仰，帶來的是非常有趣的事情。昨晚我找了一些80后90后，談得很好玩，也問他們一些問題。比如，大陸現在最主要的問題是收入差距、環保、以及民族沖突、腐敗問題等；臺灣也有類似問題，比如房價，但是表現的態度非常不同。這種態度不同的原因可能有兩個方面，一是臺灣媒體平時總在罵，已經宣泄掉了，他的義憤已經減少很多。而大陸很多東西是被和諧不讓講，所以私下講的時候就很激烈。另一方面，臺灣宗教信仰多，人就有敬畏，于是有內省、檢討自己。而大陸有十億人腦子里是空的。沒有宗教信仰的人，就無敬畏，總是在說別人不好。在大陸任何事情都可以怪別人，比如說沒有賺到錢，怪官倒，怪開發商，怪老板為富不仁，總是在說別人，這個差距，我覺得非常之大。
再舉一個例子，我和王石去爬臺灣玉山，有個大姐帶路。兩三天時間里我們一路走，也談房子的事情。她說沒有買房，帶著三個小孩現在租房住了十幾年，問以后買不買呢？她說沒有能力的話，目前這樣就好了。從來沒有聽到她說第一開發商如何，第二政府如何，第三媒體，第四父母等等。
所以，我覺得所謂價值觀這件事情，大陸差二十年，現在需要一個整體上的價值重建過程。臺灣在威權時代，也是泛意識形態的，當年連月餅上面都寫著意識形態的口號。后來經濟發展之后，逐步地由泛意識形態變成意識形態的世俗化，世俗的經濟欲望發展之后，就開始消解這些嚴肅的東西。
價值重建有三個渠道，一是從民間的廟里，通過宗教去慢慢重建，大陸現在越來越多的人信教，在自己心里修個廟。第二種是通過國家主導的教科書來進行，做公民教育，這種價值重建要一代人時間才能完成。第三種重建就是今天這樣，各種各樣的人吵架，吵架沒有結論，但這也是個重建的過程。經過這樣的重建，我個人認為會回歸到類似今天臺灣這樣一個狀況。
最后我講一個小故事。我有一個干兒子，初中沒考上，人生無追求，他父母很著急，我就把他送到臺灣人在大陸辦的一個讀經學校。這個讀經學校很艱苦，睡硬板床，不許用手機，每天早上起來跑步，然后開始背經，背到嘴麻木，成為下意識為止。現在他已經把四書五經全都背下來了。現在，這個孩子兩眼放光，上了國際學校，他的目標是牛津大學。
這種差別究竟在哪里？就是傳統價值觀會讓人去思考人生方向，讓人生有一個GPS，有方向感。從傳統生發出來的價值觀，吸收現代文明的基本價值理念，這就是未來社會主流的價值重建。
周俊吉
從仁義禮智信到企業管理中的傳統智慧
三四年前阿拉善在香港開年會的時候，題目也是叫做企業家的社會責任，我當時講的第一句話，有必要重復一下：企業家不應該捐款給環保團體，包括阿拉善在內，不應該幫助弱勢組織——除非在運營過程中已經善盡了自己的社會責任。要不然，一方面制造污染，排放廢水廢氣，一方面捐款給阿拉善。這是在做什么？買贖罪券？一方面虐待自己的勞工、童工，一方面又說幫助了很多的弱勢團體，這樣做是欺世盜名。
所以，企業家善盡社會責任其實是有兩個圈的：一個是內圈，它對企業的顧客、就業者和股東能夠善盡責任；第二個圈是對外部的社區、大眾以及自然環境善盡責任。如果我們在這上面沒有想清楚的話，覺得企業就是創造利潤，就是賺錢，那很可能就是一個奸商；但如果照顧到顧客與消費者，沒有同時照顧到企業的員工，很可能就是血汗工廠。
如果這三點都做到了，是不是就夠了？還是不夠。比如說，電動游戲商店開在小學旁邊，它的顧客和員工都很開心，股東也很賺錢，可是我相信這是對社會有不良影響的。必須把這兩個圈都要考慮到，這才是企業家的社會責任。
儒家思想博大精深，我個人才學有限，我只敢講儒家傳統和企業社會責任。儒家思想的源頭當然是孔子，可是孔子盡管學問很大、弟子眾多，但他當時沒有在哪一個國家有影響力。真正的影響力，是到了董仲舒游說漢武帝“獨尊儒術、罷黜百家”之后。董仲舒其實就是把儒家的東西簡化了，談三綱五常，談天人感應。天人感應我們今天存而不論。而至于“三綱”——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談論的是種從屬的關系。這個部分現在已經有很大的改變。但是“五常”其實現在還是非常好用，我們企業現在就是用這個來經營。
所謂五常，就是五個被認為永恒不變的人倫——仁、義、禮、智、信。首先，仁者愛人。仁指的是兩個人，不可能只看到你自己。另外一個人可能是客人、同仁或者真正的愛人。你要關心你的客人、同仁和社會大眾，了解他們的需求。“義”者，宜也，從《論語》上講，“義以為質……信以成之”，“義”是本質，“信”是來完成“義”的。“義”的本質，就是該做的事情，正當的事情。而“禮”是什么？就是禮儀、禮貌、禮節。我們知道這個人挨餓，也想給他飯吃，但不能說“嗟！來食！”給他，而要恭敬地、有禮貌地給他。在企業經營上，禮就是程序，就是規則。你要把程序規則訂立好，內外有節，事情就容易去完成。“智”就是明辨是非，我們了解了前面三條，還是要在不同的情境下去辨明是非。最后，“信”就是說到做到，人言為信。
“仁義禮智信”造就了中國社會幾千年來的穩定，人與人之間不會那樣敵視。用這樣的道理來經營企業，不管是哪個行業，都應當去關心我們的同事、客人和股東。用“仁”來開頭，找對了一些該做的事情，用合乎程序、合乎禮節的方式來做，在不同的情境當中去明辨是非，把這樣的事情能夠說到做到，這就是“五常”。把這樣的五常應用到現代社會，這就是我對今天這題目想要說明的。
陳東升
紅色文化孕育了我們的集體主義與英雄主義
現在是一個多元時代，每個人的出身、背景不一樣，他的觀點就不一樣，這是社會最大的進步。我和王維嘉不同，如果用三句話概括我，就是“毛主席的好孩子”、“鄧小平的好學生”、“江澤民的好戰士”，可能維嘉不太喜歡這樣的語言，但我們的確是這樣走過來的。
我們小時候受的教育是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其實是集體主義的極致。我們太缺乏個人主義，所以，改革開放后個人主義興起，而個人主義的極致也是不對的，就是罪惡的資本主義。所謂一個好的融合文化，就是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相結合。但我們這些大陸企業家受的教育，就是國家主義、民族主義、集體主義、社會主義。
我做企業時，嘉德掃地的老太太，我都送她股份；泰康大概一千人都有股份；我的家族企業宅急送里，也有兩百個高管給了股份。這三個企業上市，也可以給社會造就幾百個幾千個千萬富翁億萬富翁。為什么會有這種想法？因為我從來沒認為我是一個資本家。我做這三個企業，也是要做個試驗。我下海的機會成本是部長，因為我那些哥們兒今天都當了部長，但我并不想當部長。我會賺點小錢，比如十個億放在腰包里。現在大陸也有很多富豪，買私人飛機、買游艇。而我的骨子里像巴菲特，汽車從來不貼膜，手機號碼20年不變。
我們其實挺質樸、挺關注社會公益的。維嘉可能覺得不好，但我是受毛時代教育長大的。那時我們年紀小，文革的沖突我們沒有遭受，只看到哥哥姐姐當紅衛兵，很羨慕。紅色文化在我們骨子里，是很有浪漫精神、英雄主義精神的。我為什么要把陳逸飛的《黃河頌》買下來，因為覺得就是我的寫照——集體主義、浪漫主義、英雄主義。我今天就在實踐這樣一個理想。
剛才維嘉批判五四運動和中國革命，但這是個歷史進程，沒有那些，就沒有今天。所以，我從來不去批判所謂的歷史。歷史是沒有假設的，走過來也就走過來了，但我們在前人的基礎上可以把未來做得更好。我們為什么選擇了市場經濟的道路？就是因為計劃經濟走不過去。我們選擇了今天，就是因為過去不好，但過去不好，不等于完全黑暗，全盤否定過去是我所不贊成的。
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我們都在探索，此后就是全盤西化。而全盤西化又有兩條路：一條是胡適的路，一條是陳獨秀、李大釗的路，中國最后走的是后者。所以，共產黨和國民黨其實是兄弟黨，都是列寧黨。蔣介石實際上是建立了一個以私權為基礎的黨國，而毛澤東推翻了它，建立了一個公權的黨國，鄧小平又不完全地反過來，建立了混合制的黨國。
現在中國思想界的一個熱門命題，是有沒有“中國模式”。我認為如果說有中國模式，那就是國家市場主義的勝利。但國家市場主義的勝利是不是終極模式？我認為不是。今天我們要把國家市場主義，變為社會市場主義。我這里說的“社會”，也不是“社會主義”，而是人民，是所謂的“公民社會”，是憲政。
林蒼生
資本主義解放人欲，中國文化管制人欲
臺灣是整個中國國際化的一個代表地，好比去意大利的時候，我們會去看西西里島，所有的文化都集中在那里。臺灣也同樣匯聚了中華文化、歐洲文化和美國文化。最大的區別是西西里有一大堆黑手黨，而我們都是白手起家。所以，臺灣這個地方有它得天獨厚的條件。
我個人對“華人企業”有很深的感覺，也一直在想，我們中華民族的傳統跟西方傳統有什么區別？資本主義不過是幾百年歷史，而中華文化則有幾千年歷史。資本主義之所以能夠獨步天下，能被所有人迅速吸收，是因為他們利用了一只“看不見的手”，這只手就是人的欲望。但是中國人更厲害，我們在這只“看不見的手”產生之前，就已經產生了許多約束欲望的東西，這就是所謂“修身養性”。
日本從“大化革新”到“明治維新”期間，它的文化受到中國的深刻影響。“大化革新”把中國唐朝前的心性文化帶到了日本，而“明治維新”則把最新的科技帶到了日本。所以，日本事實上先有中國的文化，后有新興科技，這個次序非常的重要。
我們從歐美引進的東西，都是資本主義的方法，其中是否有崇洋的心理，或者其他利害關系的因素，我們可以去思考，整個社會和經濟環境面臨這么巨大污染的時候，我們不得不重新反思。
中國的理學到了宋朝變成“誠意正心”，后來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樣一套理論到了日本，但日本人不知道“格物致知”。“格物致知”是人最重要的事情，因為我們一定要配合大自然的作息來改變我們心性的運作。如果心性的運作不順隨大自然，一定會出問題，所以理學就有一點僵硬，沒有活潑的生命力量。所以，日本文化也有一點僵硬，缺乏“格物”，去配合自然的生命力量。
我們可以從中華文化的源流里面，從“格物致知”到今天的“平天下”，把自己的使命做一個很好的定位。這才是華人企業家與非華人企業的區別，因為這是我們歷史的遺產。
我們地球可以分為看得見物質的能量和看不見物質的能量，以及一個更看不見物質的能量。第二個看不見物質的能量，是愛因斯坦的光線能量，第三個能量，則是比光線更小的重力波的世界。歷史上很多人把后者當成靈魂、心靈等概念。每一個企業都有自己的身心靈，就好像每一個人有他自己的身心靈一樣，國家也有它的身心靈。
人的大腦分為左腦和右腦，左腦比右腦大的人，占88%，右腦比左腦大的，占9%，只有3%的人生下來左右腦是平衡的。88%左腦占優的人，他們在事業上的邏輯觀念很清楚。考試第一名的人，絕對都是邏輯觀念非常好的人。所以，教育本身也都是針對邏輯好的人，而藝術家這樣非邏輯性強的人，往往就被邊緣化。而非邏輯包含了情感、藝術、音樂等等。這個社會為什么越來越畸形發展？因為邏輯是可以累積的，所以社會文明越來越復雜，越來越進步，但就像吳敬璉先生說的，文明越進步，人性就越退步，就是這個原因。
大陸因為它的社會背景，讓所有群眾在大家要生存下去的一個環境里面去競爭，它的邏輯性就越來越強。邏輯越來越強的時候，競爭就會越來越激烈，激烈到變成斗爭的時候，就已經沒有人性了。我們怎樣在經濟富足之后，轉成為精神的富足，轉成為文化的富足？因為，如果沒有轉成為文化的富足，就一定會變成暴發戶的心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