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加拿大人貝淡寧一樣，美國人白魯恂早已看出：中國不僅是世界民族大家庭的又一成員，它也是一個偽裝成民族國家的文明國家。中國遠非一個空洞的概念。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建立至今不到四百年時間，民族主義遠遠無法涵蓋人類政制文明建構的歷史實際。儒家傳統賡續歷三千年之久，它所掀起的人類歷史上的波瀾壯闊，絲毫并不遜色于民族主義這一后起之秀。
但和白魯恂堅定的右翼冷戰思維迥異，貝淡寧則是一個真誠的儒家主義者。他試圖挑戰一個極具風險的理論工作：調和儒家與民族主義。這種努力的難度，與調和伊斯蘭文明與歐洲文明的矛盾沒有多大差別。但推動這一努力的，既與19世紀后半葉中華文明中綴，康梁等思想家嘗試以民族主義重新建國，以國民意識再造中國新民的努力不同；也與1980年代冷戰結束后歷史終結論在全球蔓延，各種傳統思想連同馬克思主義全面處于守勢的思想氛圍相背。如果說，在上述歷史時期，儒家充其量只能處于消極抵抗的局面，時刻面臨淪為歷史博物館的陳列品的命運，那么，貝淡寧于本刊6月號的文章《儒家與民族主義能否相容？》的刊發，包括本期筆談都在昭示，事情似乎正在發生微妙的變化。貝淡寧似乎想對西方人說，只要儒家傳統和（自由）民族主義能夠相容，那么中國人就不是危險的，相反，它還可能提供比西方人照料這個世界更好的辦法。
正如唐文明所概括的，問題的根本不再是民族主義拯救儒家，而在于儒家拯救民族主義。放眼歷史，一切純粹物質主義形式的民族主義都難堪整頓人心的重任。需要再次追問：作為當代與未來的“中國人”，我們到底是誰？我們的文化認同是什么？我們的價值世界應當如何構成？儒家民族主義能否成為一種可能的選擇？時代的叩問正在步步緊逼。
馬丁·雅克在其《當中國統治世界》中略顯輕佻地宣布，當中國在世界經濟版圖日益崛起的同時，假如配合以一種同樣宣稱自己具有普世價值的文明傳統，西方人的挑戰就真正到了。這種憂慮在西方輿論界并不鮮見：當中國的民族主義與儒家復興混合在一起，就將構成一個對中國未來的“可怕”想象。這與對伊斯蘭民族主義的恐懼相似，但中國的體量顯然更非伊斯蘭世界所能比擬。針對這種充滿怨恨的、極具進攻性的中國形象，貝淡寧提供了一個完全不同的溫情而克制的儒家民族主義版本。正如周濂所指出的，這種儒家民族主義既能治療過度的個人主義疾病，避免民主政治可能的民粹后果，確保豐厚的傳統價值和民族認同，同時又不會墮落成極端排外的民族主義以及極端保守的原教旨主義。沒有人不會喜歡這種兩頭討好的儒家文明，特別是，貝淡寧還盡可能將它與自由民族主義相靠攏。但問題是，這種調和能否真正實現？
有意思的是，兩位美國學者既對儒家作為一個“活著的傳統”充滿期望，又不無懇切地告誡儒家“以一種更多而不是更少限制性的方式發展也許更好”。眾所周知，雜交既可能培育出一個更具競爭力的新物種，也可能使其后代變得脆弱乃至喪失繁殖力。一切文明傳統在現代都面臨其深刻的悖論：在傳承和變通之間的持久張力。儒家也根本無法擺脫這個命中注定的考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