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記者 周安安
立人鄉村圖書館（China Rural Library）是一個民間教育公益組織，旨在為鄉村地區的青少年提供人文教育。其工作方式是：在中國選擇一些縣級地區，在當地各界朋友的主動努力和配合下，逐步建立覆蓋全縣的公益圖書館網絡，并以此為基礎開展系列教育、文化活動，從而實現拓寬本地文化視野，更新本地精神生活的長期追求。
從2007年9月起，立人圖書館已在湖北省黃岡市蘄春縣青石鎮、河南省信陽市淮濱縣固城鄉、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區石城鄉、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區茶壩鎮、云南省昭通市巧家縣、河北省承德市圍場縣、江西省九江市、山西省晉城市澤州縣李寨鄉、重慶市忠縣、陜西省漢中市寧強縣十地開設分館。在各界熱心人士和公益組織的大力支持下，每個分館已經實現平均館藏書6000冊（含雜志）。
2007年夏末，29歲的李英強與他的妻子新月告別北京，回到自己的家鄉湖北黃岡市青石鎮。他們與當地青石中學的校長商議，借用學校的圖書室，為家鄉的青少年做一個小型圖書館。
所幸他與校長在教育理念上有諸多投契之處，從這一方小小的圖書室開始，四年后，這個名為“立人”的鄉村圖書館已經在全國十個縣域設立起12個分館，擁有專職義工38人。這個執著于“人的教育”的公益創業者的故事開始頻頻見諸報端，人們關注他的北大經濟學碩士身份和他所放棄的大城市的生活，并把他描繪成一個富有犧牲精神的理想主義者。
而李英強自己說，他是一個叛逆而倔強的農家子弟。高中時的他，在一篇作文中將自己描繪成一個不斷陷入自我困惑的“矛盾體”；直到他開始在閱讀中感受到一種與鄉村生活的茍且平庸不同的生活世界，他才能夠說服自己——與周圍的格格不入，也許并不是自己的錯。
四年前，李英強在飯局上與人聊起，也許可以回到各自的家鄉做一個圖書館。他寫了一份計劃書，到處問他在知識分子圈里的朋友兩個問題：你覺得這個事靠譜嗎？你愿意支持嗎？大部分人覺得這不過是無數終將胎死腹中的“飯局創業計劃”中的一個，但出于情誼，總表示愿意支持。
李英強說，立人鄉村圖書館所服務的對象就是當年的自己，“如果我中學時代有立人這樣一個圖書館，我肯定會少走許多彎路，與今天的我不同。”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在漂泊數年之后，他熱愛城鎮生活的妻子堅持要過一種更為穩定和真實的生活，“她批評我，你們北京讀書人之間互相啟蒙、互相吹捧，有什么意思？”
一個從鄉村走出來的讀書人，最終實現了對自我和對鄉村生活的雙重回歸，這或許是李英強的鄉村圖書館計劃最終堅持下來的內在原因。而從更廣泛的外在原因上講，他的鄉村圖書館切中了這個時代的兩大痛處：作為我們文明生長的根基的鄉村社會，所陷入的徹底的衰敗，這種衰敗最終體現為鄉村精神的徹底失落，以及本應完成對人的培養的教育系統的失敗，“讀書”，已經不再是一個意味著人的自我完善的閃閃發光的詞語，甚至它作為一種相對公平的晉升渠道的吸引力也已日益喪失。
李英強總在強調，他所做的事業，不是書本扶貧，而是更為根本的教育立人。在他的藍圖中，立人鄉村圖書館的事業不是三五年的事情，而是要做三五十年，讓圖書館融入當地生活，并以此為基礎開展系列教育、文化活動。立人鄉村圖書館將通過為出生在信息閉塞、經濟落后的鄉村的青少年打開一扇思想和知識的窗戶，讓他們成長為具有現代理念和世界眼光的新一代公民，通過一代又一代新人的樹立，最終改良鄉村地區的文化土壤。
立人于鄉村
李英強對鄉村社會的理解，其實并沒有那么多被掠奪的悲情感。他說，從外表上看，整個鄉村的社會生活在一天天的豐富起來。房子蓋得很大，道路從土路換成柏油路，再換成水泥路。如果今年北京的女孩子流行穿雪地靴，鄉村的女孩子也同樣流行。
他回老家時，不識字的老父親與他感慨，現在的政府多好，不僅不收稅，還發各種補貼。“父親甚至會說，其實莊稼人不需要那么多補貼，只要不收我們的稅，已經很好了。”
“李昌平曾對農村做出的判斷已過時。”如今的鄉村，早已不是中國矛盾沖突最尖銳的地區。那些因為征地的巨額利潤產生激烈沖突的城市邊緣地區是當前的矛盾焦點，而在真正偏遠的鄉村，已看不到農民和政府之間有什么尖銳的矛盾了。
然而他更為反對的是，那種將鄉村田園牧歌化的情調。“今天鄉村日常所呈現出來的景象，絕不像某些城市的一些好心人士，或者一些對鄉村不太關心的人士所理解的那樣，是自然的、美好的、健康的。”在李英強看來，中國各地的鄉村最大的共同點是，即使你生活在其中，也不會感覺到任何鄉土鄉風。農村不過是城市的一個投影，或是城市的一個附庸，或者一個半殖民地，已經失去了任何文化創造的活力。基層鄉鎮政府沒有提供公共服務的能力和意愿，村民們一盤散沙，終日不過沉迷于麻將和六合彩。“一言以蔽之，鄉村的日常形象，是軀體在膨脹，卻沒有頭腦；野草在勃生，卻沒有喬木。”
鄉村的衰敗自百年前已開始，在救亡圖存的年代里，晏陽初、梁漱溟這些鄉村運動的先行者，曾試圖通過改造鄉村精神以再造新的鄉村文化。而他們的失敗在很長時間里，被看作是知識分子式的“空而無用”。如今，從鄉村出來的李英強卻在重提對人的精神的改造。與他的前輩們比，他的立意要簡單易行得多——不過是從讓那些受厄于應試教育的農村學生多讀幾本書開始。
李英強的判斷是，“教育不更新鄉村沒有出路”。在他看來，人的愚昧和自私最根本在于我們教育機制的問題。“在鄉村各種危機當中表現最為深重的是教育危機，鄉村的教育機構已經淪為效率低下的掃盲機器，甚至只是知識意義上的掃盲，而不是思想上的掃盲。”
回鄉做圖書館期間，他去看望以前的老師。老師告訴他，如今不少學生，初中畢業以后連基本的寫和算的能力都不具備，有的連加減乘除都成問題。
鄉鎮學校教育能力的下降，背后是一套新的讀書無用論。對如今的鄉村子弟們來說，考上大學未必能找到足以糊口的工作。這意味著應試教育作為社會流動機制的功能現在已開始喪失，鄉村的人們開始認為教育是多余的。
而更令人擔憂的是所謂留守兒童。鄉村原有的結構已經解體，孝敬父母、和鄰居相處以及如何和陌生人打交道這些最基本的東西，孩子們不知道該向誰學習。立人圖書館所在的很多鄉鎮學校中，有70%以上的孩子的父母在外地打工，甚至有些孩子連續幾年都見不著自己的父母。不喜歡上課的孩子就跑去外面玩，無所事事地在網絡上游蕩。
外面的世界給了孩子們毫無遮蔽的現實觀念。李英強說，現在的孩子從小就知道何為利益交換。他們總說某某人之所以坐到前面教室第一排的好位置，因為他爸爸給老師送了200塊錢。“這個絕不是商品經濟，這是把一切東西當成商品，一切信譽、友誼、名聲都是商品，可以花錢買。什么東西不可以買？流傳在孩子中間的，是某某人他將來不用擔心，因為他爸爸是我們鄉鎮上的一個什么人，他將來肯定上大學，而我們就要努力學習等等。”
在李英強看來，那些寄望于鄉紳復歸的期望看來虛無縹緲。既然中國的都市化是個不可倒退的趨勢，如今的鄉村最根本的問題是如何面對新的狀況，在精神上“立人”。李英強自稱曾是一個 “天然放養的個人主義者”，那時候他即孜孜于人的精神層面的樹立。當人的原子化已經不可避免的時候，要如何樹立起人的獨立人格，使其不至于陷入無聊和墮落？新的思想生活如何可能？人又該如何自我發展？
面對這些問題，李英強將自己定位為一個應試教育的既得利益者和犧牲者，他靠著考試走出鄉村，得以繼續通過自由思索拓展自己，但卻同時在人生最美好的歲月里失去了感受有意義生活的想象力。在他看來，現有教育制度的改變，只能從公益角度先入手。“在大的應試教育制度不改變的情況下，市場只能利用其縫隙，創立各種補習班賺錢，這將進一步強化應試教育制度。”他試圖重新證明，教育不僅不是無用的，而且從根本上決定了一個人的發展。
立人圖書館的日常工作，看起來瑣碎、微不足道，甚至在取向上還有些文藝腔的“小清新”。每一個圖書館專職義工的大部分時間，不過是在將來自全國各地的捐贈書籍上架。此外，他們要做的是帶著孩子們開讀書會、給他們放電影 、邀請大城市的學者來和學生交流、跨校組織作文比賽、在寒暑假組織冬令營和夏令營等。然而你若細細觀察，便會發現，立人鄉村圖書館與其他送書下鄉的活動相比，最不同之處便是在每個環節都有“人”的存在。
李英強與他熱心于教育的同道們一起，建立了一份“立人基礎書目”。給小學生閱讀的多是童話與科普，給中學生閱讀的則包羅萬象，既有《萬物簡史》，也有《社會契約論》，經典文學作品更是譜系完整。最初立人的工作對象僅限于中學生，隨著這一兩年工作的展開，他們感覺人的閱讀習慣應該從小學時培養：“人在小的時候應該有想象力，應該認為世界是天真而善良的。到了初中，人開始和現實碰撞，這個時候他需要開始通過讀書來緩解現實與個人生命的疏離感。但在此前，他的思想世界不能是一片荒蕪和貧瘠。”
在圖書館的捐書須知里，立人即囑咐：你所貢獻的，應是鄉村青少年真正需要的。“沒有太大閱讀價值的（尤其是舊的教材和教輔之類），或者僅僅適合成人看，而對青少年可能產生誤導的圖書或雜志過刊我們不需要，您捐來了我們也只能當作廢紙處理，敬請諒解。一般情況下，本館只接受大陸公開出版物，自印/內部交流讀物等欲捐贈請事先聯系，以免浪費您的勞動。”
李英強和他的同道們都清晰地明白，立人圖書館要做的，是建立一套與鄉村朽壞的公共生活和應試教育貧瘠的灌輸相區別的精神生活體系。其中最重要的是團隊中的“人”——專職義工。他們要引導孩子們讀書觀影，組織他們進行豐富的課余活動。一個地方僅僅有書是不夠的，若要讓它成為一個公共空間、學習空間和精神家園，其中必是發生了精神和精神的碰撞。“史鐵生為什么懷念地壇？因為他曾在這里與他人、與自我，甚至與已逝的人對話。人真正生活過的地方，會讓他日后去了其他地方，依然覺得這是一個精神家園。”
正是在這樣的理念下，立人將自身定位為一個開放的本地化平臺。立人鄉村圖書館的常設活動之一，即是邀請知名學者，前往圖書館與孩子們交流。北京大學的張健教授感慨，鄉村的孩子們對時政、對制度的關注超出他的想象，因為這些問題與他們的真實生活切實相關。立人圖書館給了他們一個討論這些問題的空間，也許這種討論是粗淺的和抒發性的，但卻是培養獨立思考的一個重要途徑。
我們時代的理想主義者
2005年，一部名為《高三》的紀錄片引起了廣泛的討論。這部紀錄片描繪了一個典型的縣城中學：有望越過龍門的學生們終日苦讀。善良而嚴厲的班主任對他們說，你們一定要離開這個地方，我們這里沒有資源，鐵路也不通，你們要通過讀書遠遠地走出去，再也不要回來。
以空泛的勵志作為動力，拋棄自己生長過的土地，追逐更好的生活。這是過去數十年間，鄉村青少年生活的一種常態。上海外國語大學的陳丹就是如此。來自湖北縣城的她曾經偷偷地在高中的課堂上閱讀哲學入門讀物，在課業的間隙滿足自己思索人性的小癖好。但最終不斷鞭策她的，不是對知識的興趣，而是她的班主任對她說的一句話：“如果你不能在大城市找到工作，那么你要回到這個小地方來，像是進政府或是進重點中學這種相對來說好一些的工作，對毫無背景的你來說都無可能。”
如今她決意拿到高級翻譯的專業證書，這能夠讓她在上海也過上體面的生活。但在課余時間，她數次到鄉村支教，甚至在聽說立人鄉村圖書館后，愿意自費前往。動力來自于她高中時課外閱讀的好時光，她試圖證明，閱讀能夠使自己的生活變得更值得過。“一方面我肯定會永遠的離開那個鎮，但另一方面我卻總在想，當年的我是否有可能過得不那么辛苦。”
少年丁書奇則灑脫得多。他生活在陳忠實寫作《白鹿原》的鄉村，父母都是農民。他的中學時代，就是在不斷閱讀文學作品中度過的。與同齡人相比，他顯得世故又敏感。他參加高考，只是因為“在村里成績一向不錯，總得考上一個大學，讓父母對鄰里有個交代。”大學二年級時他便從西北工業大學退學了。他對父母說，自己會做一些生意來養活自己，不需要那一紙大學文憑。然后他便開始打些零工，四處流浪，想要趁著年輕游歷整個中國。
他在游歷中思索那些困擾他的問題。文學青年出身的他說，他一路閱讀那些哲學大師的著作，并未覺得敬仰，常常只是覺得找到了思索相似問題的知己。一次他在火車上，與鄰座聊起應該怎樣做一個公民的話題，對方告訴他，有一個叫做立人圖書館的地方，似乎在做相關的工作。他當即改變行程，前往離他最近的立人圖書館。后來他發現，這是一個教育機構，而非他想象中的、有明確政治訴求的團體。他留了下來，成為一名專職義工。他在旅途中鍛煉出的靈活有益于圖書館的日常工作，比如他非常懂得如何與學校領導溝通。他曾聯絡本地媒體對圖書館所在學校的校長進行專訪，借校長之口，宣傳圖書館的教育理念。而在與學校老師的聊天中，他感覺到這些教師也已經對應試教育極端無奈，只是沒有能力做出改變。因此他說服文科教師們與圖書館合作，為學生們爭取到更多進行自由閱讀的時間。
立人團隊中的另外一位傳奇人物阿飛，也是高等教育的叛逃者。他看起來溫和、踏實、平易近人，完全沒有任何叛逆者的影子。來自福建農村的他，自小在讀書上一路綠燈，是家里人最期待的孩子。自廈門大學數學系以優秀畢業生身份畢業后，他被保送到了清華大學數學系繼續深造。但他很快離開了，因為他不能在數學研究中發現自己的人生價值。他想做的事情是成為一個教育者，完成大學學業后，他覺得已經可以開始著手實踐了。
立人同事評價阿飛說：“他的觀察里是有‘人’在的。”能夠細致地體會到學生在學習和情感上的所需，并試圖以理解的態度將這些因素融入到自己的工作中。阿飛身上具有的這種教育者的天賦，正與“立人”的氣質相合。這個熟讀《平凡的世界》的男生已經走出農村，但又夢想著以另外一種方式回去。他堅信那個田園牧歌的鄉村，終有一天會隨著人們不堪忍受大都市而重新作為一種健康、文明和更注重內在精神性的生活方式回歸。他要做一個重建鄉村生活方式的先行者，正因如此，他在大巴山逼仄的學生宿舍內，依然擁有一份精神上的自得。
城市孩子小樹，他原本像所有“政法系”的學生一樣，對現行法制系統憤怒過也無可奈何過。某天他看著來來往往的人群，突然覺得，如何可能靠一個完善的法律體系來實現一種正義的生活？若要改變現狀，其根基，還是在人的教育。其實就在從牛津拿到碩士學位歸國的前幾天，他還在做律師還是做教育間搖擺不定。最終促使他下決心的，是因為他曾經在立人度過的一年讓他覺得，這種讀書育人的生活似乎可以過一輩子。
立人的義工團隊非常年輕，平均年齡不超過25歲。他們長期住在鄉鎮中學，拿著千元左右的微薄薪水。在外人看來，這確實是一個頗具犧牲精神的工作選擇，尤其是其中不少人有著相當出色的工作能力和名牌大學的學歷。他們與鄉村的孩子們朝夕相處，當聚在一處討論工作時，往往集中在極具體的細節以及如何彰顯專業性等問題上。這甚至讓年長些的李英強覺得不太習慣，怎么這些孩子不把時間更多花在討論理念和愿景上？即使在私下的聚會上，也鮮少有立人義工將自己的選擇與“改造社會”這樣的大詞聯系起來，他們更多只是在一起談論書本和鄉村學生的生活。或許這正是這個時代的理想主義者的特征，在“非如此不可”的使命感之外，你感覺得到，他們對什么才是好的生活有自己的理解。
最近困擾義工們的是，作為一個教育者，你應該怎樣應對那些信任你的學生，在私人問題上對你的求助？比如最迫切的一個問題，繼續升學還是外出打工？他們的答案是，不要干涉他們的選擇，只消教會他們，作為一個獨立的個體，該如何為自己的選擇負責。
鄉村新人
立人鄉村圖書館正在進一步向專業教育機構的道路上轉型。他們常說的一句話是，我們要設計出符合客戶需求的產品。對于習慣了公益=幫扶的人來說，這樣的表述聽起來讓人不太習慣。立人鄉村圖書館設立了“立人獎學金”，其內涵不在給予而在支持。李英強解釋說，這有點像是公益創投，獎勵鄉村學生的自主調查項目，比如對鄉村飲水質量進行檢測。這是立人自主教育的一環，它希望提高學生發現問題和開放學習的能力。獎學金將告訴那些孩子，我們欣賞你的行動。立人鄉村圖書館會有一個廣泛的社會參與的前提，在環保、商業創新等領域，立人團隊可以透過微博召集一個評審小組，將自身打造成一個為鄉村鏈接各種社會資源的物理橋梁。
“晚上11點多還有一個學生在看書，我幾次抬頭看她，都能發現她嘴角的微笑，這應該是讀書的最高境界吧。她走后我去藏書室理了一會兒書，在書架間游走和擺放每一本書時，忽然有種老地主查看莊稼長勢的感覺……為什么我中學時沒有立人啊。”立人的一位專職義工在自己的博客上寫道。
那些熱愛閱讀并由此獲益的青年學生，或許是對立人事業的最大鼓勵。李英強常常提起一個叫小偉的高中生，評價他“通過經典的閱讀，已獲得了非常好的視野和一個基本的大格局。”這個孩子借過《古拉格群島》三冊，也看完了林達的近距離看美國系列。在一次冬令營的辯論賽上，立人準備了三個論題：一是政府是否應該控制房價；二是互聯網管制是否正當；三是國學復興是否應該倡導。在這三個論題下，小偉都談出了一些非常好的東西，比如自由、比如政府與公民的關系、比如經濟學的基本常識，令他的對手——北京某名牌大學的本科生相形見絀。
在一次聊天中，小偉對李英強說，其實你的教育方式有一點問題，你的感染力太強，常常直接把結論告訴我們，其實我們并不能完全理解。而這些結論又往往與我們的生活是相悖的，這會為很多學生帶來痛苦，這種痛苦反彈回去，學生們會有上當受騙的感覺。李英強為這種反思能力，頗受了一些震動。
另一位少年小海，曾在初三時上過李英強在周末時為初中生讀者開設的《中學經濟學》選修課。這門課程的計劃是一周一次，每次4個小時，每次講一個核心的經濟學概念，如選擇、交易、競爭、成本、價格……小海聽過課后，開始借圖書館的經濟學書籍去看，周其仁、茅于軾、薛兆豐等人的書，他都越讀越起勁。
在中考之前大約一個多月，小海突然托人帶來一封信，說他去了某座山上自學去了。據他后來說，那座山挺高，爬山得兩三個小時，他住在山頂的一座廟里，每天自己看書。在山上住了幾天之后，小海托他弟弟帶來許多蘭花，都是他在山上挖的。李英強說，那是他平生僅見的最好的野生蘭花。
李英強再見到小海，他已經是高二的學生了。他與幾位在立人鄉村圖書館冬令營上結識的同學，一同辦了一份報紙。為了排版，他自己花200元買了一臺很舊的二手筆記本電腦，又在網吧一點一點學會了Word。“這報紙每期印兩三百份，在五六所高中同時發行，每份1元。其內容的水準，超過了我見過的所有大學生校刊。”
“一個好的圖書館勝過一所大學”，對于在都市化進程中陷入弱勢的鄉村青少年來說，自我學習的途徑，是他們改變自身命運的可能途徑。然而故事的結局不一定都是美好的。有一位經常來圖書館讀書的中學生小北，因不喜歡學校的氛圍，高中沒有讀完，便外出打工了。他有時會給立人圖書館的專職義工寫郵件，郵件的內容一開始描述了自己初到城市的驚喜與抱負，一個充滿了娛樂刺激的環境，自然給他帶來了許多新鮮感。但很快，他發現自己很難和周圍的工友交流。如果下班后不看電視，不外出逛街，打工者的精神生活實在乏善可陳。他希望能夠像在圖書館一樣重新開始閱讀，但浮躁的環境又讓他難以靜下心來。他很快選擇了辭職，在給立人的信里，他表達了一種困窘的情緒。他試圖理解自己的處境，但又找不到兩全的出路。
結語
2011年夏天，立人在第一分館籌辦了名為“立人大學”的暑期學校。這是立人鄉村圖書館拓寬教育產品的新嘗試——將全國各地的高中生和大學低年級學生集中到鄉村來，他們在一起讀書學習、了解鄉村、自由結社，與國內著名學者討論公共問題。
對于年輕人來講，他們以求知的名義聚在一處，自然而然就能創造出一種浪漫主義的、充滿烏托邦氣息的生活。是否求得真知也許并不重要，但這種充滿希望的集體生活的記憶對一個年輕人來說，往往成為他們日后對抗市儈生活的精神力量。正是因此，立人大學的篝火晚會，已成為立人鄉村教育史上的華彩一筆。
實際上，立人圖書館始終與外界存在著某種緊張關系。對于學校來說，他們是一個與高強度的應試教育訓練爭奪時間的不務正業者；立人圖書館強調，他們與校方的關系是合作而開放的，立人并非依附于學校。這種并不牢固的關系，往往需要開明的校長和一個在地的熟人網絡方能維持。
立人更要面對來自外界不同聲音的質疑。如果在十年前，也許立人還能在各種話語的縫隙中獲得生存機會。但隨著沖突時代的到來，已經沒有任何力量可以幸免于被詰難，獨立的公益人也是一樣。任何一種與眾不同的存在都需要接受考驗。立人鄉村圖書館一直在盡可能地將財務和對外活動都保持完全的透明，但依然有人會問——你們為什么不把錢分給兒童，而要自己拿工資？抑或在立人團隊的內部，隨著事業的擴大，原本以理想主義共識聚集在一起的早期團隊，也因具體的理念分歧出現分化、爭執乃至于決裂。
李英強說，立人將會比這些質疑活得久。“立人”所代表的對精神生活和自我成長的追求，是與人的本質意義直接相關的永恒命題。當下社會的自我重建，不是運動式的、疾風驟雨式的，而是在與現實的砥礪中緩慢生發的。“去你的家鄉建一所圖書館”，許多捐贈者其實是被立人的這句口號打動的。故鄉與書籍，這兩個詞帶來的意象，是每一個人的精神開始生長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