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辛亥百年之際，回顧那場源于武昌、席卷全國的風暴，不僅是歷史學家的志業，甚至成了整個知識界一項無法回避的任務?，F代中國的某些基本特征，蓋源于這場革命，對辛亥的解讀，也因此在某種程度上成為一項解碼工作。這種事功可能導致兩種趨向，一方面可能埋首于故紙堆，沉溺于歷史的細枝末節，另一方面又和百年后的現實強作比附。本期筆談文章，力圖發持平之論，期待在歷史與現實之間，能夠梳理出某種隱晦卻真實的聯系。
辛亥如同一幕規模宏大的劇作，出場人物眾多，各領一時風騷。每況愈下的清廷最終淪為二流角色，不禁讓人發出“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的感慨。而本期筆談恰好選擇了清廷頒布的《退位詔書》作為切入點，從這篇短短數百字的告別宣言開始，將目光引向更加深邃的歷史維度，通過重新審視現代中國體制的源頭及其合法性證成，來重新理解百年歷史。
如果給這場歷史探幽提供一條旅行路線，我們建議不妨從郭紹敏《帝制、共和與中國國家建設》開始，郭文條分縷析，重在事實之梳理，并以精要評論點出歷史關頭癥結之所在。他揭示出，在這場歷史變局中，新舊人物在清室地位問題上簡單甚至粗暴的態度皆由來有自，并成為下一環節的動因，導致雙方漸行漸遠并最終分道揚鑣。而高全喜教授從同一命題入手，《作為“光榮革命”的辛亥革命》與郭文相互砥礪，重在論述清廷“光榮而勇毅”的道義抉擇與擔當，力圖揭示退位詔書中的微言大義，并在“民族”與“人民”的基礎上重塑現代政體的合法性，最終升華為“天命”概念。
毫無疑問，西方的歷史傳統與知識背景已經成為解讀近現代中國的一個無可回避的參照系，郭、高二人將清帝退位與英國“光榮革命”相提并論，力圖提煉保守主義的真精神，而海裔則分析了“揖美追歐舊邦新造”的歷史困境。在他看來，缺乏民族認同、中央權威衰敗、國際環境惡劣、政治精英分化等種種不利因素，制約了民國憲制的健全發展，共和政治追求“共同善”的目的也就成了無源之水。
在民初憲制徒勞無功的局面下，開始出現從國民革命向共產革命逐層遞進的激進化趨勢，高全喜視“國民革命”這一中間環節為“民國憲制失敗微妙而丑陋的寫照”，張健則為之辯護，認為它并未背叛辛亥的傳統，而是辛亥的延伸或回歸。他同時提醒我們，“告別革命”口號一旦矯枉過正，可能導致視野與手段的錯位，針對社會革命的批判，卻由辛亥來做了替罪羊。
同樣面對西方背景，同樣立足于保守主義，秋風則把思路引向了歷史縱深，梳理儒家“共治”體制的歷史合理性，試圖打通從董仲舒到曾國藩之間的歷史關聯，從更加廣泛的意義上去理解憲政主義，為構建現代民族國家尋找新的本土資源。然而，他與張健都意識到，晚清儒者理想與事功之間分離的內在缺陷，導致后來的制度建設舉步維艱、行而不遠，各種邊緣性力量趁機興起，摧毀了紳士憲政模式的可能性。第一共和其興也勃，其亡也忽。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