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崛起是當代地緣政治最為重大的事件之一，對周邊國家而言，它既造成安全方面的挑戰，又帶來經濟發展的紅利。面對這種局勢，兩種不同的理論針鋒相對：廣為接受的“結構現實主義”認為，國家行為總是出于對軍事威脅的感知而驅動的，而“國內大戰略假設”（Domestic Grand Strategy Hypothesis）則認為，國家同時需要經濟增長與軍事安全，在特定時間有不同的戰略偏好。
蘭德公司的報告《超越敵友：亞洲對中國的態度變遷》選取了日本、韓國和泰國作為樣本來分析其行為特征，結論否定了結構現實主義的假設，認為亞洲國家面對中國時經常在經濟與軍事安全目標之間權衡，并沒有統一的反應模式。
在日本，以小泉純一郎內閣為分水嶺，日本對華趨向強硬，安倍晉三內閣延續了這一政策。相比較而言，韓國的政策變化沒有日本那樣劇烈，盡管金大中看到美日聯盟使韓國受益，但韓國傾向于保持更高的獨立性，因此不愿在參與軍事同盟上過度冒犯中國。盧武鉉政府對日本的經濟競爭和領土爭端更加介意。泰國則將注意力更加轉移到經濟發展之上，在他信政府時期，中泰關系具有明顯的經濟優先性，泰國不愿讓外交爭端影響到雙邊關系。
亞洲國家在經濟利益和軍事力量之間的傾向變遷，可以解釋它們對中國反應的變化。日、韓、泰三國的區別，不能僅僅解釋為對中國軍事威脅的反應，而是這種威脅同經濟優先性的權重。國內戰略理論在這一方面具有更好的解釋力。
該報告提出，亞洲國家并不只是根據中國的行為來選擇應對，它們同時也在觀察和評估美國的行為。盡管那種認為中國崛起會導致類似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歐洲敵對局勢的預言還遠遠沒有成為現實，因為許多亞洲國家仍然將經濟力量放在優先位置，但是對于外部軍事威脅日益增長的感知，可能會催化亞洲的緊張局勢。由于中國的進攻性軍事能力迅速增強，以及由此采取的攻擊性態度，亞洲內部的敵對風險可能升高，但中國和美國仍然有能力抑制亞洲各國將軍事力量置于優先地位的趨勢。
報告最終得出的結論是：中國的經濟崛起的確造福于地區穩定，但是造就友好關系的因素同樣可能導致經濟上的敵對；面對中國的軍事崛起，亞洲國家在安全方面的回應可能導致競爭性的敵對關系和地區性的軍備競賽；日益增長的追求經濟力量與軍事力量對應關系的傾向，將會對亞洲地區的活力產生影響；盡管外部變量會改變國家政策傾向，但內部因素仍然會發揮更大作用；通過“軍事安全”與“發展”的雙重視角來看待外部威脅的趨勢，預示著一個更加復雜和詭譎的亞洲戰略圖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