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有一位參與NBC脫口秀節目的嘉賓對金融危機直言不諱地表達了如下看法：大型銀行和公司已經迎來了“顯著的恢復”；相反，美國經濟體的其他部分，如小企業和廣大的勞動力卻遭受重創，并仍將苦苦掙扎。在他看來，美國壓根就不是統一的經濟體，而是“根本上說是兩種各不相干的類型”，并且愈加分化和歧異。

這種斷言并非什么驚人洞見。早在2004年和2008年愛德華茲競選總統時，“兩個美國”就是他的中心議題。資本主義的布道者格林斯潘也承認這一點。更有研究者指出：在政治經濟學中，沒有什么“美國消費者”或者“英國消費者”，只有人數較少但收入豐厚的富人，和人數眾多卻只能分得一小塊蛋糕的“非富人”。

這個時代的富人與昨天不同。以光速般發展的全球互動經濟導致一個新的超級精英階層的崛起，他們努力工作，受過高等教育，身為精英集團之一員，認為自己有權成為全球經濟競爭的獲勝者。他們構成了一個具有同質性的跨國社群，而自己的大部分同胞格格不入。

托馬斯·弗里德曼認為“世界是平的”，這在很多方面固然不錯，但同時在其他方面，世界也更加銳化。這一方面是由于全球市場和相關技術造就一個國際商業超級巨星階層，例如facebook的創始人Zuckerberg。與此同時，盡管大部分工人勤勤懇懇、技術熟練，卻被造就這種新貴階層的力量所拋棄。

然而，今天的新貴階層依然呈現新的面貌，他們并非生而富貴，更像比爾·蓋茨，而不是公侯伯爵。即便那些對貧富差距憂心忡忡的研究者也不得不承認，相當部分的人是工作致富的。1916年最富有的1%美國人的收入中，只有20%來自付酬工作，而今天這個比例是60%。

要區別新舊兩代富人，我們只要看看高端社交議程中的事件就可以了。名媛舞會或者打獵也許仍然不算太過時，但是21世紀的新貴所關注的，卻是全球范圍內的會議行程。瑞士達沃斯年會成為精英集體亮相的舞臺，亞洲的博鰲論壇也顯示了中國經濟的日益重要性，以及它對于財富精英文化的理解。此外還有各類更具專業性的聚會，如“克林頓全球倡議”或“阿斯本創意節”等等。

精英和民眾之間的鴻溝的確是存在的。對于超級精英而言，富貴的成就感使得他們自視甚高，從而對他人的苦難無動于衷，俄羅斯寡頭霍多爾科夫斯基就是一例，直到身陷囹圄，他才承認自己純粹把生意當成了一場游戲，而忽視了社會責任。 但是，并非所有的財富精英都如此行事，無論在經濟上還是道義上，蘋果公司的喬布斯都和攫取資源的俄羅斯寡頭毫無可比之處。

在過去十年間，許多創造大量財富的技術革新，都使國家和世界極大地受益。這就是為什么在銀行家遭到普遍憎惡的時候，喬布斯、蓋茨和巴菲特仍然成為時代英雄。

歷史的教訓是，從長期來看超級精英有兩條路可以延續下去，壓制異議或者分享財富，二者之間孰優孰劣是顯而易見的，但愿精英還沒有故步自封到閉目塞聽的程度。

《大西洋月刊》2011年1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