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幽靈，“新共產主義”的幽靈，在學界游蕩。

新共產主義學派代表學者巴迪烏把共產主義在人類歷史上的存在解讀為當前正在進行的為了人類解放而進行的斗爭，而非一系列災難性的彎路。從1792年法蘭西第一共和國的成立到1871年巴黎公社的大屠殺，從1917年十月革命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的瓦解——這些不過是共產主義理念在人類歷史上的兩個“序列”，前者是“使共產主義的假設就位”的一個時代，后者則是在“把理念加以實現”方面展開“初步嘗試”的一個紀元。巴迪烏把這些“序列”之間的空檔歸為當共產主義假設被“宣布為站不住腳的”及資本全能的時代。巴迪烏提出，當下將“迎來共產主義理念的第三個紀元”。

新共產主義者認為，生態退化、金融混亂、政治階層失去信任、爆炸性增長的不平等這些當代自由民主社會的危機，是系統性的，無法用立法改革來處理，而需要采取革命性的解決之道。

一系列明顯不同但在新共產主義者眼中具有系統性相關性因素的匯集，已創造出一種社會緊急情勢及一種思想危機管理的需求。首先且最為明顯的是：國際金融危機所昭示的“資本主義烏托邦”的失敗；其次，2001年之后，以所謂新世界秩序的失敗為形式的“歷史的回歸”及威權和集體主義的涌現；第三，所謂的“超級資本主義”（激烈競爭、放松管制、金融化及就業保障的消失、工會的衰落、福利國家的弱化及隨之而來的極端社會不平等，以及齊澤克所說的“新式種族隔離、新墻和貧民窟”的增加）的增長。第四，以生態危機為代表的、與日俱增的外部危機。第五，以“新圈地”為形式的與日俱增的內部危機，例如生物遺傳學對社會–族群帶來的潛在影響，以及知識產權概念下的私人財產觀念。第六，代議制民主的空洞化。

如果金融危機使人們對整個經濟體系投以質疑，那么左派的危機則為新共產主義創造出一個政治空間。社會民主主義在危機面前表現得手足無措；遍及歐洲及盎格魯世界的“布萊爾主義”的民族版本已把舊的人民政黨轉為一個體制之意識形態的合理化工具。新共產主義者認為，這些政黨不再顧及其人民。1989年之后唯一興盛的左翼思想的形式——后現代主義——也一直被視為在政治上缺乏影響力，是學術性的，并且沉迷于文化、語言、認同和代表之中的壓迫；卻對剝削和政治經濟視而不見，這種“投機的左翼主義”，結果并未對資本主義形成威脅。新共產主義很大一部分吸引力來自于對一種真正的反對政治的向往。

新共產主義者幻想制訂一種使“共產主義假設”在21世紀存在的新模式。他們希望可以從現有體制的對抗性中脫胎出一場新共產主義運動。新共產主義者試圖通過將共產主義視為一種美麗的柏拉圖式的“理念”來恢復其名譽。他們承認實際存在的浩劫，卻只把其善視為一種進步嘗試的初步失敗。正如齊澤克所援引的荒誕派戲劇大師塞繆爾·貝克特的名言：“失敗了，沒關系，再嘗試，再失敗，這次的失敗就會好很多了?！?/p>